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梵一大公會議
梵一大公會議就在上述思潮中應運而生。本文先介紹在各種思潮中，力挽狂瀾，對梵一貢獻最大的幾位神學家。大略介紹梵一的訓導。最後稍作批判。

1.梵一的功臣

對梵一最有貢獻的神學學者莫過於, Franzelin, Kleatgen, Newman, Scheeben.
J. 將多瑪斯之後漸傾向於信理化的啟示觀注入新的一面，而使其內在化。他強調啟示並不是一個超時間的靜態真理，而是藉天主在歷史中現在的行動，一種動態的自我贈與；此贈與的高峰是降孕的奧蹟。
Franzelin是羅馬額我略大學的神學教授。Kleatgen則為大會文件中啟示草案的執筆者。他在無形中使文件漸由理論神學的色彩漸成實證神學，著重於教父、聖經、傳統和生活的傳承。
Newman (1801-1890)是牛津運動的肇始者。他重要的貢獻是肯定信條和權威在啟示問題上的地位和特色；並強調啟示的奧蹟性。他認為基於人理智的不足，無人能完全地使啟示系統化；迄今，這還是個奧蹟。他也注意生活團體的幅度。
Scheeben是十九世紀的偉大神學家，將實證神學和多瑪斯神學融合運用，強調教會信理中奧蹟的一面；並在聖三論的前提中說明啟示。他解釋啟示固然是藉子發生的，但人的接納卻需聖神的光照；此光照亦是啟示。
最後，一提文件，無法不提Denzinger。他最偉大的貢獻莫過於將歷代文獻收集成書。
2.梵一文件的訓導及其批判
梵一召開前幾年，教宗庇護九世(1846-1878)曾於一八六四年發表Singularis nobisque通諭，綜合性地提出以往歷年的通諭中對啟示的教導。
梵一大公會議於一八六九年召開。與啟示有關的文件是「天主子」憲章，該憲章包括四章：天主的創造，論啟示、論信仰、論信仰與理性的關係。在此文件中對啟示的問題有決定性的定論。從此中止了教會數世紀來對啟示問題的爭論。
梵一文件中提及宇宙的啟示；並說明在此範圍中理性有足夠的能力去認識，繼而論及超自然的啟示，是天主在歷史中啟示了自己。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有先知和奇蹟作其標記。
於是梵一公會議面對半理性主義，肯定了天主啟示的奧蹟性，說明人的理性對天主的奧蹟只能達到某種程度的了解。面對著傳承主義，承認天主的啟示固然是來自天主，有其超越性；並說明教會有責任保全這信仰的寶藏。但是人的理性也有能力辨認天主的存在。因為天主的啟示有其外在可辨認的標記，先知和奇蹟，人的理性能認識先知性和奇蹟性的行為，以辨別啟示者的真偽。
憲章中論及天主的啟示，重點在於說明啟示是超性真理的顯露，保存於聖經和傳統中；至於奇蹟和先知則視之為證明天主啟示發生的標記。為此是運用抽象和形上學的觀點，偏重於理智的說明。這種說明固然是有系統和清楚，但忽略了啟示是天主顯露祂自身，奇蹟是天主的行動……等存在性和聖經化的表達方法。直到梵二方將這缺陷完全補足。

三、梵一之後之餘波
梵一的文件主要的對象是信仰主義和半理性主義，對無神論和基督教派所強調的內心啟示並沒有積極的答覆，使得教會內對啟示問題遺留陣陣餘波；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現代主義。最後，柏龍岱提出的內在方法開啟了教會神學的新局面，也在某種形式下綜合了啟示論在歷代對種種對立因素的爭端。

1.現代主義

具體而論，現代主義是十九與廿世紀之交，教會受到基督教論及啟示的各種神學的刺激所興起的一派神學。主要的目的是想面對當時代的各種思想潮流作一個適應的工作。在當時社會的思想背景裡，理性主義的影響方才日正當中；比較宗教學又開始縱橫其間。人文科學進展，考古學的發達，促進歷史批判的運用。福音歷史性的問題在當時炙手可熱。
最影響現代主義的思想有二：一是在思想上接納宗教的不可知論；在康德的影響下認為宗教真理只有靠感覺和宗教經驗得知，理性無能為力；一是在方法上徹底運用當時流行的歷史批判法來鑑定福音的權威性，宣稱歷史中耶穌的超越因素，事實上微乎其微，應大刀闊斧地剔除。
在啟示的問題上現代主義學者普遍地受到薛來馬赫的影響。他們認為人均有所謂的宗教情愫。當這種宗教情愫(或稱宗教感)出現在意識中就是啟示。當人在意識中經驗到了這種宗教的情緒和感覺就是所謂的信仰。基督的啟示，事實上不過是基督在心靈中原來已有的宗教感出現在祂的意識中。藉著我們對基督的信仰，祂也出現於我們的心靈中，於是基督在我們內啟示。至於信理和信條，這派學者均視之為表達出在當時教會中的宗教意識，所運用的一些應時概念，其本身並無價值。因此，現代主義將啟示的概念全然主體化，並將基督教會中薛來馬赫的主觀主義推廣和發揮到團體的幅度。一般而論，現代主義者相當重視團體的禮儀生活，因為這是團體宗教經驗的場合，此時，注意在團體意識中的天主啟示。
魯亞濟Loisy 1857-1940
魯亞濟堪稱為現代主義中的領導人物，曾任教於巴黎天主教大學，主授聖經。
他批判哈納克只將啟示限制於耶穌生命中對自己與天主關係的意識上。他認為啟示不只是在耶穌生活時的意識中，也是在祂的言行裡；這言行是發生在一個具體的團體中。因此，啟示不只是耶穌個人體驗到對天父的意識，更是整個的教會團體在基督的言行中對天主的經驗，因為這種經驗會日益深入。所以啟示是會隨教會更深的體驗而有所增進。因此他宣稱基督信仰本身並無固定的本質，仍是一種不斷的進化。
論到真理性，他認為若啟示並非一些外在的真理，亦非只限於某時代的行動，而是教會在宗教上的體驗；為此也無所謂的絕對真理。按歷史批判觀之，一些前人視之為真實的，為今人不一定心悅誠服地認為是真。所以福音的真理，與一般的真理相同，是在時間中演進的。至於其是否仍有價值，則視其是否對今人仍有作用而定。
所謂的信理，他視之為每一個時代對團體宗教經驗的理性化、概念化的表達，也應隨時代而改變其表達的方式。對他而言，概念上的知道並不重要，主要的是意識上，感受上的宗教經驗。
為此，魯亞濟所謂的啟示不是一種信仰的信條，不可變的真理，不是天主進入人中；更好說是人的一種直觀和經驗性的頓悟。因為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常常是在發展和蛻變中，所以，啟示一如信理和神學也常常是在發生和演變中。
總而言之，現代主義視啟示為人內心的經驗，只肯定內在的幅度而失落了啟示客體和超越的一面。這能夠是因為梵一論及啟示的文件中過於強調真理的一面所致。

2.教會的訓導及其批判

教會訓導當局針對現代主義發表的文件有三：一九零七年聖職部的「可悲傷」法令，一九零七年教宗庇護十世(1903-1904)的「應牧放主羊」通諭，及一九一零年教宗頒發的自動詔書中反對現代主義的誓詞。
這些文件中對於現代主義的啟示論從積極和消極兩面加以批判。在消極方面：它們反對啟示是人意識的流露，因啟示來自天主有其超越的一面；反對啟示是不斷地演進和增加的學說，因為在耶穌基督身上啟示業已完成；反對信理的真理在歷史中是相對的，因為信理的內容是超越各時代的；反對啟示的內容在於人的經驗和感覺，因為啟示的內容是真理，是理性所能肯定的。在積極方面：教宗的通諭肯定了天主啟示的發生有其外在因素，因為是源自天主親自進入歷史的行動，而不是人自己的經驗。於是，啟示不只是一個經驗，也是理智能了解和肯定的真理。天主也能利用一些外在的標記，以證明天主的啟示，這些標記是奇蹟和先知的言語。這一切為人的理性所能認知，最後，教宗強調啟示不是人意識的創造，而是淵源於耶穌，並保存在教會團體的宗徒傳承裡。從此以後現代主義的狂瀾得以遏止。
事實上，教會所發表的這些文件都是針對現代主義過於偏激的一面從護教的角度加以定斷，未免流於另一極端。文件中強調啟示有超越性，是從外而來的，在耶穌基督身上業已完成。這都只是說出了啟示的一面。事實上人面對外來的超越啟示，經驗到與內心的渴望和需求相互感應，進而接納之，此時，啟示方告完成。在耶穌身上已完成，全然流露的啟示，在客體上雖有其圓滿性；但接納啟示的主體極須在時間和空間中反覆思索，才能逐漸體會到啟示的真諦。因此，啟示在客體上是已經完成的，在主體上則是在進展之中的。最後，啟示固然是一種真理，但是也有存在性的一面。天主一方面以清楚的概念說明祂是誰，另一方面則親自臨在於人的生命中，在經驗的互感下告訴主體祂是誰。二者不能缺一，方能得見啟示的真面目。

3.柏龍岱的學說

柏龍岱(Blondel, 1861-1949)生活於現代主義的時代。當時，教會中論及啟示有兩股傾向極端的潮流，外在主義和內在主義。外在主義主要的是一群經院派的學者，在啟示問題上強調啟示的外在超越性。偏激者則力主啟示與人的內心無關，對這些真理人不易認識只要接受和遵守。內在主義主要的是現代主義的學者；願意將天主的啟示與人性相配合。它強調啟示是人心的流露，渴望和需要。過於偏激則將啟示視之為人的產品，不是來自天主的；是人心渴望和體驗在意識中的出現。於是柏龍岱一方面希望能保持啟示的外在性；另一方面希望說出此來自外在的啟示與人心的渴求息息相關。
在說明啟示可信性的過程中，柏龍岱運用所謂的「內在方法」。在運用此方法時，柏龍岱宣稱，人的內心指向對至善至美的渴望。他讓人先進入自己的內心體驗到確有此渴望之後，再使人看出唯有天主的啟示能滿足人的追求和渴望；並說明這些啟示之所以能肯定其來自天主，基於一些外在可辨認的標記。
這方法的思想根源是基於他的行動哲學。他以人的行為作出發點；他主張人的行動是積極的，是精神生活的泉源，和整個精神生活的內容。這些行動都指向一個目標，包含一個意願，是一個更善更美的境界。但是這目標和意願是內蘊於行動中，而行動在表面上卻是指向現象界的一個具體目標。所以人在每一個具體的行為中，事實上是在趨向一個「更」超越的境界。因此，人總不停留的在追求。人只消回顧一番，在自己的經驗中定能體驗到這種緊張：一方面人總是想超越；另一方面則覺得非己力所及。換言之，有限的人常追求一種無限；這時欲滿足人此種追求，除非無限的天主自我啟示，無法使人滿足。在這種方法裡一方面保存了啟示的外在性、超越性；另一方面顯出這啟示和人性有密切的關聯。柏龍岱終於在外在主義和內在主義中取得一條中庸之道。
論及信條與教會傳承的關係，柏龍岱將其置於一種動態和生命的角度下來註解。以往常視信條如一信仰寶藏，教會代代地傳遞和保存。這是一種靜態的、物化的角度來說明教會傳承和信理的關係。柏龍岱宣稱傳承乃是教會團體性的生命，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教會生活。教會在各時代的生活中，對於救恩事實的經驗使其更深地認識基督的啟示，故常能有一種創造性的表達。於是柏龍岱的啟示論中說清晰地闡釋了啟示各個特性間的關聯，啟示來自天主，卻是為了滿足人內心體驗到的追求和渴望；它已完全啟示了，卻藉生活的教會團體在歷史經驗中更深地對救恩現實的體驗，而代代有創造性的表達。
柏龍岱對後代的神學影響甚巨。他的論點事實上是說明在整個人類生命和歷史的動向中，是天主充滿著恩寵的臨在之處。這思想成為梵二文件的中心主題，使得教會聖統的論點產生了一次大躍進。
由上文的介紹，我們發覺雖然在感覺主義、唯心主義、自由主義……等時代潮流的沖激中，代表教會最高訓導當局的梵一大公會議，還只是站在護教的立場，對天主的啟示內容加以澄清。忽略聖神藉時代潮流的沖激及人心存在性的渴求，所顯出的時代信號。因此它尚無力脫離原有的窠臼，答覆時代的需要，因而產生了現代主義。最後柏龍岱思想的跳躍，方在教會中開創一個新的局面。這樣的一段歷史或許能使今日教會訓導當局體認，在保護天主信仰的寶藏時，只是消極性的守成是無法完成主耶穌托付的職責。在守成中的「創新」方才顯示了天主啟示「恆常」和「變」的豐盈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