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法律的解釋與正統問題

中國傳統中的正統問題在法律的解釋上有一定的重要性。統治者(同時是立法者) 的正統與否，影響人對政府，對法律的看法。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11) 到武王滅紂，建立周朝，二人便義不食周粟，釆薇而食，終於餓死首陽山。雖然很少人會懷疑周武王的合法地位，至少沒有人把他列入霸統、竊統、或偏統之中，但伯夷、叔齊總認為堯舜的退位讓國才是適當的做法，「以暴易暴」去得天下是不應該的，非正統的。他們的死，總有其道德價值。難怪司馬遷要標榜出來，把他們放在列傳之首。其他歷史上恥仕異朝的人士，一般中國人給他們的評價很高，認為是有氣節的表現。

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地仍有不少非正統的統治者存在。不久前的阿富汗、柬埔寨、波羅的海國家的人民，不少認為他們受外國人操縱的政府為不合法。南非黑人對少數的白人統治者，依拉克庫爾德族人對其統治者，可能有同樣的想法。既屬不合法，非正統的統治者，他們無資格制定法律，其所制定的法律可以不守。因此，他們理直氣壯地不守法，跟不合法的統治者打游擊戰，不少人視他們為民族英雄。按蘇亞萊一派的主張，這些人是做得對。立法者的正統地位必須先弄清楚，其所頒佈的法律才有規範性。

另一方面，按多瑪斯一派的解釋，合法不合法，正統不正統的問題是比較次要。那些統治者事實上統治著人民，他們怎樣奪得政權，是否代表著大多數人的意願，在制定法律的觀點下，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立法者是否為了公益而制定法律？其法律本身是否合理和符合自然律的要求？倘若法律符合這兩個重要條件，雖生活於非正統的統治者底下，還應服從法律。

根據新約的記載，耶穌及其門徒似乎部走後者的路。猶太人正受羅馬人統治，相信那時很少猶太人會認為羅馬人是合法地代表著他們的正統政府，否則他們不須念念不忘默西亞的來臨，復興以色列王國。但耶穌本人似乎同意納稅給羅馬政府：「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谷12：17)。錢幣既有凱撒的像，那是屬於凱撒的；按倫理規律，誰的東西就應歸誰，屬於他的就還給他好了。伯多祿叫人「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從帝王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從帝王派遣來懲罰作惡者，獎賞行善者的總督」(伯前2：13－14)。他們似乎不太重視合法不合法，正統不正統的問題。

要分辨兩種理論那個絕對「對」，那個絕對「錯」是非常困難的。我認為多瑪斯的理論給予人較多週轉的地方。歷史告訴我們，正統與否，很難界定。起初不合法的非正統政府，久而久之，便被公認為合法正統的了。例如：滿清初入關，漢人皆視為異族。黃宗羲、顧炎武等有節之士，皆退隱消極地表示抗議。仕異朝的吳梅村、錢謙益等讀書人始終懷著羞愧之心，如吳梅村淮陰詩便充份透露懊悔之情：「登高悵望八公山，淇樹丹崖不可攀；莫把陰符問黃石，好將鴻寶駐朱顏。浮生所欠只一死，塵世何緣識九還；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這種無可奈何的懊惱，過了幾代便不再存在了。滿清政府普遍地被接受，連知識份子也稱之為「國朝」了。到清末民初，亦有漢族知識份子為「國朝」賣命或自殺而死的。

歷史上正統、霸統或正統、竊統、偏統之別，理論上可能說得通，但事實上極難分辨。俗語已有「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之說。正統不正統，往往是後代人下的結論；當時的人民，實不易下判斷。被公認為最正統的周武王，也有賢人伯夷、叔齊提出「以暴易暴」的抗議。身處於戰國、南北朝、五代等亂世的人，統治者不斷變換，合法與正統的問題，不知從何說起了。若單從法律本身來看，很多所謂變統、竊統、偏統的朝代，其所制定的法律並不比正統的朝代差，我們實在很難解釋為什麼要尊重後者而摒棄前者。

總括來說，兩種理論，各有優缺點。蘇亞萊一派重立法者的合法地位，頗能助人從迷惘中選擇要走的道路，看出何者為正，何者為誤，亦符合中國人重規的氣節。若純粹只看法律是否合理，是否合公益，則不少游擊份子或流亡人士可能不需要反對其當權的政府了。反過來說，多瑪斯一派的主張更重法律為人而存在。如果法律本身是合理，能促成善，帶來公益，則頒佈的立法者是否合法，變成次要的事了。在今日複雜的杜會國家環境裡，後者似比前者有較大的自由，較多交談的餘地。

11. 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