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經的循環及我們的預斷
卡氏放棄自然科學的理想，即科學能擺脫任何預斷的干預。原來問題不在於將一切預斷根除，為全力灌注於「所討論的主題本身」，這個「主題本身」本來就不存在。在懂悟的過程中，真正的問題在於把我們已經有的主張重新加以追問。任何人在接近一段文字時所做的就是這件事，他有特殊的企望和假設。「他在文字裡找到第一個意義時，即刻假定那是整體的意義，而他所以找到那第一個意義，是因為他讀這文字時已懷著期望要將這層意義找出。為懂得文字裡所講的，他必須先具備這類預有的意義；以後在他逐步深入文字裡而有所領悟時，再不斷將那預有的意義翻新(P.251）。這樣卡氏便隨著海德格將釋經的循環描述如下：
最有決定性的問題是：以前有的錯誤觀點怎樣可以與正確的觀點涇渭分明？在這裡卡氏釋經學的中心論調予以答覆：懂悟主要的是指懂得事體本身，誰不懂得事體，便不能由字句中採出意義。這是路得的主張(Qui non intelligit res, non potest ex verbis sensum elicere)，卡氏將這句話當作他的著作中某一重要部份的題辭（P.162）是具有深意的。真正重要的東西是文字所表達的事體，事體本身是唯一的準則，人可藉以消除以前有的錯誤觀點。釋經者對這種糾正應取開放態度，應徹底檢討自己的假定。唯有藉著這種問和答的循環，一段經文才真能顯出它整個的意義，這種意義有時也許是奇特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也唯有藉著這種循環，用以描寫懂悟過程的視野的接才能發生。

應用的問題
上文關於釋經學的循環性所說的該在應用上得到證實。依照傳統對懂悟程序所作的三分法——理解，解釋，應用—第三項，即應用所引起的問題最多。應用必須是懂悟的一部份嗎？但神學之自認為學問正因為它的方法不受主觀應用的控制而獨立，這是歷史主義者及自由派神學家的意見，他們認為將純「歷史及科學的」研究與信理及牧靈的講道（即應用）貫通，那是個別神學家私人的事。如今卡氏說：應用是釋經過程中整體的一部分，正像懂悟和解釋一樣」(p.291)。他用法律及神學的例子（法律的解釋與個別案件上的應用，聖經的解釋與個別宣講上的應用）指明應用不是後來加添的，而正相反，是第一個出現的。在這種情形下，「應用」兩個字自然已失去了消極的、即臆測的含義，因為「無論是法律學家或神學家在實際應用時，不能不受文字的限制」。

釋經學以語言為依歸
由上述可見，卡氏著作所帶來的一大進步：是他不再將釋經學朝著心理學或存在主義發展，而要找一個新的方向，這為他就是語言。語言和懂悟是不可分的，因為「語言就是理性本身的表達」。(P.379)「在語言中世界本身反映出來，語言所經歷的世界是「絕對的」，超越存有的一切相對性，因為語言在它自身內包括一切的存有及存有的一切關屬。在我們對世界所有的經驗中，語言這個基本的因素是在一切我們所體認及所接近的存有中最先出現的因素。因此在語言和世界之間所存在的基本關係，這倒並不是說：世界是語言的對象；而更加是：我們所體認並用言語所表達的對象已經包括在語言的世界和視野裡」。(p.426)
卡氏的分析所到達的極峰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話說出：「任何存有，只要能為人所懂悟，那就是語言」。（p.450）
讀者在此也許要問，這樣一來，語言就成了一個超歷史的東西，而卡氏歸於士來馬赫等人的過錯，說他們在釋經者與經文之間找一個超歷史的橋樑反落在他自己身上了。卡氏在他著作的第二版裡針對此一問題予以答覆(p.xxll)。他的書是建立在現象學的基礎上的。雖然海德格的思想及他對超越性所提出的問題使得釋經學的範圍擴大而成一普遍性的問題（因此這好像不僅是現象學，而還是形上學的問題），但現象分析的原則在這裡照樣適用。當然這裡所謂的釋經學是按幼年海德格的懂法，並且不把它懂為方法論，卻懂為關於思想真實經驗的一種學說，卡氏在此強調，他對遊戲及語言的分析都是現象學的。就像遊戲在不進入遊戲者的意識中時，佔有超越純主觀態度的成分，同樣語言不以說話者的意識為終點，這就是說語言不僅是說話者的主觀態度。語言能當做人的一個經驗來描寫，與「神話」或「神秘化」毫無關係。卡氏在「辯論」中找到一切文字解釋過程的模範。一般的讀者都為書中的歷史問題所困惑，因為那些歷史和目前問題的關係並不清楚，而卡氏卻與歷史建起一個真實的會談。他書中的一些精釆部分就是他和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多瑪斯，及康德的論戰。卡氏將他分析所得的學說施諸實踐：他把要解釋的題材和對話的人重新討論。重點就在重新這兩個字，因為在這樣的討論中並不是只將老的概念再說出來；「解釋」的意義更是「我們用過去的概念來思想，我們也就把那些概念說出。」(p.374）幾時釋經者有所成就，幾時一段經文真被瞭解，那不是釋經者的成就，而是語言本身的成就，我們每人都受惠於語言。
卡氏還酌量應用了黑格爾的哲學。他的「實效的歷史」及「鎔接的視野」都是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裡生出的。卡氏的成就卻在於將歷史嚴格地看做歷史，不讓它消散為簡單的「史實」—“historicity”—。卡氏的最大成就也許在於他將語言和歷史連在一齊，二者受到同樣的重視，不厚此薄彼。所以卡氏自己也認為他對海德格及黑格爾是同樣的負著債。Pannenberg對卡氏的批判是：卡氏藉他在語言的水平線上所築起的釋經學本體論，「將事故間的關係看得太抽象，忽視了語言的指謂作用或特徵，因此特徵，人的話只是話，所指的是話後面的東西。這都告訴我們，語言因了它的指謂特徵，最後會回到歷史的問題上去」。Opp卻認為Pannenberg所指的卡氏的弱點，實際上倒正是他的優點。任何釋經學都該體會人類理解力的限度；企圖繪出一幅普遍的歷史—即便是在神學的外氅下—就是要跳出這個限度，而給自己加上一個挑不起的擔子。卡氏並沒有忽視語言的指謂特徵。他果然認為要想直接進入文字的題材本身是一種幻想，一切事故既然都存在於「實效的歷史」裡，那麼「人所指謂的，能有客觀性」這個概念本身就無法立足。不過這並不是說，人所說的一切全是相對的。釋經學的循環性能給人保證，過去人所說的種種要在今日的語言裡重活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