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理新編」
福音的歷史價值問題雖然很早便已經發生，但是真正的爭論可說於十八世紀;我們這篇論文便是要比較完整地把研究這問題的歷史作一鳥瞰和簡明的介紹。全文分四個階段：
(一)教條主義時代，
(二)基督教自由派時代，
(三)類型批判時代，
(四)今日的趨勢。
(一) 教條主義時代
我們稱這第一個階段為教條主義時代，因為這個時代在面對福音歷史價值的時候，大都不是應用今日所謂的內在批判的方法，而只是根據了自己神學或哲學上的立場來承認或否認福音的歷史價值。
譬如：教父們並不感到需要證明福音的歷史性，為他們四部由福音是由天主聖神靈感促使而寫成的，因此先天地不可能有任何錯誤或反對歷史的記錄。如果有人起來指出福音含有任何自相矛盾的記載，那麼他們解答的方法也不是根據什麼科學性的分析，而一概是教條主義的神學理由罷了。第二世紀的仇教者羅馬人柴蘇〈Celsus〉曾經理會到瑪竇和瑪爾谷福音說只有一位天使在復活後出現於空墳前；而路加與若望福音卻說有兩位。對於這點福音的不相調和，奧立振(origenes)絲毫不感困難地說兩者都是歷史性，因為前兩部福音所報告的是一位天使移動墓石，而後兩部福音所記載的是二位著白色衣的天使顯現給婦女們，這種解釋由今人的眼光來看并沒有批判精神，而只是出於奧立振自己對於福音原有的神學立場。同樣地，聖奧斯定并不是沒有理會到四部福音間有互相矛盾之處，但站在他對聖經神學的立場而言，他不能不想出很多我們現在認為不科學的方法來解答。譬如馬竇福音第八章中記載百天長親自到葛法翁求耶穌醫治僕人，但是路加福音第七章中卻說他打發自己的朋友去的。為解答這件事的歷史問題，聖奧斯定并不應用任何分析而說路加的記載是歷史事實，而瑪竇則是象徵性的說法，因為朋友也可以算作親自去。
其實，這種教條思想的態度，不只保護福音歷史價值的教父是如此，初期教會的敵人也只以此來攻擊福音的價值。上面所提的柴蘇在公元180年所寫的反對教會的書中，充滿了對於基督的神性與奇跡的嘲笑。然而這并不是因為他真正研究了福音，而只是他的理性主義無法接受任何福音記錄的超自然現象，因此也不可能承認福音的價值。
以上所說的只是古代的教條主義，我們看出了他們處理福音歷史價值的態度。然而真正對此問題做熱烈爭論的時代是始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下面我們要介紹幾位主要的人物。
也許第一個可以介紹的是雷瑪陸(H.S Reimarus 1694-1768)，他是漢堡東方語言的教授，在生時為了【理性敬禮者之辯白】，但從來沒有勇氣出版。他死後別人為他發表了一些片段，可以看出他對於福音有著系統性的攻擊。他說耶穌只是一位充滿野心的統治家，他想煽動群眾推翻羅馬人的統治，結果失敗被釘在十字架上。後來他們的門徒偷去了他的屍體，且揚言他已復活，把他的政治動機改變為宗教性的，因此耶穌為成了人的救主。由此可見福音的記載絲毫沒有歷史價值。繼雷氏之後，有海德堡教授保祿斯(H.E G.Paulus 1761-1851)殊途同歸地否認福音的價值。他應用自然的解釋來剷除福音中任何超自然的因素。福音的記載，往往被他區分為事實的真相和福音作者的想像。事實真相當然是有的，而想像只是作者的添加，所以沒有歷史價值。譬如耶穌步行水面的記錄中，事實真相乃是基督曾經在海邊步行，至多在水深一尺之處涉水步行，至於步行海面，乃是福音作者的想像之產品。不管雷瑪陸或保祿斯，我們認為都是教條主義者，他們之間之如此批判福音，不是具有任何科學性的根據，相反，這都是出於他們的理性主義的成見，因此先天地不可能接受超自然現象，也不可能接受福音的記錄。
後起的司德勞(D.F.Strauss 1803-1874)雖然也剔除福音中的超自己因素，然而他卻比保祿斯更為徹底。他認為如果福音具有歷史價值,那麼奇跡不能自耶穌生平中剔除。但是,既然奇跡與歷史是不可能共的,那麼福音便不可能有歷史價值.司德勞本人應用『神話』來解釋福音。他說福音中的超自然記錄都是神話,都是理想化了的耶穌的表達。在初期教會中開始流傳的是耶穌的史跡,但是漸漸地便在神話的形態中變化、創造、點綴而成福音中的記錄。司德勞並不否認耶穌的歷史性之存在與一些主要事跡，不過凡是帶有奇跡性的，與歷史演進不合的因素他認為都是神話。事實上經過了他的解釋，福音所餘而屬於歷史的只有耶穌的存在與幾件次要事件罷了。至於其他記載都不是於歷史上的耶穌，而是初期教會集體創造而成的神話性的基督。為此，歷史上的耶穌和神話中的基督幾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物，我們今天認識的幾乎只是神話中的基督而不是歷史中的耶蘇。後來在第三個階段中我們要看為甚麼類型批判的重要人物步特曼要被人稱為「復活的司德勞」。
反對司德勞的神話解釋的包爾（F．E Baur １７９２－１８６０），他是新狄平根學派的創始人，對於宗徒時代的教會歷史，他應用了黑格爾的正反合的辯證法。「正論證」是猶太基督教的伯多祿主義，這是狹窄的地區性的教會。 「反論證」是希臘基督教的保祿主義，這是世界大同性的教會。在這正反的辯證中，產生了「合論證」，這是宗教時代的公教會，它由正反兩股勢力折衷而成，也能為二者所接受。但是在這個辯證的結構中，有不少初期教會的文獻不能完全適合，因此新狄平根學派便不得不大刀闊斧地把那些文獻重新加以與傳統相反的解釋。包爾為更合乎邏輯，便把福音的著作年代都定得相當晚，并且也將任何不合格的文獻視為偽作。他說瑪寶福音的來源是伯多祿主義中的希伯來福音，而路加福音的來源便是保祿主義中的瑪西翁福音；兩部福音都為了遷就對方而有了妥協，然而真正綜合二者的是瑪爾谷福音。由此看來，福音的記錄只是宗徒時代教會的辯證性之過程，所以并非耶穌事跡的歷史。
司德勞應用神話，包爾應該哲學來解釋福音記載的形成。因此歷史上的耶穌漸漸地在他們的教條主義的解釋中消失。事實上再進一步，便要有鮑奧爾(B.Bauer 1809-1882)這樣的人來根本否認耶穌的存在，整個教會成了一部神話。
以上所介紹的人物都是德國的基督教徒，為結束這個教條主義的階段，我們要介紹法國的勒南(J.Renan 1827-1892)。勒南在拉丁的語系地區中相當著名，然而在日爾曼基督教圈子中并不甚受器重。如其他教條主義者，他對於超自然現象，對於奇跡等，早已先驗地有了理性主義的立場，因此福音不可能有歷史價值，他說：「至於福音中一部分是野史，這是明顯的，因為它們充滿了奇跡與超自然。」有關歷史上的耶穌，勒南認為我們所知極少。他的確是有的，他來自加里肋亞的納匝肋，他宣講過也給們徒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其他的則不可知了。
至此，我們可以結束福音歷史價值研究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顯著地看出這階段中的人物，都沒有開始應用今日的內在批判。他們只根據了自己在神學或哲學上的立場而對福音的價值承認或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