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為什麼要用聖經去研究倫理神學？

一個接受了基督福音的信徒，天主的法律不是銘刻在他的心坎嗎？舊約已提到：「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裡，寫在他們的心頭上，我要作他們的天主，他們要作我的人民」(耶卅一：33)。新約時代聖保祿講得更清楚，連不信主的外邦人，也能認識天主美善的本性：「幾時，沒有法律的外邦人，順著本性去行法律的事，他們雖然沒有法律，但自己對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證明了法律的精華已刻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的良心也為此作證」(羅二：14－15)。天主既將祂的法律刻在人的良心上，基督徒只要傾聽良心的呼聲不是夠了嗎？為什麼還要返回聖經？非基督徒隨其良心行事，其倫理生活不也是令人起敬，不是比很多基督徒還要好嗎？

這裡牽涉的問題很多，現在只能作簡短的回答。基督徒畢竟仍在世途上，生活在「已經」和「未曾」當中。意思是說，天主的救恩已經來臨到他身上，可是還未曾完滿。領洗時所領受的聖神，並沒有一次過的完全光照良心。聖神的確開始了轉變，但此轉變仍有待一生不斷的繼續。銘刻在人心的法律，能因為人的罪惡，弄至模糊不清，甚至有被改變的危險，但聖經忠實地反映天主的聖意；當我們因自己的軟弱對愛的實踐有缺失時，聖經使我們看清楚天主如何藉基督愛了我們，並幫助我們滿全基督愛的法律。推動人心的聖神與默示聖經作者的聖神是同一的，聖經一定能與人內心的法律相輔相承。

傳統的天主教倫理可稱為自然律倫理。所謂自然律就是人性裡面的一個天賦道德秩序，人能在啟示外，用理智辨認出來5。既然理性已可以認出自然律，又何必返回聖經？究竟我們應隨從自律的理智抑或他律的聖經？有關理智抑或聖經的問題，在基督宗教內有很大的分歧。其中一大類是以天主的啟示作為倫理唯一的根基。以下幾位是以不同的角度到達同一的結論：

(1) 齊克果(Kierkegard)：

特別強調神的超越性，神的命令完全在人的倫理之上。以亞巴郎祭獻兒子為例，人的倫理成為一種誘惑，使亞巴郎不去服從天主的命令。但亞巴郎克服了這種誘惑，服從天主的命令而不服從人倫理的命令。人的倫理在天主的命令前要讓步，可見真正的責任，就是實行天主的命令6。

(2) 巴夫(Karl Barth)：

認定離開天主的啟示而談倫理是沒有希望的，因為人的理智已為原始墮落及其本罪所敗壞。幾時人企圖用理智去分辨善惡，他只是重蹈原祖的覆轍，要如同天主一樣，自己去分辨善惡。故此他認為建立哲學倫理是不可能的，全理智去判斷天主的聖言是最基本的褻瀆7。如此看來，巴夫會把啟示之外的自然律倫理看成是白拉其(PELAGIUS)主義的一種，人企圖不要啟示恩寵，而用理智去解決所有倫理問題。

(3) 華特(Keith Ward)：

採取較溫和的路線，主張人的理智有實際不足之處。人若只靠自己的理智作倫理反省，面對如此眾多甚至相反的倫理論調，人怎能達到「正」「誤」的協議？倘若按人的需要來探討倫理，則理智又難以決定什麼是人真正的需要。到最後，只靠理智的倫理只能退到一個相對的立場。華特反對相對的倫理，認為解決的辦法就是承認聖經為倫理的基礎，特別是耶穌道德觀點的權威性8。

可是，只要聖經的方法論，在實際應用時亦有行不通之處。不少基督教的倫理學家也同意此9。我們現在就拿山中聖訓的例子去說明。

(1)古人說：「不可殺人」，而耶穌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怒的，就要受裁判」(瑪五：22)。

(2)古人說：「不可姦淫」，而耶穌說：「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裡姦淫了她」(瑪五：28)。

(3)古人說：「誰若休妻，就該給她休書」，而耶穌說：「除了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她受姦污；並且誰若娶被休的婦人，就是犯姦淫」(瑪五：32－33)。

(4)古人說：「不可發虛誓！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願！」而耶穌說：「你們總不可發誓……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五：34、37)。

(5)古人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耶穌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瑪五：39)。

(6)古人說：「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而耶穌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五：44)。

六者外在的形式和情況皆一樣，都是先引一段猶太人法律的話，然後耶穌以祂的權威說出基督徒應有的心態與行為。可是，問題來了，按照天主教的傳統，(2)(3)的例子，應按字面的意義去解釋。教會要人跟隨耶穌的教訓，心裡潔淨，不光是外在不做姦淫的行為而已。教會不忠於耶穌的話，認定婚姻不可拆散，不容許離婚。至於其他(1)(4)(5)(6)往往看成是理想。耶穌不但要求人不要去殺人，而且連發怒也不應該，但我們認為發怒有時是可以的，倘若有適當的理由，那便是「義」怒；耶穌叫人不要抵抗惡人，但我們認為自衛正義戰爭是可以的；耶穌叫人不要發誓，可是我們生活中卻又有不少發誓的機會，在法庭上要發誓，在就職時要宣誓，修道生活有誓願，連童子軍也有誓言；耶穌叫人愛仇，而我們往往只要求正義，追討罪債，認為寬恕惡人只是婦人之仁，是姑息養奸，使善良的人受更多的苦；有人還會說，打擊及消滅壓迫人的人才是滿全愛的要求。總之，我們沒有按照字面去理解基督的教訓。我們要追問的是：六種教訓耶穌都用同一的形式語調說出，為什麼(2)(3)我們認定字面的意義就是基督的原意，而其他四者，我們卻認為是理想，有時能有例外的可能？為什麼不一視同仁？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經過理智判斷的過濾嗎？可見我們從聖經吸取倫理教訓，很難忽略理智。

天主教傳統主張人的理智並沒有完全為罪所損壞，人的理智能夠分辨天主的計劃，這就是自然律倫理的基礎，即以理智認出天主刻在人心的道德秩序。可是，倘若理智已能分辨善惡，為什麼還要聖經？聖經學家告訴我們，聖經上的倫理規律很多是從當時流行的道德規律借過來。十誡的條文不少也能在同期的其他民族的道德規律中發現，聖保祿亦借用了斯多葛派及其他希臘的倫理思想。既然理智也能辦到，為什麼還要靠啟示？梵一及梵二所給的答案是相同的：「關於那些原本為人類的理智，所能通達的天主事理，而在人類現實的狀況下，能夠容易地、確切地和無訛地被一切人所識，仍當歸功於天主的啟示」10。

人的理智並非不能錯，良心在推理時能以善為惡或以惡為善，倫理學上便有所謂錯誤良心這個名稱。要看清楚天主刻在人性上的道德秩序並非易事。人的私慾和惡習能蒙蔽理智，例如性慾便能使人良心模糊不清。聖保祿曾提到：人本來能從萬物中認出天主的美善，但他們的心陷入黑暗，因此，天主任憑他們隨從心中的情慾，陷於不潔，去行不正當的事(羅一：18－32)。

聖經是人倫理的一面鏡子，因為只有啟示才能給予人的生命一個完整的意義。人的倫理中有很多隱晦的成份，要等待啟示才使它的意義完全顯露。例如以德報怨的愛仇思想是人的理智能認知的。論語憲問提到：「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禮記表記亦有相似的講法：「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戳之民也」。這裡不打算深入探討為什麼儒家如此主張，我只想指出，既然有人能提出「以德報怨」的講法，即在人的倫理中，愛仇的思想能夠為人理智所認識，只因為種種理由，不為儒家所接納罷了。啟示幫助人明白愛仇的基礎和整體意義：「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五：44－45)。基督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愛了我們，在十字架上時，還呼求天父寬恕殺害祂的人。基督徒就從基督身上，看到愛仇的意義，得到愛仇的動機和執行的力量。

總括來說，人是通過理智去認出天主刻在人心的法律，但此理智必須接受啟示的光照與指導，才得到整體、完滿的意義。天主教的倫理傳統可說是雙源的，即啟示與理智並重，兩者相輔相承，並非兩個毫不相關的獨立體。啟示主要並非提供新的倫理物質內容，而是使人的理智良心更敏銳的去找尋天主的意思，並且更完整地、容易地及無錯誤地去發現道德規律。理論上，理智可以把握到這些規律，但實際上在具體歷史環境中，沒有啟示人是無法完全地認識它。兩者既是倫理生活不可或缺的事，所以「聖經和人的理智，同時是倫理神學的靈魂」11。

5.參拙著「自然律倫理探究」，神學年刊(7)，1983，p.27。

6：S.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Oxford, 1939, PP. 84－85.

7：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 II, Part 2, Edinburgh, 1957, pp. 517FF.

8：Keith Ward. Ethics and Christianity. London, 1970. 以上三者的意見，均見G. J. Hughes. “A Christian Basis for Ethics”. The Heythrop Journal, January, 1972, pp. 27－43.

9：James M. Gustafson. Theology and Christian Ethics. Pilgrim Press, 1974, p. 145.

10：DZ 3005，梵二「啟示」憲章，第六節。

11：E.Hamel. “La Theologie Morale Entre L' Ecriture Et La Raison", Gregorianum, 56/2, 1975, P.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