利瑪竇
一直以來，利瑪竇被譽為“最傑出、最聰穎的歷史人物之一”、41“中西方之間最傑出的文化中間人”、“不朽的人物”。42利瑪竇不僅精通多種語言、記憶力驚人，而且是迷人的健談者及傑出的科學家，尤其擅長數學和天文學。利瑪竇完成了對《四書》的拉丁文翻譯，創立了首個羅馬化的文字系統，獲得了西方漢學之父的稱號。他的靈活性格使他能夠吸收大量的中國文化及形成適應化政策，“該政策既是一種大膽的傳教戰略，也是中歐文化之間相遇的一種精深程式。”43
1595年，利瑪竇用中文寫成第一本書《交友論》。1596年，他重寫了羅明堅的要理問答，但直到1663年時才以《天主實義》的名字正式發表，這是中國天主教史中最重要的書籍。1601年，他在北京定居下來，直到他去世。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因為勞累過度而去世，年僅57歲。他壯嚴肅穆的葬禮及被允許埋在皇家之地都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特殊待遇，這標誌著利瑪竇在中國社會和歷史中被接受的程度是極高的。
利瑪竇的方法可說是歐洲種族中心主義在全球擴張中僅有的幾個例外方法之一。利瑪竇為今天的我們來說仍是一個榜樣，因為他嘗試著為在非基督景環境中形成的禮儀賦予基督的意義，或至少基督的定位。
學者們為利瑪竇的適應方法歸納了不同的類型。貝特雷（J. Bettray) 將其整理為六個方面：外在、語言、審美、社會行為、知識和宗教。44而根據塞伯斯（J. Sebes）的說法，45適應化有四個方面：46
生活方式：包括語言、服飾、食物、飲食方式、禮節、出行（如乘學者轎子），等等；
概念的翻譯：使用儒家經典及其它中國文化特徵如流行諺語或流行故事、文學典故等表達基督宗教信條的某些層面；
倫理：使用那些為中國人所熟悉的倫理道德因素，如友誼的價值；
禮儀：從某種程度上允許參加儒家禮儀。在利瑪竇死後，這個問題成為聲名狼籍的中國禮儀之爭。
根據哈理斯（G. L. Harris）、德禮賢（P. D'Elia）和古撒尼茲（L. Gutheinz）的說法，47利瑪竇的適應化傳教方法能夠通過八重內容框架表達出來：
1. 適應中國人生活方式（包括學說中文和寫中文）；
2. 結交精英及培養關係網；
3. 擔負起確定的社會角色；
4. 將基督宗教宣講為中國文化中最優秀元素的自然成就；
5. 對天主教信條中何為當信的信條、何為可以改變的東西進行區分；
6. 利用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如科學、藝術和哲學等等；
7. 利用中國社會中溝通交流的管道和技巧；
8. 為本土化教會打下基礎。
利瑪竇的“剔謬”法
晚明時期的中國傳教事業可以為深入而廣泛研究任何本地化過程所難免遇到的要求、挑戰、困難和挫折提供堅實的基礎。晚明時期的中國文化豐富而迥異，利瑪竇不得不在這許多可能性之中做出選擇。在著僧服、講佛教語彙十年之後，他毅然轉而選擇有學問的儒士文化。這個選擇正確麼？選擇某種文化作為適應化及本地化程式出發點的選取標準是什麼？下面的問題就是適應化和理解正統信條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細心的鐘鳴旦所提出的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顯示出對基督信條保持忠誠的問題。讓一個歸依的中國信徒接受天主為造物主的信條也許並不困難，但他也許不會接受亞當厄娃作為人類始祖的信條，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化中先皇五帝才具有如此地位，他們才被認為是真正的人類始祖。利瑪竇並沒有就此做出讓步，因為在當時：
亞當厄娃是人類原祖的理論是正統教導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接受這個信條；然而今天沒有人再強調這一點。但這種正統教導的變化也在其他文化中出現，因為中國的先皇五帝已經不再被中國人視為人類原祖。48
利瑪竇從所發生的事件和錯誤中吸取教訓，從中國友人那裡聽取建議，並且不斷地系統研習中國文化。利瑪竇到達中國的時候，並沒有提前想好對中國的福傳方法。他關於所要採取的方式和方法的判斷切實隨著他在中國工作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利瑪竇的態度既忠誠又靈活，利瑪竇及其同伴們不僅努力理解和適應中國，而且也被中國所改變。 49
交友之路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利瑪竇用中文所寫的第一本著作——《交友論》。如果我們想用一個詞來概括利瑪竇、艾儒略及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方法的核心，那麼這個詞就是友誼。他們欣賞並珍視友誼這個典型人文價值。利瑪竇及其中國友人從友誼那裡看到了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首要而寶貴的共同點：雙方對生活均採取一種人文化的方法。事實上，利瑪竇是應一個朋友的要求而創作了這篇專論。
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可以被視為利瑪竇計畫的宣言：即不通過武力（正如許多人在歷史中曾經嘗試的）而通過友誼之門進入中國的計畫。
利瑪竇、艾儒略及其他耶穌會士欣賞友誼這種價值及其在中國人生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為友誼是儒家社會思想中所定義的五種關係（五常）之一。在晚明中國，友誼被重新評價為偉大的社會道德。處於明朝衰敗時期的十六世紀思想家何心隱（1517—1579年）宣揚友誼是培養團結意識、助人認識到自己對全人類責任。傳統的中國人將友誼視為一種自願的關係，因為關係各方選擇了彼此，而並非因為他們被共同的地位或職業而拉到一起。友誼能夠促使個人對在家庭及社會階層中所形成的關係進行補充。
在人文環境中接受教育的耶穌會士發現，中國的學術及文化世界和歐洲的很相似。此次獨特的歷史相遇的主要共同因素包括：文化人的優越地位、對哲學和科學的熱愛、對倫理及實用的討論勝過教條、基於共同學術興趣及友誼的社會關係、文化中心諸如城市、學校、學社和協會等的突出地位。中國明朝及歐洲文藝復興這兩個史上最著名的文明通過友誼這個紐帶而相遇，這要歸功於那些具有人文思想的人們。在儒家的中國，耶穌會士一定感覺和在家裡一樣自在放鬆——對他們來說，中國這個世界既遠在天邊又近在咫尺。他們的適應化態度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一種策略，而是一種更為深層的東西，一種屬於人性精神世界的東西。
中國歸信者啟動了“中國式的基督宗教”
令人惋惜的是，中國歸信者的珍貴貢獻還不廣為人知，包括在天主教徒中間。明末清初的基督徒學者們能夠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體現出雙重身份：基督徒兼儒家弟子。被譽為“聖教三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也許是最重要的幾位擁抱基督信仰、對儒家思想和基督信仰進行活力整合的歸依學者，但他們絕不是僅有的幾位。另外一組學者基督徒也為中國式的基督宗教做出了貢獻：瞿汝夔、馮應京（1551—1610年）、黃明橋（音譯Huang Mingqiao)、張賡、李九標、王徵（1671—1644年)、孫元化（1581—1632年）、嚴莫（音譯Yan Mo)、朱宗元（1609—？年）、韓霖（1600—1644年）、吳曆（1632—1718年）、張星曜（1633—1715年）尚虎卿（音譯Shang Huqing)。
在教會柱石中，楊廷筠最值得被認為是首位華人神學家。作為學者官員，楊廷筠研讀儒家經典多年，但他也對非儒家尤其是佛教思想感興趣。作為1592年的進士，楊廷筠曾身居要職，其中包括相當於北京市副市長的官職（京兆尹）。他雖然早在1602—1608年間就與利瑪竇相識，但直到1613年才領洗入教，即在杭州和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及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長談九天之後才決定入教。直到1627年去世，楊廷筠所從事的活動大多與基督信仰有關，顯示出極虔誠的信仰生活。在南京教難期間（1616—1617年），他在家裡收留保護了數名傳教士，創作了八本有關宗教的書，與耶穌會的刊物進行了多次合作（九篇序和跋）。他是艾儒略的好朋友，也是重要的合作夥伴：他們二人之間的友誼結出了果實：艾儒略為楊廷筠編寫了傳記：《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楊廷筠具有複雜的生活經歷，曾是佛教徒、後來是儒家及基督教徒，這種複雜性進一步加強了其經驗及性格的獨特價值。楊廷筠對重要信條概念具有清晰的理解，在此我只想提到他對中國的神學發展做出貢獻的兩個例子。楊廷筠對三種不同性質的啟示展現出聰慧的把握：啟示給所有人的“性教”、通過梅瑟的書面啟示的“書教”及通過耶穌基督啟示的“恩教”。楊廷筠的這套方案肯定對中國福傳問題的正確陳述具有重要意義。楊廷筠也要面對基督的核心角色的問題——基督來自外國，並且對中國古代的聖人來說是陌生的。楊廷筠對基督的獨特性有著清楚的神學理解，堅持“恩教”的觀點。而且，鑒於“性教”與“恩教”之間有承繼性，所以基督的降生與天主在歷史中的啟示是聯繫在一起的，而天主在歷史的啟示可以回溯到堯、舜、周公和孔子。楊廷筠切實將中華古聖先賢視為“性教”的一部分。性教“被視為正統的傳遞者，與西方傳教士新近所宣揚的完全一樣。”50早期教會作家和早期教父們對古希臘和拉丁古典時期的哲學家和聖賢採取了類似的解釋方法。
楊廷筠神學的另一個重要而新穎的特徵是天主的概念，他將天主稱為“大父母”，一些耶穌會士和歸信者沿用了這種說法，尤其是艾儒略。這種說法的淵源取自中國的以陰（雌性因素）陽（雄性因素）概念為基礎的宇宙演化學說，這個說法既可用來指述皇帝，又可以指地方官員。
楊廷筠從儒家和基督信仰相互關係這個角度解釋了這種說法的意義。根據他的觀點，將宇宙視為自己的父母意味著這樣一種倫理後果：將世界的所有人類視為自己的親生兄弟姐妹。而且，這種說法還有另一層意思：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可以表示天主對人類的關係。同樣的關係還能表達天主與人類間令人欣慰的親密程度。通過這種發展觀點，楊廷筠自己也能克服困難去接受天主子降生成人，最初他視此為對天主尊嚴的貶低，也是對天主的超越性的侵犯。
另外，大父母的說法也有合理的基督論意義：耶穌是大父母與我們人類之間關係的最偉大表達。在這種情況下，耶穌自己可以被視為眾多兄弟中的首位。長兄的概念和角色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佔據很重要的位置，然而這與西方長兄的概念與角色不同。事實上，它可以是耶穌與中國人親密關係的有效表達方式，可以幫助中國人感受到，耶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聖經中有數處提到耶穌是長子，尤其是聖保祿的解釋：基督是所有受創物的長子，是眾多兄弟中的長兄（格1:15；羅8:29）。
這種說法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它沒有性別傾向的外表。眾所周知，當代神學所遇到的最棘手挑戰之一就是涵容性語言的問題及將天主與男性權威父權等同起來的問題。聖經中有幾處將天主的形象描繪為母親；對耶穌來說，耶穌呼天主為“父”（阿巴，Abba），這個稱呼帶有親密和溫柔的意思，並沒有任何權威的味道。天主的母親形象散見於基督宗教靈修史中，只不過這種形象從未成為主流形象。在當代神學中，女權事項是相當重要和敏感的。這個詞的廣泛使用肯定將有助於較少性別傾向、較少男性化的天主形象的建立。
楊廷筠在歸依過程中也遇到了反對的壓力。他遇到了佛教徒和儒家反對者的大量批評，超過任何其他華人基督徒。這也顯示了他對基督信仰的忠信投入程度。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楊廷筠具有理性和倫理方面的訓練和準備以發起福音在中國的本地化這一運動，將自己人民的“稟賦”與福音和諧地整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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