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能錯訓導的主體

怎樣的訓導才算是不能錯的訓導呢？梵二引梵一的話說：「幾時主教團的首領，羅馬教宗，以全體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與導師的身份，在信仰上堅定其弟兄們，以決斷的行動，宣佈有關信仰與道德的教理，他便以自己職位的名義，享有這種不能錯誤的特恩」6。梵一把不能錯的特恩拘限於教宗身上，梵二卻將之擴大，伸展到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如果主教「彼此之間並與伯多祿的繼承人保持著共融的聯繫，正式地教導信仰及道德的問題，而共同認定某一項論斷為絕對應持之理，便是不能錯誤地宣告基督的道理」(教會25)。可見不能錯訓導的主體是教宗或與他共融的主教團。

由上面的文獻可看到，不能錯的訓導是帶有很多限制性的條件的。梵一神長們投票前，賈沙主教(Bishop Vincent Gasser) 已清楚指出：絕對不能錯只屬於天主，教宗的不能錯是有限制及有條件的。他必須要以普世教會導師及最高判官的身份，以宗座權威發言；不能錯訓導的「對象」，必須是信理和倫理的道理；不能錯訓導的「行為」是指教宗定斷那些信友必須相信或必須擯棄的道理7。

梵一的條文驟眼看來，是很易令人誤解的。最引人爭論的是：「羅馬教宗的這種定斷，是由於他自己，而不是由於教會的同意，故它(這種定斷) 是沒有更改的可能性」8。這好像是說教宗有特別的權力，獨立於教會之外．教宗變成在教會之上，而非在教會之內，是教會的一份子。翻查梵一的歷史，便會知道「不是由於教會的同意」一句，是梵一神長最後關頭才加上去的9，理由可能是針對法國神職班條文(Gallican articles) 的思想而發的。一六八二年，法國神職會議奉法王命令發表了四項條文，限制教宗的權力。其中第四項說：「在信德的問題上，主要部份也是屬於羅馬教宗，而且那有關全教會以及每一教會的法令，是屬於教會的權限，但他的判斷，若不加以教會的同意，則不是不可能予以調整」10。一六九○年，教宗亞歷山大八世「在眾多中」典章(Const. Inter multiplices) 譴責這四項條文11，後來法王收回成命。梵一神長的附加語應在這個背景下去理解。賈沙主教一再強調，教宗的不能錯誤性不能與教會分離，他是以伯多祿的繼承者，教會領導人的身份發言，他是代表著整個教會的。聖神來到伯多祿的繼承人身上，並非要他們發表新道理，「而是為叫他們，在他的助佑下，把那藉宗徒所傳授下來的啟示 即：信德的寄托，聖潔地予以看管，且忠實地予以陳述」12。

另一個具爭論性的問題，就是教宗的定斷，「是沒有更改的可能性」。這是不是說，定斷的條文沒有重新表達或解釋的可能？我認為這是個誤解。信條的寫定，一定是受歷史條件所限制。教廷信理部「教會的奧秘」(mysterium ecclesiae 1973) 宣言把這個情形講得很清楚：(一)信仰條文的意義是要依賴在一特定時空的語言表達能力，(二)有時信仰真理最初表達得不完整，後來人類知識擴闊了，以致真理的表達也更完善，(三)信理條文的頒佈往往是要解決一些問題或糾正一些錯誤，故解釋條文時必須考慮這個背景，(四)條文所用特定時代的概念是能變化的，因此條文也難免受其影響13。故此，只要忠於信條原來的意思，為適應時代，新的表達方式是可能的。例如：梵二雖然重覆梵一所定斷的不能錯的訓導，但表達上就較完善了。首先，「教宗發表論斷時，並不是以私人的名義，而是以整個教會的最高導師的名義」(教會25)，即教宗不能錯的特恩是和整個天主子民的信仰連在一起的；不但如此，他更和所有主教連在一起。在講教宗不能錯特恩時，梵二清楚在「羅馬教宗」上，冠以「主教團的首領」(教會25)。既然教宗不能錯的特恩是與主教團及全體天主子民連結在一起，難怪梵二說：「幾時主教團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同執行這種最高訓導職權……。教會就絕對不曾不同意上述那些(信條的) 定斷」(教會25)。

6：梵二「教會憲章」No.25，梵一「永遠司牧」(Pastor Aeternus), DZ 3074。

7：Mansi 52, 1214.

8：DZ 3074，梵二「教會憲章」No.25也有相同的話：「因此，他(教宗) 的定斷，本身就理當稱為不可修改的，而並非因教會的同意(才有此權力)。

9：參Cuthbert Butler, "The Vatican Council", Vol. II Longman, 1930, Ch.22, "The Deputation De Fide and the Infallibility Decree", p. 133.

10：DZ 2284.

11：DZ 2281-2285.

12：DZ 3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