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導言
報載去年十一月六日在法國巴黎,由耶穌會文化中心與利氏學社聯合主辦了以「西方與中國的溝通」為主題的紀念利瑪竇神父的會議。據說會議中一個重要論題是,利瑪竇神父與中國人交往時的尊重個人與謙虛態度。此與同時代其他地區許多傳教士的「征服者」姿態完全相反。
我自己曾在「教友生活週刊」發表過一篇題名「自聖方濟沙威到利瑪竇的傳教方法」(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中曾提出利神父傳教生涯中的「生活交談」。果然「生活交談」是現代傳教學的名詞,不過所指的該與上述巴黎會議中的論題不約而同,因此引起我繼續發揮的意願。
首先,我不想把利瑪竇的待人接物態度與同時代其他地區許多傳教士的「征服者」姿態互相比較。因為這是非常抽象不針對實際環境的論調。當時其他傳教地區,不是西班牙 (拉丁美洲),便是葡萄牙 (東亞、印度) 的殖民地,這與「征服者」姿態的傳教極有關係。至於利瑪竇神父,處身東方之文化大國,直到他死在對於外人常有懷疑的明代北京,常感坐立不安,顯然與別處的情況大不相同,因此把他的態度以比較的方式提出來討論,依我看來,是不必要的,而且反而能夠引起無謂的討論。為此我只願直接探討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二) 交談的意義
交談可說是當代教會處身於一個文化與宗教多元世界中的新態度;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尤其經過教宗保祿六世的首封通諭的強調,於是在不少傳播福音的會議中紛紛研討交談、生活的交談、文化的交談、宗教的交談。本文不擬泛論有關交談的各種問題,這裡只是為了肯定利瑪竇的特殊態度,先對交談的現象做一簡單描繪。交談至少發生在雙方之間,而且基本上要求彼此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談中雙方各有自己持守與信服的立場;然而真實的交談同時雙方互相尊重,承認自己的立場不一定如此十全十美,因此可以吸收對方的優點。當然雙方也都渴望自己信服的立場受到認同;總之,交談是共同尋求聖善與真理;是給與和領受的溝通。為此,交談的態度是尊重、謙虛、聆聽、了解;是持守真理,也是準備修正。反過來說,交談不是敷衍、妥協等表面性的苟同。
教會今日提出交談的態度,一方面果然發現自己處身於一個多元世界中,如果期望接觸他人,必須平等地來往;另一方面也有更深的理由,那是因為它承認教會之外,聖神在人類中的照顧與啟迪,不論在生活中以及文化宗教上,都產生極大的效果。教會不但可以給與,甚至也能接受教會之外來自天主的許多恩賜。於是這個教會活動的新名詞「交談」便流行各地了。教宗保祿六世甚至將教會的交談稱之為「救恩交談」。不過,作為交談而論,教會並不直接尋求對方的歸化,使之加入自己的團體,它唯一渴望的是將自己的立場 —— 來自基督的立場 —— 分享給別人;但是由於教會自己也不敢肯定已經清楚地擁有一切真理,所以它誠意地願意聆聽,也準備接受。
(三) 利瑪竇與交談
以上只是非常簡單地描繪了交談現象,下面我們要寫的便是利瑪竇的生活交談。當然利瑪竇時代,教會並沒有提出「交談」的名詞,甚至我們也該說,一般而論,它並沒有交談態度,不過我們發現利瑪竇自己卻不知不覺地培養了今天所說的生活交談。
首先,我們得承認他所處的環境本身要求一種交談的出發點。明朝中國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大國,它並不是殖民地,傳教士雖然自命懷有絕對的真理,可是態度上不能不有些「低頭服小」,無論如何,不可能有「征服者」姿態。當然「低頭服小」也非交談,那麼利瑪竇的交談精神究竟出現在那種情況中呢?
據我們看來,在宗教問題上,大體說來,鑒於當時的神學思想,利瑪竇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交談態度來。那本有關宗教寫得最多的「天主實義」,對於佛道兩教,只顧批判,缺少了解,絕無溝通的可能。其次即使面對所謂的「中士」,全書雖然應用交談的問答體裁,可是西士利瑪竇處處顯出的是一種「護教」方式,或者可說是「準備福音」。他刻意證明中國古籍與基督宗教的信仰並不反對;也因此在註解上,與明代理學家格格不入,並沒有比較開放的交談精神。另一方面,「護教」基本上只求解釋教會的信仰,不想吸收對方的思想、考慮自身的修正。所以「天主實義」雖然在中國境內寫成,利瑪竇站在傳教士的身分上,多少是含有居高臨下的姿態,還沒有交談中的平等。反而中士的語氣顯得有些低姿態!
那麼當我們提到利神父的生活交談時,又指什麼呢?這是指利瑪竇神父自從脫下僧裝,身穿儒服以後的生活。他進入士大夫階層,開始結交許多學者,與之成為朋友而表現出的態度。居住南昌時,值得大家注意的一部著作便是「交友論」,當時他正廣交各界人士的開始,也即是在生活中開始與學者溝通。至於我們所說的生活交談,主要不是思想交流的工作,而更是由於雙方生活上的平等接觸,互相觀摩,而各有影響。有關這一點,擬於以下逐步說明與分析。
利瑪竇時代,天主教神學普通地承認的一個論題是:教會接受天主啟示,是唯一的真宗教。教會之外,沒有別的來自天主的真宗教。不過有關倫理道德,教會之外,不乏天主的照顧而有良好生活。所以根據神學論題,他決不會考慮接近其他宗教。不過他閱讀中國古籍,同時與文人學士結交,自然發現具有高度的倫理生活。在他致澳門耶穌會副省長信中,清楚地這樣表示:「中國人也是傾向修身事天的 (有的人以為中國人不是這樣,但是我在這裡每天觀察,中國人確是如此。)。有史以來,中國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較我們西方人還完善,……。他們是願修德的人,行為也很好。而且中國古人的經書,是中國最古最有價值的權威的書。書中只講敬天敬地和敬天地之主。我們只要細讀這些書,裡面很少違反人性天理的事,反而有許多事合乎天理,比任何講本性學問的哲學家也不稍遜。我們希望中國古來的許多聖賢因著遵守天理,再加上天主仁慈所賜的恩惠,也可以得救靈魂。……」(羅光,利瑪竇傳,頁二O八。) 因此,利瑪竇神父與中國學者應酬中,理所當然地,討論道德文章。不過我們認為更應加以肯定的,是在交友來往中,利瑪竇自己的生活也無形中受了影響,可說實際改變了他自己。這還需要更進一步求證。
(四) 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無論如何,利瑪竇自己認為在中國人中間必須注意良好的生活,他寫說:「我們至今,謹小慎微,和中國士大夫來往;他們都稱我們為聖人。我希望我們至終常能保全這種聲譽。如今在我們會士中,既有好幾位品行端方,神學優秀的人,而且沒有一人不勉力學習較高的中文程度。」(仝上) 字裡行間,可以發現與士大夫交友,要求合乎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的標準。利瑪竇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中國人是願修德的人,而且行為也很好;這當然是指那些他所接觸的人士,大概便是他的中國朋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在他廣交當代文人學士時,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生活交談;這主要的不在於雙方彼此交換道德思想,而更在乎共同生活中互相觀摩、尊重、甚至效法。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位傳教士,利瑪竇怎樣會不注重中國人特別敬仰的道德呢?作為一位真實的基督徒,他怎樣會不「誠於中,而形於外」地實踐呢?作為一個對於交友如此了解之深的人,他怎樣不會效法對方的品德,同時也表達自己的理想呢?這樣看來,利瑪竇雖然身處四百年前,實際上有了今日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生活交談」。
(五) 利瑪竇成功的生活交談
交談含有給與及接受,那麼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友生活中,接受中國的道德特殊面貌之後,究竟予人怎樣的印象呢?這最好由當時人的筆下來求證。
我們不必求證於明代的三大傑出教友對利神父的觀感;只須自與他友善的一般朋友;甚至當時反對他的人的著作中,便可隱約想像一位流露儒者風度的利瑪竇。
和利子相友善的汪建內贈詩說:「西極有道者,文玄談更雄;非佛亦非老,飄然自儒風」(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二上編,頁六五八);另一位姚 詠利瑪竇墳說:「一天開別教,八萬里流民,學內儒之墨,臣為常也賓。」看來利瑪竇是在生活中吸取了儒家的道德文章。
方豪蒙席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中,搜集了不少明代學人對於利瑪竇的評語,我們挑選有關幾條,作為利神父生活交談吸收中國品德的佐證:「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說利氏:『……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利瑪竇的道德學問,極受當時人敬佩,連反對天主教的人士也不例外,且有稱之為『聖人』的。陳候光著辨學芻言,自敘說:『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主學倡,其標號甚尊,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崇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頁七四)
利瑪竇死後,北京尹王應麟所撰碑記中,最能引人矚目的便是關於利神父的交友,我們抽出其中數節如:「……若追篤歡交誼之雅。……竟傾蓋投契合之孚,相與訴遊長江,覽景建業。」
總之,在當時中國學者眼中,利氏是西方聖人;「西方」,由於他來自泰西;「聖人」,那是他已經具有合乎中國道德標準的人格了。這不是生活交談中,利瑪竇無形中自己潛移默化而有的成就嗎?果然這並不否認他成為基督信徒、耶穌會士固有的修養,不過這修養是二十七年降在中國風土之中,吸取了很多東方儒家的特殊面貌。
(六) 利瑪竇生活交談的救恩意義
本文之作由於巴黎紀念利瑪竇會議中一個重要主題而發,因而說明了我對於利瑪竇神父生活交談的一些反省。原則上,生活交談不只是利瑪竇接受中國的儒者風格與德性,同時他在生活中不能不流露來自基督信仰的種種因素,因此而為別人所接受。譬如最為顯著的是他貞潔生活雖然遭受「不孝」的困難,但是另一方面不知為多少士大夫所景仰,甚或真實地有所影響。由於這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內,所以不擬再加研討。不過,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救恩交談」大概便指這方面的影響吧!
為此,依我們看來,巴黎研討利瑪竇會議,果然清楚地提出利瑪竇在東方傳教的謙虛態度,實在還可以由傳播福音角度來反省這種態度本身的救恩意義。這在當代交談神學中會有深入的解釋。
最後,研究利瑪竇的生活交談,不免令我們懷古思今地問:作為傳教士的我們,具有生活交談的態度嗎?或者無形中還染有「征服者」的姿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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