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馬爾斯生命的分水嶺。在國王、政府及軍隊撤退往法國之後，他成了留在比利時的唯一權威，常不顧慮他自己個人的安全，採取任何他認為適當的步驟。

一九一四年冬季開始時，他看到人民越來越灰心沮喪，有被德國宣傳征服的危險，遂覺得需要發出「愛國與耐力」牧函去警醒群眾。這封牧函散發各地，流通於外國比本國還多，變成了對佔領比利時的德國的一項公開挑戰。

德國總督的最初反應，就是把馬爾斯軟禁在他的主教府內，設法使他收回牧函。但樞機主教決意拒絕，連教廷大使出面勸解亦歸無效，使人認為他已超越自己的主教本份，去參與政治行動，有違聖座中立的立場。

馬爾斯與德國佔領比利時的政府之間的爭鬥展開後，馬爾斯由始至終不甘示弱，有時毫不留情；在一位教會人物身上出現這種態度，在今天很易被視為過火。他展開兩條陣線的爭鬥：一方面，雖然當時比利時是中立國，但因遭受德國佔領而捲入戰爭，工人們亦因而被迫參與強制勞動，馬爾斯遂藉著不斷與德國總主教的通信，竭力為這些工人爭取利益；另一方面，他運用牧函及其他公開行動，不斷讚譽在逆境中的勇敢及民族自尊心，視之為基督徒的可佩德行。馬爾斯的頌揚愛國，在今天的情況中也許有點過度，但我們應把它置於當日的環境中去衡量，他的做法正是要追求一件今天我們要醒覺的事情，就是：為了正義，每一個基督徒有責任去干預這個世界的事件，絕不能在他的弟兄們受苦時，逃避到不捲入事件的默觀中。所以在理論家開始講及政治神學之前半個世紀，馬爾斯早已直覺地感受到，也勇敢地實踐了。

最後，比利時的佔領政府終於尊重樞機主教的堅穩不屈態度，而市政主任BARON VON DER LANCKEN 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寫信給他說：「你是一位受尊敬的比利時牧者，被佔領的比利時的化身。」數月後，大戰停止，他會見國王ALBERT 及勝利軍隊，接受所有協約國的讚美，最後還赴美國作為期兩月的凱旋探訪。本來，樞機主教對於這次越洋旅程頗為猶疑(當日尚沒有越過大西洋的飛機)，但是外交部長PAUL HYMANS卻堅持他前往，目的是要利用他的超卓聲望，請富有的美國幫助比利時經濟復原。

由於勇敢地抗拒了侵略者，馬爾斯在協約國中取得超卓的聲譽。在凡爾賽條約談判期間，他設法運用這種聲望去爭取天主教的利益，可惜徒勞無功。他曾主動接觸CLEMENCEAU，欲使比利時天主教國家可以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以免聖地落入基督新教的英國及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他特別在得到聖座的同意前，已設法引起「和平會議」的興趣，去解決那懸而未決的羅瑪問題。(4)為此，即使梵蒂岡緘默不言，他仍然樂意藉著群眾示威去推動世界輿論，因為自從當了主教後，他便開始日漸深信，大眾傳播在今日世界裡扮演著一個領導角色。

4：所謂「羅瑪問題」，就是從一八六O年至一八七O年，意大利國家逐步併吞一切從中古世紀以來屬於宗座的領土。教宗庇護九世、良十三世、庇護十世及本篤十五世自動把自己當作囚犯，關在梵蒂岡十分細小的領土內。至一九二九年，庇護十一世才藉拉脫朗條約與墨索里尼解決這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