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法律的權宜與解釋

所謂權宜，出自希臘文epieikeia，指合理的意思。若法律的執行發生了困難，在特殊迫切的情況下，為保護另一更重要的價值，可合理地暫時不遵守，這就是權宜的意思。傳統的例子見於《孟子》離婁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禮法就是一種倫理規律，但能在急切時，為了維護另一價值而暫時懸空。

在正常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應遵守交通規則，但能否為救人而開快車呢？一般倫理學家都說可以，但所提出的理由能不一樣。這裡只就蘇亞萊(Francis Suarez 1548-1617) 及多瑪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 兩大家的解釋來討論。

蘇亞萊重立法者的意志，他認為「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內在形式與靈魂」。(7) 立法者的權力來自天主，他有權為了公益而制定法律，但他亦有權豁免人民守某一法律。在實際的環境裡，要引用epikeia去豁免某一法律，我得假定那是立法者默許的意思，即立法者不是准我不守交通規律，而是在救人的緊急情況下，他容許我暫時不受此規律所束縛。多瑪斯重立法的作用，他認為一法律的出現，必定有其理由。法律的真正作用是為了公益，維持社會的秩序。因此，在特殊情況下，法律的明文未能充份表達其立法的原意時，我們可根據其真正的意思去解釋，而非斤斤計較其字面的意義。如此，權宜是一個德行(virtue)，一個正確使用法律的德行。這裡不再是消極的寬免，而是積極應做的行為。我開快車救人，不是假定立法者豁免我守法的責任，而是保障生命公益的積極要求。在那情形下，守法律明文反而是有害公益。(8)

由這個思想發展開來，我們可以說：蘇亞萊一派把法律的重心放在立法者身上，其權力來自天主，他為人民制定法律，以便帶來公益。既然重心放在立法者身上，則法律的有效與否，在乎立法者是否團體的合法負責人。用中國傳統的術語說，他是否正統。當然蘇亞萊無意說，立法者可任意制定法律和解釋法律。他的時代比多瑪斯晚了幾百年，他自然熟悉多瑪斯對法律所下的定義和所劃定的幾個條件。他假定立法者定法時已兼顧了「合乎理智」和「公益」兩條件，不過在眾多可能性中，立法者仍能擬定自己的選擇；而其他的條件，即「團體的負責人頒佈」，他卻特別重視。可見立法者是否合法，是否正統，是否由他頒佈，決定法律的有效性。

多瑪斯一派把法律的重心放在其功用與目的上面。多瑪斯的哲學系統中有所謂事物的四因，即物質因、形式因、功效因及目的因。其中目的因非常重要，它決定了事物存在的理由。用在法律上，法律是立法者的工具，使他能理智地運用以達到適當的目的。法律不應依賴立法者的意志而存在，其本身應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它應是合乎公益和理智的。它的規範力量並非來自立法者，而是來自本身明顯的作用。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理由成為多瑪斯一派的傳統。(9) 法律的條件中，此派特重「合乎理智的措施」及「公益」兩者。至於立法者是否合法，是否正統，是否稱職，頒佈細節有沒有遵守，都比較是次要的了。因此，當法律明文因環境綠故，未能符合其原來的目的及精神，人有道德責任去改變明文，以達到法律原來的目的。人不光是消極的「被容許」如此做，而更是積極的「必須」如此做。這是一個責任，一個德行。

7. De Legibus, Lib. III, C.20, n.3.

8. Summa Thheologiae, II, II, 120, 1.

9. O'CALLAGHAN Denis F., "The Reasonableness of Law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1977, No. 4,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