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六十二期 二零零四年 9-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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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二千年的歷史中，二百六十四位教宗先後繼承伯多祿的職位，其中有獲升聖品，亦有些多方面忽略使命，遂激發但丁(Dante) 這位偉大的意大利詩人，把其中一些打入地獄。某些深具人性，其他勇於接受耶穌委任他們餵養和領導羊群的精神挑戰。有些一生平平無奇，而其他則超凡入聖。但究竟什麼使教宗出色呢？很少有教宗因某些理由不被批評的。故此「出色」不等同「完美」或「無瑕可指」。個人的聖德力量亦不足夠符合一位教宗出色的資格：有些的確崇高的教宗未適合做教會領袖或羊群牧者的要求。就以聖西力斯丁五世( St. Celestine V)為例，他從一二九四年起統治，直到一二九六年卸任：他的宗座職任是名實相符的敗績。也許我們能對聖伯多祿的繼任人稱作出色，由於他們以個人的聖德或領導能力應付被選舉所帶來的任務，並在教會歷史中留下正面或光輝的成績和贏取天主子民的欽佩，兩位教宗榮獲「偉大」的稱號。故此，用他們作開端是件好事：我們可以知道真正偉大的某些概念，至少在現代人的心目中是如此。
按今日的意義而言，教宗大良(Leo The Great 440-461)常被譽為「第一教宗」。當然，那是來自為使我們相信宗座是由人虛構的理論。毫無疑問，伯多祿及其承繼人的教宗權力是建基於聖經上 (瑪16:18)，即使在新約書的寫作過程中，這權力範圍不斷增廣。宗座被明白、運作和覺察的程度和方式不同，有時因年代相差很大。在這意義上教宗良的職位是真正的分水嶺。在古典世界中教宗良賦予宗座特定的方式。先前的教宗肯定貢獻達成這項功績，但是，他決定顯示宗座新角色的特徵，超乎任何人。當然，形勢有助，但成功祇能歸於這位傑出者的超越心思與行動。當他面對異端、侵畧者和君士坦丁堡的嚴峻挑戰、超乎宗教和民事的領域，教宗良成為未來世代理想的羅馬教宗原始典範。
還作執事時聖良已盡顯才華。異端威嚇教會的合一，教宗西力斯丁一世 (Celestine I 422-432)和西斯多三世(Sixtus III 432-440)依靠他抑制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當選教宗後，他促使民事當局嚴厲處罰摩尼教徒 (Manicheans)，並要求白拉奇派先用文字收回教條，才容許他們重返教會。良的才智和神學造詣盡在他處理基督一性論爭議中顯示出來。這爭論由優提克斯 (Eutiches) 的教條產生。優氏是近君土坦丁堡一位重要的修道院長。他認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已融合為一。從某方面看，他的立場和亞略 (Arius) 否認基督的神性相反。
優提克斯在君士坦丁堡被譴責，但享受泰奧都修二世皇帝 (Theodosius II) 及亞力大亞山教區的支持。亞力山大亞是君士坦丁堡的老敵對。泰奧都修在厄弗所召開會議，但他祇邀請優提克斯和良的朋友。教宗平常派遣代表到這類會議，而這正好是教宗良所做的：他委托他的代表一部寫給費理仁 (Flavian)，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有關道成人的書 (The Tome)。他的立場明顯：基督具有真正的軀體，和他母親一樣的人性。人、神兩性被維護，並在一人內結合。在澄清性與位格的分別上，西方拉丁比較東方的弟兄更進步。
正如這樣，泰奧都修操控過程，致使兩位代表未能發言，而讓優提克斯宣稱勝利。良在他所稱「厄弗所的強盜會議 "Robber synod of Ephesus"(公元449)表達憤慨。兩年後於加采東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 形勢倒轉，良因匈奴侵略西方而未能出席，會議由他的使節主持，並採取兩個基本決定：有關降生成人的信理通諭承接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所遺留的並接納「致費理仁的書」 (Tome to Flavian)。這最後的文字掀起教父熱烈的回應：「伯多祿藉良發言！」這是承認良的宗座首席權。當然，東方教會主教至多準備承認伯多祿在此特別情 況藉良講話。他們所讓給羅馬的是榮譽的宗座權；即使東方教會在棘手的信條案例懇求羅馬。
加采東大公會議超越純粹信理的層面。它的聞名廿八信條(Canon 28)重新分配審判權於東方宗主教職。延伸君士坦丁堡的權力，超越尼西亞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所批准的。若頒令的話，君士坦丁堡將祇會次於羅馬「因為它是新羅馬」，一個教宗良強力反對的觀念。羅馬的宗座權與它無關，它是帝國的首都：他提醒他們，那是基於伯多祿的牧職。
伯多祿對教會的憧憬專注於重新釐定以指導作羅馬的中心功能。公元382年在一次達瑪蘇(Damasus 366-384)召開的羅馬會議中，用瑪16:18-19 作發展宗座首席權的神學基礎。羅馬超越其他教會享用優先權，亦是唯一能夠以「宗座」這銜頭作稱號。為教宗良羅馬的主教不祇是主教中為首的：他是唯一宗主權的託付人。其他主教被召叫去「分擔他的牧職，而非他的全權」。偕同良，羅馬的主教，伯多祿的繼承人，以普世的主教出現，主教中的主教，主教統轄職權的根源。
大良享譽盛名並贏得羅馬教廷同等深遠影響。452年他必須北上說服匈奴王亞的拉(Attila the Hun)，把他的搶劫軍隊從羅馬折回，而且奇蹟性地成功。無人知道他怎樣做到：他很可能付出大筆贖金。不過，傳聞亞的拉被大良旁邊拔出利劍的伯多祿、保祿宗徒嚇倒，一個有趣的傳奇，正如任何傳奇，蘊含一點真理。它見證羅馬及其主教在當代人心目中享有的盛名。
除了大良的致書(Tome)，還有他的九十六篇講道和一百四十三封信留下給我們。由於他的教理角色，他被列入拉丁教會四大教父之一。
教宗大額我略一世(590-604)活於極端困苦時期。西方各國多被日爾曼侵略者，那新領導人搶掠。Belisarius，儒斯定尼亞(Justinian)君王軍隊將領，花了二十年才從哥德人取回意大利。勝利以後沒有採取政治行動來回復本土權力。無情的徵稅強加於早已貧乏的民眾身上，而田地任由親亞略的林百人(pro-Arian Lombards)，另一日爾曼族侵略。他們逐漸統治半島的一半並緊扼羅馬城。以後的二百年依然由他們掌控。額我略被選舉時繼承了一座已成廢墟的城市，滿佈絕望的難民，經濟破產。進退兩難的他，要防禦林百人，又要同時討好帝皇。在這情況中他的智慧和技巧光芒四射。正如實況，由於他神修和司祭個性的特徵，額我略以新穎及明顯的方式履行他的教宗牧職，以致後人長期把他奉為理想教宗的模範，用作衡量未來的教宗。
額我略出自具有服務教會及城市卓越傳統的議員家庭。三十歲早期，他身任羅馬的監管，即以城中最高的世俗職位，作都市管理的領導人。然後他選擇在自己創立的聖安德肋修院過隱修生活，直到五七九年他被祝聖為執事。多年來，未被選任教宗之前，他到拜占廷宮殿執行教廷大使任務。既受傳統思維的塑造，他尊敬帝皇權威，因它代表基督帝國的領導，儘管皇帝明顯失責的缺點。至於入侵的林百人，他嘗試與他們謀和及勸化他們信天主教。額我略和法蘭克領袖廣泛往來，在今日的法國北部，好使改革法蘭克教會，基於法蘭克和拜占廷人之間的「永恆和平」成為可能。他的動機純粹牧民，但它開啟了潮流，藉此法蘭克人，個半世紀以後，終於從拜占廷人接管保護教會的角色。
在宗座歷史中額我略所佔的重要位置並非和他捍衛羅馬首席權對抗君士坦丁堡的侵蝕有關，亦不能用他更精細證明宗座權的理論可追溯。他對君士坦丁堡主教採用的「大公宗主教」提出抗議，指出甚至他已放棄「普世主教」這稱號，而贊成「上主眾僕之僕」這更謙虛的。額我略的真正偉大其實建立於他的廣闊牧民行動上。他是宗座所認知最偉大的心靈牧者之一。藉着他無限度的愛心行動，他嘗試不遺餘力，犧牲一切去賑濟民間的極端貧窮。他毫不猶疑地動用所有從意大利宗座及海外龐大財產而來的資金，因為，在他看來，這收入「屬於貧窮的」。那財產部份由額我略的家族捐出。為了增加資產，他有效地重組這些因戰爭而嚴重分裂的物業管理。而他確定親自選任的主管都堅守忠信、正義的原則，為防止尤其小佃戶的濫用。他最關心極貧窮、弱小及被踐踏的，這心態使他成為全意大利，不單止羅馬，最受尊崇的官員。
他用很多時間和精力去改革神職人員，特別在法蘭克國內的標準大幅下降。他為他們寫下牧民守則(Pastoral rule)，這書被歷代西方國家公認為牧者的標準手冊，和隱修世界看重的聖本篤守則不相伯仲。司鐸被要求關注他們的神修生活，並受教導怎樣傳授信仰給人。額我略的講道（他的福音講道辭約四十篇已留下給我們）都是傳授要理的卓越例子。
即使身為教宗他沒有忽略勉勵隱修的生活。他的長篇著作中有些奉獻給僧侶的培育，頗多按照聖奧斯定---他所喜愛的作者做模範。儘管他深信不斷沉淪的世界即將完結，他從不放棄掙扎，雖然一生病痛纏身。正好因為世界就快末日這意識驅策他去完成英法的福傳，這是他創辦眾多事業中最成功的，包括世俗及神修的範疇。在他以前沒有一位教宗感到這種驅策的欲望，去開創像這幅度的傳教行動。他覺得這是教會最高領袖的首要職責。他是首位放眼四海的教宗。他竭力把林百人納入天主教會羊棧，部份由於意大利面臨可憐情况所激發，但是，他派遣坎特布里的奧斯定，從羅馬的聖安德肋修道院，老遠去到英國，是完全回應基督往訓、福傳的命令。
額我略是拉丁教會四大教父之一，即使他的思想並非創新，因為他大部份複述前人的見解，尤其是聖奧斯定的。他被稱作「大」是有理由的。意大利及西歐的信徒清楚了解他不單止是一位非常能幹和顯赫的教宗及領袖；他亦顯示超卓的心神偉大。故此，以後世代的人將特別被額我略的宗教普世論所吸引和啟發。
我們想起另一位額我略的名字：額我略七世(1073-1085)，有史以來佔有教廷座椅中最具活力及決心者之一。正如一位作家寫過：「百年以來，也許史無前例，從未有教宗像他一樣聳現歐洲場景」。究竟他做了甚麼，使他不但有生之年值得稱譽，更加流芳百世呢？
額我略活於中世紀中期，那時多得日爾曼皇帝的堅決支持，宗座才能解脫於羅馬家族的惡意控制，但逐漸受羅馬帝皇操控，他擢升及廢除主教，包括羅馬主教。基督王國，就如西歐當時被通稱，把教會及帝國結合於宏偉體系中，開始於現世建立「天主之城」。基督王國承認教宗及帝皇兩種權力在個別領域內，皆源於基督，這理論首先由教宗濟利削(Gelasius + 496)，但很有可能為了整體的安定及福祉而穿越對方邊界。
額我略及其從事改革的前人感到是時候解除皇帝給教會、尤其宗座，繫上的枷鎖。由查里曼(Charlemagne)於公元八百年建立，並由奧圖一世(Otto I)於九六二年收復的帝國，沉重地依賴教會的諸侯，致使教會被困在封建制度內，由皇帝委派的主教越來越不像牧者，而越發似皇帝的臣子。憑這種「聖職授權禮」，皇帝不祇分配土地，而且主教的職位。宗座希望消除這問題的根源：教會職位的售賣和教士贍養姘婦。為了教會的緣故，是時候宣稱歸還委任領袖的自由。
受皇帝任命的首組德國教宗團(1046-1057)開始一個逐漸的改革，那改革由接踵而來的教宗加強，高呼聲主要從洛林及多斯加尼(Lorraine and Tuscany 1057-1073)而來，以再次嬴取自由為目標1。此時，額我略繼續改革工作，以他的名字被稱為「額我略改革」。身為初級神職人員Hildebrand隱修士，即額我略的通稱，曾分擔教宗額我略六世(1045-46)改革者的關注，他跟隨教宗過流亡生活，僅被良九世(1049-54)召叫加入改革隊伍。羅馬市民宣告他做教宗，甚至早過樞機及高級羅馬教士有機會選舉他。
額我略的決心源於他確信天主之國（他視為普世教會）和撒殫之國在現世交戰，而天主的子女被號召去勇敢作戰，好使天主的和平、正義和仁愛歸化更多人的心靈。事實上當時的教會，人所周知，民政及宗教力量糾纏不清，職務要求各盡其力。他只渴望天主能再次自由地運作於社會中。而既然司鐸職首先要對天主的道盡責，他堅信它應有超越帝國之上的權力。他盡其能為使夢想成真。身為伯多祿在羅馬的承繼人，他肯定衹有他能適當地詮釋天意。其實，耶穌已把教會裏最高權力交託給伯多祿，而衪為伯多祿祈禱，以免他陷於錯誤。伯多祿繼續活於他的承繼人內，以半個人的結合形式，並命令所有人，教士和在俗教友，都要服從他們。額我略沒有打算把凱撒鏟出教會。其實是皇帝因作惡而削減或喪失權力，遂把自己放置教會外面，並進入撒殫的陣營。
從這概念額我略作出一個澈底、全新的結論，即使在他的年代：教宗有權決定，憑藉他宗座的委任，誰屬於天主及誰屬於撒殫，因而逼使昏君下臺，並解除已接受委派庶民的效忠宣誓 2。改革是當日議程，但是，缺乏爭取基督王國內的更高地位，就不能達到，因為往往皇帝是首名犯人。這從額我略的行動方式將可見到。
額我略曾計劃一項大型道德改革。他在一零七四年的決定打擊買賣聖職及那些繼續度婚姻生活的司祭。他依靠王子及主教的合作，但這些改革時常不受歡迎。額我略鼓勵神聖性，但很多人認為關於未晉鐸前已結婚的司祭事上，他正改變古老風俗。
暫時受到挫折，額我略認為萬惡源於俗人授職：那些主教並非他的人！他想把它全面廢除。一零七五年他禁止主教接受教友的委派，亦禁止省區主教（總主教）祝聖那些藉此途徑已接受委派的人。額我略對附屬土地的職位及職位本身之間不作區別，土地的問題一點也引不起他的興趣。他想見主教職不受世俗力量控制，這是一種澈底的法規，從某方面亦是新觀念，因為人們很少參加選舉，就如他們早期時慣性做的一樣。為了更大的效益，教宗派史節去確實執行他的決策。
日爾曼皇帝亨利四世反對教宗的決策，為此他失去大部份的權力，由於國內的主教都是最具勢力的君主。接著一場長久的鬥爭發生於教宗和皇帝之間。亨利四世宣佈廢除額我略。後者跟著廢除亨利，並從他們的服從誓言釋放他的臣民。一零七七年於嘉諾撒，亨利在額我略面前表示卑下，為了恢復他的封建權力，最後，額我略卻因遭放逐而死於一零八五年。過了數十年後事情才獲整理。在這期間主教職務中宗教及俗世權力之間的分別曾被深思熟慮過。一一二二年溫斯協定(The Concordat of Worms)和一一二三年的拉脫朗大公會議(The Lateran Council)見證和平的歸來。在日爾曼皇帝放棄以十字架與權戒的靈性授職，但教宗准許他行使俗世權力，以權杖授職主教。在這後者的範疇，主教應該服從他的君王，與此同時，額我略的改革工作和他的承繼人被確定了。
某些人認定額我略牽涉政治：這是既真又假。當然，正如有人推測，不是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衝突，而額我略從中篡奪政權。十一世紀的基督宗教界從未把教會和國家想作可分開的個體。當然，他的目標是改革：額我略的成就在於清晰地標出教會的神權界限。但是，在過程中，他震動了維繫教宗和統治者之間的基礎。約一百年後，宗座藉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1198-1216)，歷史中最具權力的教宗，能作要求高地的宣稱，但不久以後，連串的衝突扼殺實現合一理想的希望。
額我略被公認為伯多祿繼承人中最偉大之一，不過，他的偉大不在於他的思想，反而在於他的宗教及奧秘性格，天主的非凡體驗內－－毫無疑問，根源於當時人們的思維中---通常他先把它親自瞭解，然後付諸實行。
保祿三世(1534-49)。尋找中世紀後期及文藝復興中的出色教宗是一項似不可能的工作。宗座被一連串的危機打擊，使它相當虛弱：和崛起的現代國家打仗，不肯承認在他們國家界限內的超國權力（尤其龐尼菲斯八世[Boniface VIII]和法國的斐理伯 [Philip the Fair]）；教宗及皇帝間關於選舉後者的衝突引致金敕令(Golden Bull)3;阿維安(Avignon)「放逐」(1305-1377) 的結局，西方分裂(1378-1417)，大公會議至上主義4 及，最後，文藝復興。難怪教宗庇護二世(1458-1464)，從他面臨土耳其攻擊威脅、重整旗鼓基督宗教的失敗覺悟而寫下：「皇帝及至高無上教宗的銜頭都衹是名稱，在基督宗教界的眼中，那些人徒負虛名。」渡過那次大公會議危機，教宗被預期開始改革教會。但取而代之是他們被捲入意大利政治及文藝復興的漩渦，他們的行為肖似意大利皇子多過普世的教宗。宗座體驗歷史上最駭人的低潮。當然，這不衹是宗座的危機：它是樞機團及的確整個教會的危機。
從十六世紀初期的開始，改革成為清晰的要務。第五次拉脫朗大公會議(1512-17)未能作出影響，就如神聖的亞德里恩五世(Adrian V) (1522-23)，若望保祿二世之前，那位最後的非意大利籍教宗所盡的努力。唯有藉著保祿三世特利騰大公會議纔被召開，而改革成功地得到制定，這位教宗正是我們希望接着要介紹的。那選擇肯定會使很多人驚奇，因為亞歷山度法尼士(Alessandro Farnese)，在他年青及當教宗時，並非時常是模範教士。不過他有勇氣去改過遷善，和忍耐、審慎地開始改革，在真正崇高的教宗失敗之處獲得成功。
舉個理由，他獲升樞機，因為他的姊妹，茱莉亞(Giulia Farnese)，是教宗亞力山大六世5(Alexander VI)的情人。身為初級樞機，亞力山大沒有過好表樣的生活：他亦養了一個情婦和做了四名孩子的父親。他作教宗的決策亦不開通。他實行族閥主義，當時嚴重濫用職權之一：他為首的樞機都是自己年青的孫兒！他開派對、鬥牛及公開表演以娛樂羅馬市民。他相信占星術，正如我們的領袖相信風水一樣。不過，早在一五一三年，他已放棄情婦，而六年後採取不尋常步驟（為這類職業樞機不尋常！）謀取晉鐸。從那時起，他參與改革派。他有高度才智及技巧，並在特利騰召開渴望己久的大公會議獲前任推舉。所以這位不可能的教宗給予改革所明顯缺乏的動力及方向。
他被選舉後即刻從維也納傳喚教廷大使，為了瞭解那裏的情況，而深信召開大公會議是刻不容緩的。他必須克服樞機團的阻力，他們因自己首當其衝而恐怕大公會議，並且路德派想要一個「自主的大公會議」(free Council )，即是沒有教宗的。他必須擋開查理士五世(Charles V) 皇帝所喜愛的議程和法國君主政體的杯葛。保祿三世取勝的一著在於委派改革組到樞機團及重要的主教：Gasparo Contarini,Reginald Pole, Matteo Giberti, Jacopo Sadoleto, Giampietro Carafa.
這些人組織成一個改革委員會，擬一份嚴苛的報告。保祿在偏激派及溫和派兩種改革觀點上，巧妙地選擇中庸之道。一方面他設立羅馬異端法院，並且經濟上援助查理士五世對抗路德派君主，另一方面他著手改革羅馬教廷、批准成立耶穌會、並於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在特利騰召開渴望己久的大公會議。保祿三世死於一五四九年，但那大公會議，經過兩次暫停及三次集會，以觸及教義、牧民及紀律的多面改革，結束於一五六三年。
保祿的成績絕不卑劣。他在更神聖的教宗失敗之處得到成功，因為他不把伯多祿久受衝擊的船突然掉頭，但引領它沿著廣濶、溫和、漸進的航線。天主的教會需要聖人，她亦需要明智、熟練的舵手。這些寶貴的特質並不時常停留在同一人的身上。
我們能夠放心地說，沒有世紀好像二十世紀一樣擁有那麼多出色的教宗。良十三世(1878-1903)和他的《新事物》通諭、聖庇護十世 (1903-14) 和他的牧民開端、本篤十五世(1914-22)和他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努力不懈、即使失敗的和平主義、庇護十一世(1922-39)和對極權主義的勇敢譴責及庇護十二世(1939-58)和他準備梵二的偉大通諭，完全湧上我們的心頭。庇護十二世成為近期激烈辯論的焦點，關於究竟他應否更勇敢地公開指責希特拉對屠殺猶太人的瘋狂企圖。歷史將為他辯明，但眾人之中，若望二十三世(1958-63)及他的承繼人，保祿六世(1963-78)肯定傑出，因為在領導教會走出和外在世界的防禦及基本上保守的關係，而進入和所有善男信女作公開交談，他們的行動是重要的。偕同他們，為教會的新紀元開始了！
若望二十三世(1958-63).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當庇護十二世死時，預備選舉繼任人的樞機團意見分歧，保守派承諾繼續及延伸庇護的政策，而年輕的樞機組則從他末期的職份醒悟過來。安哲羅•朗加里(Angelo Roncalli) 那位七十七歲的威尼斯宗主教素負和平、聖善、友好盛名，似乎是寧靜宗座的過渡最佳人選，正是陷於僵局的主教團所尋找的。每個人相信數年的安靜、無害的領導將賦予教會時間去檢討，然後挑選一個較年輕及精力充沛的人，去為下半世紀準備議程。正如事情的進展，有目共�怴A人的智慧從未更悽慘地失敗。
安哲羅，從意大利北部一個農戶的兒子，已跟隨天主的召叫，並找到他的內心平安。 他受訓於羅馬，正值現代主義的高峰，當教士及信徒因嘗試、或被看見嘗試改寫信仰的內容，基於過份信任人的理智及現代科學，而被定罪。朗加里會埋頭讀書及祈禱，但亦會觀察、辨別及內省，他熱衷於研習教會歷史，特別有興趣於聖博羅米奧(St.Charles Borromeo)的牧靈節目，這位米蘭總主教及特利騰後期教會的模範牧者。他以職業大使的身份在戰時的保加利亞及土耳其，主要在不顯眼的職位，度過他大半的教士生涯。那經驗給他回教、東方教會及非基督徒世界的一手知識。
神學上他是保守者，可是，他以滿溢的人性及不傳統的方式令人驚奇。當教宗後，他突然訪問羅馬監獄及醫院、坐火車去阿西西朝聖、遇見俄羅斯總理，克魯曉夫(Nikita Kruschev)的女兒及女婿。雖然那不算什麼，但我們必須記得他的前任從未踏出梵蒂岡以外。個人的熱情亦配上願意重新考慮舊課題。他的首封通諭，《慈母與導師》 (1961)，廢除傳統天主教對社會主義的猜疑，並提及所有富裕國家有責任幫助較貧窮的。他的最後通諭，《和平於世》 (1963)，是寫給所有善意的人，不單為天主教會的主教。他歡迎一個給予工人及婦女的希望及殖民對自由和自治的渴求更大空間的世界。他指摘核武鬥爭為「完全的不合理」......若望仍活著為他的大公會議行揭幕禮，在他就任教宗職位時，一個早期預兆新紀元已開始的是若望蒙天尼的擢升米蘭教區樞機，在庇護十二世執任末期，他是一個不受看重的「改進派」人。但真正令世界驚奇的，是上任後衹有三個月，若望宣佈召開大公會議。有關宗座的過度期盡在於此！庇護任下，曾討論大會之事，但祇被看作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延續，一八七一年梵一被暫停。若望似乎對大公會議的方向未有精確的概念。他給它定下兩個粗略的目標：教會的更新及服務不斷改變的世界，和他好像看到即將發生的基督徒合一。若望必須和樞機團及教廷內保守份子的反對抗衡。不過，他把這些看作一個牧民會議，忠於開放教會，而非阻塞它的決心，是非常重要的。為求指引，他明智地轉向蒙天尼樞機及比利時的孫能樞機。在大會的開幕致詞中，他強調教會能夠和應該因世界的需要而改變自己。堅守遠古的信仰，但對饑渴福音的世界，以適合的措辭及方式重新宣講。
若望仍活著為他的大公會議行揭幕禮，但未能引導或結束它。當保守派與改革派針鋒相對時，教宗的生命隨癌病衰退，他治理教會衹有五年，兩世紀以來最短暫的宗座，儘管如此，他仍已改變天主教會，亦隨之世界對宗座的了解。若望死於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聖伯多祿廣場擠滿了哀悼這位歷史上最受愛戴的教宗。
這個祖先業農的老人，被一位猶太朋友稱作「伯多祿宗座上的基督徒」，已為宗座及教會展開了新紀元：他為保祿六世(1963-1978)鋪路，在好爭論的六十年代，保祿六世使大公會議完滿結束，若望保祿上任祇有三十三日，並顯然死於新責任的重壓下，和若望保祿二世 (1978-)，他們由於本身資格，都是真正出色的教宗。以現任教宗為例，從東方來的人，亦是自從荷蘭人哈德連六世(Hadrian VI + 1523) 以來，首位非意大利籍教宗，在這全球化的時代，他出色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故此我們無須寫出。
1 格肋孟七世(Clement VII 1047-48)、達瑪蘇二世(Damasus II 1048-48)、良九世(Leo IX 1049-54)、維克多二世(Victor II 1054-57)是日耳曼人。史提芬九世(Stephen IX 1057-58)、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 1059-61)、亞力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061-73)來自法國或意大利。
2 這些說法見於他著名的「宗座律令」(Dictatus Papae)，這是傳統集結27點首席權力的撮要。
3 1356年的金敕令訂明皇帝的選舉〈不包括教宗〉是符合所謂「平信徒精神」的標誌，主要阻止教宗參與俗世事務。
4 大公會議至上主義：此學說認為教會最高權力是在大公會議，一如巴素利會議
(Council of Basle 1431-79)所提出的，馬丁路德等人所深信的。
5 亞力山大六世(1492-1503)，羅迪高•波治亞(Roderigo Borja)是一位職業神職人員，因他舅父加里士圖三世(Callistus III 1455-58)而當上樞機。他是個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但卻沒有聖召，過着放蕩的生活。五十年後他在陷於僵局的閉門會議被選。壞決定有傾向會重回困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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