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三十一(一六O三)年刻印的利瑪竇「兩儀玄覽圖」上，有李應試的一段識文說：
『五羊鍾伯相、黃芳濟、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咸以性學，
從西泰先生游，其貞瑜懿行，多似之。於是役也預焉。李應試因識於此』1.
李應試的「識文」告訢我們，這六位和利子同時的中國耶穌會士，在刻印利子的第四版地圖上曾出過力。萬曆三十一年(一一六三)秋分日，他們都在北京，並且「其貞瑜懿行多(與利子)似之。」
歷史家告訴我們，晚明我國天主教會在廣東、江西、江蘇、浙江，山西、福建、河北等地的開教，這些耶穌會士，曾經出過大力：是他們以中國人的身分，幫助西洋客籍耶穌會士和中國同胞加強聯繫；他們為西洋客籍耶穌會士任翻譯，料理衣、食、住、行等需要；他們為西洋客籍耶穌會士，在傳教上領路、遞信、攜物、負重，病中看護，困厄中奔走澳門、大陸之間；幫助他們學習禮俗、語文、適應國人心理；認識中國固有宗教觀和宇宙觀，促使中國固有思想和基督福音的融會。與利瑪竇同時的這些耶穌會士，是協助開教的功臣，值得稱揚！
與利子同時工作的中國耶穌會士，共有九位，除了李應試所提及的這六位外，還有鍾明禮、石宏基和丘良厚。范禮安。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龍華民等，都致力培養中國聖召，對於這點袁國慰的記述是客觀的。他在鄭維信司鐸傳三頁和四頁簡介第一位耶穌會國籍司鐸時說：
『鄭(維信)雖是第一位耶穌會國籍司鐸，卻並不是第一位國籍會士。原來自羅明堅、利瑪竇二位司鐸初入中國定居肇慶後，就著眼於培養中國聖召。當時的監會司鐸范禮安神父，雄才大略，在一五八九年(萬曆十七年)於肇慶建堂後六年，教友只有二十四人之時，即向耶穌會總長請求許可召收中國青年入會。
一五九一年(萬曆十九年)元旦，黃明沙、鍾明仁二位修士在廣東韶州入耶穌會初學院，是為國籍青年入耶穌會之始。鍾明仁修士，時年二十八，廣東新會人。黃明沙修士，年二十，廣東香山人。二人天資聰穎，曾在澳門求學，且稍諳拉丁文，在會內德表出眾。一五九九年，郭居靜神父上書耶穌會總會長，請求：「祝聖二人為司鐸。二人已入會多年，目前攻讀倫理神學，俾能晉鐸……二人如為司鐸，對傳教事業，將有更大貢獻，而且此舉不禁為彼等係一安慰，為其他修士亦是一大鼓勵。」龍華民神父也曾讚美黃明沙修士說：「他無異於羅馬學院的學生」可惜由於當時若干歐洲人的成見，二人均未能晉鐸。至利瑪竇逝世時；一六一O年，在中國境內，已有國籍修士九人，誓發修會聖願』。
這九位國籍修士，利子本希望培植他們登鐸品，但是種種困難和阻撓，不能突破。當然使這些和利子同時的中國會士晉陞鐸品，牽涉到許多問題，不是利子自己可以做主的。所以在利子逝世時，所抱的意願，未能實現2.。徐宗澤在「中國老耶穌會培植國籍神職班之努力」一文中，論及利子初到中國即有意培植中國青年晉登鐸品，說得很是中肯：
『聖教會遣教士，至遠方異俗，宣傳聖教，其宗旨欲在聖教所傳到之地，奠定國籍神職班，即本國主教，本國司鐸，以之管理本國教務是也。明末耶穌會士來中國傳教，即秉此旨。利瑪竇於一五八三年抵肇慶開始傳教，閱七年(應為八年)，即一五九O(應為一五九一)年一月一日，在韶州，成立初學院，收廣東新會二青年，名鍾銘仁、黃明沙者，入會初學，利子初到中國，即有意培植中國青年，登鐸品，教以為一司鐸所應知之學問，無民族之區別，觀其在印度臥亞讀神學時，致信羅馬耶穌會總長之意而可知。蓋當時在印度葡國耶穌會士，栽培印度本地修生成一司鐸，於神哲學當有之知識，不盡量教授；以為祇須有膚淺之學問，能講解教理，為一輔理司鐸可耳。利瑪竇不以為然，故於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稟總會長，陳述己意。其識見之超越，於此可見。是以一到中國，關於中國神職班之創立與培養，早已成竹在胸。
惜利子於一六一O年，在京逝世，其所抱之意旨，未克實行，惟有待於其同會士實踐之耳。3.
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 S.J.)論及利子，熱心收錄中國望會者，進入耶穌會，並且很有成果，說得很客觀：
『中國領土廣闊，人口眾多，利氏希望更多的會友東來，分享自己的文化及信仰，……他更希望國籍青年加入耶穌會，好使日後能為他們的祖國服務。一五八九年十月十日，即他在肇慶的第六年，教友人數只有八十多位。范禮安神父請求總會長收錄四名在澳門的國籍青年入會，其中兩名於一五九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接受初學訓練。十五年後，即一六O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耶穌會四所耶穌會會院中，共有十三名外籍司鐸，四名國籍修士。是年共有四名國籍初學生，還有四五名等候收納的青年。在利氏去世那年(即一六一O)，在中國有八位外籍司鐸，八名國籍修士。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中，半數的神職，屬於國籍。4.
利子去世時的在華八位中國修士是鍾銘仁、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丘良厚、石一宏、鍾明禮、徐必登，此外和利子有過關係的還有萬曆三十三年(一六O五)逝世廣州的黃明沙。現將這九位明末教會初期中華耶穌會士的行蹟，簡單加以介紹。這初期的九位會士祖籍都是廣東。

一、鍾鳴仁(一五六二 — 一六二一)
鍾鳴仁修士字念江，又名銘仁，聖名巴相或伯相(Sebastian)西名Ferdinandez或Ferdinando廣東新會人。生於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曾和父親(富有)念山，弟弟鳴禮，幫助澳門耶穌會士工作多年，幸得領洗入教。之後和黃明沙幫助利子在肇慶工作。大西利先生行蹟說：
『時有鍾銘仁、黃明沙者，粵中有志之士也。慕利子之天學，時依從之』。5.
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鳴仁和黃明沙在韶州由利瑪竇收錄入耶穌會。這是在華第一批中國耶穌會士。
鳴仁中文程度很好，也曾學習過拉丁文和葡文，擔任利子之翻譯。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六月二十五日，因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的協助，利子攜鍾鳴仁修士和郭居靜神父等由南昌起程，前赴南京及北京，七月六日抵南京，九月七日抵北京，十一月五日離北京南下。途中鍾鳴仁修士，曾協助利瑪竇和郭居靜著手編纂「中西字典」。「天主教廣被中國記」，記載鳴仁協助利子編寫這部辭典的情形時說：
『(由北京出發)，走了一個月的工夫，才來到了(山東)臨清。為了避免荒廢旅途中的時光，早來(中國)的會士們便利用這段時間，編寫一部美麗的字典。鍾鳴仁修士，因熟諳華語，給與了很大的幫助，他們把華語的詞語，按照規律，和一定的順序，編排成書。從此以後，以此書學習華語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6.
明萬曆二十七(一五九九)年，利子在南京、洪武岡購一凶屋。鍾鳴仁和郭居靜曾偕利子在那裡留居。大西利先生行蹟說：
『戶部劉公斗墟者，見利子問曰：聞子欲卜宅居此(南京)，信乎：利子曰：然！公曰：昔於洪武岡嘗構數椽，不意為魔所據。吾子若不懼魔，甘心售之，毋論值也。利子......因偕劉公往觀，殊愜意，捐貲買之。是日於廳間，立臺奉天主聖像於其中，以聖水洒淨一室，夜同郭子及鍾念江等居之，魔絕無影響。』7.
之後，鳴仁伴郭居靜回澳門，採購為皇帝進貢物品。萬曆二十八年(一六OO)三月，返回南京，五月十九日，隨利瑪竇及龐迪我並游文輝等，搭乘劉太監的快船，前赴北京。當馬堂劫持利子，久困天津時，利子曾派鳴仁攜帶南京友人的介紹信，赴北京和南京乞援，毫無效果。「天主教廣被中國記」曾經回憶這時鳴仁等會士的心境說：
『鍾鳴仁修士的歸來，使我們確信，無論從別人或從我們自己的努力看來，都是無益的。因此我們決定不再憑藉任何人間方法。我們把最後的希望，放在天主的助佑上，我們仰望天主！我們堅決地、愉快地為了宣傳福音，準備應付一切困難，流血致命，在所不惜』。8.萬曆三十一(一六O三)年，鳴仁曾參與繪刻利子「兩儀玄覽圖」的工作。萬曆三十四(一六O六)年，鄂本篤(Benedetto di )：修士自印度經中亞和商人步行抵甘肅、肅州，患病不起。鳴仁受命由北京起身，前往探視，並為鄂本篤送終、歛葬，飽受艱辛。大西利先生行蹟說：
『時有鄂本篤，從大西到關中，亦耶穌會士也。夙聞東方有伽也唐(Cathay)者，禮義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主宰為宗，以為與天主聖教正相符合，欲得其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國，歷盡艱難，方到關中，乃知所聞之國，即中國。利子聞之遣人(鍾鳴仁)迎取，值其病篤，一見同會者，喜溢望外，遂安然去世矣。』9.
鳴仁返回北京，被派往南京，協助王豐肅(Alpheso Vagnoni)傳教三年，利子逝世後，曾和鳴禮前往北京，參加利子的殮葬。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協助建立杭州會院。楊廷筠的受洗入教鳴仁是有影響的。艾儒略弟子丁志麟撰「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中說：
『一日金四表先生與粵中會士鍾念江與公論道……因矢志為主功臣，求領聖洗』。10.
鳴仁在萬曆二十四(一五九六)年，在韶州為主受刑被逐後又在杭州下獄，在北京，南京(一六一七)也曾被禁錮。萬曆四十五(一六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在杭州楊廷筠府中小堂矢發末愿。天啟二(一六二六)年歿於杭州。享壽六十歲。墓在杭州桃源嶺麓大方井。現僅存骨甕，外題「鍾巴相念江兄」。因為鳴仁是修士，所以稱兄。
在有關明末的開教史上，鳴仁的名字，常和利子相連。在利子患病和遭遇困難時，鳴仁常常在他身旁，盡力守護、支援。為了教會，他的足跡遍及廣東、江西、安微、江蘇、浙江、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鍾修士品性優美、聖德崇高、深深獲得利子的賞識和信任，是明末在華開教的功臣。

二、黃明沙(一五六九 — 一六O六)
黃明沙修士，聖名芳濟或方祭(Francisco)，西名Martinez，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生於澳門。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一月一日和鍾明仁一同入耶穌會。後隨利瑪竇進入內地開教。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在南昌。萬曆三十一年(一六O三)在北京協助利子刻印「兩儀玄覽圖」。之後，去韶州，幫助龍華民傳教。萬曆三十三年(一六O五)曾在南京勸化瞿太素於正室謝世後，扶妾為正，領洗入教。利子在京時，曾遣黃明沙赴開封，訪問猶太後裔的實際情形，頗能勝任。「大西利先生行蹟」說：
『中州都會原有教堂，乃如德亞國所傳天主古教，……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艾子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以奉天主為主：是後，利子遣從遊黃明沙馳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傳之詳耳』。11.
萬曆三十四年(一六O六)黃明沙在南昌，奉命去澳門迎接范禮安監會神父來內地視察。行抵廣州，患病甚重。被人誣告將協助郭居靜等(Lazaro Cattaneo)圖謀不軌，被捕入獄，備受酷刑。三月卅一日逝世。他的去世，為利瑪竇和龍華民，喪失得力的助手；為教會是一重大的損失。黃明沙的遺體，終獲遷葬澳門。

三、遊文輝(一五七五 — 一六三O)
遊文輝，字含樸，聖名厄瑪努爾(Emmanuel)，西名Pereria，萬曆三年(一五七五)生於澳門。曾協助耶穌會神父傳教。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偕利子去南京，二十八年(一六O一)隨利子入北京；三十一年(一六O三)協助利子刊刻「兩儀玄覽圖」。三十三年(一六O五)和徐必登、丘良稟在北京入耶穌會。曾學繪畫和拉丁文。萬曆三十七年(一六一O)五月十一日，利子臨終時，文輝曾守護在側，利子向他說：
『鼓汝勇氣，不必悲泣，天主許我入天堂，第一請求者，即求天主，堅爾志賜汝亡於耶穌會中』。12.
利子於北京逝世後，文輝曾繪遺容數張。其中一張，由金尼閣帶往羅馬，保存於耶穌會總院。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聖誕瞻禮日，在杭州楊廷筠家聖堂發末願。崇禎三年(一六三O)，病逝杭州。文輝是一位具有傳教心火的教理講師和畫師，是利瑪竇忠信的左右手。
四、倪一誠(雅谷) (一五七九 — 一六三八)
倪雅谷修士，名一誠，聖名雅各伯，西名Niva，是一位生於日本的廣東華僑，母親是日本人。萬曆二十九年(一六O一)由日本來澳門，協助耶穌會從事繪畫傳教工作。次年(一六O三)去北京。萬曆三十一年(一六O三)，協助利子刻印「兩儀玄覽圖」。三十四年(一六O六)，回澳門，三十五年(一六O八)，在南昌和鍾鳴禮、丘良厚、石宏基一同入耶穌會。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至四十一年五月在北京。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和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在澳門，為教區繪畫聖像。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十月二十六日病逝澳門。龍華民曾經給羅馬總長阿瓜未哇(A. Aquaviva)寫信，稱讚倪修士「守齋克若，德行昭著」。13.
倪一誠除協助利瑪竇刻印「兩儀玄覽圖」，也曾幫助龐迪我繪製「四大洲地圖」四幅。萬曆三十二年(一六O四)曾伴隨李瑪諾巡視廣東、江西、江蘇和北京的教務，頗能勝任。深獲利子和李瑪諾的讚譽。他的繪畫，為傳教區的教友提供很大的神益。

五、丘良稟(一五八二 — 一六五二)
丘良稟修士字完初，聖名道明，西名Mendez，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生於澳門。年齡稍長，曾在韶州耶穌會院讀書。因為和教士來往，在韶州和廣州被捕入獄，備受杖刑。萬曆三十一年(一六O三)在北京幫助利子傳教，並出版「兩儀玄覽圖」。萬曆三十三年(一六O五)八月十五日，在北京和遊文輝、徐必登一同入初學。天啟元年(一六二一)，至天啟六年(一六二六)曾派往越南南坼幫助傳教。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在海南島協助傳教，曾經勸化某王姓官員全家領洗。永曆六年(一六五二)四月十五日逝世澳門。馮承鈞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改「丘」為「邱」。良稟和良厚是昆仲。

六、丘良厚(一五八四 — 一六四O)
丘良厚修士字永修聖名巴斯加Paschal，西名Mendez。明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生於澳門。萬曆三十五年(一六O八)和倪一誠等在南昌入耶穌會，是一位極傑出的教理講師。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在南雄，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在南昌和北京，曾經輔弼羅如望，畢方濟、龍華民等傳教多年。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十二月二日發末願。天啟元年(一六二一)，曾在北京為利瑪竇守塋。徐光啟曾向熹宗上疏遣他往見畢方濟，訪取「臺統圖說」，以為防守京城之用。明末龐天壽和皇宮裡的一些皇妃、太監的領洗入教，曾受他的影響不少。閣老葉向高，很喜歡和他晤談。崇禎十三年(一六四O)歿於北京，葬於利瑪竇塋地。姚在他的復莊詩問中，有「阜城門外利瑪竇墳」詩一首，詩中曾提及丘良厚說：
『寄語邱良厚，朝華已不春！』

七、石宏基(一五八五 — 一六四七)
石宏基修士字厚齊，聖名方濟，西名Lagea或du Lage或de Lagen，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生於澳門，是一位傑出的畫家和要理講師。萬曆三十五年(一六O八)在南昌入耶穌會。萬曆四O年(一六一二)隨郭居靜至杭州；四十一年隨林斐理至處州；四十二年至南京；崇禎三年(一六三O)隨高一志在山西絳州；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在建昌，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在海南，之後回南雄。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四月十二日，在江蘇嘉定矢發末願。永曆元年(一六四七)，二月二日在澳門逝世。

八、鍾明禮(一五八一 —？)
鍾鳴禮聖名若翰，西名Ferdinandez或Ferdinando，廣東新會人，萬曆九年(一五八一)生。隨父念山，兄鳴仁，同在澳門耶穌會，聆聽教理之後，一同領洗入教。萬曆三十五年(一六O八)三月，在南昌和徐必登等入耶穌會，曾在南雄(一六一二)杭州(一六一六)南京(一六一六)等處協助傳教。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O)利瑪竇逝世，隨兄鳴仁同往北京，會葬，事畢仍回南京。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南京第一次教難時，和兄鳴仁一齊被捕。南京禮部認為：鳴仁是「登壇執牛耳」的罪魁，明禮是「謀主」，倆人受刑很重。南京教難發動人沈漼，著有「南宮署牘，載有二人供詞。「破邪集」卷二會審案牘中記載鳴禮的供詞說：
『平日受天主大恩，無以為報，今日就拿也不怕！』14.
鳴禮屢受刑杖，出獄後，又罰奴役三年，在南京附近拉縴，後為教友贖出，已成殘廢。天啟元年後(一六二一)脫離耶穌會，卒年不詳。

九、徐必登(一五八O — 一六一一)
徐必登修士，聖名安多尼，西名Leitao。明萬曆八年(一五八O)生於澳門。萬曆三十一年(一六O三)曾在北京幫助利子傳教，並協助刊刻「兩儀玄覽圖」。萬曆三十三年(一六O五)和游文輝、丘良稟在北京入耶穌會。之後，協助龐迪我和費奇規在北京附近傳教。萬曆三十六年(一六O八)和費奇規同赴韶州，幫助陽瑪諾傳教。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六月十日奉命赴澳門，遇難，歿於舟中，遺體葬於廣州。
徐必登體弱多病，謙恭誠摯；深獲當時教內外人士的愛戴和利子的器重。
結語
利瑪竇確信：為建設本地的教會本地神職人員和國籍會士，是必要的。利子到中國八年後，在范禮安監會的支持和耶穌會總長阿瓜未哇核准下，收錄華人進會。先後在韶州，南昌和北京成立初學院。利子愛護、珍視這些中國會士，給與他們深湛、堅強的神修，神學，教理和傳教方法的訓練和陶冶。
利子在華二十八年期間，共有九位中國耶穌會士，在國內四座會院，分擔傳教的工作，非常成功。利子和繼任的龍華民會長，對這些中國耶穌會士的聖德、熱心、忠貞，協助客籍教士的勞苦，以及為基督所受的艱辛，非常讚賞、感激。的確，利子等能在我國境內駐足，奠定教會基礎，和他同時工作的這些中國耶穌會士的勞苦，是不容抹殺和遺忘的！他們的功勳是值得稱述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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