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聖沙勿略的遺志，追隨聖祖依納爵愈顥主榮的德風，在范禮安及羅明堅神父領導支持下，使在華的天主教會鞏固並光大起來的，便是利瑪竇神父。不可否認地，利神父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但是就他全部生活看來，更應說是一位獻身上主、為教會服務、卓越聖善的傳教士，是一位具有超性觀念的福音播種者。本文所要敘述的有關利氏的歷史僅到他定居北京為此。
利瑪竇（Matteo Ricci, S.J.）神父字西泰，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十月六日生於意大利瑪爾該（Marche）區的瑪柴拉塔（Macerata）市，當時是聖沙勿略在上川島逝世前約兩個月。瑪爾該區位於意國中部的東海岸，瑪柴拉塔城位於巔，是一座負盛名的城市。人民簡樸淳摯，事主頗見誠懇，納匝肋聖室便保存在它附近的勞來德（Loreto）鎮上。
利瑪竇的父親曾任教宗國的市長和省長，精於醫道。母親名若翰納（Giovanna），出身安基約來里（Angiolelli）望族。二人都是熱心事主的好教友，生子八名，女四名，瑪竇居長。
瑪竇年幼時，活潑仱俐，聰明過人。到達學齡，從孟尼閣（Nicolo Bencivegni）塾師讀書，德學進步甚速。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耶穌會於瑪柴拉塔開設公學，瑪竇報名讀書，七年之久，成績優良。隆慶二年（一五六八），瑪竇中學卒業後，被送往羅馬日爾曼學院，肄習法律。課餘之暇，常到耶會院和耶穌會士攀談， 並且加入了聖母會。不久天主的神光使他感到塵世的虛幻和永生的可貴，乃決意為愈顯主榮而奉獻一生，成為耶穌會士：這正是聖祖依納爵逝世的第十五年。
瑪竇的進入耶穌會，使他的父親大為不悅。他原是希望瑪竇學成還鄉，能在政界獨佔鼇頭。現在想不到愛兒要棄俗進會，使自己的希望落空，於是決定去羅馬把愛兒召回。天主使他三次行前罹病，最後幡然悔改，欣然允許瑪竇進會，並且還鼓勵他永遠忠於自己的聖召，艾儒略（Jules Aleni，S.J.）神父，在大西利先生行蹟一書中，論瑪竇神父的父親關於愛兒的聖召問題說：
「西泰利先生瑪竇者……十餘歲時即有志精修。父以科第期之。冀紹其家聲。送至羅馬京都，就名師習諸科學之蘊奧。既三年欲遂修道夙懷，不願婚娶涉利名。求入耶穌顯修會，時年十九矣。因致書於父，具言此意。父驟聞未之許也，欲往羅馬阻之。及起程忽得病不果往。稍愈又欲行，行又病而回。如斯者三，父迺幡然改曰：是殆天主所默眷欲使其傳道於四方也歟？我安可使功名一途加諸欽崇天主上乎？復書具述層病之由，諄諄加勉。」
隆慶六年（一五七二）五月二十五日利瑪竇被遺往佛羅稜斯（Florence）小住。是年九月初返回羅馬。他在初學期間認識了范禮安神父，利氏的良善、溫和、懇摯、聰慧、忍耐、高雅、圓通、在范禮安神父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該年九月十五日，瑪竇發了初愿。三天以後（十七日），利瑪竇進入羅馬學院攻讀哲學和神學，共五年之久。這座羅馬學院便是今日羅馬聖京額我略大學（Gregory University）的前身。在這座羅馬學院裡，他曾受過未來耶穌會總長阿瓜未哇神父的訓導； 也曾接受聖師伯辣民（St. Robert Bellarmino，S.J.，1542-1621）樞機的哲學、神學課程。伯辣民教授很重視利瑪竇，日後對於中國的傳教事業很是關心；在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曾經修書鼓勵中國教友忠於信仰。
除伯辣民在神學上給與利瑪竇指導，使他在判斷事理上胸襟擴展，富有同情，善待意見不同的學者意見外，還有當時在科學界特別是數學、並天文學、和曆算界，頗負盛名的克拉味（Cristoforo Clavio，S.J.）神父，在數學、幾何學、曆算學、建築學、水利學上也給與利瑪竇莫大的影響。日後利瑪竇在中國講學所用的幾何書籍便是克拉味神父著的辣丁文「幾何原本」。克拉味神父，中文亦稱之為丁氏，原名克勞（Christophe Klau，S.J. 或 Clavius），喜靖十七年（一五三八）生於日爾曼巴伐利亞（Bavaria）區的邦拜格（Bamberg）城。十七歲（一五五五年一月）進耶穌會。由羅馬被派往葡萄牙，充分顯示了在科學上的才能。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O）曾在葡京里斯本觀過整個日蝕的過程，回羅馬後修完神學課程，立即被委教授科學，獲得教宗揆國十三世和西斯篤五世的器重。和他同時的許多科學家，像發明天文望遠鏡的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和他交往甚密。揆國新曆（Gregorian Calendar）的制定，他曾參與其事。此外日爾曼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刻白爾（Johann Kepler，1571…1630）和他也有來往。在這位名師的督導下，利瑪竇的科學知識在各方面都奠定良好的基礎。
利瑪竇在羅馬耶穌會羅馬學院肄業時，正逢教宗揆國十三世在位之初（一五七二至一五八五年）。這位熱愛耶穌會的偉大教宗在位時，除了制定揆國新曆，改善和法國、日爾曼、波蘭的政教關係，開設匈牙利、英國、希臘、亞爾美尼亞（Armenian）和瑪羅尼戴（Maronite）學院，以栽培未來的傳教士擴大羅馬學院為揆國大學（Gregory University）外，還是一位積極推動外方傳教事業的領袖。他被稱為「傳教區的教宗」，當之無愧。在傳教修會中，他尋到許多得心應手的耶穌會士，把在中國並日本傳教的事業託給耶穌會興辦。他在駕崩前，親自接見了麥基達神父所率領的日本天正使節團，心中的愉快，非外人所可推測。在這位偉大的「傳教區教宗」的影響下，利瑪竇嚮往中國傳教的烈火便在胸中燃燒起來。
萬曆五年（一五七七）春，東方耶穌會傳教區主任代表（Procurator Missionum）席爾瓦（Martin da Silva, S.J.）神父，在羅馬和總長神父邁爾古里商討派遺更多的有為會士東來。利瑪竇神父把握這時機，也向總長申請淮往東方傳教，獲得了總長的批淮。
利瑪竇動身以前，總長神父允許他到勞來德納匝肋聖室去朝聖，趁機到瑪柴拉塔故鄉和親友告別。利瑪竇為了獻給天主更大和更完整的犧牲，沒有接受這項能回家的許可，但是卻設法和席爾瓦神父及巴範濟神父覲見教宗揆國十三世。萬曆五年五月十八日，利瑪竇離開羅馬，經佛羅稜斯、熱那亞前往葡京里斯本。因為開往印度的船隻己經解纜，他便被派往哥印伯拉（Coimbra）耶穌會主辦的學院中學習葡語。次年（一五七八）三月二十四日搭乘葡國船隻聖路易號，和羅明堅、孟三德等神父起程東來，同行的還有外兩艘船長。這批耶穌會傳教士共十四位，其中七位屬葡藉，六位意藉，一位比國。他們在船上困居半年之久，於同年九月十三日安抵果阿。
利瑪竇抵達果阿略事休息後，便在會院繼續未完成的神學課程。不久委任教授臥亞修院的拉丁文和臘文課程。一五八O年春派赴古晉（Cochin）執教半年後，即晉陞鐸品，七月二十六日聖婦亞納瞻禮日舉行首祭。不久返回果阿，繼續攻讀神學兩年。在這期間，為了栽培印度本地神職人員，他曾向羅馬耶穌會總長提供一些建設性的、大公無私的原則。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四月十五日，接到范禮安監會神父的命令，調赴澳門，準備進入中華傳教。不久便搭舟離果阿，於七月三日抵馬六甲。八月七日抵達我國南海之濱澳門，開始努力學習中文，住在羅明堅所開創的小學裡。此後直到他逝世於北京（一六一O），未嘗一日離開中國的疆域；他在我國共二十八年，他抵達澳門時，將交二十八歲，半生的歲月便在他心愛的中國度過。
萬曆十一年夏，利瑪竇隨羅明堅神父曾往香山和廣州辦理「路照」事項，小住數日。該年（一五八三）九月初，隨羅明堅神父由澳門動身，九月十日抵達肇慶，協助羅明堅神父建造「僊花寺」；印刷「天主實錄」一書。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九月繪輿圖題名「輿地山海全圖」。萬曆十二年十月間，首次刻印，圖上印有適合國人的註釋；並且幫助羅神父宣講福，接見一些外國入貢經粵的欽使、貴賓、和訪客、並研讀華語。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羅明堅神父離開肇慶後，這新開創的傳教中心，便由利瑪竇一人負責。他繼續用祈禱、學術、並文化方面的傳教方法，穩健地、堅忍地在天主聖寵協助下，推動這艱鉅的傳教事業。
萬曆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利子離開肇慶，抵達韶州，次年遷入韶州新居，這是天主教在我國大陸上所興建的第二個傳教中心。
范禮安神父在澳門，接獲利瑪竇和麥安東兩神父安抵韶州，並且得到地方長官批准擇地建堂，非常歡喜，立即委派鍾鳴仁和黃明沙兩名中國青年熱心教友前來韶州協助利瑪竇開教。利瑪竇認為：為使我國億萬人民皈依真主，需要積極栽培本地傳教士和會士：於是商得范禮安監會長的同意和批准，乃於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正月一日耶穌聖名瞻禮在韶州耶穌會會院開辦初學院，正式收鍾鳴仁和黃明沙入耶穌會：這是在我國境內第一批本籍耶穌會士。
詔州的聖堂和神父住院己經建立，每天前來問道的人雖然不少，但是領洗歸正的卻寥寥無幾。韶州是禪宗的聖地，僧侶的勢力很大。這些僧侶對利神父的工作橫加阻撓。明季國人對沙門釋子並不重視。而利瑪竇等西人，迄今仍是僧服、僧名，惹得國人更鄙視他們為番僧，於是利瑪竇便想脫去袈裟，蓄髮稱儒，以期獲得知識階級的敬仰，因而達到愈顯主榮的目的。
韶州的教務既然不易開展，利子便想另覓一處，以拓展基督的神國。天主的上智措施，使南雄成為利子的另一宣傳福音之所，促成他往南雄開教的人便是利瑪竇的愛徒瞿太素。
瞿太素江蘇常熟人，父名景淳，官至禮部侍郎，逝贈尚書，家居丹陽，號稱大宗伯文懿公。太素名汝夔，生於嘉靖廿八年（一五四九）。父親去世後，攜帶妻子周遊各地，萬曆十七年在肇慶時，曾經和利瑪竇相會於僊花寺，傾談之下，很是投機。太素對利子的學識淵博很是欽佩，欲拜之為師。此次利子北遷韶州，適逢太素寓居南雄。瞿太素特地自南雄來韶州，在光孝寺覓得一室，次日來見利子，拜利子為師。利子便把丁氏所著的同文算法、渾蓋圖說、並歐幾里得幾何學做為課本給太素講解，前後約兩年。在這種講授中，利子往往向太素講解天主教教義。太素也提出一些疑題向利子質問，獲得傾心悅服的答案。只因有妾在室，不能立即獲得領大恩。萬曆三十三年（一六O五）因黃明沙修士的勸告，扶妾為正，才由王豐肅神父手中領受聖洗。
藉賴講解科學的機會，利子由太素那裡更明瞭我國學術界和學者的心理和傾向。他決定請求耶穌會長上，批准放棄袈裟，留鬚留髮，改穿儒服。不久獲得羅馬的批准。於是利子等改穿儒裝，頭戴方巾，身穿童生服，自稱道人，見客時擬秀才禮。此外瞿太素也把利子業師丁氏的幾何原本第一卷譯竣，並且使利子更加認明，為仗我國迅速接受福，傳教士應當精通我國的經、史、子、集，崇尚敬重儒術，虛心了解中國學者的心理，注重學術傳教；熟諳我國的語文和書法；和中國的領導階層人士多來往。無疑地，在韶州的兩年講學，利子由瞿太素所受的高級文化薰陶和影響是很大的。這種影響在利子死後仍然在中華耶穌會中賡續著。並且可說，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耶穌會在華解散時，這種影響領導著、支配著一百九十年（一五八三 —— 一七七三）的在華耶穌會傳教路線，和四百七十二位在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的工作，瞿太素在中華天主教開教史上功不可沒。
在瞿太素的影響下，利子和其他會士又開始跟隨中國老師研讀四書五經，並且恆心練習書法。由萬曆十九年開始，一連四年，利子才把四書譯成拉丁文，由南昌寄往澳門，轉託回歐的神父帶回羅馬。艾儒略說：
「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
在文化水準很高，歷史悠久的中國，傳教事業應當明智穩健地漸進，使中國文化和基督的福音水乳交融； 使中國的文化受到基督啟示福音的潛移默化和影響而昇華；使基督的神國在不知不覺間出現於中國，並且根深柢固地永遠延續下去，成為中國化的聖教會，成為符合國人心理和生活方式的本地公教會。這種看法，無疑地在十六世紀的九十年代，甚至在現今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正確而需要的。這些看法也是瞿太素所一再強調的。
利子和瞿太素的交往，獲得認識不少中國儒人、縉紳和學者的機會，因而宣講福音，勸化不少人進教。南雄的開教便是這樣由瞿太素所倡始的。
利瑪竇是一個開創事業的人。為了使中國的聖教會，獲得鞏固與擴展，他認為北京和皇帝是應當設法接近的。他來韶州己有六年了，教會的根基表面上可說相當穩固，利子心中又興起了晉京面聖的計劃，他希望皇帝能欽准自由開教於中國的要求!
利瑪竇求韶州已有五年多，已能適應中國人的心理。他當時正著手編寫「天主實義」一書。這時他就要離開廣東省，向皇帝的京都進發，心中充滿了希望和離別的悲哀。一五九五年暮春，利瑪竇儒冠、儒裝，辭別了韶州和南雄的教友，擬經過南京前往北京。
利子抵南京後，立即拜訪一些在廣東認識的故人和舊友。他遇見劉節齋的兒子劉五爺，和鴻臚寺禮部侍郎徐大任，相見甚歡。利子告訴徐侍郎，擬在金陸拜訪舊友後小住一時期，準備進京面聖。徐侍郎認為，當時朝鮮正烽火連天，利子為外國人，日下不宜久留南京，更不宣冒險北上京師，執意要他重返廣東，等待日後，情勢好轉後，再來金陸不遲。利子聽後，也認為時機不巧，決意暫回南昌，等待適宜時機的到來。利子一行人乃悵然離開南京，溯江而上。抵達南昌前一夜，利子夢見吾主顯現，鼓勵他勇敢地在這文化悠久的中國宣揚福，並且許諾「要在兩京助佑他!」之後，利子便似乎進入皇城，暢通無阻地自由行走。利子由睡夢中醒來，眼中仍含著熱淚，心中充滿了慰藉，深信這夢境來自天主，將來有一日，天主要運用他這無用的僕人，把福音的真光帶進北京和南京。
利瑪竇來到南昌，除了接見並拜訪客人外，也為一些學者講授科學知識，並撰著「天主實義」、「交友論」、「記法」，並翻譯四書為拉丁文。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冬，為答謝建安王，利瑪竇把著成的「交友論」一小冊，和繪就的世界輿圖一本，用西法裝訂成書送呈建安王。此外還製成兩隻鐘錶，和兩隻地球儀，分送建安王和陸巡撫，陸巡撫所要的「記法」一書，於次年六月間，脫稿抄送巡撫陸公。不久這本書由朱鼎澣作序，在南昌出版，題名「利氏西國記法」。
「交友論」是利瑪竇神父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陰曆三月十五日以中文寫成的第二部書。這部書於萬曆二十三年冬在南昌出版。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南京刻版重印。萬曆二十九年（一六O一）北京刻版再印。萬曆壬寅（一六O三）和利子的「近言」收入「筆塵」中。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收入「天學初函。民國三年上海神州日報分期鉛印。利瑪竇這部書共有格言一百條，其中七十交條取材於賚桑代氏（Andreas de Resende Eborensis ）的「格言與典型」（Sententiae et Exempla）一書，二十四條由利瑪竇自擬。書中講論朋友的意義、重要、和慣例並益處。文辭堪稱典雅，曾經王肯堂進士潤色。
中國的教務在天主的助佑下漸漸擴展。一五八四年教友僅有三人；一五八五年達十九人；一五八六年四十人；一五八九年八十人；一五九六年（萬曆二十四）已達一百餘人。於是范禮安計畫把中國大陸的教務行政，脫離澳門耶穌會的權限，而使中國大陸的耶穌會傳教區成為獨立的組織，委派利瑪竇神父為第一位在華耶穌會傳教區的會長，統攝一切教務，直接受監會神父節制。這項規定是在萬曆二十五年夏，范禮安神父由印度去日本，途經澳門時所決定的。利瑪竇擔任這項職務直到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 O）逝世北京為止。
范禮安神父任命利瑪竇神父為中國教區會長時，向他示意，希望他儘速設法去北京，以得皇帝的庇護，並且送給他聖像、鐘錶及其能幫助推動教務的什物來。此外還給中國及日本耶穌會傳教區合派了一位會計神父，負責籌畫教區所需要的經費和物資；並命澳門耶穌會會長負責一切中國傳教士路過澳門的開銷。在范禮安神父的示意下，利瑪竇積極地準備晉京面聖。
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七月二十五日，利瑪竇等離南昌經南京，於九月七日抵北京城。小住兩月，不能久留，返回南京，購屋以居。萬曆二十八年（一六OO）五月十八日，攜帶貢品，方離金陸而去北京進貢。
利子兩年在南京和北京，都受到學者名流和鉅卿的崇敬。其中有像王肯堂、瞿太素、王應麟、陸仲鶴、王忠銘、趙心堂、李心齋、祝石林、劉斗墟、王順菴、劉心同、趙邦靖、沈蛟門、馮琢庵、曹于汴、吳龔公、李我存、徐玄扈、楊廷筠、程大約、李日華、陳儀、陳侯光、應撝謙、李玉庭、朱鼎澣、謝肇淛、張爾歧、鄒元標、曾竑等，雖有不少反對利子的科學見解，和所傳的天主教，但是對利子的人格高尚，和學識淵博，並克已愛人，卻都給予同樣的讚譽。
利子這種針對我國的特殊環境、慎重、穩健、不事聲張、不求目前可見的成千累萬的歸依教友的傳教方法，無疑地和當時在美洲、南洋、印度，甚至日本的傳教士所採用的方式很不相同。這種迂迴遲緩的方法，當時曾遭到歐洲許多耶穌會的恩人、神識人員，甚至一些同會的弟兄的批評。但是利瑪竇和東亞耶穌會監會神父范禮安卻認為這種路線是正確無誤，也是極為重要的。這種路線曾經獲得羅馬耶穌會總長阿爪未哇和西班牙斐理伯二世，斐理伯三世（Philip III，1598-1621）的大力支持。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聖母升天瞻禮前夕，利瑪竇由南京，曾寫信給羅馬的耶穌會士高斯塔神父（Girolanno Costa, S.J.）。信中向他報告去歲的北京之行後，更對在華傳教的路線加以解釋和辯護。現在我們就把這封信的主要精華片段，依據羅光主教的譯文錄之於左：
「來信，說有人願意看到多數的中國人歸化的消息。神父，你知道我和我的同伴們日夜所想的，無非也就是這件事，我們離鄉背井，如今住在這裡，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飯菜，住中國房子，說中國語言，無非也就是為了這件事； 但是天主不願意賞賜我們看到更大的成效； 然而實際上，我們工作所得的成效，較比別處成績驚人的傳教事業收效更多。因為我們現今在中國所處的時代，既沒有到收穫的時候，也還不是播種的時候，如今只是開荒的時候，我們要披荊斬棘和毒蛇猛獸博弗鬥。將來有一天，另外有一些人因著天主的聖寵，來寫中國人進教和信仰熱誠的歷史。可是你要知道，為了有那一天的歷史，先該有人做我們如今所作的事，而且將來收穫的人們要將他們成效的的大部分功勞歸於我們； 只要我們能夠把該做的事抱著愛德做去。為了使神父知道這面的情形，我可以簡略說這些話。
中國和其他的國家民族很不相同。中國人是很明智的民族，喜好文藝，不尚武力。中國人又很聰明，對於古傳的宗教迷信，現今較比以往更加懷疑；我時常明明看出，在短期間內可以歸化大多數的中國人。但是因為中國人和外國人少有往來，對於外國人常懷疑心，時常害怕，尤其是中國皇帝，因為祖宗以武力取得天下，深怕有人用武奪去他的王位。因為若是多數信教人和我們結合在一起，馬上就要使人懷疑我們收徒聚眾，圖謀不軌。這就是使我們的工作不生大效的原因。惟一的明智途徑是慢慢取得中國人的信服，排除他們的疑心，然後再勸他們進教。依靠天主的恩佑，在這一方面我們所做到的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希望……」
萬曆二十九年（一六O一）一月二十四日，利瑪竇等抵達這具有「詩樣情趣」和「畫樣意境」的北京城，因馬堂太監的關係沒有經過禮部，逕赴官門外的太監廡殿，並且寄宿在那裡。當夜挑燈登記貢品，依據「熙朝崇正集」的記載，利子的貢品計有：
「一、時畫天主聖像壹幅；
二、古畫天主聖母像壹幅；
三、時畫天主聖母像壹幅；
四、天主經壹部；
五、聖人遺物，各色玻璃、珍珠、鑲嵌十字聖架臺座；
六、萬國圖壹冊；
七、自鳴鐘大小貳架；
八、映五彩玻璃石貳方；
九、大西洋琴壹張；
十、玻璃鏡及玻璃瓶大小共捌器；
十一、犀角壹個；
十二、沙刻漏貳具；
十三、乾羅經壹個；
十四、大西洋各色鎮袱共肆疋。」
此外，藉賴繪製輿地全圖，和撰寫有關護教、神修、天文、地理和數術的書籍，利子吸引了我國當時許多學者的注意，和政界領袖甚至皇帝的重視；趁機和地方領袖能建立起友誼，使草創的在華聖教會得以穩固；並使福音的真光照耀在外教士紳的心田，因而成為國人歸依基督的遠因，宣揚天主教的這種收穫，無疑地是利瑪竇繪製輿圖和撰寫書籍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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