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在談論「天主存在」的問題上，哲學家往往是從經驗世界開始，藉著理性的論證和判準，以達到把握絕對實有是不可缺少的方法；或在思想的終極中找出一個超越者 ── 「天主」(神)，作為思想體系的保證；不過，這一切都只能在天主藉著受造物而被知的範圍之內作探討，以及從思想領域的有限所需要的支援來肯定無限者的存在。

但是，若從神學的觀點上來說，則出發點是完全相反的，神學家不從「人的領域」出發，而是從天主本身出發，即從啟示中說明天主將自己啟示給人開始。在神學中最自然的方法是從天主在祂自己之內到受造物，故受造物 ── 人，以信仰的眼光體驗天主的慈愛，和「天主與人」的關係所表達出的一份歸依的情操；而不是哲學家從受造物到天主的論證和探討。

若以多瑪斯的看法，哲學與神學是可以互相銜接起來的，而且「自然神學是哲學中所要學習的最後部份」。(《駁異端》1,4)但在啟示神學及論證哲學的區別中，也可以看出神學與哲學的不同。

然而，在人的終極目的中，人不斷地追求一個超越的目的 ── 完全的幸福。究竟哲學的論證和知識能給人成就嗎？在神學上是肯定的：只有經過天主才能獲得；而哲學上的知識只是對天主存在的證明，再經過人的德性運用，所獲得的不過是不完全的幸福。這就說明了哲學所表達的自然的目的是不完全的，它還指向一個超越者，這超越者就是神學上所說的創造者 ── 天主，祂創造了人和萬物；天主的創造就是為了給人一個超越性的目的：完全的幸福。

可是，這對於哲學和神學之間的關係又有何影響呢？依照Copleston神父的解說：

依此，人有一個最後目的，超自然的福祉，可是這個目的的存在超過人類本性自己的力量，雖然人之受造是為了獲得它，而且通過恩典，人被賦予能力去獲得它，可是它卻是不能靠自然理性來知道的，也因而它不能被哲學家所預先知道；對它的思考只能局限於神學家。另外一方面，人可以經由他自然力量的運作，去獲得一個在此生中不完全而有限的自然的幸福，這個目的之存在和達成的方法，可以被哲學家發現，哲學家可以從受造物來證明天主存在，獲得一些關於天主類比的知識，定義自然的德性以及獲得它們的方法。因此，哲學家只有在人類理性可以發現的範圍內來思考人類的目的，而這仍是不完美的、不盡全的。不過，哲學家和神學家兩者都是就具體的人來思考人類，所不同的是，當哲學家能夠看見，考慮如此的人類本性，卻不能發現人裡面所有的一切，也不能看見他的自然使命，他在發現人類的命運上，只能是一知半解，因為人類受造是為了一個超越他本性能力之上的一個目 的。1

因此，多瑪斯在哲學上，透過理性的探討，從具體的對象中，找出對自然的認識，且用「類比」的原理，推論出超越實有的存在，再用「象徵性」的言語將之描繪出來。其實，多瑪斯在證明天主存在的「五路論證」思考過程上，已經用「類比」原理，從宇宙萬物作為「果」的認定，推論出宇宙萬物之上的「因」。2而事實上，在多瑪斯的哲學中，「存有」概念本身就是一個「類比」的概念。3

這種哲學方式的推論天主存在固然與神學上的啟示論不同，但目的都在說明：「天主是存在的」。而且在對象上也是一樣：告訴「人」有關天主的存在，只是方法上不同。然而，在多瑪斯的哲學論證與神學啟示兩者的中介，有著一種適用於兩者的方法：「心靈的體驗」。

1. Frederick Copleston著，莊雅棠譯，「多瑪斯阿奎那之二：哲學與神學」《西洋哲學史》（中世紀哲學：奧古斯丁到斯考特），第32章，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8　446-448。

2. 參閱Summa Contra Gentiles III, 54; I Sent. 3, 1, 3.

3. 參閱Met. 1003b, 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