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諱言，「傳揚福音」與「教會本地化」是今天整個教會內最時髦的口號。但從何處著手？卻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依筆者管見，語言本地化該是不可容緩的第一步。

試看佛教自公元六四年傳入中國，約五百五十年後即已完全滲入整個中國文化。上至藝術詩詞，千及生活俚語，無一不染點佛家思想或禪的氣味。這是因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初，西域僧人了解到：若要中國人信佛，教義必須用中文來傳播，於是動手譯了很多佛經；到了唐朝，中國人想研究這種宗教，也到印度去留學，回國後亦從事大量的翻譯，使佛學在中國生根植基，最後得以開花結果。反觀基督信仰自公元六三五年傳入中國，至今已歷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不但未見廣傳，而且在國人心目中仍保留「洋教」這不雅的外號。雖然其間曾產生了一些偉大的傳教士，像天主教的利瑪竇，基督教的馬祖遜等，他們都注意到用本地語言傳揚福音或從事著作翻譯的重要，并切實為中國教會做了很多令人欽仰的奠基工作。可惜今日的香港教會對中國語文十分忽視，順應潮流，大有以學習和運用母語為恥的趨勢，這種傾倒本末的現象。又怎能不便人對教會產生「洋教」的感受？撫今追昔，實在令人感慨！

據近代哲學家的分析，言語有幾種不同的分類：(一)商業性或政治性的言語，屬於「技術」層次，常包含誇大之言，不值得令人完全接受；(二)科學性的言語，屬於「知識」層次，雖是真確可信的，但只及於腦袋的接受，未必影響到人類情感的交流；(三)友誼性的言語，屬於「情感」層次，可以深入我們的肺腑，增進交談者之間的感情和連繫。而聖言就屬於這第三類友誼性的言語，先是透過先知的說話，後更透過降生的基督(即具體的聖言) 表達天主對我們最真摯的愛情的贈與，也要求我們不斷地回應和接受，以期達到最深的共融。由此可知，基督徒信仰的深度仍是在於「情」，而不是在於「知」，更不是在於「技」。而另一方面，根據專家的研究和我們親身的體驗，第二語言始終不能取代母語，與英、美、加、澳受過同等教育的人相比，詞彙不夠豐富，表達方法不夠眾多，思想起來也不夠深刻周詳，運用於我們的信仰，最多只能達到「知」的擴張，極難達到「情」的融會和昇華。這就是母語與第二語言對基督徒信仰產生的不同效果。

筆者在教區修院執教神學已達八載，眼見大部份國籍同學要捱受用第二語言讀神哲學之苦，事倍功半。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教區當局未夠速快地從事大量翻譯和栽培本地人才；二、是國籍同學本身尚未意識到運用母語去思攷和寫作的重要，以致即使可以用中文寫作時，他們也寧願為了避免翻譯，改用一件不利之器(英語)去寫作學術論文。這不但是中國人的悲哀，也是基督徒信仰的隱憂。

某些贊成偏重英語的人可能指出，英語是今天國際通用語文，而且在香港學會英語才有更好出路。這只是表面的看法而已；殊不知，偏重英語不但會阻礙我們的思攷活力和學習速度，而且更無形中協助香港殖民主義，製造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不平等，使英語系人仕在經濟收入及政冶地位上居首位，說英語的華人居次，而不懂英語的華人居末。今天，我們教會很注意和提倡社會正義，教區也設立了正義和平委員會，從事積極研究和剷除社會的不正義事件。假如我們一方面積極推動社會正義；而另一方面卻透過偏重英文的推行，間接協助殖民地政府製造分裂和不義，教會又怎能是社會的良心？這又豈非是自打咀巴？

筆者無意在這裡反對任何人學習外文；反之，更鼓勵他們多多學習外文。只不過欲提醒大家能權衡輕重，先把母語學好，才學習外文。不然的話，這不但會使我們在語文方面兩頭不到岸，而且有礙我們基督徒信仰的發展和成長，更會導致成為傳福音的反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