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信仰要求文化

天主作為造物主，從沒有離開過人的生活，而人在其歷史和文化中，感受到祂的臨在，接納祂啟示的真理，並以祂為委身和依附的對象，這就是信仰。活出信仰，有不同的方式和層面，例如：參加禮儀慶典(彌撒)，積極傳福音，以基督的愛德參與社會建設等。禮儀、福傳、愛德就像信仰的外衣，人們看見這外衣，就會看出這是天主教的信徒。

神學也像信仰的外衣，藉此外衣，信徒將天主所賜的信仰在生活中表達出來。在十二世紀，安瑟莫(Anselm)綜合了教會的傳統，將神學視為「信仰要求明瞭」(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但是，今人愈來愈意識到，人的明瞭是他基本的存在方式，而這方式又不能脫離其文化背景。此存在方式既是文化產物，又是文化的動力；那麼，信仰無論當作生活的委身(fides qua)或真理的接受(fides quae)，都該要與信徒的文化揉合為一。事實上，今日神學的趨向特別強調「信仰要求文化」(fides quaerens culturam)。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已肯定這個事實。

神學雖非信仰唯一的外衣，但信仰卻需要它才可登上世界的文化舞台，與其他套上不同外衣的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交流，辨認彼此的異同、互補作用和對世界文明與歷史特有的貢獻。神學既然是外衣，就不能完全和信仰等同，信仰是從宗徒傳下來，歷久不變，但神學則為適應視乎時代和文化，而有所變化。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在不同的世代和文化中，就有不同的神學。

神學家本身該肯定信仰不變的成分和文化對信仰的承接力，然後為信仰度身裁剪一套外衣，使人見到這外衣會感到對信仰熟落和自然，藉以接觸到信仰的真諦，也使人樂於穿上這外衣，活出信仰，美化自己的文化。

信仰的中心就是若望所說降生的聖言(logos)，文化的承接力是猶斯定(Justin)所說的「散播在文化中的聖言」(logos spermatikos)。兩者都是天主向人所作的自我通傳。前者是顯性的，後者則是隱性的，前者照明和提昇後者，而後者則準備人接受前者。神學以自身的原理和方法來建立和指明兩者的匯點，使能互認互通。事實上，所有在神學的思維和人文精神都與地區的人類學拉上一定的關係。

神學家為天主聖言服役，點燃信仰，但他也深知聖經和聖傳組成天主聖言的信仰寶庫，委託給教會保管。為此，教會在信仰上具有訓導權，這權力並非超越天主聖言，而是天主聖神的工具，使傳遞同一的信仰時，善加護守，不致誤傳。當然，訓導當局不是做神學的機構，亦不取代神學家的任務，反而要密切和他們合作，因為他們也是在不同的層面上，跟隨聖神的。但最終，教會的權威訓導是做神學其中不可缺少的信仰尺度(regula fidei)。這是天主教神學家不可擯棄的信念，至於訓導當局和神學家具體上的合作，尤其在現時的「多元、相對和虛無」主義的沖擊下1，亦須不斷適應和改進。兩者基本的態度是承先啟後，為天主子民能明瞭聖言而服務，為信仰的統一而效忠。當然，神學家更須強化先知的角色，與俗化的社會共同擬出一份理想的藍圖，再整理自己的文化傳統，務使生活和信仰得以銜接。2

在整個神學的工作中，解釋的功能是不可或缺。解釋就是找出事物的因由和目的，有些事物需要自身之外的事物來解釋，另一些事物可作自我解釋。任何解釋，都需要有被解釋的事情或要素，解釋的目的和解釋的原理。

假如我們想解釋下雨的現象，目的是想知道甚麼情況會下雨，從而可作預告甚且製造或躲避下雨的情況，以滿全日常生活的需要。首先，設法羅列被牽涉在解釋中的事情或要素，這裡有雲、水分、溫差、氣壓，所需的原理是冷縮熱漲和地心引力的原理。假如雲層的水分密度大，又遇上冷空氣，水分便凝結成水滴，受地心引力而下墮，眾多的水滴就產生下雨的現象。所引用的物理學的原理，本身亦需要從別的途徑來建立和解釋，但一經建立後就可用來解釋其他的物理現象。這種解釋可作驗證的、可重複地應用、和在某程度上滿足我們理性的探求。

上述的例子基本上是一個物理學解釋，可以闡明得更細節和詳盡，輔以一些數據(如溫度、密度、雲層的體積等)。可是，這不是唯一的途徑解釋下雨的現象。天主作為萬有的根源，當然也可解釋下雨的現象，不過解釋的目的就很不同了，這種解釋可有助構成神學的理由，為甚麼在禮儀上我們可以求風調雨順，為甚麼在風雨中可以讚頌天主，為甚麼雨成為人接觸和聆聽天主的媒介。這種解釋可滿全宗教生活的需要。神學家在解釋信仰的意義時，往往為自己定下一些神學原理，把它們說清楚，然後將之應用在要解釋的事情上。例如，奧思定以天主聖三的道理來解釋救恩史的進程(因由和目的)。多瑪斯以降生聖言的奧跡來解釋教會的聖事(因由和目的)。雖然解釋是以滿全理性為主，但亦不要忘記解釋者個人的心態、品味和對事物的敏銳性，這也會影響他們所作的解釋。

本文從神學的解釋功能，嘗試描寫三個神學原理，簡稱之為「律」即：心物同向律，生活希望律，天人交換律 。它們源自人生中重要的經驗，包括平常心、憂患意識和道成人身。雖然神學原理不光是這三個，但它們多次成為神學家反省的角度。此外，由於神學家活在不同文化，在其中也找出一些要素，作為貫通人生的範疇，因而形成一些神學主流。本文會介紹三個，並將之命名為信仰追求知性的明瞭、人性的明瞭和希望的明瞭。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只能提綱挈領地描寫這些主流在治學方面的主題、範疇、方法，及其長短。其實在這三個主流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已引用了上述原理，但由於方法和對事物的敏銳性不同，故其神學外貌亦隨之而異。

1. 這裡筆者所說的沖擊主要來源於「後現代」主義，參閱韓大輝，「後現代和新編教理」，《神學年刊》n14（1993）36-54。較為深入的研究，參閱

羅青，《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 五四書店 1989再版。

陸蓉之，《後現代的藝術現象》，台北 藝術出版社 1990。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LYOTARD J.F.,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Paris l979).

MACQUARRIE J., Twentieth 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 The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1900-198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l).

FOKKEMA Douwe & BERTENS Hans (eds.), Approaching ostmoderni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 986).

2. 一些作者認為天主教神學在最近兩個世紀中對「現代」有抗拒，但在開始接受「」現代T時，正是現代開始不再相信自己，參閱

TRACY D.,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IDEM, The Uneasy Alliance Reconceived: Catholic Theological Method,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Theological Studies 50 (1989) 548-570.

大部份的作者一方面指出後現代的隱憂和對信仰造成的危機，同時又承認這種文化氣候有可取之處，為建立新的神學，參閱

MACQUARRIE J., In Search of Deity (London: SCM 1984)

CHANTRAINE Georges, HENRICI Peter, KASPER Walter, OAKES Edward t., SCHINDLER David L., SCHMITZ Kenneth L., SLESINSKI Robert F., YOUNG R.V., van der VLOET Johan, HEDWIG Klaus, various articles on Christianity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Communio 17 (1990).

COWDELL S., Radical Theology, Postmodernity and Christian life in the void, in The Heythrop Jorunal 32 (1991) 62-71. IDEM, All This, and God Too? Postmodern Alternatives to Don Cupitt, in The Heythrop Journal 33 (1992) 267-282.

O'HANLON G., The Jesuits and Modern Theology - Rahner, von Balthasar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in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58 (1992) 25-45.

Editoriale, La Fede cristiana nell'epoca Postmoderna, quaderno 3418 (21 novembre 1992) 329-342. Crisi e speranza rinnovata.

其實，早在一些哲學家的著作中已有些後現代的味道，如：Bergson的生命哲學和Blondel等人，參閱

DOUGLASS P., Deleuze and the Endurance of Bergson, in Thought, A Review of Culture and Idea Vol. 67 no. 267 (March 1992) 47-61.

LONG F., The Postmodern Flavor of Blondel's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1 (1991) 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