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2日至28日，在安替斯島(Antilles) 的聖多明哥共和國(Santo Domingo)，拉丁美洲的主教(CEIAM) 團曾從牧民的角度探討了福音新傳的問題。這次是第四屆，第一屆是1955年在Rio de Janeiro，第二屆是1968年在Medellin，第三屆是1979年在Puebla。在第四屆會議的籌備過程中，最初的課題是：「為新的文化展開福音新傳」，但經連續三次的諮詢後，教宗親自也提出修改，後來亦被正式通過，就是：「福音新傳、人性發展、基督文化：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13：8)」。驟看起來，這修改的題目比原先的更長，但卻能一針見血，道出信仰、人性和文化統一的泉源就是耶穌基督。

無疑，這次會議雖屬個別教會的層面，但卻激勵普世教會為這時代更新自己的牧民行動。教會的道路就是人，是活在一個固定文化和時空的人，並非抽象的人。本文首先描寫今人所活的文化氣候，說明所謂「後現代」主義對時代的呼喊，及其對各地所帶來的挑戰與關懷，諸如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等。其次說明教會近幾年的回應，就是：福音新傳，其核心就是面對新的挑戰，分擔新的關懷，以新的方式宣告基督；第三闡述教會如何以1992新編的《天主教教理》，來說明在福音新傳的行動中，教理講授應有的內容。後現代和福音新傳本身都值得分題討論，這裡只作簡介，重要的是說明新編教理的中心思想。

1. 「後現代」的呼喊

人類文明的歷史總不能按世紀的數目來劃分，因為它有自己的演進過程，世紀的數目只說明這些過程的時期而已。一般學者對西方神學思想發展史：教父時代，中世紀和現代，都有粗略的認同。至於「後現代」就像一條魚，隨著近代文化的潮流，進入了神學的領域，神學家們徒手追捕，以為捉到了，它卻從他們手中滑走。人們不得不承認它的存在，因為整個時代幾乎都充滿「後」的氣息：後啟蒙，後自由，後工業，後基督宗教，後批判，後共產，後文明，後歷史，後人文等的說法。本文將淺談在「後現代」的討論中，所冒起的呼聲，然後再看天主教教會的回應。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一詞的源頭，最早可追溯到奧尼思(F. Onis) 在1934年出版的詩選中，其後費茲(D. Fitts) 在其1942年的詩選中也應用過。這詞漸漸在藝評文字中多次出現，成為一種「反」現代主義的意義，後來在建築和藝術中漸漸通行。姑勿論如何，這詞擁有一定的魅力，到了60年代中後期，後現代主義已成為一個和現代主義精英意識背道而馳的陣勢，標榜反傳統、反知性的風格。在70年代前期，誕生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後現代思潮。80年代，後現代變得更多元和包容，其中的論說不但南北相異，而且經常有相反和對立的情況出現，成為多元主義(pluralism) 的總稱。

後現代主義套上詮釋學的外衣，也漸漸進入神、哲學的領域中。它並非是現代主義的衍生或延續，而是一種新文化氣候，對「現代」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和浪漫主義(Romanticism) 進行再反思。馬克思以政治經濟理論揭發中產階級的不義。海森堡以量子論的不確定原理打破科技通天曉的美夢。弗洛特以意識植根本能還擊道學之士的禁制。達爾文以進化論威脅人有更高層次精神的理論。海德格以「在此存有」(Dasein) 強調本文(text) 對解釋主體產生的本體臨現與缺席的張力。伽達然以「認知經驗」將主體追尋客觀真理的活動規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概念和普偏論証都不會徹底確定和終結所發生的事，因為當事情發生時，處身在變化中的人受處境所限，未能吸納所有資料，事後又是另一個處境。故此，歷史常常可在一個新的現在重寫。語言和實相大可分家。

「現代」主義企圖追求普偏的統一語言、古典高雅的藝術、確鑿至高的真理，在這氛圍下就反現代的潮流就應運而生。最能預先活出後現代精神的就是尼釆，與其說他是系統思想家，不如說他是位先知。他以語文學點出啟蒙神話的沒落和浪漫懷舊的不實，人生只是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一切形而上的價值觀都要瓦解。他甚至宣告「上帝的死亡」，徹底地擯棄一切傳統的價值，而導致相對主義、虛無主義能獨領風騷。

在現代主義追求古典完美的金科玉律下，製造藝術品的功夫已提昇到高不可攀的地步，鑑賞藝術的人亦在尋求新的品味。由是，要通過瓦解才可作嶄新重組的念頭，在藝術評論中領先出現。通俗藝術的「普普」(Pop) 文化，乘著二次大戰後的迴轉，應運而生。「普普」起源於英國，卻在美國走紅。藝術的表現脫離古典、高級、認真、堂皇、經得歷史考驗而立下千古垂名的形式，卻標榜噱頭機智、信口開河的無厘頭、性感有味、迷人媚惑、「不求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的消費能耐。

「普普」和「達達」(Dada) 藝術相輔相承。1916年在蘇黎世，集結一班反戰的文人，藝術家，在伏爾泰酒店，參與波爾的表演節目來抒解抑鬱的心情：反對政治領導以民族主義作藉口製造戰爭，反對社會的固有制度，反對理論家冷硬的形式主義。很快地「達達」就流行起來，它不是一種主義，卻是一種反邏輯、反制度、反傳統、反現在、反未來、反高調的張力，以譁眾取寵的手法刺激群眾喜怒笑罵，宣洩種種抑鬱。因此它的表現採用怪誕驚人的招數，挑釁、粗俗的言詞，強調疏離、不協調的效果，諷古說今，構想荒謬的未來，以「折衷」選用的態度(eclecticism)，兼容並蓄，甚至包羅一切相反的意念。

將後現代主義推進哲學圈內，作為一套綜合當代思朝的描寫源於幾位代表人物：如：伽達默(H. G. Gadamer)，德里達(J. Derrida)，福科(M. Foucault)，巴爾特(R. Barthes)，貝爾(D. Bell)，哈貝馬斯(J. Habermus)，杰姆遜(F. Jameson)，斯潘諾斯(W. Spanos)，伯斯頓(H. Bertens)，哈桑(I. Hassan)，李奧達(J. F. Lyotard) 等人。從他們應用的新名詞可看到這種潮流，就是「反」和「瓦解」，然後不經意地(by chance) 組合錯亂、非邏輯的符號和語句，如：

解構主義　(de-construct)，

解合法化　(de-legitimation)，

解中心　(de-centerment)，

解定位　(de-establishing)，

轉位　(displacement)，

反論　(antithesis)，

反秩序　(anarchy)，

反諷　(irony)，

不定性　(indeterminancy)，

延異　(differance)，

痕跡　(trace)，

互文　(intertext)，

換喻　(metonymy)，

折衷選用主義　(eclecticism)，

轉位詮釋　(misreading)，

分散　(dispersal)，

多層透視　(multiple-perspective)等。

這些名詞都在鼓勵新發現，新追求的努力。他們的思想很快地就在歐美各國引起很多迴響和流傳在不同層次的討論中。

在這些討論中，後現代主義並沒有壟斷一般人的思想，但吾人若仔細地分析時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難發覺這詞並非只是哲學家們的發明，而是他們企圖用來針對時下的生活，而作出的反省。後現代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既定的思想主流，毋寧說是一種關懷、一種突破現代主義框框的的嘗試，旨在超越或拾回在權威下不許苟延的風格，加強吾人的寬容力，不讓專家們壟斷，卻為發明家創造空間。

這種「後現代」的關懷引發多元的表達，這對相信絕對真理的宗教人來說，當然也會帶來不可逃避的挑戰：就是理性與自由的折騰，科技與俗化的霸權，根源與傳統的失調，人文與宗教的蔽塞。後現代的人並不追求對理性有統一的定義，否則人又會尋求所謂的客觀的律法，去合法化(legitimation) 某些行為和作風。於是，理性與存有分割，語言與形上實相不符，自由選擇並不需要具有任何道德目的，解合法化就是順從個人的本能和自我的擴張，無須介懷甚麼系統和「典範」，社會生活不以某種秩序為先，而應以容忍性(permissiveness) 為主。

工業征服自然卻又蹂躪自然，破壞生態。科技使人生活舒適，但物慾薰心。商業不斷將人際的經驗視為「消費品」，越強烈就越具快感，越具快感就越偏向激情，越偏向激情就越拋離理性，越使官能感受尖銳化，以至面對生活理想都不能反應，成為癱瘓的。為抗衡一切權威、獨裁和禁制，必須瓦解傳統認定的價值根源，因而傳統本身也失去維繫力。馬克思的預言經不起考驗，解放的神話沒落了，對世紀末的「大執位」有迫切的期待，新紀元(New Age) 的迷信隨之崛起。一切的人文關懷收縮在橫面的地平，排除或忽略縱面，不談起越，不顧來生，剝奪一切超然的宗教真理的可信性。宗教本身的信仰與生活文化的脫節，致使宗教在多元化的衍生和漫延中漸失去原有的身分，甚至連宗教團能也分化，所謂「邪教」也就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