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戰爭的結束及議會制度的恢復，使馬爾斯樞機主教面臨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保持國家統一的問題，因為推行普選更難產生一個有足夠支持力的政府。為了避免當日處於困境中的工人階級的不滿，也為了避免受到俄國革命事件的影響，馬爾斯希望聯軍繼續留駐比利時一段時期，而且戰時政府也繼續掌權，以保障國家的穩定，同時，天主教徒亦支持給工人建造房屋和禁止嗜酒的法律，因為這也是社會主義者所堅持的。他恐怕工人階級因為受貧困刺激，不能心平氣和地參加普選。所以，當比利時ALBERT王立即展開普選，及為此而指責他時，他十分不高興。

普選的結果，卒使天主教在上下兩議院失去大多數議席。當然，我們不能認為馬爾斯是為了有利天主教黨而採取愛國立場，但明顯地他希望天主教也能日後在政冶方面得益。由於天主教黨失去了自一八八四年以來從未間斷的大多數議席，所以必需成立一個聯合政府。馬爾斯一方面很謹慎地維持天主教的黨派的團結，使政府盡可能有大多數的代表性，但另一方面卻又支持國家聯盟。他不曾在函牧中呼籲信眾支持；他盡力除去障礙，甚至為了爭取自由黨派FREEMASONS 的合作而要求禁制一份反馬松黨的雜誌(BULLETIN ANTIMA CONNIQUE) 出版。(5)當某些激進份子建議把耶穌聖心像加入國旗以示感恩時，一向熱心恭敬耶穌聖心的馬爾斯對他們說：「國旗屬於所有比利時人；除了為表示所有比利時人熱愛祖國外，任何人都不能因其他理由去使用它。」

他在戰時與左派政要的接觸，對二十年代早期的政治情況產生頗大影響。兩黨(即天主教黨及自由黨)或三黨(即天主教黨、自由黨及社會黨)聯盟的組成，使一向左右比利時政壇的教會派別的棘手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但馬爾斯樞機主教仍不斷敦促國王關注，務使戰後的三黨聯盟政府不受社會黨太大的影響。雖然他知道，也防範社會主義者反對神職界的態度，但當情況需要時，他卻表現出自己的現實態度，不理主教團其他成員的默不作聲，贊成基督民主黨人士和社會黨人士在一九二五年組成聯合政府。這點在今日看來相當正常，但發生在半個世紀前便相當新穎，亦需要很大的勇氣和銳覺。

另一方面，比利時國家主義的狹窄觀念，使馬爾斯樞機主教無法明白佛蘭芒人問題(FLEMISH QUESTION) 的產生，以及很多佛蘭芒極端份子所提出的要求的合法性。(6)他在這方面的消極態度，成了他任職主教期間最受爭論的事項之一，也引起佛蘭芒圈子(包括天主教徒在內)很大的反感。

馬樞機主教的公開活動，無可否認予人一種錯覺，以為他是一位政冶主教，很少關注教會事情，更少照顧自己教區的狀況。其實，正如上述，他曾經鼓勵過早期的禮儀運動，也很注意提高自己的神父的神修質素，因此，他多次親自指導神職人員進行為期數過的避靜。他個人的通信相當清楚顯示出他關心自己的教區，鞠躬盡瘁，至死方休。大戰前，他亦表示很有興趣成立公教青年俱樂部及組織公教青年活動。戰爭結束後，他不但為神職界及教友製訂了教會守規，而且也立定了一些原則，使教會在現代世界，尤其是在女子教育及社會工作上，推展宗徒行動。

樞機主教的個人宗教生活十分虔誠，尤其是因為遭受戰爭之苦而加深他自己對聖母的敬禮。因此，他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以爭取羅瑪承認聖母中介地位的道理和立定聖母諸寵中保的瞻禮。他亦支持贖主會士的積極行動，設立特別恭敬耶穌聖心的彌撒，但是，他卻阻止他們復古，走回古老的禮儀傳統去。

的確，馬爾斯樞機主教所作的無數旅行、所接待的大量訪客、以及從世界各地所收到的無數來信，使他十分繁忙，無足夠時間照顧自己廣大教區的日常事務。他的性格趨向大膽創新，只有把日常事務托給可信任的助手料理。他絕對深信，主教既作為宗徒的繼承者，便不應該單單注意自己的教區，也要關注整個教會所面對的一切問題。這點精神屢屢使他接受一些令人驚訝的任務。所以，在逝世前不久，他支持了比利時傳教士雷鳴遠神父，向羅瑪爭取祝聖中國本地主教。也在大戰剛結束後，從事與教會內分離弟兄的接觸，成了他日益加強的一種工作。

5；比利時「自由黨」在馬爾斯時期，採取反對教會及甚至無神的立場。社會黨亦有相同的態度。

6:「佛蘭芒問題」就是指比利時佛蘭芒語團體與法語團體之間的對抗。其中的理由是因為比利時人起來反抗荷蘭人所控制的政府的壓迫，於一八三O年成立一個新的獨立國家，以致佛蘭芒語的權利處於困境。從此，佛蘭芒方面的領導階層設法使佛蘭芒語成為比利時的國家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