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信教者之風範
皖省初期奉教之人中，甚至有為宗教流血犧牲者。如南京王豐肅一案，有放政其人，堅決站在王豐肅一邊：「供年三十二歲，徽州府歙縣人。描金生理，先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二十日；有不在官叔方文榜向從天主教，政因此拜從王豐肅」（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頁153）。
還有一個五河人許伯祿協助傳教。高著《江南傳教史》中說：「黃安多殉教時，蘇州府的判牘稱黃由江西南安人謝依納、安徽五河人許伯祿、澳門人談文都，引至江南，先留在常熟，寓居城外徐姓秀才家中。又稱黃在各地傳教，經歷江蘇的……浙江的……安徽的徽州等地，奉教者為數極多」（見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乾隆朝》）。黃神父經歷的地方，按刑部奏章中所載，竟有二十二縣，包括安徽的歙縣。
汪斐理伯，名欽一，安徽歙縣人。汪氏原是徽州巨族，明末清初已有奉教者。欽一隨從黃神父巡行各處，幫助傳教，一連數年。黃神父見他忠誠，便委他幫助談神父。談神父新到中國，不知言語及中國風俗人情，欽一一一指導，故刑案中，稱他「跟隨同行」。及談神父被捕時，欽一不在場，原可逃避，但願與神父同生死，欣然就捕。其後替神父力剖冤枉，不肯誣供，不敢踐踏聖像，受刑極多極重。神父致命後，欽一奄奄一息，因遂放出，旋即逝世。衙門佯作不知，仍朦奏擬杖一百，而其烈魂已在天上了（見徐允希《蘇州致命紀略》，頁57-58）。所謂汪氏原為徽州巨族，也許是汪道昆本族。汪道昆著有《太函集》，頗著名。
安徽人也有入耶穌會者。費賴之編著《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341號為Jacques Cardoso，說他是「安徽徽州人，生於1711年3月12日，1735年2月13日入北京耶穌會初學院，1741年晉鐸」。當時保教權操在葡萄牙人手中，凡是入耶穌會者都得取一個葡萄牙名字，如畫家吳漁山（吳歷，號墨井道人）入耶穌會後，取名Simon Xaverius a Cunha；上面所說的這個徽州人，現在我們連他的中國姓名也不知道了。
《列傳》第423號，是記一位姓姚的神父的事蹟：「姚公，安徽歙縣人，生於1722年，青年時期多次往江西饒州經商，守規蹈矩，為人正派，1761年與教士相識，入教修道，未婚，將家產讓與兩姐妹；1763年入北京初學院；二年後到河南領小品；讀神學後，於1766年晉鐸。回北京轉江蘇；1781年到崇明，1787年南主教卒，他在側。（南主教Laimbeckhoven，南懷仁字峨德，奧國人，老耶穌會士，非天文學家南懷仁）。建立茅家鎮教堂。1796年卒於蘇州，享年74歲，葬於白鶴山，墓碑猶存：姚公若翰之墓。」
現在說一說「者翰林晚年回正路」的故事，此故事已有人編入《美好的故事》（第四冊）。照抄如下：
清代的科舉考試，最後的一級是進士，而進士之中的出類拔萃的分子，才被點上翰林。但自雍正禁教以來，教友無緣去參加科舉考試，所以不再有奉教的進士了，翰林就更提不到了。可是在清朝禁教最厲害的嘉慶年間，卻出了一個奉教的翰林學士，名叫文雅各（雅各是雅各伯的簡稱），他在安徽擔任要職，安徽省舉行考試時，他多次出任學台，這是一個總管科舉考試的官，地位十分重要。他是四川人，出生在一個奉教家庭，那麼，為什麼獨有他參加科舉考試，而又升了大官呢？
原來文雅各生於清乾隆42年（1777），這期間正是教難鬧得兇烈的年頭，他雖然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裡，也領過洗禮，但這時天主教是國家禁止的，地方官吏一再地施以殘酷的鎮壓，教友們又得不到支援，因此許多人就離開了教會，文雅各就屬於這一類人。他既失落了信仰，那就可以去應試，同時也必行些祭祖祭孔等一類的迷信活動。當文雅各在朱洪武的老家鳳陽作知府的時候，有一些知道他歷史的五河縣的教友曾請一位中國神父去拜訪他，他怕受到連累，竟閉門不見。
咸豐元年（1851年，這時已經開了教禁）下半年，有個耶穌會的馬再新神父在五河傳教，教友們又把這位老翰林的情況告訴了馬神父；這時文雅各正在省城安慶，馬神父就給他寫了一封誠摯的信，懇切勸他關心關心自己的救靈大事，信裡還囑咐他至少每天唸幾遍「亞物瑪利亞」（萬福瑪利亞的舊譯）。
這時雖然朝廷解除了教禁，但各地反教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安徽省更是層出不窮。一位熱心的傳教先生準備去傳遞這封信，決心冒著一切艱難把這封信帶給文雅各。傳教先生出發後，馬神父和教友們加倍祈禱，最後終於如願以償。這位老先生讀了信後深為感動，他雖已是七十四的高齡，但仍答應等馬神父下次到南京時，一定前去拜訪。
第二年上半年，文雅各終於和馬神父會面了。文雅各被徹底爭取過來了，他做了三天的避靜，辦了告解，領了兩次聖體。他為了表示悔改的決心，在眾教友面前向那位給他送信的傳教先生叩頭致謝。他在眾妾中選定一個為正妻，並教她受訓領洗入教；其餘各妾，則撥給相當的生活費，在自己宅外各自分居。
這位老翰林歸正後，他不只想到自己回頭後的幸福，回到安慶後，還親自向家人進行傳道，不久宅內增添了新教友二十餘人，不少垂死的病人也在那裡領了洗。以後幾年，他常去無錫拜訪神父。1855年五月底，上海耶穌會神父葛必達巡視西區回到了無錫，適逢老翰林來訪，他很高興地接待了他，因為這位年已七十七歲的老人不惜趕了三十里的路程，穿過了當時太平軍與清兵對峙的好幾個作戰陣地，而特地來辦告解和領聖體。過後葛神父寫道：「他中上的身材，雪白的鬍子，面容溫良超脫，言語清楚，談吐簡潔，為人謙恭誠摯，再加上他的端莊和虔誠的宗教修養，算得上是中國人中的一個完人，也是我踏進中華天朝十一年來唯一所見到的一位。」（葛必達1855年5月24日信）。
法國史式徽著的《江南傳教史》上對文翰林作了結語說：「這位翰林學士的歸正，對這個尚未開教的安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這位道德學問處處受人尊敬的人的感召之下，安徽的前途無量。可是不幸，隨著太平天國戰亂的爆發，文雅各一家破產了，不得不合家逃到無錫避難。以後我們再見到他時，他已是一個貧窮淒涼的人，但他對天主始終很虔誠。」（見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個家庭》，第71頁起：〈一個老官員史〉。葛必達神父的信，見《中國教區年刊》）。

五、反對派之態度
現在略舉出幾個反面人物。反對天主教最賣力者為皖南歙縣人楊光先。他著《不得已》一書，耶穌會士利類思以《不得已辨》一書回敬之。爭論很久，互有勝負。《清史稿》卷272（列傳59）有《楊光先傳》，略云：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在明時為新安所千戶。國初，命湯若望治曆用新法，頒《時憲曆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為《摘要》、《闢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光先編次其所為書，名曰《不得已》，持舊說，繩湯若望。顧學術自審不逮遠甚……是時朝廷知光先不勝任，復用西洋人南懷仁治理曆法……
曆法問題，原是學術問題，但楊光先斥湯若望「所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並誣告湯若望「謀反」，致使多人無辜被戮，楊光先自己也被遣回籍，卒於途中。水落石出，湯若望死後才得到平反昭雪。
《湯若望傳》、《南懷仁傳》，均在同卷（272），並可參考。史論有曰：「曆算之術，愈久則愈深，愈進則愈密。湯若望、南懷仁所述作，與楊光先所攻訐，淺深疏密，今人能言之。其在當日，嫉忌遠人，牽涉宗教，引繩批根，互為起仆，誠一時得失之林也。聖祖嘗言，當曆法爭議未已，己所未學，不能定是非，乃發憤研討，卒能深造密微，窮極其閫奧。為天下主，虛己勵學如是。嗚呼，至矣！」
我覺得這段史論，說得很有道理。
其次我們來看看俞正。黟縣俞正，生於乾隆四十九年乙未（1775），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他有兩篇反對天主教的文章，其一是《天主教論》，他說：「天主教則言耶穌行教；國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真原》、馮秉正《聖年廣益》及《真詮》、《自證》等經，冗鄙無可採語……」（見《癸已類稿》卷十五）。《性理真詮》是耶穌會士孫璋德述；《十誡真詮》是耶穌會士陽瑪諾述；《真道自證》是耶穌會士沙守信述。
其二是《書人身圖說後》，他說：「西洋人羅雅各、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為百支柱，以心則近脊第四栒眼上而居左……其人好傳教，欲中土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臟腑經絡，其能信天主者，必中國臟腑不全之人，得此等人千百，於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當殷然自惜，掉首廢舍，決然捨去者歟」（見《癸已類稿》卷十四）。按鄧玉函有《泰西人身說概》。以上各書，徐宗澤司鐸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均有簡介（徐書，1949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現在我們來看看合肥人李鴻章如何反對天主教。史式徽著《江南傳教史》中說：「鎮江的開教事業必須歸功於不知疲倦的金式玉神父，是他打下了開教的基礎。當他從安徽西部艱苦地遠行回來後，他一心想恢復運河的許多會口。他在丹陽買了一塊土地，可是丹陽的知縣出自李鴻章門下，並執行上司的秘密陰險的指令。知縣竭力反對在他縣治內建立教堂，並把賣土地給神父的賣主關進監獄……」（第二卷，頁331）。
書中又說：「每次創立新事業，每次必須同地方官和文人們作鬥爭。有一些細節令人厭煩，因此我只發表1868年5月金式玉神父的幾行文字，從中我們就能覺察到，當時這些邊遠地區會口的負責人需要多麼大的耐心和忘我精神去進行鬥爭。為每寸土地，每個新建築，我們都得同知縣、總督本人力爭。他們輪流地，有時聯合一起來反對我們。我們提出條約，他們不承認，我們拿出護照，他們不理睬，或裝出恭維的樣子；而我們提議要辦的事情則永遠是反對、不准；有時甘脆斷然拒絕，有時卻給我們提意見，而同時煽動紳士、文士與民眾起來反對」（同書，頁337-338）。
又說：「1879年，還有其他河南來的教友，請五河本堂德懷璋神父到安徽邊緣的亳州，以後他就常去走訪他們。但是由於地方官及紳士們的反對，始終沒法建立起一所固定的教堂」（同上書，頁338）。
南京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已經看到，雷遹駿神父不管李鴻章怎樣惡意反對，用絕大的毅力才在這座大城城垣之內造了一座神父住院。由於總督馬新貽的保護，才使這座新機構免於徹底毀滅」（同上書，頁338-339）。
1865年，法國駐北京的新任公使柏爾德密先生為各教區獲得了與眾不同的可貴的便利。2月20日，總理衙門函告：「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買置田地房屋，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此係賣產人姓名）賣與本處天主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
「郎主教擬根據1860年的條約，並利用柏爾德密的協定，發展傳教事業時，一開始偏逢著這位三十多年來對教會和列強有不解之仇的李鴻章。自從太平天國失敗後，他一躍成為兩江的署理總督（1865年至1867年）。我們已經看到，他在戈登軍隊協助下打進蘇州後，就解散了歐美將官，獨佔戰功。他的一貫攻策是頑固地反對西方的一切進步，寧可使國家受害而只要自己不丟掉烏紗帽。」
「就是由於他暗地裡下了密令，使柏爾德密協定成為一紙空文。我江南教區卻最先遭到他既狡猾又頑強的反對」（見同上書，頁136-137）。

六、遍地開花
史式徽《江南傳教史》中說：「李鴻章阻止傳教士進入安慶比阻止進入南京更激烈。因為安徽是他的出生地，他認為在他任職期內，洋人侵入他的家鄉，對他真是莫大的恥辱」（第二卷，頁151）。想不到天主教已先後從四面八方傳入江淮大地，於1896年，在李鴻章逝世前五年（他生於1823年，卒於1901年），已傳到了他的老家合肥。我們在故紙堆中發現了傳教士在合肥所作的最早的紀錄，當是德國人戴爾第（P. Twrdy）親筆寫下的紀錄，特影印如下，大意是說：
1897年廬州府天主堂大事記
房屋購於1896年一月份。士紳想方設法使契約作廢。但是官府，尤其是王五老爺不敢承擔此責。一年之內，只有一個看房者住此屋內，因為三四月間發生了可怕的蘇家埠教案，傳教士受到威脅，阻止了傳教士視察此站，又因八個月的官司懸而未決，而且傳教士不在家，就無法給他提供視察的機會。
最後於1896年十二月聖保祿歸化日（現為陽曆1月25日），傳教士回到了任所，到處受到很好的接待，同時老百姓有人散佈謠言，有人相信謠言。二月間，開始給神父修建三個房間作為任所，到六月才完工。可惜房內濕氣太重，也許是由於北邊鄰居之牆靠得太近所致。
散發了許多經書。雷麻店有一舊軍人，轉業行醫者，進了教；傳教很熱心。
附註：原文拉丁，未署名，當是戴爾第所記。

《清史稿•南懷仁傳》云：「方聖祖（康熙）用南懷仁，許奉天主教，仍其國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時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餘所。雍正間，禁令嚴，盡毀去，但留京師一所，俾西洋人人監（欽天監）者居之。入內地傳教，輒繩以法。迨停西人入監，未幾海禁弛，傳教入條約，新舊教堂遍內地矣。」
清末經馮煦編輯成書的《皖政輯要》（未刊），其中關於皖省天主教之論述，有云：
中國允許西人租地建堂，實始咸豐庚中（咸豐十年，1860）之約（即中法北京續增條約），其先或禁或弛，要不過外人傳教，華民習教而已。然據清初記載，當明之季，開堂者十三省中已有十三處，而江南一省為最多，其在淮、揚、鎮、蘇、寧五府及常熟、上海兩縣者凡七處，時皖與蘇、寧猶未分省，而涉及皖境者蓋無一焉。查皖省設立教堂，以五河為最早，實軔於道光（1821-1850）季年。考其教必自淮、揚傳入。觀於泗屬教堂仍有隸揚郡司鐸管理可知也。
其實五河和婺源早就有教堂和許多教友。史著《江南傳教史》中說：「在十七世紀末期，安徽開始有教堂。一個比籍的耶穌會神父衛方濟被許甘第大的一個侄子（徐光啟的親戚）邀請到五河，並在那裡付洗了幾百個人……1720年，法國遣使會神父已在五河等地有了固定的住院……在安徽，除了教友比較多的五河以及南部的董門外，對傳教來說，還全是荒地」（第一卷，頁9）。
民國年間，程演生輯《安徽宗教考材料》（安徽省博物館藏有抄本）說得很清楚：「嗣是金陵教士傳入安慶，河南教士傳入潁州，江西教士傳入婺源、秋浦，湖北教士傳入六安；於是教堂遍設，教徒日增。光緒二十八年（1902）總理衙門（後改外務部），通行各省飭屬查造教堂數目，頒行格式，遵填具報，於是皖省乃有教堂造報之冊。」程演生所輯《材料》，主要根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冬季各州府縣的報表。按此報表，馮煦已收入《皖政輯要》。
「當明之季，開堂者十三省中已有十三處……而涉及皖境者蓋無一焉。」到了後來，「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餘所」時，皖省還可以說是空白。而到「新舊教堂遍內地」時，皖省卻佔相當比重。請看《皖政輯要》中的統計：全省共有大小天主教堂283所，基督教堂217所，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僅宣城一縣就有大小天主教堂26所，寧國府屬大小天主教堂共四十五所，即宣城廿六、寧國縣十五、涇縣三、南陵一、旌德無、太平縣未報。池州府屬大小天主教堂共四十七所，即貴池八、青陽七、銅陵五、石埭二、建德十八、東流七。
再舉一個山區的縣份為例。《霍山大事記》中有《清光緒間張正金教案始末記》一文，開頭就說：「清光緒末年，西人傳教，勢力膨脹，霍山小邑，教堂多至十餘處」（沈利川、劉和齋採輯，安慶市圖書館藏有抄本）。而且霍山境內早於六安，更早於合肥。亦可證明「湖北教士傳入六安」之說。霍山舊屬樓房、前畈、趕鐘山等處教堂，現屬金寨縣。《金寨縣志》已正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內有《宗教志》，可供參考。教堂所有的建築，也是數一數二的。李則綱在《安徽歷史述要》中說：「本地區較大城市的古老建築物，過去多為僧道兩家的廟宇，後來則為天主、耶穌兩派的教堂……」（下冊，頁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