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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年刊
(2000)p.63-86
 

「莫道人為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

對「中國教會的本位化神學」的回應

 

 

1. 導言: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在二千禧年之初,慶祝學院成立三十週年,特別邀請中國神學家張春申神父,為學院主持一個「神學本位化」的研習會1。張神父提出了《神學(靈修)本地化的回顧與前瞻》的論文,為是次的研習會打開了共同編織神人夢的話題,導引我們回顧著中國教會過去五十年來,在神學方面本位化的資料,和研究的不同方法。張神父更強調的乃是本位化神學的前瞻部份,在研究上為我們指出三個方向:

i. 本位化該是現代化;

ii. 有關啟示奧跡之間的連繫,更需本地特質的模型來建構;

iii. 在救恩計劃的光照下,詮釋中華民族的故事,此乃理性與信仰的會通之道。

這三個方向也是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中所特別強調的:教會的福音、神學探討、禮儀與靈修都可以配合當地的文化,且肯定了「在福音及人類文化間存在著許多聯繫。」(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58)。但由於教會的開放和改革、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也面對了很多的挑戰,尤其在人性的尊嚴上不同的詮釋、社會倫理道德的開放、宗教信仰的自由與人權、如何與不同文化、與習俗、與不同宗教的溝通等都有不同的思想反應。於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了《信仰與理性》通諭,作出一次開放性的交流。2教宗為了確立信仰的真理,也為了更新傳統固有的神學方法,不怕面對哲學思潮的挑戰,好能指出信仰與理性的和諧。藉此,我們也以和諧的精神,嚐試在信仰與文化中作一些思想上的探索。

張神父的文章正展現了他那廣大精博的學識,與豁達包容的心境,盼望在這次研習會中作出集體創作的功效,這可謂有著張載的回顧與前瞻的偉大理想:

  「為天地主心,為生民主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1. 所謂「本位化」,又稱之為「本地化」。按張春申神父的解釋乃:「積極的意義包括採用今日中國人的思想,發揚光大天主的啟示,同時以啟示的內涵,創造新的中國文化。大家雖然特別提出今日中國思想,同時也承認它必然與傳統連線的。至於本位化該是大公教會之內的,與西方神學互相在共融中彼此補充。因此,消極方面,本位化的神學不是復古運動,不是孤立主義,最後當然不是過去修道院中的經院神學。但是中國神學的建立,並不只是神學院中教授的責任,而更是整個地方教會的創造。神學是教會生活的反省與表達;除非本地教會的生活是活潑的,在信仰中力謀變化環境,根據環境而說明信仰,我們便無法創造一個代表本地的神學。」

李景雄牧師認為:「在本色化階段中,神學工作者設法將基督教的教義、禮儀、制度等套上出自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素材。當時沒有多少人懂得神學方法論,所以做出來的本色化神學,不是過時中國文化外表包裝的『洋教』,便是不鹹不淡的神學產品或教會枝節。」

所謂「本地化」乃指神學融入當地現時的文化,與當地人民的生活互聯互動,其發展如南美洲的解放神學。亦有意指「本位化」。然而,「本地化」與「處境化」相似:所謂「處境化」乃基督神學研究者、或亞洲神學家認為「『本色化』運動只重視傳統文化,主張將注意力放在目前的處境。亞洲人身處的境遇是社會劇變、政治動盪、經濟發展、本土文化受衝繫。今日亞洲人所需要的神學必須在千變萬化的現實情況下產生,這就是處境化神學。」

「文化化」則有言「文化融入神學」與「神學融入文化」兩方向進路之說。

以上請參閱張春申,「中國教會的本位化神學」,《神學論集》n42,台北 光啟出版社 1980 408。

李景雄,「香港神學界的反省與中國亞波羅的出現」,《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1997 126。

2.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主教之《信仰與理性》通諭。參網址: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p_ii_enc_15101998_fides-et-radio_en.shtml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幫助信徒探求真理,肯定了人要對自己的理性恢復一份的信賴,提出人要多多認識自己,也要明瞭上主智慧的啟示;於是,出版《信仰與理性》通諭,強調了「相信是為了明白真理」,和「明白真理是為了相信」,以便帶出「信仰與理性」的關係,因為哲學中的理性思考對信仰的反省有重要影響,其內容涉及對人性的肯定,其中包括了人性的尊嚴、生命的自由、倫理價值與道德意識等;所以,教會對哲學的關心是很清晰的,必須明認神學與哲學是互動的,且只有哲學才可在不同文化中,超然地辨別何者是主觀的想法,何者是客觀真理;更顯示了在不同文化中的哲學可預備接受啟示的真理;再者,哲學的理性功能可以幫神學的發展;哲學的成果可以豐富神學的領域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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