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教會神學本位化的現狀況
在處理中國教會神學本位化的次序上,我們分為過去、現在與未來。過去包括梵二大公會議前後直到一九七六年,歷時二十多年。至於現在,則包括自一九七六年直到筆者本文為止,為時只有三、四年而已。因此這部份的資料,無論如何不會太多;不過,我們以為也有它的新面貌,因為自過去到現在,神學本位工作實在有些轉變。
I
(1) 一九七六年為中國教會具有象徵的重要性,因為它有意識地肯定自教會的仿效階段走向適應階段。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研究設計委員會發出了一項文件:「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46),開宗明義地說:「基督信仰傳到每一個地方,通常都得經過兩個階段:仿效和適應。由仿效走向適應是顯示音地方教會逐漸成熟的徵號。所謂的適應,就是今日我們常論到的教會本位化的問題,這在建設地方教會的工作上是最基本及重要的一環!」(47)。
(2) 其實仿效和適應,在時間上並不能劃分得涇渭分明。一九七六年之前,中國教會在許多因素上,不但仿效西方教會,而且具有部份的適應工作。不過在公開的肯定上,一九七六年卻是一個分界點,我們再引證草案另一段話,雖然長些,可是足夠說明中國教會的意識:「其實,建立起本位化教會的工作,從有教會以來就在教會達到的每個時空中展開。教會初期,當喜訊傳到希臘地區形成希臘化的教會;到羅馬帝國形成羅馬教會。……近代不少傳教士也默默地從事這工作,如利瑪竇、戴諾必利……等等都是知名之士。但是歷史過程裡,由於教會中人為的缺失,在某段時期內似乎在表面上失落了這面目,直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聖神的風才吹散了這股陰霾,使教會本位化的工作再度受到重視。這工作在一九七四年世界主教會議的再度強調之下,如火如荼的在普世教會中展開,就在這普世潮流形成的階段裡,中國教會日益茁壯,由仿效的時期跳躍出來,存在性的感受到適應的需要。此時,天主對中國文化的救恩時期已到,與基督懷有同樣心情的中外傳教士深深感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成了刻不容緩的使命。於是『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在天主救恩計劃的韻律裡應運而生。」(48)
建設中國地方教會,如同草案所說,即是教會本位化工作。草案具體地要求整個地方教會各界人士在不同的領域中積極參與,以便信仰透過當地的語言、文字、固有觀念、反省,透過固有的精神和宗教傳統,得到真正的表達、生活、發展和傳授。這樣「天主教信仰在當地人民的文化及生活內降生或生根」(49)。
(3) 草案也談到建立本位化神學,尤其注意福音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融合,此對於整個教會的神學發展也有貢獻。「神學反省對建設本地教會的重要性是眾所皆知的。本位神學建立不只在領導地方教會的生活及行動上,在解決地方教會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及問題上,能給予很大的幫助,而且可以對整個教會,尤其亞洲教會的神學發展有所助益及影響。」(50)
的確,主教團不是不熟悉中國神學家已有的努力,以及在適應方面所做的工作,不過在全面推動建設地方教會的熱流中,自然也呼籲神學家繼續開闢新境界。事實上,一九七六年之後,中國神學發生了可以記錄的轉變。
本文仍舊按照原來目標,只介紹限於神學本位化的現在狀況。
II
(1) 所謂教會本位,按照草案,該是「天主教信仰在當地人民的文化及生活內降生或生根」,那麼究竟什麼叫做文化呢?由於不少人士將中國文化混統地括為古代傳下的思想,不但引起年輕人,即使不少了解現代中國的人極大的懷疑。教會真的該降生在這些思想中嗎?這問題要求本位化神學家來澄清。我那時做了一些嘗試,企圖有所澄清(51)。
(2) 文化是社會團體經過經驗與學習,而形成的具有結構性的生活方式。它有型與質兩部份。質為文化的軀體,是文化中的人性基本需要。人的基本需要可分為「個人的需要」,意即個人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的需要;「團體的需要」,有家庭方面,人際關係方面,組成社團方面的需要;此外,尚有「整合的需要」,個人人格需待整合,團體內也盼望和諧。在文化中,整合的需要,一般說來,由藝術、倫理、宗教的功能來滿足。以上指出了文化的質,不論那一種文化,東方或西方,都以這些需要作為軀體(52)。
至於文化的型,即淵源於歷史、社會、環境的思想型態,因著氣候的差別,農工社會的各異,以及東西思想模式的特殊,於是產生了文化中特有的思想型態,我們稱之為文化的型。因著環境、社會、心理、傳統以及其他種種的不同,文化的型也不同。
一個具體的文化由軀體與精神、型與質結合而成。當文化的型,思想型態進入文化的軀體時,上述三種人性基本需要呈現了個人方面,團體方面,整合方面的種種不同,於是有了東方與西方文化中,個人的心理、甚至生理等等上的不同;團體生活,如家庭制度的不同;至於宗教與藝術方面,也有顯著的不同。簡言之,一個特殊的思想型態進入生活的各種需要,即形成一個特殊文化。
一般而論,在正常的社會中,文化常有連綿性,繼續不斷的發展下去。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一成不變,在不少情形下,它會變化。改變文化的因素很多,例如在更迭的時代潮流衝激下,思想型態隨之而變;或某種特殊人物出現,也帶來新的思潮。於是文化產生逐漸的修正,甚至激烈的革命。
根據以上的說明,當我們討論教會或神學本位化時,所謂的文化已經不是歷史中某一階段定型的文化,而是當代的文化。中國文化的精神並非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而是當代中國人的思想;當然當代中國人的文化仍舊受到古代傳統的影響,這也是不可忽略的(53)。
(3) 至於教會本位化,更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這當然是由於教會的特性所造成的。
普通常說教會根據它的來源,是一個超越文化的團體,它不是文化的產物。但是另一方面,教會又內在於文化,從來沒有一個教會不內在於某一文化的。因此教會在傳播外邦,或自西方傳播到東方的過程中,具有非常微妙的面對當地新文化的態度。由於它早已內在於一個文化,譬如西方文化,它在新的文化面前該有所同化,即將自身帶有的西方文化同化於新的文化;這是近代著名的傳教士都意識到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否則便會產生文化殖民的危險。但是教會傳到一個新的文化區域,由於它的特質又無法純粹地同化,必須保持自己的特質,降生在新文化中,有時必須淨化、改良、提昇當地的文化。最成功的傳播福音,便是使當地的文化精神,思想型態受到教會的熏陶,因而產生新的面貌(54)。
(4) 建設地方教會,或者教會本位化的課題,便是一方面使帶有西方色彩的教會,同化於中國文化;另一方面使基督的福音影響中國文化。中國神學的本位化工作是整體中的一部份,看起來也是足夠重要的一部份。那麼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國神學是否有些進步呢?
III
(1) 在主教團的鼓勵下,從事神學工作的人顯得相當積極,一九七六年輔大神學院便以「建設地方教會」為該年神學講習會的主題,而不少專門研究神學的人,不斷地有些創作。前文我們曾經提出的所謂缺少批判精神,似乎有所改進。譬如房志榮神父當年發表的一篇文章(55),雖然方法上尚循過去的窠臼,然而處處顯出批判的謹慎。他討論「儒家思想的天與聖經中的上帝之比較」時,有關儒家部份,他自己不是專家,可是根據了在這方面頗有學力的羅光總主教的研究,至於聖經部份,由於他自己是聖經教授,所以駕輕就熟,處處具有學術的基礎,我們只要抄錄他的結論,便可以由此看出比過去別人的嘗試來得進步。
「1. 儒家思想的天很崇高:古文化像埃及、巴比倫、亞述者,以人的想像弄混了神的世界,說的越多,越是離譜。以儒家為正統的中國文化,關於神說的不多,但古書所有關於天的說法都很恰當中肯,深深表現了華夏智慧的卓越。這不是偶遇,而是經過意識化的程序所表達出的智慧,正合乎孔子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高超精神境界。
2. 聖經所啟示的上帝是由造主而成救主:上帝以人料想不到的方式進入了人的歷史,全部舊約聖經就是描述這一人天交往的經過。上帝所痛恨的是人間的罪惡和人的不忠,但上帝自己永保忠誠,對人則是慈悲為懷;祂固然不姑息人的過錯,但更明顯的是與人保持各種親密的關係。聖經中的上帝有一特徵,又是人所始料未及的:上帝與人間弱小者站在一邊:祭獻的多寡上帝不在乎,誰若敢欺凌孤兒、寡婦、外僑、窮人,上帝一聽到這些人的呼冤,就會立刻震怒,加以報復。
3. 上帝與人合一:這是新約聖經所揭示的上帝的特色:上帝是父,上帝是愛,因了愛世界,上帝將其獨子派遣到世界上來,做為人的長兄,向人啟示天父的一切,這位長兄就是耶穌基督。耶穌的啟示是身教言教兼顧,這和萬世師表孔子是很相近的;所不同的是耶穌除身教言教以外,還為人自作犧牲,捨生致命,死後又為父所復活,成了一切人新生命的泉源。關於這個新生命的道理,以及它的來龍去脈,耶穌的得意門生若望懂的最清楚,體會的最深切,因此在他所寫的福音及書信裡,新生命與新誡命不可分,天人合一之道乃在愛人愛天——上帝,這不是兩個愛,而是同一個愛的兩面。
4. 天人合一是我國文化傳統的精華,也是各家各派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在將中國文化與聖經相較時,發現二者是兩股精神洪流,各自獨立發展了數千年,從來沒有匯合。西方任何文化總與聖經有關,而中國文化的經史子集,大致與聖經的『法律』(經),『先知』(史子),『著作』(集)相近,以中國文化來看聖經,好像久別了的親人見面,感到十分親切。天人合一也是聖經所標榜的理想,並且因了耶穌的親身予以實現,而成了可行的事實。『人人可為堯舜』,成了『人人可為基督』。
5. 儒家思想的天與聖經中的上帝不但毫無衝突,並且應該整合為一。中西接觸已一百多年,在科學技藝及生活方式各方面已有許多互助互惠的地方,唯獨在精神生活上尚壁壘分明,無多少共融,筆者深信,中華民族如果在自己信天的基礎上,再相信聖經中的上帝,接受上帝所派遣的耶穌基督,不但中華人民會更幸福,中華文化會更燦爛,連整個人類也將深受其惠。」(56)
類似的文章,隨時出現在幾本天主教的刊物中,由於並不進一層使人認識中國神學的現在狀況,我們不再多作介紹了。
IV
(1) 我們說房神父在上面所提的文章中,在批判態度上的確來得謹慎,然而不論在題材及方法上,並沒有任何特點。不過他寫這篇文章之前,曾經發表過另外一篇文章(57),多少牽涉到神學本位化中的聖經註解方法,我們連同他所示意的方法,在這段中同時介紹中國神學工作者,現階段應用過的其他方法。
有關神學本位化的方法,說實在的,在過去的嘗試中,中國教會許多人都曾參加過討論,最後雖然沒有綜合或結論,可是似乎都是偏向於原則性的指示,這是實際工作者都默默同意了的。真正值得繼續商討的倒是成主教所提出的「冶天道人道於一爐」;但是最後大家沒有更具體地提供切合創造中國神學的方法。其實,那時不少人所說的本位化神學方法是如此一般性,即使為其他地區的神學大體上也是適用的;至於特殊地為中國神學,尚未試驗性地指示出一些途徑。很可貴的,房神父在一篇學術性的文章中,以周易乾卦釋瑪竇福音的「法天」,同時指出一些方法上更屬於中國神學的因素。
(2) 這是一篇不容易仔細介紹的文章,事實上為了說明作者所醞釀的方法,也無此需要。首先,聖經與易經兩者在寫作的程序,推理的方式,應用的途徑三方面,的確可以互相比較而顯得非常接近的。繼而作者試著應用乾卦註解了瑪竇福音的「法天」。
在註解了瑪竇福音五45~48之後,房神父說:「但耶穌所舉的法天的例子是自然界的現象:雲行雨施,日光普照。至於說太陽照好人,也照壞人,降雨給行善的,也給作惡的,那是耶穌的解釋,將自然現象歸之於天父的措施,視為天父愛的表示。這種由大自然升向造物主的例子在聖經中並不多見 (註:羅二20;智十三1~7;約卅八~四一。),在西方的聖經詮釋中更未受到重視,因為西方一開始就受到聖經啟示及信仰的控制,不願在大自然裡浪費筆墨」(58)。因此按照作者對聖經與西方聖經詮釋的知識,他們根據大自然的現象,解釋天以及師法天,並不多見,相反地,這是易經乾卦法天論最為基本的準則。所以房神父在文章之首,除了錄寫福音經文之外,平列地還錄寫了這段話:「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乾卦文言)而在文章將近結尾又說:「反之,我國經典對大自然、對人性有仔細的觀察和詳盡的發揮,頗能助人了解這個受造世界和這個有自主權的人。」(59)那麼我們不能不問:如果中國經典具有這方面的優點,這對於神學本位化中的釋經學究竟在方法上有什麼貢獻呢?這在文章中尚未明確地表示。
不過,一九七九年二月在香港召開的「中國神學探討會」中,有了明確的肯定,探討會後有一簡報,主要執筆者是房神父自己,其中有關釋經學的方法,簡單地這樣表示說:「釋經學在中國神學中有其地位,因為任何神學都須以聖經為本。今日的釋經學且注重包括讀者在內的廣義脈胳,主張傳承與創新相依,理論與實踐相補充,使得中國的經典與現況都受重視,中國豐富的書籍文化更能與聖經文學互相解釋,互相照明……。此外西方自然與超自然之分,用他們的知識論解經都可以糾正和改善。中國解經的特點有三:(1)以道德實踐的工夫為後盾;(2)不太用邏輯的方法,而用指點的方法;(3)讓讀者加入他主觀的體驗和見解。」(60)
根據以上的報導,我們可以如此綜合地說:由於比較易經與聖經的法天概念,發現中國經典,以及中國文化對大自然,將人性的詳細觀察與體驗;這優點值得應用在釋經學上,至於因此而產生的中國釋經學,會補充甚至糾正西方的釋經學。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出發點,將為釋經學帶來極大的貢獻。但方法不是目的,釋經方法是為註解聖經,為基督徒團體有益地闡明聖言。所以,依我看來,最後的問題仍是怎樣依據中國解經方法,為教會提供聖經註解。這真的有待於未來了。
(3) 有關神學本位化的方法,我自己也具體地提供了一個嘗試(61)。在當代中國哲學家中,方東美先生是首屈一指執牛耳的人物。他對「位格神論」,至少天主教會的「位格神」,抱有相當深的誤解;這裡我們不論。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特性,表達天人之間的基本方式是「合」、「無間」、「一體」。天的生生之德流行萬物,遂成宇宙。我們託足宇宙中,與天地和諧,與人人感應,與物物均調,無一處不隨順普遍生命,與人合體同流。我稱之為天人之間的一體範疇(62)。
無可否認的,聖經以及我們神學上表達天人之間的基本範疇是位際關係。它源於人間最基本的來往,不過經過當代神哲學的說明,使人發現其中含有的深度。在相識相愛中,達到「你—我」之間的合而為一。古經用此表達天主進入人類歷史,使人領悟自己是天主的兒女、朋友,甚至情人,可是一切人間範疇都有限度,即使神學家努力加以淨化,剔除一切缺陷,事實上與位際範疇相連的一些印象,始終不能完全消除。盡善盡美的神,在古經擬人描寫中與人交談,已經使有些人感覺不妥。其次,由於位格相分,「你—我」彼此有限,位格神極難同時聯想為貫注宇宙,遍流萬物的神。而中國文化的基本主流,以宇宙為生命的整體,萬物有一體之仁;這實在不易在位際範疇中表達。如何能表達,彌漫宇宙的生生之德便是神之無限力量呢?如何能表達,神是整個宇宙一體之根源呢?又如何能表達,神是一切的基本呢?(63)因此促使我們企圖尋找一條適應之道。其實,天人之間的交通,往往在三個層次上闡述,首先是最基本的,不易道出的經驗層次。然後表達在象徵層次上,所謂位際範疇與一體範疇應該屬於象徵層次。最後才有系統化的理論層次。因此我嘗試有時以一體範疇來補充,代替神學上的位際範疇,這不是接近中國文化表達的天人之間基本方式了嗎?這不是神學中國化了嗎?
再者,聖經中除了位際範疇之外,也能見到一體範疇,譬如:「因為是天主在你們內工作,使你們願意,並使你們力行,為成就祂的善意」(斐二13),「其實祂離我們並不遠,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宗十七27~28)……。而且我也發現聖經中有些宗教真理在中國經書中同樣承認與發揚,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譬如創世紀第一章27~31,司祭典中對於人的種種基本問題,內容上實在與「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禮記中庸)沒有太大差別。一面,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另一面,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但人性乃天命,天命之謂性。一面,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另一面,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一面,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好;另一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人擴充自己,統御大地,實踐天主的肖像,於是上達天心,下通萬物,參與天地之間)。兩段記載有同樣的關於人性的基本經驗:天主的能力貫注人心,擴充之,則與物物均調,與人人感應,與天地和諧。中庸在一體範疇表達,創世紀在位際範疇中表達(64)。那麼中庸文化背景之下的人,如果不習慣擬人化太甚的位際範疇,教會為什麼不能有時應用一體範疇來向他們解釋基督信仰呢?
我便是為了適應喜愛天人之間一體範疇的同胞,對於聖事神學,嘗試地作了新的解釋(65)。不論傳統,或者當代的西方聖事神學,都非常著重位際關係,扼要地分析,西方聖事神學,在禮儀現象上重點在於領受人與施行人,禮儀中的象徵行動表示施行人與領受人二者之間的位際行動;至於其他參與的信友,多少是旁觀者的身份。其次,西方神學對於禮儀現象的信仰解釋,也是在位際關係上。天主父是救恩的根源,基督是天父的聖事,因為救恩在祂身上實現;教會是聖事,因為復活的基督臨在於有形的教會內。最後,在任何一件聖事中,天主父在耶穌基督內,通過施行人的象徵行動,與領受人根據不同的象徵意義相遇;領受人因此分享救恩。所以聖事是耶穌基督與領受人的位際來往;或者天主父與領受人的位際來往。聖事的救恩集中在領受人一身。在位際範疇表達下的聖事神學已經大有進步,譬如:聖事中基督的行動,領受人的積極參與,位際來往中的「你—我」相遇……都有動態性的精神意義。如果中國人有所不滿,那便是不脫個人主義,即使語言上相當強調聖事的教會團體性,但是事實上施行人與領受人之外的教友團體,並看不出參與聖事。
如果應用一體範疇,究竟有些什麼樣的補充呢?禮儀現象,不再集中在施行人與領受人身上。禮儀便是教會團體集合在一起的行動。在這團體行動中,每一位教友都有自己的份子,扮演一個角色,大家一起根據自己的角色在禮儀中合演,一體地實現象徵事件。其次,我們對於這個禮儀現象的信仰解釋,不再是位際範疇,而是一體範疇。天主的救恩力量在基督內,通過教會團體的象徵行動實現出來。整個團體,由每個教友組織成的一體,在象徵行動中,「紀念」、「慶祝」……耶穌基督的生命,或者生命的某一面。也可以說,耶穌基督的生命,或者生命的某一面,出現在團體的象徵行動,以及團體的信仰經驗中。不是位際來往,而是作為教會團體基礎的基督生命,呈露、遍流在團體中。所以,團體中的每一個人,一體地經驗神的救恩力量。在聖事中,真可以說:天藉基督與人和諧,人與人在基督內感應,人與物同基督均調……。如果要問誰「領受」聖事,我們說舉行聖事的教會,一體「領受」聖事。但是由於在一體扮演中,每人的角色與身份不同,所以每人的救恩經驗不同,「聖事恩寵」不同,但是大家都「領受」聖事。
應用一體範疇的聖事神學,應該對於西方位際範疇下的解釋有所補充。聖事的團體性更為清楚,領受人與施行人的概念會有新的幅度,同時基督與教會的一體更為密切。不過,一位中國基督徒在聖事中有什麼體驗呢?天與他藉基督和諧,他與人在基督內感應,他與物因基督均調……中國人靈魂深處懷念的天人合一,在聖事內經驗到了。這可以稱為中國神學了嗎?
V
短短的三、四年內,在建設地方教會的大前提下,神學方法已經朝著具體地屬於中國文化特點的方向去探索,而且似乎也有些發現。同時緊附著的後果,便是根據中國文化的特點,初步構思出了些滿足中國心靈的聖事神學。當然,人們還想知道,同一時期,是否在中國教會內尚有其他的嘗試。
(1) 西方人士在近年來,產生了眾所周知的東方熱,紛紛東來,在歷史悠久的宗教傳統中,探覓靈感。同時東方的教會自己,尤其天主教人士,由於不斷與當地傳統宗教交談,發現很多靈修的寶藏,甚至進一步加以吸收。於是像「基督徒的禪」等等創造性的祈禱方式接踵而出,引起了大公教會的興趣。不過,直到如今,最為活躍的還是印度和日本教會;這方面的著作越來越多。人們一定會問: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在靈修方面,有其獨特的貢獻嗎?中國神學是否也有些融合本地靈修的嘗試呢?誠實地說,中國神學家起步較慢;當然甘易逢神父是一個例外,由於他的著作原文都是法語,我們不想介紹。
(2) 誰都知道,禪宗淵源於印度,發揚光大於中國,而今天西方中士對於禪宗的認識,卻經過日本幾位名聞世界的禪師。當然,禪宗傳入日本之後,幾世紀來,自有獨到的面貌。事實上,很久以前,便有幾位西方傳教士,發動所謂「基督徒的禪」,而在梵二之後,漸漸受到普遍的注意,而採取這種方式祈禱的基督徒也大有人在。而在臺灣,有些基督信徒開始打坐,大體說來,他們更是受到日本教會的影響,雖然在本地也有不少中國禪師,但是直接與他們來往的人究竟不多。
當中國教會有人提倡應用打坐作為祈禱時,臺南碧岳神哲學院的神師宋稚青神父發表了一篇非常清晰的文章「祈禱與參禪——基督徒的祈禱與中國禪的探討」(66)。這是一篇比較性的文章,除了指出二者的差異之外,同時也說明基督徒的祈禱可以吸收中國禪的因素。只要我們介紹宋神父的幾個論點,便可以看出他謹慎的態度。其實,大體說來,中國教會並不完全熱衷於日本的「基督徒的禪」。
當然在形上學方面,「禪在發現人性的真如……使人澈悟其不受任何外界和自身的一切束縛,而獲得真正的解脫。神的存在,以及神律,或超性,均認為人給自己製造的束縛,必須擺脫,才得見大光明的境界」(67),這與基督徒祈禱中的天人相遇,顯而易見,差距極大。不過,在修行活動方面,雙方的確有不少相同之處,甚至宋神父認為有些值得我們警惕的因素。關於怎樣將禪的修行步驟與基督信徒神修途徑中主動和被動的潔煉彼此相聯,我們不多加談論。然而宋神父論及禪的三種具體功課:閉關、坐禪、誦佛經時,雖然他一方面並不以為基督徒能夠用來代替祈禱,另一方面,卻說視作方法最為恰當。「換言之,可用這些方法作為默想式默觀的準備,讓心靈寧靜下來,以與天主契合。」(68)因為寧靜在東方神修中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實在應多加提倡和應用致靜的方法。此與西方祈禱活動中,太偏重於言語和動作,極為不同。
最後,宋神父也將禪宗的悟及使人覺悟的方法與耶穌基督及教會歷史中的開悟做了比較。後者到達神秘境界,和禪的修行及頓悟境界差異頗多,也不是靠禪的方法可以達到的(69)。
有些靈修學家曾經討論過教外人的「神秘生活」,但這不是宋神父文章的宗旨。總之,他在中國教會中有人採用坐禪時,對於若干問題加以澄清,這為靈修本位化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如同我們在前面說過,教會本位化常該謹慎地保持自己的信仰。
(3) 在這方面,房志榮神父的態度也有些類似;他在一篇文章中(70)分析了聖經的默觀,東方的禪觀,西方教會默觀方法之後說:「世界需要(1)印度教及中國人對天的體驗。他們的體驗曾經過很多世紀的默想及追尋,那體驗就是:天主在大自然內,在存有的深處,在人靈的核心。世界需要(2)希伯來人對於一個超越的雅威的體驗:祂雖非人的思想和意像所能企及,但祂總領導著人、愛著人。世界也需要(3)佛教追求智慧的熱誠,因為智慧藉著悟,給人帶來解脫和拯救。(4)世界對耶穌基督的啟示也不能充耳不聞,因為耶穌在自己身上,集合了天主超越與內在的兩個幅度,他說出了許多有關天主的聞所未聞的事。(5)世界也需要科學家的朝乾夕愓努力追求真理,促進人類進步,改善生活。」(71)因此,房神父鼓勵各大宗教與文化,忠於自己的過去及源流。彼此並不須要妥協,仍能保持和諧與交談。不同宗教交談,尤其默想者或神秘家交談,能發現彼此互相滲透,在走向共同的未來時,有一共同的看法和遠景。當然,這已經與神學及靈修學本位化工作的直接關係不甚密切了(72)。
我們的問題仍是:怎樣使建基於信仰的基督徒靈修,降生或生根於中國文化?怎樣能提供適應地方教會的中國基督徒的靈修?
(4)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筆者的題名「中國靈修芻議」(73)一書,嘗試性地作了初步的答覆。這本書的思想內容醞釀過好幾年,旨在為中國教會提出一個道地的靈修,它既與西方教會的傳統不同,又與日本教會一些本位化神學家所著的「基督徒的禪」不同。為能提綱絜領地簡介中國靈修,在這裡只能將它與其它二者作一比較,顯示它的特點(74)。
對禱是聖經與西方教會傳承中最基本的靈修方式,表達在位際關係上。對禱中,天主與人彼此交談,天主的話向人訴說、要求、作證……。人聆聽、答覆、承認……。對禱表達在天主與人的位際關係上,這個範疇牽連了一些擬人形式,往往會使宗教情緒高尚的人發生反感;不過從對禱本身而論,這形式容易引人熱誠,面對愛人如此之深,赦人如此之盡的天主,自然還愛之心油然而生。因此在修身與建業上,發憤勉力,完成天主的旨意。但是另一方面,對禱方式也有極易發生的流弊。首先位際關係的對禱,雖然容易進入高潮性的熱誠,但也容易曇花一現地消逝。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修身建業方面的靈修問題。由於天主的旨意,在對禱的位際形式中,是來自對方,所以好像是自外而來的。所以在實行方面,是望準一個理想而全力以赴。於是外表上雖然很積極 (因為向外冒,向前衝),在成果上雖然有外效,然而在根源處卻常是不回頭的,不清澈的,糊塗而混沌的,蒼涼而闇淡的。因此,靈修上沒有一種根源上化解透明工夫,反映出來的,只是修身建業中克勝阻礙的英豪行為。事實上,對禱靈修中的西方教會聖賢,留給後世令人景仰的往往是豐功偉業,或者修身中克制自己的苦工,而精細的內省之描寫實在不多,原因便是靈修的理想是外來的天主旨意,專意對之實現,所以表現於外,即使個人之修身,也是按照天主的旨意琢磨自己。這當然還是在那些達到聖德完成的聖賢身上去討論,至於一般常人,在西方靈修中,除了熱誠會曇花一現,往往實行天主旨意的理想也容易隨之而消逝。
我在「中國靈修芻議」中提出的中國靈修,可以稱為基督徒的「復性」工夫。這是採用自孔孟以來,直到宋明理學的復性工夫融合貫通而成的靈修。天命之謂性,表示天之創造真幾流到那裡,命到那裡。但是在人而論,這是一種具有超越意義與價值意義之性。中國傳統中的復性工夫,便是使天的光輝在道德生命中發射出來。孔子的「踐仁」不外要實踐天之生生之德,於是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其明。其次孟子的「盡心知性」,也是證實天之創造真幾,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而此復性工夫,在宋明理學中更是重要,這可由胡國楨修士的一篇文章中看出(75)。
復性工夫的實踐,宋明理學家有時以「靜坐」一辭來涵蓋。靜坐的特點,外在的姿態果然不可忽略,但更是從根本上消化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因素,自覺地將心性本體 (天命) 實現於個人生命之中。所以消極方面,察識內心之動靜,消化一切掩沒理性之因素;積極方面,讓天命之性,充份地出現。
中國基督徒的靈修便是採用這套復性工夫,而實踐信仰生活。後者也可稱為中國基督徒的靜坐。如果簡單的說明一下,最好逐步與上述西方教會的靈修比較。靜坐表達在一體範疇中,因此天主不是位際性的與人對立,而是內在人內。天主是愛、是生命;愛和生命流在人內;成為「超性」。「超性」是在基督徒的信仰生命中,如果在此論天主的旨意,也再不如同對禱靈修中的自外而來,相反地,天主的旨意內在於信者生命中,整個靈修生活,在靜坐方式中,可以採取好多古人的說法,現在便用大學中一段話來具體地說明:「……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靜坐的步驟始於格物;格物是對客體的事理正確認識,這可以作為靜坐中對聖經的正確認識,或者時天主的愛和生命,天主的旨意的正確認識。物格而後致知,所謂致知是對事物的道理所知已經詳盡透徹的體驗;我們便可以作為靜坐中基督徒深信聖經中天主的言語,天主的愛與生命,天主的旨意,流在自己心中;天人一體。以下的正心誠意,便是靜坐靈修中的內省工夫,消化那非信仰反信仰者,自覺地實現天主的愛與生命,天主的旨意。
總之,中國靈修建立在天人一體範疇上,基督徒因了信仰與洗禮,天主的生命已經內在於他。他的靈修便是復 (超) 性工夫。這工夫重點是自內而外,使天主的生命自信者內心中流溢出來,但這必須具有深度的內省,有著宋儒的「涵養覺察」,「敬貫動靜」;這種點滴的工夫,使人自覺源頭上清澈,一切自內流。當然,這不會反映出對禱中的熱誠與興奮,而是一體範疇中之平靜體驗。可能在表現上,不像西方對禱靈修的英豪作風,克制之力;但是更為根深蒂固,在平實生活中與天地同德。這一切更合乎中國人的靈魂。
最後,中國靈修也有別於日本教會提倡的「基督徒的禪」;事實上,宋明理學家與當代的禪宗也有格格不入之處;這多少可以反映在我們嘗試的中國靈修與「基督徒的禪」之間。首先,「基督徒的禪」中之天主,好像不是降凡的天主,因此連帶令人發生好多問題。基督徒生活中,聖經佔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天主的話降凡在人的語中,在人的語中,經驗與實踐天主的話。禪宗是不立文字直指內心的,「基督徒的神」怎樣看待聖經?(這不是說禪宗沒有經典,不研究經典。可是經典教人直指內心,自身並不如同聖經一般是天主的話,積極地含有生命。) 中國靈修以格物致知出發,了解與信仰天主的話,的確,在洗禮與信仰中,基督的生命早已內在人心,但是我們依賴聖經 (格物致知) 而正心誠意,使祂的生命實現於自己生命中。我們涉獵的「基督徒的禪」作家中,不記得有人將聖經問題提出來,是否無形中受了禪宗不立文字的影響呢?好在「中國靈修芻議」旨在建議一個基於修身的靈修,作為中國基督徒參考;至於它與「基督徒的禪」的差別,並不需要詳細發揮。
所以在最近三、四年中,中國神學在靈修學方面倒在起步,這當然也是配合東方其他各國教會的情況而發展的。事實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亞洲主教團協會在印度加爾各答召開的第二屆全體大會,主題便是祈禱。這也刺激別的作家發表類似的本位化文章。
(5) 以上介紹了中國教會神學本位化,現階段所有的一些比較突出的成果。雖然尚有其他的嘗試,譬如基督論(76)方面的構想,由於還在萌芽階段,不便在這裡具體說明。
(三) 中國教會神學本位化的未來課題
這篇文章,對「過去嘗試」和「現在狀況」的報導,未免表示我個人主觀的選擇,那麼對「未來課題」也只是根據我反省了過去與現在,對未來所有的主觀展望,因此並不代表其他有識之士的見解,這是必須聲明的。
I
首先,對於神本位化的方法,未來還值得整理一下已經發表過的資料,同時指出當遵循的路線。過去的討論屬於原則性的理論較多,而配合中國人思惟特性的較少。兩者在未來都須繼續綜合。有關本位化的原則,除了反省與批判過去的資料外,我想必須參考西方神學家近十年來在神學方法上所有的貢獻,然後編著大家比較能接受的神學本位化原則。至於中國教會神學本位化方法,未來更需要多多發掘中國文學的結構,思考的路線……的特點。在釋經學方面,似乎已經有了眉目,雖然尚嫌混統一些。
II
其次,神學本位化的題材方面,未來的工作便比較更易捉摸。
(1) 中國文化,如同其他發展中的國家,遭受到空前的劇變,社會中的價值觀已與傳統大有出入。同時各種不同的哲學派別,由於中國人較有容納性,都無形中影響了當代人的思想。教會中許多人士,一致認為神學家有責任建立一個經過信仰批判的當代中國人學。也許這是未來較為重要的課題,目下已經有部份研究神學的人正在發軔中。
(2) 一九七七年輔大神學研討會中,一位天主教年輕哲學家,方東美先生的弟子傅佩榮先生,向參加者發表了一篇演講,其中論到中國思想與基督宗教未來必須會通的十點,我認為也是中國神學未來的題材。現在抄錄在下面:
「1. 性善論與原罪說。基督宗教的原罪說是中國人最大的絆腳石。筆者以為千年以來原罪的解釋既然一再修訂,那麼是否可以改而強調「人是神的肖像」,以與中國的性善論相互發明。方東美先生在「人之疏離問題」全文結論中有一慧見,他說:The age-long wisdom in the Chinese innocence-culture should be of some use in the restoration of man to the original image of God.
2. 自力與他力。由性善論而有自力宗教,由原罪說必成他力宗教。其實,耶穌早就明言:「不是說『主啊,主啊!』的人便可以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者。」「承行」一語不正是「自力」之最佳啟示嗎?
3. 內存與超越。中國原始的宗教意涵兼具內存與超越兩種可能,由於隨後歷史的演變,經過儒道人本主義的取向,至大乘佛學而發展到內存之頂峰。今日思想界之種種困境或許值得吾人重新鼓起勇氣向著超越界開放。
4. 天人合一與神人合一。中國的天人合一是一種理想,重心在於天人合德的修行歷程;然而這種道德主體之當下肯定,終究不易尋致客觀的基礎和普遍的公準。至於神人合一則是基督宗教的核心教義,以基督為人類中保,進而肯定了來世的永福,亦即神人合一之實現。
5. 總體和諧與冥合於神。這兩點在中世的神秘家並不衝突,甚至是同一件事。道家的莊子也曾多次表現類似的感受。
6. 參贊化育者與受造物意識。一為Co-creator,一為Creature-consciousness,實只是兩者所採立場和所取角度完全相反所致。
7. 孔子與基督。這是個敏感的話題。孔子是中國的至聖,然而畢竟未曾自稱為神,他的影響正如儒家在中國的地位,早已不是宗教或教主所能局限得住的。基督是神,神既賜給中國一位孔子,也必然安排了導引中國人民的特殊途徑——孔子之道。
8. 儒家的仁與基督的愛。兩者的涵義皆深廣得足以包攝各自的全盤學理或教義。仁是創生不已的真幾,愛是永無止息的真實,此兩者之融通並非難事,只恐論者過於浮泛而僅得表相。
9. 宗教依於道德與道德依於宗教。此一差異塑成東西方完全不同的生命情調,可是就人間世的現實而言,難免各有利弊,未來之坦途勢須兼取二者之長方才可能。
10 知行合一與信行合一。這是所有哲學理論與宗教教落實於人生的驗證。我們期待:中國思想與基督宗教雙方人士將能透過「行為」,在「仁愛」中達到「知與信」之最高綜合」。
(3) 中國歷史,尤其近百年的歷史,不能不是本位化神學的題材。一九七四年在比國魯汶召開的神學會議已是一個開端,那時有些太曖昧的神學反省,事後受到了批判。一九七九年二月在香港的「中國神學探討會」上,重新有些檢討,但是還沒有進入狀況。未來一定該有中國神學家嚴肅地加以研究。
(4) 中國神學的建立在大公教會中,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必須與教會的傳統相接,同時又得協調在當代普世教會中。因此未來還有介紹思想的翻譯工作。鑒於佛教流傳中國的歷史,以及植根於中國文化的事實,很多學者公認佛經的翻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中國教會未來怎能忽視翻譯教會重要文獻的工作呢?希臘、拉丁教父,教會訓導文獻,中古神學家著作……也許是未來一世紀的工作呢!其次,西方當代神學家著作的選擇,未來應該時時密切注意。這裡還可附帶一個思想;向西方教會介紹中國神學,間接也該有助於本位神學的發展。
(5) 現在神學的工具書還嫌不足,各類的神學辭典的編著也是未來神學家一項重要的工作。
結 論
這篇文章,如同導言中已說明的,大概可稱為二十年來中國教會神學本位化的記錄。寫完之後,不禁長嘆,二十年來只有這些記錄,即使將所有神學本位化的文章編成目錄,也只會令人驚問為什麼中國教會這方面的貢獻如此貧乏?因為西方教會的神學家,對於東方,尤其中國文化,往往帶有幾分敬意,期待我們為大公教會的神學,有所生色。當然,最大的原因是我們國家的遭遇。
我常會痴問,假使大陸不變色,中國教會有二十多年正常的作長時期,那麼接近四百萬教友,一千位國籍司鐸經過梵二大公會議的衝激,怎樣可能不在本位化神學方面有驚人的成就呢?但是「誰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誰曾當過祂的顧問?」(羅十一34)我們現在只能盼望二十年來已經有的耕耘及播種,產生中國神學未來的奇葩!
本文結束時,正值輔大附設神學院紀念五十年創立。本院原名徐匯神學院,民國十八年由中華耶穌會創辦於上海徐家匯。民國四十一年避赤禍遷居菲律賓;五十六年由菲遷返祖國臺灣省,十二月八日附設於輔仁大學。所以五十年來,泰半時間流浪在外。在臺灣的十二年中,正式參加了神學本位化的行列,從來不敢忘懷對於建設本地教會的使命。國亂未平,不敢大慶,謹以此文誌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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