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六十二期 二零零四年 94-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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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在離世前曾將牧養羊群的使命交托給伯多祿〈伯鐸〉，其後伯多祿亦將此委托傳給他的繼承者；自此，教會就由「教宗」(亦有稱為教皇)所領導。
按照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立場，教宗(Pope)是耶穌基督在世的代表，伯多祿(Peter)宗徒的繼承人，天主教的首領和羅馬主教，西方的宗主教，意大利的首席主教，意大利教省的總主教和首席主教，梵蒂岡的最高元首。在古代主教亦有稱「教宗」。隱修圈內，這個名詞用得很普遍；東方教會與羅馬天主教的羅馬地區，「教宗」成為司鐸的普通名稱。第六世紀中葉以來，「教宗」在西方限定為羅馬天主教的名稱；教宗額我略七世並立法規定。
現任羅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是伯多祿宗徒第 264 位繼承人，他與歷任教宗在二千多年歷史進程中帶領教會跨越了不少的風浪和挑戰，面對過無數的困難與險阻，他們是教會的支柱基石，也是我們在世的領袖。對於這二百多任「教宗」，我們的了解及認識可能未必很多或很深，當中有些比較「特別」有趣的資料，讓我們與大家分享。
除了現任教宗外，根據Annuario Pontificio資料記錄，任期最久的教宗相信就是第1任教宗：伯多祿宗徒St. Peter，他的在位任期大約有37年之久，相傳他從公元30年受主3次委托「餵養我的羊」開始，直至他在67年在羅馬殉道止，伯多祿宗徒都在擔任各地不同教會團體的領袖。他從耶路撒冷初期教會團體開始，擔任宗徒團體的首席位置，為主基督不斷公開宣講及見證信仰。其後，伯多祿宗到了安提約基亞(Antioch)或有可能是格林多(Corinth)，在那裡伯多祿宗徒建立教會團體及打理教會事務約有7年之久；而最終他到了帝國的首都羅馬，在那裡帶領教會團體達25年(42-67 A.D.)，期間他亦曾參與第一次的宗徒會議(48-49 A.D.)。
其次是庇護九世（比約九世Pius IX），他是一位較近代的教宗，他是第255任教宗，他出生於意大利賽尼卡利亞(Senigallia)，他出任教宗亦達32年之久(1846-1878)，他現已被列為真福。他曾在年幼時患有神經方面癲癇的疾病，直至中年才可徹底克服痊癒，他曾打理孤兒院事務，亦到南美智利出任教庭的法官。
而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去年十月(October 2003) 已與良十三世(Leo XIII)看齊出任教宗達25年之長，成為任期最久的第三位。若現任教宗的健康情況能繼續支持下去的話，他絕對有可能超越良十三世(1878-1903)，奪取第三位的榮銜。良十三世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便是他在任時所頒布的《新事物》通諭(1891)，在廿世紀末世界和教會邁進一個嶄新的世代及其面對種種急劇的轉變與挑戰，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及科技發展等各方面，大膽提出了警告和勸諭，為教會置身世界其中，與世界同行，分擔大眾愁苦，作社會良心走出了一大步。再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新事物》通諭頒布一百周年紀念而頒布的《百年》通諭，重溫及思考這歷久不衰的信仰寶庫。
至於任期最短的教宗要算教宗烏爾班七世(Urban VII)，他是第228任教宗，在任時間只有13天，就是從1590年9月15日授職至1590年9月27日身故為止，他是於1521年在羅馬出生，在當選教宗之職7年前才授予樞機主教職，而他是一位非常慈悲憐憫的教宗，在出任教宗後將自己大部份的祖傳產業施捨給貧苦大眾；另外第112任教宗Boniface VI及第179任教宗Celestine IV分別在任15天和17天位列任期最短的第二及第三。教宗Boniface VI曾分別在擔任準執事及司鐸時，兩次被教宗若望七世(John VII)逐出教會，他最終因受痛風症纏繞而與世長辭，出任教宗只有15天之久；教宗Celestine IV生於意大利的米蘭，是教宗Urban III的姨甥，他當選教宗前是Sabina主教，年老多病，在17天後未正式授職前已因病逝世，他曾是修道院的僧侶，亦曾著書關於蘇格蘭王朝的歷史。
教宗本篤九世(Benedict IX)曾三度出任教宗，在歷代教宗名單上出現三次，他分別在1032年獲選教宗(145任)，但於1044年被廢除，其後於1045年重登教宗之位(147任)，可惜同年他再次放棄退位，最後於1047年再度重奪教宗之職(150任)。教會在九至十世紀其間受到俗世權力的干預，封建制度下皇帝、領主、貴族染指教宗的選舉、甚或指派不堪當人選出任教宗，更形成了教會內收受賄賂、買賣聖職、黨派鬥爭，令宗座之職受損受辱。教宗Benedict IX原是當時羅馬權傾一時土斯庫冷(Tusculum)貴族封侯之子，教宗之位亦是以權用錢購回來，相傳授職出任教宗時只有12歲，完全欠缺任何的經驗及宗教背景；根據他的繼承者Victor III指出，Benedict IX可算是一個盜賊及刺客，他已達歷任教宗道德水準腐敗低落的谷底。因著德國君主Henry III繼位開始整頓教會的道德秩序，Benedict IX最終於1044年人因人民不滿被迫下台，由教宗Sylvester III代替；但Benedict IX於1045年將對手驅逐而重奪教宗之位，同年他由於未經議會合法選出而倉猝草率地把職位出售，結束他第二次21天的任期。1047年Benedict IX藉機Henry III返回德國及教宗Clement II去世之際，三度登上教宗之位，但最終都被君主迫令退位。
1378當教宗額我略十一世逝世後，意大利籍教宗Urban VI即位(202任)，他在那不勒斯出生，並非教庭樞機院College of Cardinals 的成員之一，在樞機院商議決定下任教宗的時候，羅馬城的群眾鼓譟不安，在Urban VI獲選缺席情況下，外界謠傳教宗之位落於法國人身上，群眾隨即暴亂衝擊樞機院。
事源從教宗格來孟五世(Clement V)開始，數任教宗都寄居在法國的亞味農(Avignon of France)，最初本是為了避免意大利內部的動盪戰亂而退居法國，豈料他的繼位者亦相繼居於亞味農達七十年之久，這段時期比做舊約聖經所記載的以色列選民流亡巴比倫七十年時期(被稱為「被擄的巴比倫」時期Cattivita di Babilonia)，在這段真空期間，教廷幾近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民怨四起，要求整頓。由於聖座在法國，教宗也在法國，教宗所擢升的樞機主教又幾乎清一色是法國人，當然所選的教宗也非法國人莫屬。這就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是教宗無不為法國國王效勞。
因為受到羅馬群眾的衝擊，樞機院內法國樞機主教要求新任教宗遷返亞味農，但教宗烏爾班六世(Urban VI)一口拒絕；為此，彼此氣氛急轉直下，教會內意法兩派勢力越鬧越僵，加上皇帝權貴們的參與，最終導致法系人士宣布不承認Urban VI的合法地位而另立新教宗克來孟七世(Clement VII)，他很快得到法國國王的承認，也獲得西班牙和那波利王國的支持，但因他取不到羅馬，所以便在1379年回到法國亞味農去。西方教會於是同時出現兩位教宗，並一分為二，各自為政，互相攻伐，更甚者是延伸擴展至整個西方教會的大分裂。
分裂蔓延，兩方勢力爭持不下，1409年羅馬教宗Innocent VII去世，雙方樞機主教又各推選了額我略十二世(Gregory XII)(205任)和本篤十三世(Benedict XIII)為教宗。這兩位新教宗彼此開除對方教籍，並頒佈召集十字軍，討伐對方的軍隊。面對這樣的鬧劇，基督信徒無不感到悲哀痛苦，於是產生了為基督信徒的合一而舉行的彌撒。在那種無政府狀態之中，各國君主更以此作借口出面干預本國教會的事務。
羅馬和亞味農兩邊的樞機主教們看到教會危在旦夕，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因此在1409年教廷在意大利中西部的比薩城召開一次會議Council of Pisa。會議中樞機主教們勸諭現任兩位教宗退位，而另行選舉一位眾望所歸者，這位新教宗就是亞歷山大五世(Alexander V)。豈知新教宗選出，舊的兩位又無意掛冠而去，結果弄巧成拙，教會內竟然同時存在著鼎足而立的三位教宗。混亂情況直到1417年德國康斯坦茨大公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在額我略十二世及亞歷山大五世自動退位，和亞味農本篤十三世被罷免後，選出唯一合法的新教宗馬丁五世(Martin V)，結束了為期四十年的西方教會大分裂。
筆者認為教會內有三上三落及三個並存的教宗等混亂情況出現，正正反映出她在歷史上曾一度偏離正軌、「誤入歧途」，當她與政治權勢糾纏不清，神聖團體便變成爭權奪勢、斂財角力的戰場，以致買賣聖職、收受利益、左右教宗選拔、爭相推翻罷免等污穢罪行就成家常便飯。因此，欠缺素質的教宗與偏軌墮落的教會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
十一世紀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Turks)已佔領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也就是後來所稱呼的土耳其人，使前往聖地朝聖的旅途與活動變得相當艱困和危險，因此，前往那裡朝聖的基督信徒便萌生武裝朝聖、以求安全的想法。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159任)出身於法國騎士家庭，在與偽教宗格來孟三世(Clement III) (antipope)及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周旋成功，在1094年終於返回羅馬正式接任教宗之職。他除了推行教會內部改革外，特別是針對政治干預教會事務，他還萌生發動團結整個教會的神聖大業。當時正值伊斯蘭教徒直逼東羅馬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急需向西方求助的時候，教宗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克萊孟(Clermont)召開會議，他慷慨激昂詳述耶京及聖地受到突厥人的蹂躪慘況；他亦以世界所有基督信徒的領袖和羅馬帝國的繼承人的身份，振臂高呼號召西方武士軍騎前往東方援助接濟那裡的基督信徒，並收復聖地，因而正式展開了十字軍東征。
教會雖然一向憎恨流血，現在為了從伊斯蘭教徒手中收復失地和保護基督信徒，不得不大開殺戒，發動「聖戰」。一時，各方英雄豪傑和草莽流寇紛紛響應教宗的呼籲，加入主耶穌基督的軍隊──十字軍的行列，大家躍躍欲試，希望光光榮榮打他一仗，因為出征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教宗許下將把收復的失地分發給他們作酬勞；另外，凡是右肩配上十字架徽章出征的人，他都頒給他們全大赦，他們不必再為自己的罪過作任何補贖。
十字軍的誕生使所有的基督信徒再度意識到他們與信仰以及大家彼此之間的關係，他們真正感覺到羅馬教宗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他們的信仰和聖地是不容侮辱侵犯，在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們可以團結一致，生死與共，保護共同擁有的精神與物質遺產。
信仰所建設的終向是神屬靈的國度、所追求的是人心靈的歸依與轉向、所臣服的是萬有根源的天主，而非政治的疆界或軍事的擴張，因此十字軍的夢想可以是魔鬼對教會的引誘，正如它曾對主耶穌作權勢的試探一樣，又或似舊約時代對政治默西亞期盼的迷失一般。筆者始終相信教會及其最高的領導，必需時常緊記主耶穌基督甘願選擇受苦死亡的典範，及祂對門徒愛人犧牲的要求，才能避免墮入世俗權力的誘惑。
歷任教宗裡有兩位在任期間分別推動及召開了兩個對教會改革影響深遠的大公會議：脫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特里騰大公會議)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Vatican II)，他們是教宗保祿三世(Paul III)(220任)及教宗若望廿三(John XXIII)(261任)。
十五世紀下半葉，歐洲天主教會內部生活有很多俗化腐敗的現象備受指責，教會中有志之士，包括神職和教友，早已醞釀改革的決心，只不過大都是零星之火，彼此沒有溝通聯系，無法形成氣候，涓涓細流難以匯成江河。等到德國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7年引爆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大家才真正感到情況的嚴重，於是革新教會的風氣才逐漸傳開與成熟。當時的人多麼渴望羅馬教宗能出面召開一次大公會議，推動教會的革新，避免教會內部的分裂。可惜的是那幾十年間的幾位教宗對召開大公會議這件事都抱著遲疑的態度，再加上帝國皇帝與法國國王之間的戰事頻繁，阻礙了大公會議的召集。1522年就任的教宗亞德里亞諾六世(Hadrian VI)(218任)是荷蘭人，他大膽坦承聖教會的種種過錯，但也止於此而已。
教宗保祿三世是一位有藝術才華，又有毅力的「意大利」教宗，他繼位後對文藝復興運動大加鼓勵及推動，也從各地召集有名望的樞機主教組成革新教會的委員會。不過，由於許多私人的利益和野心，以及積習已久的弊端，使得教會內部的改革工作舉步維艱。再說，當時的歐洲幾乎全由「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和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所控制，如果沒有這兩個帝王的同意和支持，召開大公會議的計畫是很難實現的。
然而，這位教宗很有魄力，也善於運用外交，終於克服內外許多巨大的困難，選定了意大利北部脫利騰這座大城作為召開大公會議的地點。選定這個城市也頗費周章，因為帝國皇帝一定要在帝國境內舉行大公會議，而教宗則堅持在帝國境外召開。脫利騰在當時隸屬帝國皇帝治下，但居民全是意大利人，離意大利邊界很近，教宗比較放心。於是便敲定在這裡舉行，時為1545年12月13日。
脫利騰大公會議的成就亦相當可觀，它確定了許多過去從未明顯確立的當信道理，它要求各方面的牧靈工作必須革新。大公會議所發表的許多文獻都是與會主教們深思熟慮的成果，例如與「成義」有關的文件，與天主和人在救恩工程中合作有關的文件等等都是。它闡明遭受反對的信理（信仰、原罪、聖事、聖體），確認耶穌所建立的聖事有七件；此外，還有一些比較次要的文件都帶有反對誓反教(基督新教)的色彩，只要是誓反教主張或採行的，都遭到大公會議的譴責。又組織教會革新：提醒「主教的職責」、創立修院以陶成司鐸，還起草撰寫一本簡明的信仰手冊：《要理問答》等。這一切的成果及其後延續產生的影響都須歸功於當初努力不懈促成是次會議的教宗保祿三世。
另一位同樣推動及促成梵二大公會議的便是教宗若望廿三世，他是出身意大利農民家庭，謙遜樸實，在任期間，一反過往繁華作風，以歌唱信經代替了進入大殿時的歡呼、寧願步行而不坐轎椅；除此之外，他也加多了樞機主教的人數，及升任非洲黑人為樞機，開闢先河創舉。1959年初，當若望廿三世當選後三個月，他宣稱有意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大家感到非常訝異。教宗很快便宣佈：「我們希望這屆大公會議，就像一次新的聖神降臨」，他又加以說明道：「大公會議主要目的在推動基督徒信仰的發展，信友生活的倫理革新，使教會的規則適應時代的需要和方法。」
梵二大公會議影響當代既深且遠，與特利騰大公會議不論在精神上、信仰上、生活上都同樣產生很大的變革，會議結束後頒佈許多文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與過往的大公會議有所不同，歷屆大公會議都著重揭示當信的道理，梵二會議卻並不頒布任何新的信理，而是促使天主教會「首次自我實現其作為世界教會的角色」。換言之，梵二的特色，就是將天父藉基督對天主教會的完整啟示，以現代人的語言表達出來，向二十世紀的現代世界作出回應。
大公會議共分四期進行，共歷時4年多，四期集會中，每次都有約2124至2399位主教列席，工作小組則在休會期間不斷工作，最後才擬定十六份文獻。這些文獻組成教會對現代社會的反省及指定應循的方向。
談到梵二大公會議思想對現代世界的回應，大概可分為三部份：
1. 重新展現教會為「本地化的教會」，天主教會並非一個歐洲人專利的教會，教會屬於全球每一個民族。各個地方的天主教會開始採用本地語言舉行禮儀，教會亦更重視與本地文化結合；
2. 重振教友在教會內的積極參與強調教會並非完全由神職人員主導﹐教友在教會內亦有特定的角色和使命，並非被動的參與者；
3. 提倡教會與各宗教及無神論者之間的交談，天主教會願意聆聽其他宗教信仰者及無宗教人士的心聲，亦切願向他們表達天主教會本身的信仰反省。
梵二大公會議為天主教會在現代世界中重新定位，向全世界人類開放門戶，促進世界各地文化的交談；並在肯定本身信仰的同時，發掘啟示在歷史及當代的徵兆，令到普世天主教會成為一個新時代現代人的教會。梵二大公會議總結成果，共編成四份憲章，九項法令及三份宣言，成了天主教會在二十世紀末及下一個世紀的生活。
梵二大公會議雖由若望廿三世召開，但他卻於第一期會議後1963年6月逝世，由下任教宗保祿六世繼續主持其他三期會議。
除此之外，1963年4月11日教宗若望廿三世亦向「所有善心人士」，頒布了歷史性的《和平於世》通諭。教宗若望廿三世書寫《和平於世》時，世界局勢正是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廿世紀之初，人們又非常的期待著「進步」。然而在這短短六十年之間，竟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產生了極具破壞力的極權制度，人類遭受無數的苦難，並且教會也受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迫害。在《和平於世》通諭頒布的前兩年，即1961年，柏林圍牆被豎立了起來，它不只為了把這城市分裂成敵對的兩部分，而且要使理解及建設現世社會的兩種方式壁壘分明。圍牆的兩邊，在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氣氛中，根據明顯對立的規定，過著不同型態的生活。不論是世界觀或現實的生活，這道圍牆都影響了全人類的心靈與思想，形成了種種似乎永無止境的分裂。此外，該通諭頒布的六個月之前，也就是梵二大公會議在羅馬揭幕之時，世界正因古巴飛彈危機而瀕臨核子戰爭的邊緣。這世界走向和平、正義和自由之路似乎已經受阻。許多人認為人類註定要長期生活在惶惶不安的「冷戰」中，總是擔驚受怕，唯恐哪天一旦發生什麼挑釁或意外事件，就會觸發人類歷史上最可怖的戰爭。使用核子武器，意味著這樣的戰爭將危及全人類真正的未來。
教宗若望廿三世對教會作出的貢獻是肯定的，他現已被立為真福了。
最後，筆者只輕描淡寫地介紹了寥寥幾位的教宗，並非想藉此作深入的學術探究，只是嘗試引發大家的興趣，選出數位在歷史上對羅馬天主教教會影響深遠的最高牧者作回顧。一方面希望能加深我們對教會過去的認識，鞏固我們對教會的歸屬，因為一無所知便一無所愛；另一方面從教會歷任宗徒繼承人領導走過的軌跡中，在他們得失功過背後仍可看到天主如何保守信眾，在崎嶇的路途、危難的困局中帶領我們前行。希望我們能滿懷這份信靠在現任教宗的帶領下，勇敢地向世界傳揚福音喜訊及為信仰而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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