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本地化？
在過去大約四十年裡，“本地化”已經成為天主教神學討論和傳教實踐兩個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梵二會議（1962—1965年）、“福音傳播”世界主教會議（1974年）及之後的教宗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宗座勸諭（1975年）等教會事件均喚起了人們注意本地化之必要性。自那之後，宗座和教會均發表一系列文章討論過本地化這個問題，其中包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最近的文章：《救主的使命》通諭（Redemptoris Missio, 1990年）、《信仰與理性》通諭（Fides et Ratio, 1998年）和《教會在亞洲》通諭（Ecclesia in Asia, 1999年）。教會文獻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國際神學委員會於1988年所發表的《信仰與本地化》。除此之外，亞洲主教會議聯合會（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已經就此話題發佈了許多文獻。3
這些有權威的文獻將本地化視為啟示的一個基本特性，與道成肉身（聖子降生）這奧跡的動力與過程有緊密關係。
天主子的降生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中。在納匝勒人耶穌身上，天主穿上了典型人性特徵，包括一個人隸屬於某個特定民族及某塊特定土地。土地的物理特性及其地理限制與聖言取肉身這一事實緊密不分。4
因著降生聖言的生活、死亡及從死者中復活，耶穌基督現在已經被宣稱為所有造化、全部歷史及人類對完善生活之渴望的完成與實現。在他內，所有宗教和文化傳統的純正價值，如仁慈、翕合主旨、憐憫和正直、非暴力和正義、孝德及與造化尋求和諧等，均尋獲了它們的完成與實現。沒有任何個人、民族、文化能夠對發自人類情境之核心的耶穌的籲求表現得無動於衷。5
本地化也被認為與教會的使命緊密聯繫在一起。作為教會精髓的福傳使命必須要經歷一個本地化的過程。如果福音與文化是不同的兩種東西，那麼福傳與本地化自然就緊密聯繫在一起。
天主之國降臨於那些深深植根於文化的人們，天國的建設不可避免地要借用一些人類文化因素。在與世界不同文化相遇過程中，教會不僅要傳揚自己的真理與價值、從中為文化添加活力，而且還要採用不同文化中已有的積極因素。這是福傳者在宣揚基督信仰、使其成為民族文化遺產之一部分這一過程中的必經之路。與各種文化進行融合一直均是教會在世旅程的一部分。6
福傳與文化相融合的重要後果之一可以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導中顯示出來：“教會不能放棄她在與古希臘——拉丁思想進行本地化過程中所獲得的東西。放棄這種遺產就是否認天主那在時間與歷史過程中引導教會的計畫。這個標準對於各個時代的教會來說均是有效的，即使對將來的教會也是如此，她將會以此得知自己因今日和東方文化的交往融合而獲益良多。7
本地化（Inculturation）及其許多名稱
自然，本地化這個術語與文化這個術語一樣，也顯示出複雜的特性。這種複雜性可以從過去四十年裡人們用於描述這種現實的眾多同義詞那裡得到很好的展示。一些術語如下：適應化（accommodation）、順應化（adaptation）、受同化（accultur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或本國化（indigenization）、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文化相關原則（principle of cultural relevancy）、入世化（incarnation）及最近的文化相互關係（inter-culturality）、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文化間對話（cross cultural dialogue）等。每個詞均對本地化（inculturation）這個過程表達出自己獨特的理解。
適應化這個詞始自利瑪竇（1552—1610年），他用這個詞來描述耶穌會的傳教方法；眾所周知，該方法是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向中國儒家文化宣講福音。為了能使傳教努力更為有效，利瑪竇及其同伴們採用了一系列與基督宗教信條沒有明顯衝突的中國文化特徵（儒家概念、中國成語、寓言故事、歷史風範等等）。
順應化與適應化的意思大致相同：福傳者及福音訊息因應對象文化而作出調整與適應。著名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D'Elia）用順應化這個詞來描述利瑪竇的方法。8在今天，這對術語（順應化與適應化）幾乎已普遍被棄而不用，儘管它們曾對傳教活動的反省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它們似乎顯示，福音訊息與文化之間的相遇仍很表面。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提出，適應化（或順應化）應該是邁向本地化的第一步。9
本土化或本國化是指教會的地方化（localization），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鑒於梵二會議的努力，它幾乎已經普遍完成。索治（Bartolomeo Sorge SJ）等用“文化調和”（cultural mediation）這種說法來描述利瑪竇的方法及教宗保祿六世的相關教導。10
受同化是人類學家所採用的一個概念，一般來說並沒有應用於神學領域。該概念演示了一種經常見於福傳過程的現象，便是由文化的接觸而引起的動力與變化。
跨文化用於指代存在於各種文化中的決定因素，或者指某些因素或個人從原來的文化進入另一個不同的文化。在世界的福傳史中，無數歸信者均經歷了後者的過程。當魏若望（John Wetek SJ）對利瑪竇的福傳方法進行神學反思的時候，他採用了“文化相關原則”的說法。11
當入世化一詞用於傳教領域時，它的意思與本地化（inculturation）非常相近。這個詞意味著，福音訊息進入某個特定文化的過程應該模仿天主聖子降生成人這一過程。
本地化（inculturation）描述的是文化接受福音訊息這一積極過程。該文化的成員理解福音，然後根據福音的存在、行動及傳播方式來展現表達福音。12鐘鳴旦還指出，福音不僅要通過文化來表達，而且它還要成為“啟迪、指引和團結的源泉，對文化進行昇華和重塑，以實現‘新的造化’——這種新造化不僅能夠滋養某個具體的文化，而且還能使普世教會受益。”13
於1992年在香港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拉辛格樞機提出了“文化相互關係”的說法，這說法更能概括本地化的活力。文化相互關係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事實上基督宗教信仰和福音，並不是一種抽象而孤立的東西，可以從一個文化傳送給另一個文化。福音的訊息總是已經切實存在於福傳者的文化中。在福傳過程中，福音所接觸的是兩種文化：宣講者的文化和聆聽者的文化。14
“文化間神學”表達一種有意識的覺察：福音在某個特定文化中運作，而不會使其絕對化。因此，社會背景在此有很大的重要性。15
“處境化”這個詞16一直為神學反思所廣泛接受，關注的不僅是文化這個（如上面所提過的），難以定義和描述的概念，而且還關注宣講福音時的特定環境。這特定環境不僅由各種文化因素所組成（未必是一個），而且由社會、經濟、政治、種族及其它因素構成。“處境化”這個概念幫助人們在具體情境中作更明確的決定，它允許人們以種族、邊際、反潮流和被壓迫等群體之一來描述全球化情形。事實上，處境化和本地化（inculturation）這兩種說法雖然相關，但它們卻描述了不同的概念和行為。
然而，儘管越來越多的神學家們為了清晰和簡潔的緣故，而傾向於認為“文化相互關係”、“文化間神學”和“處境化”更為恰切，但本人仍沿用“本地化”這詞。繼續使用這個詞的好處因著它現在是正式的教會用語及教會任務這事實得以加強。“本地化”、“文化間神學”和“處境化”被收錄於最近的重大作品《傳教辭典》中。17由卡爾·穆勒（Karl Muller）18、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哈威．克裡（Harve Carrier）19以及馬傑洛．德．斯．阿則維多（Marcello de C. Azevedo）等神學家所作的關於本地化的描述與討論，基本上與“文化相互關係”、“處境化”和“文化間對話”等所表達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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