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導言
報載去年十一月六日在法國巴黎，由耶穌會文化中心與利氏學社聯合主辦了以「西方與中國的溝通」為主題的紀念利瑪竇神父的會議。據說會議中一個重要論題是，利瑪竇神父與中國人交往時的尊重個人與謙虛態度。此與同時代其他地區許多傳教士的「征服者」姿態完全相反。
我自己曾在「教友生活週刊」發表過一篇題名「自聖方濟沙威到利瑪竇的傳教方法」(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中曾提出利神父傳教生涯中的「生活交談」。果然「生活交談」是現代傳教學的名詞，不過所指的該與上述巴黎會議中的論題不約而同，因此引起我繼續發揮的意願。
首先，我不想把利瑪竇的待人接物態度與同時代其他地區許多傳教士的「征服者」姿態互相比較。因為這是非常抽象不針對實際環境的論調。當時其他傳教地區，不是西班牙 (拉丁美洲)，便是葡萄牙 (東亞、印度) 的殖民地，這與「征服者」姿態的傳教極有關係。至於利瑪竇神父，處身東方之文化大國，直到他死在對於外人常有懷疑的明代北京，常感坐立不安，顯然與別處的情況大不相同，因此把他的態度以比較的方式提出來討論，依我看來，是不必要的，而且反而能夠引起無謂的討論。為此我只願直接探討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二)  交談的意義
交談可說是當代教會處身於一個文化與宗教多元世界中的新態度；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尤其經過教宗保祿六世的首封通諭的強調，於是在不少傳播福音的會議中紛紛研討交談、生活的交談、文化的交談、宗教的交談。本文不擬泛論有關交談的各種問題，這裡只是為了肯定利瑪竇的特殊態度，先對交談的現象做一簡單描繪。交談至少發生在雙方之間，而且基本上要求彼此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談中雙方各有自己持守與信服的立場；然而真實的交談同時雙方互相尊重，承認自己的立場不一定如此十全十美，因此可以吸收對方的優點。當然雙方也都渴望自己信服的立場受到認同；總之，交談是共同尋求聖善與真理；是給與和領受的溝通。為此，交談的態度是尊重、謙虛、聆聽、了解；是持守真理，也是準備修正。反過來說，交談不是敷衍、妥協等表面性的苟同。
教會今日提出交談的態度，一方面果然發現自己處身於一個多元世界中，如果期望接觸他人，必須平等地來往；另一方面也有更深的理由，那是因為它承認教會之外，聖神在人類中的照顧與啟迪，不論在生活中以及文化宗教上，都產生極大的效果。教會不但可以給與，甚至也能接受教會之外來自天主的許多恩賜。於是這個教會活動的新名詞「交談」便流行各地了。教宗保祿六世甚至將教會的交談稱之為「救恩交談」。不過，作為交談而論，教會並不直接尋求對方的歸化，使之加入自己的團體，它唯一渴望的是將自己的立場 —— 來自基督的立場 —— 分享給別人；但是由於教會自己也不敢肯定已經清楚地擁有一切真理，所以它誠意地願意聆聽，也準備接受。

 (三)  利瑪竇與交談
以上只是非常簡單地描繪了交談現象，下面我們要寫的便是利瑪竇的生活交談。當然利瑪竇時代，教會並沒有提出「交談」的名詞，甚至我們也該說，一般而論，它並沒有交談態度，不過我們發現利瑪竇自己卻不知不覺地培養了今天所說的生活交談。
首先，我們得承認他所處的環境本身要求一種交談的出發點。明朝中國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大國，它並不是殖民地，傳教士雖然自命懷有絕對的真理，可是態度上不能不有些「低頭服小」，無論如何，不可能有「征服者」姿態。當然「低頭服小」也非交談，那麼利瑪竇的交談精神究竟出現在那種情況中呢？
據我們看來，在宗教問題上，大體說來，鑒於當時的神學思想，利瑪竇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交談態度來。那本有關宗教寫得最多的「天主實義」，對於佛道兩教，只顧批判，缺少了解，絕無溝通的可能。其次即使面對所謂的「中士」，全書雖然應用交談的問答體裁，可是西士利瑪竇處處顯出的是一種「護教」方式，或者可說是「準備福音」。他刻意證明中國古籍與基督宗教的信仰並不反對；也因此在註解上，與明代理學家格格不入，並沒有比較開放的交談精神。另一方面，「護教」基本上只求解釋教會的信仰，不想吸收對方的思想、考慮自身的修正。所以「天主實義」雖然在中國境內寫成，利瑪竇站在傳教士的身分上，多少是含有居高臨下的姿態，還沒有交談中的平等。反而中士的語氣顯得有些低姿態！
那麼當我們提到利神父的生活交談時，又指什麼呢？這是指利瑪竇神父自從脫下僧裝，身穿儒服以後的生活。他進入士大夫階層，開始結交許多學者，與之成為朋友而表現出的態度。居住南昌時，值得大家注意的一部著作便是「交友論」，當時他正廣交各界人士的開始，也即是在生活中開始與學者溝通。至於我們所說的生活交談，主要不是思想交流的工作，而更是由於雙方生活上的平等接觸，互相觀摩，而各有影響。有關這一點，擬於以下逐步說明與分析。
利瑪竇時代，天主教神學普通地承認的一個論題是：教會接受天主啟示，是唯一的真宗教。教會之外，沒有別的來自天主的真宗教。不過有關倫理道德，教會之外，不乏天主的照顧而有良好生活。所以根據神學論題，他決不會考慮接近其他宗教。不過他閱讀中國古籍，同時與文人學士結交，自然發現具有高度的倫理生活。在他致澳門耶穌會副省長信中，清楚地這樣表示：「中國人也是傾向修身事天的 (有的人以為中國人不是這樣，但是我在這裡每天觀察，中國人確是如此。)。有史以來，中國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較我們西方人還完善，……。他們是願修德的人，行為也很好。而且中國古人的經書，是中國最古最有價值的權威的書。書中只講敬天敬地和敬天地之主。我們只要細讀這些書，裡面很少違反人性天理的事，反而有許多事合乎天理，比任何講本性學問的哲學家也不稍遜。我們希望中國古來的許多聖賢因著遵守天理，再加上天主仁慈所賜的恩惠，也可以得救靈魂。……」(羅光，利瑪竇傳，頁二O八。) 因此，利瑪竇神父與中國學者應酬中，理所當然地，討論道德文章。不過我們認為更應加以肯定的，是在交友來往中，利瑪竇自己的生活也無形中受了影響，可說實際改變了他自己。這還需要更進一步求證。

(四)  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無論如何，利瑪竇自己認為在中國人中間必須注意良好的生活，他寫說：「我們至今，謹小慎微，和中國士大夫來往；他們都稱我們為聖人。我希望我們至終常能保全這種聲譽。如今在我們會士中，既有好幾位品行端方，神學優秀的人，而且沒有一人不勉力學習較高的中文程度。」(仝上) 字裡行間，可以發現與士大夫交友，要求合乎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的標準。利瑪竇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中國人是願修德的人，而且行為也很好；這當然是指那些他所接觸的人士，大概便是他的中國朋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在他廣交當代文人學士時，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生活交談；這主要的不在於雙方彼此交換道德思想，而更在乎共同生活中互相觀摩、尊重、甚至效法。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位傳教士，利瑪竇怎樣會不注重中國人特別敬仰的道德呢？作為一位真實的基督徒，他怎樣會不「誠於中，而形於外」地實踐呢？作為一個對於交友如此了解之深的人，他怎樣不會效法對方的品德，同時也表達自己的理想呢？這樣看來，利瑪竇雖然身處四百年前，實際上有了今日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生活交談」。

(五)  利瑪竇成功的生活交談
交談含有給與及接受，那麼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友生活中，接受中國的道德特殊面貌之後，究竟予人怎樣的印象呢？這最好由當時人的筆下來求證。
我們不必求證於明代的三大傑出教友對利神父的觀感；只須自與他友善的一般朋友；甚至當時反對他的人的著作中，便可隱約想像一位流露儒者風度的利瑪竇。
和利子相友善的汪建內贈詩說：「西極有道者，文玄談更雄；非佛亦非老，飄然自儒風」(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二上編，頁六五八)；另一位姚詠利瑪竇墳說：「一天開別教，八萬里流民，學內儒之墨，臣為常也賓。」看來利瑪竇是在生活中吸取了儒家的道德文章。
方豪蒙席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中，搜集了不少明代學人對於利瑪竇的評語，我們挑選有關幾條，作為利神父生活交談吸收中國品德的佐證：「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說利氏：『……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利瑪竇的道德學問，極受當時人敬佩，連反對天主教的人士也不例外，且有稱之為『聖人』的。陳候光著辨學芻言，自敘說：『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主學倡，其標號甚尊，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崇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頁七四)
利瑪竇死後，北京尹王應麟所撰碑記中，最能引人矚目的便是關於利神父的交友，我們抽出其中數節如：「……若追篤歡交誼之雅。……竟傾蓋投契合之孚，相與訴遊長江，覽景建業。」
總之，在當時中國學者眼中，利氏是西方聖人；「西方」，由於他來自泰西；「聖人」，那是他已經具有合乎中國道德標準的人格了。這不是生活交談中，利瑪竇無形中自己潛移默化而有的成就嗎？果然這並不否認他成為基督信徒、耶穌會士固有的修養，不過這修養是二十七年降在中國風土之中，吸取了很多東方儒家的特殊面貌。
(六)  利瑪竇生活交談的救恩意義
本文之作由於巴黎紀念利瑪竇會議中一個重要主題而發，因而說明了我對於利瑪竇神父生活交談的一些反省。原則上，生活交談不只是利瑪竇接受中國的儒者風格與德性，同時他在生活中不能不流露來自基督信仰的種種因素，因此而為別人所接受。譬如最為顯著的是他貞潔生活雖然遭受「不孝」的困難，但是另一方面不知為多少士大夫所景仰，甚或真實地有所影響。由於這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內，所以不擬再加研討。不過，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救恩交談」大概便指這方面的影響吧！
為此，依我們看來，巴黎研討利瑪竇會議，果然清楚地提出利瑪竇在東方傳教的謙虛態度，實在還可以由傳播福音角度來反省這種態度本身的救恩意義。這在當代交談神學中會有深入的解釋。
最後，研究利瑪竇的生活交談，不免令我們懷古思今地問：作為傳教士的我們，具有生活交談的態度嗎？或者無形中還染有「征服者」的姿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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