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理新編」
（三）類型批評時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對於福音歷史價值的問題之研究，大家深感需要更嚴密的方法，為預防無數沒有根據以及粗野的假定的出現，於是開始了類型批判的應用，當柏林的貢獻（H.Gunkel 1862-1932）應用類型批判方法於創世紀及聖詠之研判，而得到相當的成功時，他的兩名學生底拜利（M.Dibelius 1883-1947）和步特曼（R.Bultmann）也改良了這個方法，用來研究福音。（有關類型批判，非本文所可詳論，必需專文介紹）
按照類型批判的結論，福音並非一氣呵成且具有單純性的文學作品，而是由許多類型不同的有關耶穌生平的片段故事集合而成。那些片段的故事原來互相毫無關係，只是在初期教會的團體中，由於不同環境而產生的。初期教會有時為了禮儀的需要，有時為了教理的需要，有時為了護教的需要，有時為了紀律的需要．．．．．．漸漸地產生了那些有關基督的不同類型的故事，它們便用來解決當時教會的問題。那麼究竟那些片斷是否是具有歷史價值而供給我們耶穌生平的資料呢？步特曼在這點上是相當消極的，他認為那些故事都是初期教會的創造，它告訴我們的只是教會當時的情形，而不是歷史上的耶穌。他在一九二六年說：「我實在認為：有關耶穌的生活與品格，我們現在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初期教會的史料，對於兩者都不感興趣，而且那些史料都是支離破碎的，往往只是些野史而已。除此之外，有關耶穌的史料，我們甚麼都沒有」。在此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麼今人要稱他為「復活的司德勞」了，因為他們兩人異口同聲地說不能認識歷史上的耶穌。
步特曼的消極態度為信徒制造了極大的不安，然而他自己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強調前面所提的凱樂之對於歷史上的耶穌和信仰中的基督的區分，他認為歷史方法是世俗的工具，不能供給我們信仰的資料。我們信仰的是宗徒們宣講中的基督。從此歷史和信仰之間有了不可逾越的鴻溝，而福音的歷史價值幾乎蕩然無存。
我們對於類型批判時代，介紹得當然不夠，然而要詳述此一方法，在一篇鳥瞰的論文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得一結論，就是在此新方法批判下，步特曼的態度是完全消極的，其實，步特曼在應用此方法時，也具有他個人的哲學立場與聖經註解的特點。而今天下不少聖經學家，同樣應用類型批判的方法，在福音歷史性之研究上，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果。我們在下一個階段中要多少見到。
（四）今日的趨勢
今日對於福音的歷史價值，漸漸地走向積極的方面．步特曼把歷史上的耶穌和信仰中的耶穌絕對割裂，這已不為近人所接受。即使大家承認福音是信仰的文件，然而從不同的角度上，仍舊可以指出歷史的價值。我們把這個階段，分成四派來介紹。
第一派我們可以用耶肋米亞(J. Jeremias )做代表。這派仍舊主張應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們認為即使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失敗，可是今天在有限的範圍內，對於歷史上的耶穌的研究，可以得到相當的效果，福音是信仰的文件，然而我們仍舊能夠從這些文件中發掘歷史的面目，因為今天在研究上，學者有著前人所沒有的工具。今天有文學批判的方法，有類型批判的啟示，有考古學家發現的谷木蘭的圖書，有對耶穌時代的加里肋亞的阿拉美語的認識……靠了這許多工具，今天的學者可以深入福音的最初形成的層次中，去發現許多耶穌當時人對於他的真實記錄，因此而有了耶穌的史料。耶肋米亞對於耶穌所講的譬喻研究便是一個好例子，他深入耶穌的時代，而把福音中的譬喻的原來面目指出。
站在耶肋米亞一邊的尚有泰勒(V. Taylor)，他許多有關福音的研究，證實耶肋米亞的觀點。他說：「近代研究福音的結論，指出其可靠性﹔當然我們也不可過分要求。」所以按照這第一派的學者，科學性的研究尚能在福音中發掘許多含有歷史價值的記錄。
第二派學者對於科學性的歷史研究并不注重，他們的態度比較傾向教條性。他們認為步特曼可以高呼科學方法不能認識歷史上的耶穌，然而這沒有甚麼可怕，因為福音的記錄仍是我們接觸基督的資料。庫爾門(O.Cullmann)承認福音不是客觀的科學資料，但是他們說這並不證明福音的作證是神話。相反的，福音中的記錄都是信仰的表達，它是以歷史來作為自己的對象，因為福音宣告納匝肋的耶穌是以色列的基督。接受福音的宣告，便是接受宣告中的事件之真實性。
英國的陶德(C.H.Dodd) 非常有系統的研究了初期教會的宣講，他說教會一開始宣講，便把耶穌生平的撮要包括在內，尤其是他的死亡與復活。既然福音基本是佳音，那麼不論初期教會或者我們今天的信者，在接受這佳音時，不能不同時承認那些事跡之可靠性。
所以第二派的聖經學者，並不像前一派之強調科學性的研究。然而他們腳強調地說福音中的耶穌應當是真實的，因為教會初傳的真理與能力完全建立在耶穌真實生命之上。
第三派包括的是數位斯干的納維亞路德派的學者，他們也堅持福音的可靠性。他們認為對於福音歷史價值的研究，從來沒有人提出福音傳授的特殊性質。為這一派的學者，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有系統地研究巴勒斯坦的耶和初期教會的口傳方法。如果我們稍微注意拉比教授的方法，便會發現福音的資料不可能受到所謂野史與神話的沾染。耶穌自己按照猶太拉比的方法教授，他的門徒也生活在這種口傳的環境之中。如同其他拉比，耶穌一定會教導自己的弟子背誦一定形式的字句，甚至配以一定格式的手勢。這樣他把自己的言語與行為，在口傳的方式下，傳授給門徒。其實福音的內容也清楚地證實了這種口傳的方式。
根據那些斯干的納維亞聖經學者，聖神降臨之後，門徒們在耶路撒冷栽培了一批背誦者，把傳援聖言的職務交付給他們。而我們的福音大體上是出版了耶路撒冷教會、在門徒監督下保存的傳統。瑞典著名的註釋家李森菲(H.Riesenfteld)，認為福音雖然含有編輯上的更改，但是大體上保存著在記憶及口誦中流傳而來的有關耶穌的言行。這些傳統最後應當回溯到耶穌自己；可見福音具有歷史價值。
第四派也就是我們最後要介紹的一派，是與步特曼稍有出入的學者；有些是他的學生，我們可舉出克斯曼（E. Kasemann），傅克斯(E.Fuchs)與美國人魯賓遜(J.Robinson)。他們認為誰若從福音的記錄中發拙耶穌生活的客觀事跡以及他的言論之正確內容，便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樣處理福音的方法，給人的印象乃是福音是第二手的資料。我們應當知道福音記錄的基本意向不是報告外在的事件，而是宣告耶穌的意念與音訊。福音作者把那些意念與音訊在耶穌的弟子與仇敵，以及在他的仰慕者與批判者的存在性的反應中表達出來了。今天的讀者可以懷疑耶穌是否事實上把福音作者放在他口中的默西亞名號加在自己身上，但是福音中的一字一句腳無可懷疑地反映出耶穌對於四周人的影響。他所做的一切，所講的一切，都是充滿了決定性的意義，好似天主之國已經在他身上露出了曙光。因此今天的一位歷史學家，如果他的心靈對於福音的宗教意義是開放的，那麼他會在耶穌的人品與言行上，發現不可隱沒的特點。這是福音對於耶穌的報導之「歷史價值」。按照這一派的學者，過去對於福音研究之失敗的原因是歷史主義，因為福音的資料不可能歸納在歷史主義所要求的史料的範疇之中。而今天的存在性的或者「位格性」的歷史學，要求與過去的人物有著真實的會晤，更能適合於福音價值的批判。
總之，如同魯賓遜所說，我們今天的人有兩條與耶穌相遇的道路。一是藉著教會的宣講，一是藉著福音。前者是接受教會的作證，後者存在性地接觸耶穌的證人所指的意義。然而兩者都要求我們有一個自決。為第四派學者，所謂福音的「歷史價值」，不是實證性的，而是導致我們了解耶穌的存在意義。
我們把步特曼之後的四派對於福音的價值的思想介紹完了，可見由不同的角度，大家的態度都比較積極。然而在方法上仍舊有著對於福音的處理之基本區別：第一派與第三派多少認為自福音的史料中可以應用科學的方法，發掘出歷史上的耶穌之某些重要言行的真相。而第二派與第四派多少認為不需要這類的科學性之工作，因為這將破壞福音的真義。因這兩種不同的方法，今天的信證學也具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可參考本期杜勒斯著，黃素蓮所譯「復活：歷史與宣信」。
結論
在介紹福音歷史價值研究之歷史的四個階段之後，我們不能不理會到幾乎所有近代學者都是基督教的，這是否由於教會有關聖經研究的限制太多，以致天主教聖經學家缺少創造性的假設？我們希望在梵蒂岡二屆大公會議後，天主教聖經學家，在教會的鼓勵之下，關於福音歷史性也會有一些有價值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