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權威與服從之間的新平衡
至少已經有二十年了，天主教面對教會及國家內之權威問題，一直在努力追求一種新的平衡，一種給予自由與不同之意見更大範圍的權威。戰後的波蘭天主教，靠環境的力量，被鼓勵而成為反對共黨高壓政府一個角色。30.天主教對政治壓迫的反抗，在最近幾年已擴展到第三世界國家，如南韓及菲律賓。在拉丁美洲羅美洛及加瑪拉兩位總主教（Oscar Romero and Dom Helder Camara）之名正象徵一個從早期痳痺狀態中站起來的教會。教會這以前的柱石正在變為窮人的教會——抵抗與殉道的教會。31.同時，越戰期間由柏力干（Berigan）弟兄所象徵的反抗與反戰精神已在美國教會中向上層浸入，主教們的領導顯示在轉變成為對五角大廈的反抗中心。主教們的聲明，主張反抗稅收，建議防衛工作者謀求其他職務，反對雷根總統的薩爾瓦多政策，並警告政府在下一次戰爭中不要指望教會的支持，這一切均指示在高級宗教圈子內有一種反抗的精神在發展中。32.
針對政治權威正在轉變中的態度與針對教會權威所採取的一種類似超向並駕齊驅。梵二之後，尤其在「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爆炸性的餘波中，對教會訓導職的傳統性的看法是「極端?調教宗及主教們的正式權威」。這種看法已經被對權威的一種更團體性的解釋所緩和。依此看法，基督的信息，一如柯孟查克（Joseph A. Komonchak）所言，是透過教會的官式訓導，以及各種權威『持有者』的整個綜合體的相互作用，而被澄清及傳達，此綜合體包括聖經、神學研究和信友。基督徒團體從官方的聲明中吸取有價值的成份，而捨棄無用或有害的成份。柯孟查克堅持，除非教會人員先越過這種假定：「『不必顧及團體，權威也能被人了解和實行』，為解決今天教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不可能期待會大有進步。」33.
對權威這種團體性的看法是同時向較古老的教會絕對主義、以及它所幫助產生之忿怒反叛的一種挑戰。這種看法要求一種與理性之人相稱的服從：一種要為反省式，而非僅是機械式的服從，一種更為批判性，而非僅是柔順性的服從。許多傳統派對這種看法隱含地反抗數世紀來權力集中於教宗而感到不安。但是此團體性的看法似乎與聖經和近代心理學更相符合。它給予一種神學提供了一個基礎；這神學把貫通於權威和服從之中的善惡雙重傾向也列入在考慮的範圍之內。在澄清這種權威神學的努力中，我們願意集中研究這問題的五個幅度：梵二對良知的概念；表示異議的原則；神學家的角色；其他可互換的權威模式；以及良知確定性的問題。
超脫的精神是生活的基本。如果我們願意幸福，就不該過分渴求幸福。如果教會希望使它的權威重新富有活力，就不該太擔心去保持該權威。它應該讓人看出來，教會雖是一個制度，常試圖教導人遵從其道德法律，但更是一個基督徒團體，促使人認清其真正的內在信念，並按照其獨特的靈性觀察力去生活。使個人良知屈服於教會訓導的趨向應予以抗拒；大公的原則應成為一種方法，啟發人忠於其靈性中心——良知。為完成這種任務，沒有比梵二對良知的聲明更好的出發點：
「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聖所，在那群人獨自與天主會晤，而天主的聲音響徹於良心深處。良心以神妙的方式將法律揭示於人，法律的滿全在於愛天主、愛鄰人……因此，正確的良心越佔優勢，私人及團體越不至為盲目的武斷所左右，亦越能遵循客觀的倫理原則。」
「人唯有運用自由，始能向善……因為天主曾『賦給人自決的能力』，目的在使人自動地去尋求天主，並自由地皈依天主，而抵達其幸福的圓滿境界。」34.
為追求良心與教會權威之間的一種更純正的聯繫，在天主教會中沒有比「表達異議的權利」更為基本的因素。「表達異議的原則」雖然在現代神學中日趨顯著，但在大多數天主教人士之思想畫面上仍很隱晦。比如在「人類生命」所引發的混亂之中，我從未聽過一篇解釋為何如此眾多神學家拒絕該官式教導的講道，也沒有聽到有人說明宗教上「表示異議的原則」。Richard McCormick麥克米寫道，「教會是有缺陷的」，因為它似乎「不能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去應付異議。」35.
許多教會領袖害怕異議所產生的腐蝕性效果，但是這種道理，一如近代神學所清楚表達的，要求對教會之訓導職有一種更大的理智方面的研討，而不僅是許多傳統派者所宣講的單純服從，或是許多教友所實行的普遍的莫不關心。「表示異議」神學並非對倫理的放縱、或思想的疏懶有所讓步；它以一種為教會教導有利的假定開始，只限於對信仰中不能錯誤之主要信條以外的道理才能表示異議；它也要求所表達的異議具有充分的理由為根據。面對與個人經驗相抵觸的官方立場時，它使對教會真正效忠完整面、無虛偽的效忠——或為可能。相反地，它使教會能在道德問題上以權威發言，而同時鼓勵信友忠於自己的信念。36.
表示異議的真正精神是團體性及辯證性的。它使真理成為大家參與的事，促使我們在教會立場中去探尋真理的核心，我們或許與該立場意見相左。比如，成熟的基督徒可能斷定，天主教之性道德律，尤其在離婚與節育方面，過分嚴謹；但是他們也可能同時重申教會傳統的看法：沒有性紀律，也就沒有真的性愛；性之所以有意義，主要在於它是對另一個人一生承諾的一種表現，一個人應該慷慨地把生命的恩惠給予其他的人。相信天主會把主日未參加彌撒或於聖灰禮儀星期三吃肉的人投入地獄的概念，會傷害許多天主教徒的宗教感，雖然如此，他們知道團體崇拜與守齋為宗教生活是極為重要的。某一個人可能想教宗的不能錯誤權力是與歷史不合的；但是他仍可能在宗教方面忠於教會職權，視之為一種為保存天主之啟示的首要制度。
表示異議的原則是一種辯證性的衝擊，迫使基督徒依照教會的實際情形對它有所反應——教會是一個由人性與天主性成分組成的複雜混合體，它需要積極性與消極性的應對，以達到其隱藏的寶藏：在其內的基督之生命。這種過程雖然染有錯誤的色彩，卻喊醒人利用自由與智慧去認真地追尋真理，該種自由與智慧在任何人為的努力是生死攸關的。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寫道：「你可對我講一些極為錯誤的荒唐話，如果那話是你自己的，我將擁抱你。你說你自己的謊言，幾乎要比別人的真理要好；在第一種情形下，你是一個人；在第二種情形中，你並不比一個鸚鵡好。」37.
表示異議的權利為個人的完整極為重要，為社會的活力也是必須的。每個社會團體，包括教會，都需要反抗者。經過了不少世紀，抗議的基督徒曾經給予教會生氣，擴展了教會智慧的遺產，緩和了教會錯誤的行為。人們可以想想製造麻煩的艾柏拉（Abelard十二世紀法國哲學、神學家），他曾長年與中世紀的教會發生衝突；但他那令人不安的理性論塑造了經院神學（Scholastic theology） 的工具。中世紀的哲學家藐視教會對研究亞里斯多德的禁令，而為多瑪斯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奠定了基礎，該書為天主教思想的最珍貴的寶石。多瑪斯自己也曾有些立場曾經被巴黎及坎特伯力二位總主教申斥。在以後的許多爭論的問題中——如教會對貨款利息的申斥，對宗教自由及政教分離的反對，對聖經批判學的攻擊——異議者把教會的領導權從純粹自動的傳統主義中轉移方向。社會一再地反對其抗反分子，但是羅洛•梅警告說，「將反抗者逐出，就是切斷我們自己的生命線。因為反抗作用好比文化之生命血液、文明之基本，是必須的。」38.
但是，如果教會需要反對者，反對者也需要教會。它的生活傳統，受到不同思想潮流的滋養，會提供根本的理想作為他們承諾的基礎。教會各式權威是一些摩擦點，迫使異議者追求在理智方面更為清晰有力。天主教提供了一個結構來駕御他們的創造力，也提供一個生活的團體，來試驗並吸收新概念。再者，教會的約束雖屢次似乎不可容忍，但一些限制為創新與靈修卻是必需的。
不同意、反對、衝突——這些傾向會威脅任何一個團體的穩定性。但是，沒有這些，團體會失去活力、會腐敗，宗教團體會失去他們的精神力量，個人會危害其（人格的）完整。這是歷史的信息——而且很奇怪，這也是在卡羅•伍蒂拉（Karol Wojtyla）成為教宗以前在其著作中所表達的信息。
伍蒂拉的哲學帶著他長期反對統制者的印記，首先反對侵佔波蘭的納粹黨人，然後反抗共黨政權。他在The Acting Person中寫道，從兩個相反的原則：「團結」與「反對」之角度看，人之道德的成長是從其積極參與團體而產生的。團結，亦即對社會的承諾，除非藉反對原則予以緩和，會退化成為一種奴役性的服從。當公共利益需要時，個人應該自願地去反對團體。「一個人類團體的機構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它不但容許合理之反對者的存在，而且也容許公共利益所需要之反對的實際效能。」39.
伍蒂拉在此所主要關切的，不是團體，而是藉積極參與團體而成長的人。倫理的價值是以個人自我的實現為基礎。在我們的社會性承諾中，我們應該仍然體驗到我們自己是從我們人格之內在核心而行動，不只是作為他人命令的一個對象。40.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引起的摩擦會產生交談，這為追求真理及公共利益是必要的。
伍蒂拉未詳述對反抗原則表達的範圍與方式。但表面看來，他的哲學似乎與教會之反對者，比與那些試圖壓制他們的教會領袖們更能並立共存。身為教宗，他在追求「無情的復興」方面所做的努力暗示一種?烈的正反感情並存的現象。照柏洛克（Alfred Bloch）教授所言，他的「正統思想是壓制性的、無啟發性的、無情的，就好像他的哲學是極為激動性的、熱情的、確切的。41.對許多失望的前進份子來說，這位波蘭籍教宗的出現，猶如倒退之權威主義的一個象徵。更可能是，伍蒂拉的保守、卻複雜的思想反映出異議與權威主義互異的思潮在整個現代天主教中搏動?。
在許多方面，耶穌的生活就是反對權威的一項探討。他的生活始自為躲避黑落德王的可怕逃亡。結束在比拉多優柔寡斷的手中。在兩者之間，其生活一再地與宗教領袖發生衝突，這些領袖的長期統治受到申訴，因為他們壓制信仰的精神。耶穌的反對者曾試圖以言語上的矛盾來陷害祂，責備祂破壞宗教法律，批評祂的壞伙伴。42.最後，是宗教組織迫使猶豫不決的比拉多批准基督的死刑。
教會權威主義的傳統使福音及教會歷史的面貌模糊不清：對權威之負責任的抗拒是道德上的「義務」（不僅是權利）。「人類生命」的公佈，諷刺性地（出自天意地？）曾有助於改善教會中這種情況。藉?聲明一種傳統立場來反對在許多基督徒身上所日漸浮現的意識，保祿教宗在天主教生活中打開了一種?力的辯證。他一舉增?了公共異議的合法性，並切斷長期以來走向教宗絕對主義的趨勢。他的行動促使教會走向一種更團體性的權威，在此種權威下，藉不同力量的聚集及衝突澄清了人對真理的了解。43.
如果權威能夠錯誤，反抗也是一樣。一種平衡的神學將以批判的態度探討「表示異議」的各種環境、方式與動機。總而言之，首先應該採取一種為權威有利的假定，不論該權威是世俗的或神聖的。統治者該抵抗互相衝突的壓力；他們所維護的團體穩定性及道德價值是易於受損的必需品。「表示異議」很容易能成為一種自我放縱的合理化行為，或者是挫折感及敵對情緒的一種忿怒的發洩。歷史寫滿了藉崇的倫理價值所啟發的反抗事件，這些反抗曾導致社會的動亂或者新的暴政。羅洛•梅警告說，「善惡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的事實，禁止任何人在道德方面自傲自大。沒有一個人能堅持他自己在道德方面的超越性。」44.最後，就如一個過份壓制性的權威一樣，一種太輕浮的反對意見也能失去其可信性。
即便權威當局有時以可疑的智慧採取行動，以安靜的默認來接受多次為公共利益是最有助益的。索羅（Thoreau）提醒我們，「如果不義是管理機構中所必然有的摩擦的一部分，就讓它去吧：偶然也會被磨損得平滑……你可以設想（對不義的）對策或許將比原有的不義來得更惡……」那麼，何時應反對權威呢？當法律「要求你做為對別人不義的代理人時，索羅勸告說，你就要破壞法律。讓你的生活做為對決策機關的一種反擊。」45.當我們確信，服從或者緘默會有助於不義或有害的錯誤持續下去，那時，就可進行反坑了。為破除順服之?烈的誘惑力，多次需要一種特殊的感情上的經驗。索忍尼辛、艾而斯柏格（David Ellsberg）、以及柯蘭（Charles Curran）——三人皆例舉了驅使他們反抗的特殊經驗。46.艾克曼在參觀他當時所管理的可怕的毒氣室時，就達到了那種轉捩點。但是，他回到其舒服的辦公室時，卻壓抑了他的恐懼，而繼續他被交付的、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任務。柏特海木（Bettelheim）寫說，他當場隨時放棄他身為人類的反應，而使自己成為國家一個純粹的工具。如果一個人不依照符合其本身價值的經驗而站起來，……他會落入羅網之中，在他合作的每一個腳步上捆緊他……」47.
不幸，單單由反抗而生愉快情緒能夠很容易地取代同情與對真理的承諾。在過去二十年中，教會當局曾經成為許多敵對批評的目標。拋開基督徒的愛德不談，向教宗及主教們所發射的忿怒的槍砲，實際上只能阻止邁向建設性的反抗運動。如果認識了教會領袖們的困難角色，他們的傳統宗教導向，以及使他們達到高位的選擇過程，就會容易了解，為什麼他們在控制方面，比在自由及改革方面，更易於犯錯。森乃特（Richard Sennett）辯論說，如果屬下知道「主人自己並不應對其所造成的損害負責任」，因為他們也是社會習慣的奴隸……正如那些在其統治之下者一樣」，那時屬下就擴展了他們追求解脫的能力。對當權當做過度的批評會加?我們對他們心理上的依賴。它偽飾在我們心內的暴政的根子——趨向順服的衝動力、對爭取自由所帶來之痛苦與緊張的逃避。森乃特警告說，「如果我未認出我自己是參與壓迫的人，則壓迫者就會受遏止。」48.與掌權者有同理心是在造成一種心理上的超脫，這為對當權者之命令做倫理方面成熟的答覆是必須的。這種答覆，不管其是服從或反抗，能有助於使權威轉變為團體中的一股建設性力量。
除了對良心自由及「表達異議」之原則做更有力的?調外，仍有改變教會權威平衡的第三種幅度，就是現代神學家的影響。教宗及主教們為保存基督徒傳統、執行首要的任務。但是如果要把生命注入該傳統中，運用創新的思想，即為傳統與近代生活作必要的接觸所需要的思想，主要的推動力來自神學家。今天天主教的教導多歸功於過去的神學家，他們使當代的正統思想振作，在教會生活中注入新思想。在此應想到聖奧斯定，他的偉大影響力發自他知識方面的創新，而非來自他主教的職務。聖多瑪斯、十字聖若望、聖雅風（雅爾豐索）、拉內（Karl Rahner）——這些人是廣大神學潮流的一部分，多次用來對抗流行的風尚，在歷史中危險的時刻，阻止教會訓導職窒息其自己的正統思想。
柏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提醒我們，真正的領導是一種倫理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作領袖者與追隨者的交往建立於共有的價值及需要上。但是追隨者需要一些對抗性的命令，以辨別他他們的實際需要，從許多真正可能選擇的途徑中做一個有意識的選擇。柏恩斯?調，創新的領導承擔「競爭及衝突，對它否認的殘暴力量。」49.神學家是與聖統規定相對抗之其他可能選擇的泉源，並藉此而支持基督徒團體的彈性和原動力。為使近代天主教具有意義，為解決不同價值之間、價值與實際生活之間所存在的矛盾，為彌補官方教導及信友之生活經驗之間的鴻溝，為孤立傳統中之非聖經的、破壞性的成份，為吸收來自其他宗教與俗世學術中的寶貴領悟，教會的創新思想家扮演著不可缺少的角色。
堂區司鐸及宗教導師是此制度的關鍵和樞紐。他們甚至對來自現代神學的新領悟一無所知，只知利用主教公署秘書處的指示或現存的思想模式去應付困難的問題，就以為滿足，他們消弱了教會在解決現代男女之道德難題上，以權威講話的能力。這些當地的權威人士有一種嚴重的義務，要跟得上現代的神學，並且要擴展其教會團體中的影響力。
教會之權威、準則及清楚發佈的和有力支配的原則的傳統方式，曾適合於其目的（雖然有嚴重的負擔），應該在實行其道德權力時，繼續做為一種重要因素。50.但是，該種方式應藉對團體權威模式的?調予以緩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活常可作為這種形式的持久象徵，幾位過去及現在的主教之經歷也是如此。西雅圖韓特郝森（Raymond Hunthausen）總主教的活動為現代主教的權威提供了一個有希望的榜樣，如何使權威伸展，去觸動我們現時代的良知。
不管韓特郝森之呼籲以抵制納稅來反抗美國黷武主義有什麼功績，他表達了他的道德影響，他所表達的不是一種約束良心的命令，而是對福音及其與武器競賽之關聯的一種嘗試性、探索性的反省。在基本的原則上——對和平的承諾，把自身的安全寄望於天主（而非火箭），為福音而冒險——總主教是確定的。在他特殊的建議上——國民違命抵制納稅——他承認那是「我在奮鬥中一項個人的決定」51.，此一決定在經過數月的反省並與其他基督徒互相交往之後得以澄清。的確，是聽過別人的意見之後，總主教才開始採取其根本反戰的立場。52.不顧其自己身為權威人物的立場，他呼籲其隨從者，要堅持他們對抗權威的信念。再者，他那抵制納稅的驚人呼籲首先是在信義會的聚會中發出，得到如雷般的喝采贊同，以後又藉相當多的報導而擴大。總主教以此種資格行使他的道德權威，使它成為一個超越那約束教會成員之堂區命令的聲音，召喚所有人民在福音的光照下，大膽地去面對他們的信念，並對此信念做一個澈底的獻身。這是柏恩斯所讚賞的「蛻變式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一種真正執行方式，它是「形成道德的一種過程」（a process of morality），此過程使隨從者中間的無意識的（思想）變成有意識的」，「將他們提昇進入他們更好的自我中。」53.長此以往，這種團體權威的方式，可能被證實為應付教會其他當代的倫理問題，是最有效的。54.
一般地講，在西方，特別在天主教中，衝突的根源經常是權威之比較靜態的特性，當其與內在精神之動態的特性抵觸時就會有矛盾發生。根據森乃特（Richard Sennett），非洲的以博（Ibo）文化發展了一種技巧，以減輕這種緊張情勢。當一個孩子成長到成人階段以慶祝成人禮來表示他權威之關係的轉變。在兒童期，要隸屬於長者的命令下；在青年時，要聽他們的勸告。在成年期，對部落之過去的回憶成為權威的主要根據。生命的循環按成熟中的自由意識分成不同的階段，在此過程中權威改變形式，而非消滅權力。不合法的權威正是那種固定於靜態形式下的權威。55.
聖事與以博文化相似，能夠把一種延續模式儀式化，在延續過程中，禮儀讓人在心靈成長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形式體驗到教會的權威。比如，緊張能夠表示道德焦點的轉變：從兒童期所多加的禁令轉變成個人的責任，在個人生活中去解釋並大膽地應用基督徒的價值。56.婚姻聖事能加強人的奮鬥，使所有規矩、原則以及快樂都從屬於基督之愛的中心法律下。司鐸在領受聖秩時對基督所做的承諾，應該清楚地包括對所有威脅福音價值之勢力的反抗義務，該種勢力包括教會與國家中惡性的權威。懺悔聖事能夠一生利用，以促使懺悔者從超我的禁令，逐漸形成一種更?的良心意識，視之為能力與自由的內在核心。依照以博人的作法，聖事禮儀能夠加?教會權威，使之在人民生活中作為一種創新、改革的力量，要比使之作為他們道德生活的一種外在壓力為善。
在發展一更完備之權威神學時的第五個幅度，要求重新檢討這項傳統的道理：一個人誠意地有所行動之前，應具備良心的確實性。一個人應試圖解除一些煩人的懷疑，這在道德與心理方面有好的意義。但作為一項普遍的原則，這種對道德上確定性的要求代表另一種衝突點，在此，神學的抽象理論與心理的實際情形互相抵觸。
在今日許多問題上的倫理含糊性中，要求確實，多次是一種奢想。傳統的道理不會考慮到在以下的衝突：即當一個人努力越過那固定於其教育之禁令中的「超自我」，而邁向一基於推理與反省的良心時所發生的衝突。例如，為許多教友，為了避孕所做的負責任的決定，即使經過反省與商討，仍然是一個在意見紛紜的教會中所做的痛苦、帶有懷疑色彩的選擇。人類之精神的歷史充滿了價值分歧的情況，男女在此情況中必須於完全解除疑問之前就採取行動：一個兵士在戰場上射擊敵人之前，突然為疑惑所困擾；基督徒科學家決定以輸血拯救其孩子的性命，而不顧其宗教的禁忌；基督教中的基要主義者藐視其宗教訓練，而願皈依天主教；離婚而再婚的教友，他被告知要戒避性關係，雖然這樣做可能會破壞他第二次幸福的婚姻。57.
死板地去遵守對良心確實性的要求，會使它成為在衝突情況中一種要人停止活動的規定。它能使為反對?制之超自我，而追求個人責任所做的努力減弱，並且加?惡性權威控制順民的能力。米格蘭（Milgram）的試驗顯示，那些對權威之不道德命令抵抗的人，會受到更令人悲傷之疑惑的痛苦。為了他們道德方面之正當行為，他們所付出的「不服從的代價是一種使人煩惱的感覺：曾經不忠……是他，而非順民，體驗到他的行為的壓力。」58.高登•臧關於那拒絕在納粹軍隊中服役的德國天主教徒也得到同樣的結論。由於跟國家及教會當局不和，他們易於受到深為煩人的懷疑及罪惡感之沉重的壓力。」59.白特海木（Bettelheim）提醒我們，一個成熟中的良心「能變成一種令人恐懼的經驗，因為一個人不能確知，他是否在遵循正確的途徑。」這種情形會造成一種強烈的衝擊，使人向權威屈服：「倘若我們只順從?加於我們的要求，我們自己就感覺無罪和安全。」60.
一種較為完備的神學將考慮到我們努力追求道德成熟時所遇到的危險與含糊不明之處。如果有人因為不關心真理或是倫理的要求，而在懷疑中採取行動，他是在任性地行動。這與那由於抵抗惡性權威或努力追求正當的獨立而受到割裂的精神不能相提並論。
儘管教會具有它所有的一切缺點，它仍提供給人類極深奧的真理，我們能賴以生活；它曾在每一時代啟發了偉大的思想家，對信仰和理性追求作新的綜合。但是，只要教會被人類所管理，無疑的它將為外來的聲音所累，它將有不少試圖壓制創新見解的聖職人，以及使忠實人民疏遠的嚴格措施與壓制力量。天主教是一個宗教團體，在這團體中，人性與神性的事物混合在一起；在這團體中，人對唯一真天主，以精神及真理所做的敬禮，與那使教會及其教導成為最後效忠對象的偶像崇拜，從來就相差不太遠。
一種機械人的社會不能觸摸到近代人內心深處精神的渴求。但是一個教會，如果它對真理的追求是一種團體性的努力，如果教會的權威能使與它挑戰的反對意見整合，如果教會中理智的澄清非來自對教導權的單純服從，而是來自有力的相互影響——那才是更符合其本身歷史中的事實，並符合現代人倫理意識的教會。
這種服從與權威辯證性模式，比早期更權威主義模式更富冒險性。保守派或許要反對教會中的平衡轉向較大的自決；自由派或許要怨恨階級性權威繼續存在的心要。但是這些都是使一種有效之辯證能由之而產生的要素。
羅洛•梅提醒我們：「不可能避免去經歷個人與社會之間這種辯證性的衝突。只有一種選擇就是，或者一個人建設性地，並以熱誠及尊嚴去經歷這種衝突，或者是浪費其人力、物力去反抗一個非按其所好而組織成的宇宙。」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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