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去運動」 神哲學批判
「上帝死去」之案的教訓
為什麼上帝死去神學家、如此容易跑進這種人文主義的死巷呢？答案便在其出發點上，我們也可在此獲得一個大教訓。正像我在本文前半、曾用第一手及第二手資料說明的，每一位上帝死去思想家、都深受新正統派的辯證方向的影響。麥興泰在他對魯濱遜的「向上帝攤牌」一書所作銳利批評中、曾寫出新正統派及「基督徒無神論」之間的聯繫：
「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當代神學的進退兩難情況。這些神學家從正統開始，可是這個正統是由齊克果和巴爾特那裡學來的、它很容易變成一個封閉的圈子，而在這個封閉的圈裡子、信徒只能講給信徒聽、至於一切『人的』成份、都被掩藏起來。由這種枯竭的小圈子神學出發、一些最有見解的神學家願意將它譯為他們應對一個無神世界所說的語言。然而他們郤已被註定了左右雙方的失敗。他們或是譯得成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發現自己所說的話已變成他們聽眾的無神論；而如果他們譯得不成功：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他們自己而外、誰也聽不到他們所說的話」。
為什麼齊克果和巴爾特神學像一個「封閉的圈子」呢？那是由於它的基本前提；這個基本前提—正像麥興泰所說—是「上帝的語言、跟『任何』為領會它而作之『人的』努力皆無關係」。既然此一原則的自然結論、就是「一部舛錯的聖經」和「一位完全拋棄神性的耶穌」，那末在俗人眼中、聖經便與其他人類作著並無實質上的不同；降凡的基督也便與其他的一般人無法分辨了。於是、信徒只在非理性信仰的封閉圈內打轉、而這「非理性地擲身於信仰」、正是教外人所不能接受的。像這樣非理性信仰的上帝，別無出路，只有變成一個「超越的、全然不同的」祂。及至分析哲學、對此「超越者」的本體存在提出驗證問題時，人再也不能答覆了，應用到「傅魯—衛斯膽」的園丁之喻上而言、新正統派的上帝園丁、再不能由經驗在花園裡找到，因為—假如找到—那便污染了祂的超越性。（但假如找不到）這個世界花園在信徒及非信徒眼裡、又都看來通俗之至；那末、非信徒便有理由問：「你所說『看不到、摸不到、永遠無法捉摸的園丁』究竟跟一個想像中的園丁、或根本不存在的園丁有什麼區別？」對此問題、新正統派的一正一反的辯證法毫無辦法回答；於是、隨之而來的顯然結果就是「上帝之死」。為這種當代神學思想（反正聖經能有錯誤），即便上帝不存在，聖經也不會再錯到哪裡去〈反正上帝存在無法證明〉；即便上帝不存在，巴爾特神學裡的耶穌復活也不會再更「不可驗證」一些；即使沒有田力克的「一切實有之基」，田力克的「更正宗原則」也不會把耶穌弄得更「隱晦」(Kenotic)一些。於是、二十世紀更正宗主流神學有關上帝的述句，成為適於任何事物及一切事物的述句，因而可以叫人當作「無意義的述句」而拋在一邊。上帝死去了！剩下的只有現代的俗人！
這是一個驚人的局面—這就是費赤所謂「神學出賣」的局面—而此驚人的局面、正是拒絕承認上帝能以在大地之上毫無條件地啟示本身的直接後果。喀爾文的「有限者容納不了無限者」那句老話、把我們蒙蔽了，叫我們再看不出聖經的核心主題：上帝真地降生成人，上帝是能用人的語言來說出真理的聖言的。聖經所介紹的上帝並不是奧陀(R. Otto)的「超越者」，一個模糊全然不同的祂，也不是田力克的無法描述的真正實有，乃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乃是那通過聖經啟示的整個歷史、對人說出不易之理的上帝，而此上帝終於在耶穌基督身上走進了這個世界花園（參若廿15）。為真正正統的基督信仰—因它既不怕救主能行奇蹟，也不怕聖經能免於錯—上帝的存在，在這世界內的確意義極深；因為只有在「上帝存在」的基礎上方能體悟「啟示」。而所謂主流更正宗神學呢，由於它在當年自由主義的日子早已失掉「啟示」、「默感」的道理，而今，它發現自己再也不能說明上帝的必須存在了！
所以、我們的教訓就是：假如醫治人心的醫師對上帝特殊啟示失掉信心，那末就要無可避免地發現自己面對著上帝的一具屍體。關於上帝存在的最後的、也最好的明證，還是基於上帝自己的語言—基於上帝自己的三種語言：基督；基督宣佈的福音；和不能舛錯地帶來此一福音的聖經。因此、復活的歷史性、聖經奇蹟的事實性、聖經的內在貫徹性以及聖經沒有經驗錯誤的超然性：這些都該抱持，否則：連在我們聖經裡的上帝就會被沖淡為一個矇矓的超越者，而終於失蹤。反之、如果我們堅持上帝透過一部不可舛錯的聖經在歷史中啟示出來的道理，我們就會發現：儘管在目前這一個神學幾乎普遍內虛的時代，我們仍能給這亟需上帝恩寵的世紀、推舉出一位有意義的上帝來。唯一生活的上帝、是聖經裡的上帝；為了今日俗人、我們最好不要忘記這一點。
最後的檢驗：錯認了屍體
「上帝死去」運動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死」的病態焦慮的一種反映、和一個個案。在通俗文學方面、我們有「被愛者」一類的病態小說；在社會學方面、我們有「死的美國方式」；在心理學方面、我們好多人接受佛洛依德的「死之本能」；而在理論方面、我們有范夫耳選的「死之意義」論文集、集中包括雲格、田立克、考夫曼等人的著作。
興之所至、我們無妨也看一看此前過度關心「死亡」的時代。會金閣(Huizinga) 於其名著「中世紀的式微」中、指出如何中世紀末期的人浸潤於「死的夢景」(vision of death) 之中；又指出如何「死之舞蹈」、「地獄描述」、「魔鬼彌撒」等等、織出一幅衰落文化的象徵圖景。另一例子是頹廢主義的法國：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俞斯曼(J. K. Huysmans)、曾在他的「逆流(A rebours)」小說裡、描繪出一個「送葬之宴」：在此筵席中、樂隊奏著輓歌、來賓穿著黑色喪服，默默地咀嚼著黑色食物，侍者又都是裸體的黑女人。這種描述、以及他另一部小說「那邊」(La'.bas) 裡的「魔鬼彌撒」，都有當時事實為依據。十九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的巴黎社會、生活在德法戰爭的餘波裡，墜入頹廢和墮落之中，而當時人之繞著死亡和地獄打圈子、也可說是相當於心理昇化的文化現象。
今日的「上帝死去」思想、也同樣有象徵性。其實、聖經也談「死」，但聖經所談的死是「人的死」、它說：「罪的代價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賜通過耶穌基督、才是永恆生命」聖經在死亡標靶上看到的是「人」、不是「神」。上帝要死時、祂是死在十字架上、以救治人類不治之症；而其復活凱旋又正好證明了祂已戰勝死亡。
不過、死仍有它的螫尾—那就是「罪」。罪人們遠自亞當以來、一直想由死的面前、拚命藏起來。那末在我們這個時代中、人們不肯面對自己的死、遂將自己罪有應得的死投射到他們的造主和救主身上。在本文之始、我曾順便提出過，這個上帝死去運動、頗可給寫偵探小說的人提供一套「錯認屍體」的資料：因為當人仔細檢驗屍體時、終於會發覺：屍首不是上帝的，卻是人自己的—「死在愆尤罪過」中的人。而且這具「人的屍首」 （絕不像上帝的）可真夠滿足驗證的條件：到處的墓地都在作證。
在浪漫文學中、有所謂 Doppelganger 主題—一個人自己遇到自己—用來象徵一個人得到某方面的自知。但願我這番檢驗，就其使一個患著罪惡沉重之疾病的神學面對自己而言，稍能對其自知方面有所貢獻。在此心情下、譬如讀到哈密敦自傳式地敘述自己如何在四十歲時走進「上帝死去」圈子的句子、真能發人深省；他說：「時間已經很急促了；我看出我必須弄些事情發生」。我們一曉得「上帝死去」案件中的屍體誰屬、哈密敦的這類話便好懂了。是人這個興建巴貝爾塔者、才想在神學上「弄些事情發生」。聖經福音的精髓是說罪人不能在精神生活裡「弄些事情發生」的；只有生活的上帝「弄些事情」在耶穌基督身上發生，而惟一真正神學的任務、首要地是該始終忠於「那位一度為了罪惡奉獻祭祀之後、坐在上帝右邊」的基督。
如果我們這時代的「上帝沉默」、叫我們基督徒在我們心靈深處、懷疑上帝是否仍然跟我們在一起，那時我們最好保持頭腦清醒、想一想安德生爵士的感慨警語，他說：「一個沉默的蒼天、在不斷地證明：十字架上的大赦依然有效；連罪大惡極的人也仍能轉向上帝，獲得罪赦，獲得永生」。那、我們的課題便是：趁著還是白天，加緊工作；黑夜一到、人就不能工作了。至於我們這項工作的性質、范戴克 (H. van Dyke) 在他「失去的字」裡有動人心弦的描述；簡言之、這項工作就是將「上帝」一字、宣揚給我們這一代—因上帝一字、由於人們馳心於其他次要的字、已經迷失。范戴克在「失去的字」裡有下面這一段：
「孩子！你犯了罪、犯得比你想的還深。你隨便拋棄的那一個字、原是一切生命、一切喜樂、一切平安的基本字。沒有那個字，世界沒有意義、生存沒有依歸、死亡沒有安息。那是淨化愛情的字、安慰苦痛的字、保持希望永恆活下去的字。那是耳朵由來聽過的惟一至寶、是靈性由來發現的唯一至寶、也是人心由來孕育的唯一至寶。那就是給我們性命、呼吸、以及一切事物大量享受的那一位的名字；那就是像你憐愛你自己苦痛中的孩子一樣地憐愛你的那一位的名字；那就是儘管我們離他而去、他卻在曠野裡尋找我們的那一位的名字：祂曾派遣過祂的兒子、正像祂的兒子今夜派遣了我，來在一顆失掉這個而窒息的心靈裡、喚起那個忘掉的字、孩子、你聽一下吧！你全心全靈地聽一下我們在天大父—上帝—的聖名吧！」
註：
本文譯自「上帝死去之意義」 (The Meaning of the Death of God :ed., and introd., by B. Murchland,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7)論文集中「上帝死去運動之神哲學批判」 (J. W. Montgomery : A Philosoplical-Th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Death of God Movement,pp. 25-68)—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