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天主教來歷
天主教、佛教與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均產生在西亞。天主教內部，由於歷史、地理及政治背景，又分為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基督教亦稱耶穌教）。
廣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廣義的基督教為猶太人耶穌基督於公元三十年左右所創立，是由猶太舊教脫胎換骨而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最初盛行於羅馬帝國。東羅馬和西羅馬的教會，經過長期分歧之後，終於在1054年正式決裂。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教會，稱為「正教」（Orthodox Church），亦稱「東正教」，盛行於東歐及舊俄國，以希臘為中心。在西羅馬的教會，則稱為「公教」（Catholic Church），以羅馬為中心，故亦稱為「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在中國則稱為「天主教」。
到了十六世紀，德國教士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脫離教皇的控制，教皇遂失去北歐教會陣地。馬丁路德所提倡的新教，以聖經為依據，排斥羅馬教皇的權威，這就是「抗羅宗」，也就是「抗議派」（Prostestantism，Prostestant），在中國亦稱為基督教或耶穌教，即狹義的基督教。天主教也可稱基督教舊教，狹義的基督教也可稱為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各派共同的經典為《聖經》（Holy Bible）。《聖經》由《舊約》和《新約》所組成。成書於公元前的經典為《舊約》，成書於公元後的經典為《新約》。合稱為《新舊約全書》，也稱為《聖經全集》，包括《古經》和《新經》。基督教只以《聖經》為依據，天主教除《聖經》外，還相信教會的傳授。
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與宗教改革運動針鋒相對的為耶穌會。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於1534年創立耶穌會（Societas Jesu）。1540年由教會當局批准，推行全球；1773年教會當局命令取締，1814年復興。取締以前的稱舊耶穌會，復興以後的稱新耶穌會。會員稱為耶穌會士（Jesuita），凡是耶穌會士人名之後，往往帶有兩個外文字S.J.，是拉丁文Societatis Jesu的縮寫，即屬於耶穌會者。耶穌會是天主教四大修會之一，其他三會為本篤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這些會士有三個共同的聖願，即絕財、絕意、絕色，也就是不置私有財產，以上級的意志為意志，不貪女色（過獨身生活）。耶穌會士另加一條聖願，即絕對服從羅馬教皇的命令。教皇叫它解散，它就解散。這四個修會，在舊中國，都有他們活動的範圍。特別是耶穌會士，他們在中國做了大量的學術工作和傳教工作。徐宗澤司鐸編著一本《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49年初版，1989年再版），從中可以看見他們的功績。

二、天主教來華
1492年，哥倫布（1451-1506）發現美洲新大陸。1521年，麥哲倫（1480-1521）東來菲律賓。從此殖民主義者及傳教士爭先恐後地奔赴各地。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西班牙人）東來佈道，他經過印度和日本，企圖進入中國大陸而未成功。死於廣東省台山縣一個小島上，島名上川島，時在1552年。這一年，義大利人利瑪竇誕生了。利瑪竇繼承先哲遺志，於1582年來到中國澳門，翌年與羅明堅同抵廣東肇慶傳教，後到南昌、南京，最後定居北京。史家以為這是天主教第三期入華。
第一期為唐朝之景教。據現存之《景教碑》，當時景教頗興盛，有「寺滿百城，法流十道」之句。在唐武宗五年（845），因當時禁止佛教，毀寺殺僧，連累外來諸教，故摩尼教、大秦景教、拜火教，同時皆被禁止，而景教即由此滅蹟。景教是天主教的一個派別，在教義方面，有不同提法。但是在《景教碑》中，看不見其不同之處。
第二期為元朝之也里可溫教。也里可溫為拜上帝之意，也解釋「有福緣的人」。元代各地，如甘州、揚州、鎮江等處，均有也里可溫寺，或稱十字寺。有一也里可溫教人名馬世德，曾在合肥做官，對於修合肥城有貢獻，見余闕《青陽集•合肥修城記》。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安徽出現最早的天主教友為元朝的馬世德。元亡，也里可溫即絕跡於中國。
第三期為明朝天主教。利瑪竇由廣東、江西、南京而到達北京，同會之士相繼而來者甚眾，其中著名的有湯若望、南懷仁等。據統計，1581年到1780年，在中國活動的耶穌會士，已多至456人，以葡萄牙人最多（153），其次為法國人（96）；義大利人（62）；中國人入耶穌會者也不少（81），還有比利時人、德國人、西班牙人等。陳垣先生有《基督教入華史》及《基督教入華史略》，馮承鈞譯有《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均可參考。（陳垣文章均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在北京、陝西、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甚至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頗為活躍。中國士大夫奉天主教者有徐光啟、楊庭筠、李之藻，稱為教中三傑，或三大柱石。前一人在上海，後二人在杭州。1983年11月8日，為徐光啟逝世350週年，上海方面已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

三、皖籍知識分子與天主教之關係
皖人之奉天主教雖不及江浙人之赫赫有名，但頗多佳話，如盱眙馮應京為利瑪竇的著作《天主實義》，潤色、作序、出版；利瑪竇更以教會的圖畫四幅贈給自己的朋友徽州人程大約，程刻入《墨苑》；陳垣、方豪、向達、王重民等學者均有文論及；《安徽文博》（1980年10月試刊號）曉希有一篇文章《中國墨模的制作及其藝術價值》，也值得一讀；甚至日本學者在《支那版畫史叢考》中，說是：「對歐洲和東洋美術交流的研究作了很大的貢獻」；美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所著《利瑪竇傳》中也作了很有趣的分析（此書已由王政華女士譯出，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1年版）。
《墨法集要》中有利瑪竇贈畫。陳垣有《跋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見《陳垣史學論著選》）。陳先生說：「明季有西洋畫不足奇，西洋畫而見採於中國美術界，施之於文房用品，刊之於中國載籍，則實為僅見。」又說：「末附汪廷訥《坐隱奕譜》羅馬字一則。汪亦徽人，其書刻於萬曆卅六、七年，亦遍徽當世名人題贈。據自跋，此則為萬曆卅三年利瑪竇所贈，《坐隱集》並有《酬利瑪竇贈言》一絕。然試譯之，詞句不可通，蓋割裂《墨苑》利瑪竇贈文及圖說而成，殊可笑也……或三四字，或五六七字，信手剪裁，任意聯綴，不顧其漢音文義如何，欺當時識羅馬字者稀，特取其奇字異形，託之利贈，以驚世炫俗。可見當時風尚，士大夫以得利瑪竇一言為榮也。」
再者，歙人吳中明字知常，號左海，與利瑪竇也有關係，見《洪業論學集》（頁162）。
更進一步談談馮應京。馮應京字慕岡，安徽泗州人，以進士出身，累官至湖廣監察御史。當其在任時，有督稅太監陳奉，在湖廣搜刮民財，肆行不法，巡撫以下各官，皆畏陳奉勢焰，莫敢舉發。獨馮應京守正不阿，以國法裁抑之，且上書問陳奉九大罪，陳不服，亦上書問馮應京。萬曆帝不辨曲直，惟內官之言是聽，降旨將馮公革職，收禁監中。馮公含冤莫雪，氣憤慎胸，當此抑鬱無聊之際，偶得利瑪竇《天學實義》書稿一冊，潛心讀之，津津有味，覺所言皆根據至理，令人本良心之覺悟，不能不認天地有一真宰，為人類之大君大父，而吾人今世之善惡，後世之禍福，亦視人在生向背何如耳。讀竟，如夢初醒，心境豁然，遂決意奉教。適是時，陳奉敗露，而馮公被誣各節，亦得昭雪，遂往見利公，請將《天學實義》書稿，准其付梓問世。利公以文藻未敷，辭之。馮公曰：「方今中國，不識真主，沉迷異端，正如大病垂危之人，急須下藥治之，若必待包裹裝飾，則其人已不可救矣。」遂作序弁首，力主付梓印行。從此《天學實義》一書，流傳益廣，遍於全國矣。因此書尋獲真道，得救靈魂者，不知凡幾，馮公有功焉。（錄自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138-139；馮應京，《明史》有傳，見卷237）。
《天學實義》，又名《天主實義》，有多種版本。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亦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利瑪竇並有《二十五言》一書，是一本倫理書，二十五節修身格言，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金壇王肯堂亦錄在《鬱岡筆塵》卷三，改曰《近言》，馮應京作《重刻二十五言序》，時在萬曆甲辰歲五月（萬曆卅二年，1604）。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所記馮應京事蹟，是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此書已由何高濟、王遵仲、李伸譯成中文，1983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馮應京事蹟在第四卷第十五章：《兩位引人注目的歸信者》。另一位為浙江人李之藻字我存。
高龍鞶著《江南傳教史》中，亦提到馮應京與利瑪竇之關係：「文士中因利瑪竇而歸依基督的，首推馮應京。」又說：「應京事白獲釋，對教義已有完善的認識。利瑪竇本來可以為他付洗，但恐京中馮氏的仇人乘機陷害，便囑南京諸神父為他行洗禮。應京本安徽泗州人，擬回籍轉赴南京。但天主的計劃，深奧莫測，應京卒於途中。天主不欲應京隨利瑪竇之後奠定中國傳教事業，而另選威望較次的徐光啟、李之藻諸人。利瑪竇日記稱讚應京不止，足見利對應京的重視。這時利瑪竇尚未與徐光啟相識」（見已故周士良譯第一冊卷一下，第十章第四節：《利瑪竇在北京的工作》。周氏譯稿三十餘冊，全部藏於上海徐匯教堂資料室）。
再說一下寧國焦勗和傳教士的關係。《火攻絜要》一書（又名《則克錄》），分上中下三卷，泰西湯若望授，寧國焦勗於崇禎癸未（崇禎十六年，1643），孟夏作序，自稱「後學焦勗謹識」。有云：「惟趙氏藏書，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祝融佐理，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然以事干軍機，多有慎密，不詳載，不明言也，以致茲技之大觀，甚為折衷者之所歉也。勗質性愚陋，不諳韜鈐，但以虜寇肆虐，民遭慘禍，因目擊艱危，感憤積弱，日究心於將略，博訪於奇人，就教於西師，更潛度彼己的情形，事機之利弊，時勢之變更，朝夕講求，再四研求，只為痴憤所激然耳。乃二三知己，誤以勗為深諳茲技，每問器索譜，勗茫以應，因不揣鄙劣，姑就各書之要旨，師友之秘傳，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簡，刪浮採實，釋奧注明，聊述成帙，公諸同志，以備參酌云耳。」所謂「西師」，即西洋傳教士，實際上是指湯若望等耶穌會士。
焦勗接著說：「近來購求西洋大銃，其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敵，更勝諸器百千萬倍」（卷上）。
更進一步說：「世之論兵法者，咸稱火攻，論火攻者，咸慕西洋，此言固為定論。然而西銃之入中國，不止數十餘處，其得利者，止見於京城之固守，涿鹿之阻截，寧遠之殄虜，與夫崇禎四年（1631）孫中丞（孫元化字初陽，《明史》卷248有傳）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殄虜萬餘，是其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敵者此也。及遼陽、廣陵、濟春等地，俱有西銃，不能自守，盡以資敵；登州西銃甚多，徒付之人，而反以之攻我。昨救松錦之師，西銃不下數十門，亦盡為彼有矣。深可嘆者，同一銃法，彼可以歷建奇勛，此可以屢見敗績，是豈銃法之不善乎？抑以用法之不善耳？總之，根本至要，蓋在智謀良將，平日博選壯士，久練精藝，膽壯心齊，審機應變，如法施用，則自能戰勝守固而攻克矣，不則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託不得其人，是猶以太阿利器，而付嬰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資敵而自取死耳。諺云：寶劍必付烈士，奇方必須良醫。則庶幾運用有法，斯可以得器之濟，得方之效矣」（卷中）。
最後他說：「嗟嗟，代不乏人，堂堂中國，豈乏良將，是何國初高皇帝崛起草莽，偏多如許賢者，而能逐胡元於全盛，今金甌鞏固，將士云屯，而反屢挫於小醜，其故何也？蓋以良將之出沒，關世之盛衰，豈今人民過惡深重，獲罪於天，故令我列閫昏懦，縱茲闖賊狂逆，以為假手罰罪乎？安得懇求上帝，回怒發慈，大赦眾罪，速降良將，盡殄妖氛，永建太平，予日望之」（卷下）。
民族英雄金聲，守徽州，壯烈殉國，其女道炤，亦奉教名媛；陳垣先生撰《休寧金聲傳》，以表揚其父女。略云：「時耶穌會士艾儒略、畢方濟以修曆留京師，公車士子，多與往還。聲留京師一年，乙丑（1625）下第，始歸里……崇禎元年（1628），再上公車，舉進士，選庶吉士，與西士遊益密……聲女道炤，年十七，當適楚撫唐暉之孫，已治奩，忽得女書，請從父清修，不嫁。聲大喜，罷奩不復治……女果以童貞入道……」（《休寧金聲傳》已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
合肥龔定孳，即俗稱龔大司馬，有給湯若望祝壽之文，見《正教奉褒》，但龔的文集，有的版本未收此文，因為是在清朝禁教時期刻印的。他雖然同情天主教，但不能成為教友，因為他除正室童氏、繼娶史氏以外，還有側室三人（見光緒《合肥龔氏宗譜》卷一《龔定孳傳》）。此外還有一位莊妍靚雅、通文史、善畫蘭，譜上無名，後來居上的愛妾顧橫波。天主教主張一夫一妻制，禁止納妾，僅此一條，就把許多像龔定孳之流的士大夫排斥在教會大門之外了。南懷仁在其《韃靼旅行記》附記中說：「向中國的成年人中間灌輸基督教義的一大障礙是他們的酷嗜多妻，和宗教思維相比，他們寧願選擇享樂。所以羅馬神父說，在中國，福音只能在貧窮的民間奏效」（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南懷仁著、薛虹譯《韃靼旅行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位極人臣，學貫中西的徐光啟等，好在好在「修身不蓄妾媵」。
宣城梅文鼎、梅X成等在曆算方面，都受過傳教士的影響。郭慕天司鐸寫過一篇《梅文鼎與耶穌會士之關係》，見北平《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三卷第六期（1948，6）；又見天津《益世報》副刊《史地周刊》，星期二第六版（1948，6，29）。
桐城方以智，看見傳教士金尼閣作的《西儒耳目資》以後，在《通雅》中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至於《物理小識》，為方以智的名著，很明顯可以看出他所受「西學東漸」的影響。今人任道斌先生專門研究方以智，著有《方以智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及《方以智簡論》（見《清史論叢》第四輯）等，書中多處提到方與教會人士之關係。
桐城方中履（以智第三子）在《古今釋疑》中論「天地之形」時說：「天包地外，地居空中，自黃帝素問、周公周髀、邵子、朱子言之矣……學者不學，忽聞泰西脬豆之喻，乃驚耳……觀此可知中國之說本明，至利瑪竇入而始暢，其言曰：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地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卷十二）。
又卷十三，在提到曆法時說：「今之法密於古者，曆是也……元史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薛儀甫《天步真原》曰：今泰西之法更精矣，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何以西曆推其經緯，更真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密於古也。」
又卷十七，論「切韻當主音和」時說：「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為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
其他桐城人如姚瑩、吳汝綸等，對於教會及教士都有豐富的知識。姚瑩有《中復堂文集》，在《康輶記行》中有《天主教源流》、《艾儒略四海說》、《艾儒略萬國全圖》、《湯若望地球剖圓圖說》、《南懷仁坤輿圖說》等篇，都與教會有關。吳汝綸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有《桐城吳先生全集》，主張學習西洋科學，聘用傳教士為中國人教書、講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吳汝綸說：「其人多聞見，有學識，其教以愛人謙遜，求改過為要，此亦何惡於人？」（見《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二，答姚慕庭》）。又說：「不知明及國初所用之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熊三拔等，無一非教士也，極其流弊，不過廣傳彼教耳，今日彼教實已通行，豈尚防遏哉？」（同上書，尺牘二，答姚紱臣）
歙縣人鄭復光字元甫，對代數、幾何都有研究，特別是對光學有專長，著有《費隱與知錄》及《鏡鏡詅痴》二書。在《費隱與知錄》中多次提到利瑪竇、徐光啟、蔣友仁，尤其多次提到《泰西水法》一書（熊三拔撰，徐光啟序，收入《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甚至在《五行四行各明一義》中說：「客有問於余曰：費隱與知原本泰西之說歟？曰：然。」
最後我們看看績溪學者胡適對耶穌會士的看法，他在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講演，題為《考證學方法的來歷》，他說：「中國近三百年來思想學問皆趨於精密細緻科學化，一般學者認為係受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華之影響，其立論有二：一、中國大考據家祖師顧亭林之考證古音著作，有音學五書，閻若璩之考證古文尚書，有古文尚書疏證，此種學問方法（考據方法）完全係受利瑪竇來華影響。二、考據學方法，係當時學者受西洋算學天文學影響。」（原注：見1934年一月《大公報》。轉錄自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西士輸入科學方法之影響》，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