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期 | 神學年刊 |
(1983)p3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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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先進的教合人物--馬爾斯樞機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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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馬爾斯生命的分水嶺。在國王、政府及軍隊撤退往法國之後,他成了留在比利時的唯一權威,常不顧慮他自己個人的安全,採取任何他認為適當的步驟。 一九一四年冬季開始時,他看到人民越來越灰心沮喪,有被德國宣傳征服的危險,遂覺得需要發出「愛國與耐力」牧函去警醒群眾。這封牧函散發各地,流通於外國比本國還多,變成了對佔領比利時的德國的一項公開挑戰。 德國總督的最初反應,就是把馬爾斯軟禁在他的主教府內,設法使他收回牧函。但樞機主教決意拒絕,連教廷大使出面勸解亦歸無效,使人認為他已超越自己的主教本份,去參與政治行動,有違聖座中立的立場。 馬爾斯與德國佔領比利時的政府之間的爭鬥展開後,馬爾斯由始至終不甘示弱,有時毫不留情;在一位教會人物身上出現這種態度,在今天很易被視為過火。他展開兩條陣線的爭鬥:一方面,雖然當時比利時是中立國,但因遭受德國佔領而捲入戰爭,工人們亦因而被迫參與強制勞動,馬爾斯遂藉著不斷與德國總主教的通信,竭力為這些工人爭取利益;另一方面,他運用牧函及其他公開行動,不斷讚譽在逆境中的勇敢及民族自尊心,視之為基督徒的可佩德行。馬爾斯的頌揚愛國,在今天的情況中也許有點過度,但我們應把它置於當日的環境中去衡量,他的做法正是要追求一件今天我們要醒覺的事情,就是:為了正義,每一個基督徒有責任去干預這個世界的事件,絕不能在他的弟兄們受苦時,逃避到不捲入事件的默觀中。所以在理論家開始講及政治神學之前半個世紀,馬爾斯早已直覺地感受到,也勇敢地實踐了。 最後,比利時的佔領政府終於尊重樞機主教的堅穩不屈態度,而市政主任BARON VON DER LANCKEN 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寫信給他說:「你是一位受尊敬的比利時牧者,被佔領的比利時的化身。」數月後,大戰停止,他會見國王ALBERT 及勝利軍隊,接受所有協約國的讚美,最後還赴美國作為期兩月的凱旋探訪。本來,樞機主教對於這次越洋旅程頗為猶疑(當日尚沒有越過大西洋的飛機),但是外交部長PAUL HYMANS卻堅持他前往,目的是要利用他的超卓聲望,請富有的美國幫助比利時經濟復原。 由於勇敢地抗拒了侵略者,馬爾斯在協約國中取得超卓的聲譽。在凡爾賽條約談判期間,他設法運用這種聲望去爭取天主教的利益,可惜徒勞無功。他曾主動接觸CLEMENCEAU,欲使比利時天主教國家可以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以免聖地落入基督新教的英國及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他特別在得到聖座的同意前,已設法引起「和平會議」的興趣,去解決那懸而未決的羅瑪問題。(4)為此,即使梵蒂岡緘默不言,他仍然樂意藉著群眾示威去推動世界輿論,因為自從當了主教後,他便開始日漸深信,大眾傳播在今日世界裡扮演著一個領導角色。 |
4:所謂「羅瑪問題」,就是從一八六O年至一八七O年,意大利國家逐步併吞一切從中古世紀以來屬於宗座的領土。教宗庇護九世、良十三世、庇護十世及本篤十五世自動把自己當作囚犯,關在梵蒂岡十分細小的領土內。至一九二九年,庇護十一世才藉拉脫朗條約與墨索里尼解決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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