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傳入香港，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這段悠長的歲月中，對本港教會的發展，外籍傳教士肩負起大部份的重任。他們為了工作的方便，教會內所使用的表格、信件、通告等全是外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改觀，有賴教會內人士的更動，因此，除非教會由本地人負責，否則教會語言本地化很難實現。

試看看一九六七年至六九年間，本港第一位華籍主教的委出及新舊約中文聖經的面世(一九六七年十月，徐誠斌神父被祝聖為輔理主教，一九六九年五月，徐主教正式出任為香港教區的主教；一九六七年新舊約中文聖經開始付印，一九六八年底正式出版面世)，為本港教會語言本地化樹立了一個里程碑；自此之後，教會內的一切事務，皆由本地人及外籍人士共負責任；在這短短的十年中，中外人事上的更替，像曲線般的起伏不定。

自從一九六七年樹立起這面里程碑之後，在本港工作的傳教士，曾為語言本地化貢獻出不少努力，他們鼓勵在教會內使用中文，特別在交談中使用廣州話；這種行動，為絕大部份都是中國人的香港，是一種極大的鼓舞。教友封信仰、教書會容易有較深入的認識，對教會本地化更有信心。

傳教士為本港教會語言本地化，所付出偌大的努力與犧牲，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實，但付出這些努力與犧牲的，大多數都是在堂區肩負牧民工作的神父及修女，至於那些在管理學校及會院的神父、修女，很少見到他們為本地教會在這方面付出努力，當然他們有自己面臨的困難，但身為本地教會的一員，而不為她的未來打算，是可惜的。

其實，傳教士對本地語言的態度，特別是在心理上的喜愛或排斥，都直接地影響到教會語言本地化的進展。通常，傳教士為了使用語言上的方便，在舉辦講座、主持退省、在修院中主講神哲學等課程等，都採用了英語；亦有些本來已通曉廣東話的傳教士，在會議中為了怕不能表達清楚自己的意見，也以英語發言，這是值得同情的；但那些因為殖民地制度的影響下，崇尚以為存有「優越感」的英語，甚至以為香港只是傳教士客居之地，而放棄學習及使用中文，這就有點問題了。

教會語言本地化是否能順利推行，傳教士的影響雖然大，但本地的神父、修女及教友的態度與表現，足以左右事情的進展。可能每人都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令人困惑的事，正如：上月中旬教區所主辦的聖召頌讚日，參加者觀禮完畢，以為自己身在英國。聖召頌讚日的籌委，絕大部份都是中國人，想他們籌備該日的目的，也是為向本港的中國人宣傳聖召，但該日對本地語言的重視程度，令人失望！

三月初，堅道教區中心的祝聖禮中，共有四個人主持演講，其中二人為外籍人士。包括德國的樞機主教及香港明愛代表，其他兩位是本地人，四人都以英語發言，而只派發中、英講詞。可能安排祝聖禮的負責小組，以為該次典禮只為外賓，非外賓的參禮者，應該是能聽得懂英語的，這會不會是扼殺教會語言本地化的一種藉口？

不少的教區性組織，他們的會議紀錄及週年報告，都用英文書寫；一些會議或小組，因有一、兩位外籍人士參與，全體參用者都要講英語；三年前香港聖母軍曾探討各區團及支回全部使加中文的可能性，結果因要遷就極少部份的神師及團員，而未能成功。

其實，本港教會長久以來，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意識，以為只能以外文才容易或更圓滿地表達出信仰及教義等方面的正統息思想，才不會出錯，這種心態會造成對中國文化與語言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