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天主教社會訓導文獻
阮美賢
神思 第四十八期 二零零一年二月 9-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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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阮美賢小姐選出由教宗良十三《新事》通諭到若望保祿二世《百年》通諭，共十三份社會訓導文獻，簡介文獻的發展和起源，並歸納出八個社會訓導的核心主題，讓我們看出一些合乎人性尊嚴的社會行為準則，亦期望我們按這些準則去實踐正義，關愛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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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每個人都會關心自己的生活需求和精神發展，但是否這樣就足夠？我們有沒有責任關懷其他人的福祉？當自己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我們會如何取捨？法律和社會制度能否使人生活得更愉快、使社會更趨文明開放，並且更能照顧人的需要？這些問題與我們有沒有關係？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電腦用戶愈來愈講求對用戶友善，但整個世界似乎對人愈來愈不友善！手執大權的當政者和在政治架構中分享了一些權力的政黨議員，不是對這現實顯得束手無策，便是視若無覩，要求教會為這些難題找到藥到病除的良方妙法，似乎是要求太高，但教會卻非全無貢獻可言。
事實上，基於福音精神、信仰原則及實際經驗，教會發展了一套社會訓導，針對當前的社會境況作分析、反省和回應，並提出值得考慮的社會發展方向，為教會信眾及有關人士提供反省原則和行動指引。而且，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更明確肯定教會在現世的使命與建設天國不能分割，教會有責任使人類大家庭變得更適合人性。下文會就社會訓導的發展、特色和主題作介紹，並嘗試探討社會訓導面對的挑戰。
社會訓導的組成
對一些非信徒來說，一提到天主教，可能隨即想到的是教宗四出探訪及在節日舉行大型彌撒，又或是聯想到保守傳統的觀念，拒絕與時並進，特別是在同性戀、墮胎、離婚及避孕等議題上，而甚少會即時將天主教與社會正義連在一起。將天主教與進步、開明、挑戰全球經濟制度和政治秩序掛鉤，為不少人來說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然而，在過去幾十年，教會在社會參與和對抗貧窮問題上，的確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轉變，教會不但從以前的防衛和內向心態轉為開放向外發展，而面對貧窮問題亦由過去只著重愛德慈善工作變為今天同時著重社會正義和慈善事業，並倡議爭取弱勢社群的權益，指出要令到社會上被忽視的成員重拾人性化發展，必須改變不斷製造貧窮和鞏固不公義的制度和結構。梵二無疑是教會一次重要的轉捩點，但其實遠在梵二之前，教會的社會訓導已形成和發展。
一般來說，社會訓導是指十三份普世教會頒布的文件，當中十一份是由歷任教宗撰寫的通諭或勸諭，首份是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頒佈的《新事》通諭。除教宗撰寫的通諭或勸諭外，梵二文件《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及1971年在羅馬舉行的世界主教會議的總結文件《世界的公義》是另外兩份社會訓導文件。在每一份文件中，教宗或主教們都就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作分析、提出問題，並就所面對的新挑戰作回應，提出新概念和新思維。（有關十三份社會訓導文件的名稱、年份、針對的主要問題和主要信息可參閱附表）
然而，除了十三份通諭和文件外，社會訓導亦可以從廣義的角度演譯，即包括教宗、梵蒂岡各辦事處和委員會，如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等在不同節日、重要場合及活動中，所發表涉及社會、政治和經濟事務的演講、講道、訪問內容及聲明等，例如197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聯合國大會致辭中提到和平及人權的問題，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亦屢次就減免外債、國際財務機構和經濟發展問題表示關注。此外，各地方主教團、區域性主教會議就當地情況所發表的牧函、聲明和公開信等亦是適用於當地信徒的社會訓導，如亞洲主教團協會發表有關亞洲地區的聲明文件、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於1999年五月發表的「天主是愛」牧函論及港人內地子女的居留權問題等。但本文主要論及的是十三份社會訓導文件。
十三份社會訓導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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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 年份 |
訓導名稱 (拉丁文簡稱） |
針對的主要問題/面對的挑戰 |
主要信息及 內容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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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
《新事》通諭（RN）論工人階級的處境
（教宗良十三） |
工業化，都市化，貧窮，工人受剝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起 |
工人權利；反對以社會主義作為解決貧窮的方法；政府作為勞工與資本階層之間的中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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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
《四十週年》通諭（QA）論重新建立社會秩序（教宗庇護十一） |
經濟大衰退，法西斯獨裁統治 |
「互補原則」作為政府介入問題的指引；維護私有產權，但財富運用不是漫無節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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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
《慈母與導師》通諭（MM）論基督教義與社會發展（教宗若望廿三） |
科技發展；急劇現代化及工業化帶來的跨國經濟剝削 |
世界性的貧富懸殊問題愈趨嚴重；國際間經濟關係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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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
《和平於世》通諭（PT）（教宗若望廿三） |
軍備競賽、核子戰爭危機、美蘇冷戰 |
討論個人、政府以至全人類的權利和社會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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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S）（梵二大公會議） |
年輕一代質疑傳統價值 |
教會需辨別「時代徵兆」；教會與人及世界的關係；教會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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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
《民族發展》通諭（PP）（教宗保祿六世） |
貧富國家之間的差距愈加顯著 |
發展是和平的新名字，社會發展是為成就人，國與國之間要發揮休戚相關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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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
《八十週年》公函（OA）行動的呼籲（教宗保祿六世） |
都市化使大量人口邊緣化和受歧視 |
教友應透過社會政治參與遏止不公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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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
《世界的公義》（JW）（世界主教會議） |
結構性不公義和壓迫，激發起種種尋求釋放的運動 |
為公義而努力，參與改革世界的行動，是傳揚福音的基本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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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N）宗座勸諭（教宗保祿六世） |
無神論，世俗主義和消費主義 |
基督救贖為所有壓迫帶來釋放；福音與人類解放和發展有密切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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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
《人類救主》通諭（RH）（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
使梵二的精神得以實踐 |
反省改革中教會的真義；基督救贖與教會使命和人類命運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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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
《工作》通諭（LE）（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均只視工人為生產的工具 |
工作在救恩史中的意義和使命；勞工先於資本，人才是工作的主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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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
《社會事務關懷》通諭（SRS）（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
持續性的世界不平衡發展、世界分為不同陣營 |
結構性罪惡帶來全球性不正義；民族之間應有團結關懷的精神；教會優先關愛貧窮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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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百年》通諭（CA）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
東歐共產主義的瓦解 |
打擊消費主義慾念；人是教會的道路 |
（資料來源：《天主教社會訓導文獻簡易本》，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1997年；Thomas Massaro, Living Justic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n Action,
發展和起源
既然每一份社會訓導文件都有其時代背景和面對的挑戰，因此，我們不應純粹以今天我們身處的世界環境作為當年頒布各社會訓導文件的處境看待；我們不妨嘗試想像一下身處當時教宗或主教所面對的社會情境和神學發展情況，思考是什麼動力驅使他們採用如此嶄新的方法回應社會問題。
就以第一份社會訓導《新事》通諭頒布之前的社會狀況為例，當時正值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但都市化和工業化並不能使所有階層受惠，反之大部份在工廠、煤礦和服務業工作的勞工，都被迫處身於擠迫、衛生設備惡劣、缺乏教育和晉升機會的環境中工作；他們不但薪金低微、工作時間長，更要面對危險的工作環境和隨意更改的僱傭政策。
面對這種境況，長期遭受壓迫的勞工需要有人倡議改變，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可以說教會對這些問題全無反應，有的也只是個別神學家和教會人士提出一些社會思想罷了！事實上昔日教會是採取相當防衛和自保的態度面對世俗社會。直至1850年歐洲各地一些教會領袖開始關注工人的境況1，一些主教和信徒就貧窮問題提出嶄新的分析和觀點，指出制度上的不公義導致薪金微薄，因而剝奪大部份工人改善生活的機會，亦因此帶出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如疾病、家庭破裂、暴力和罪行的發生等。他們透過演講、講道及出版書籍等，指出核心問題所在，鼓勵工人組織工會，成立機構幫助貧窮人，以及爭取立法保障工人權利等。這些教會領袖的進步思想和對抗貧窮的行動在今天看來可能很平常，但在當日社會卻是重大突破，而且成為促成第一份天主教社會訓導文件誕生的直接或間接因素，而《新事》通諭則成為第一份天主教會針對當代社會問題提出完整觀點的訓導文件，教宗良十三在通諭中更提出試圖解決問題的原則以及教會、政府、僱主、工人和工會的責任。它可以說是教會多年積累下來的社會思想和行動的成果。
自《新事》通諭發表之後，每隔一段時間，教宗都為紀念它而撰寫通諭，例如在1931，1961，1971，1981及1991，可見《新事》的歷史重要性。當然，各通諭除了為紀念《新事》通諭而頒布外，更重要的是受當時世界性環境所影響，教會感到有話要說，例如1931年的《四十周年》通諭就是回應世界性經濟衰退引發的種種問題；1963年的《和平於世》通諭則是在古巴飛彈危機發生後，世界受核子戰爭威脅之際所頒布的；而1991年的《百年》通諭更是教宗就1989-1990年間東歐變天、蘇聯共產主義王國瓦解和柏林圍牆倒下等事件作出評論。可見每一份通諭都可被視為教會對世界所發生的大事和面對的挑戰所作出的回應。
事實上，教會深知必須把握全世界的社會新現象，並從整體人類的處境探討基督徒和社會各階層的使命和責任，社會訓導的分析才能經得起世人的檢驗，以及發揮影響力，因此，教會願意與形成中的國際社會對話交流，向多元化社會發言，以及與不同信仰的人展開合作，以達成基督托付給她的責任，而無意將社會訓導強加諸他人身上。
另一方面，通諭雖有時代性的意義，但每一份通諭都可說在某程度上繼承了以前的通諭之精神和內涵，是新舊內容的奇妙結晶，而不少學者更對各社會訓導文件的延續性和轉變作研究，認為這些通諭的延續性既反映出社會訓導原則的主題之貫徹，而內容上的切合時宜和針對當代處境更可反映它的進步和積極意義。2
從這些社會訓導文件的發展來說，我們不難看見自《新事》通諭起至《四十週年》通諭，教會較著重個別的社會問題如工人面對的問題；到了教宗若望廿三，世界出現了新現象和世界和平出現危機，故由1961年的《慈母與導師》通諭起，教會進一步關心到國際間經濟平衡的問題，民族發展的真正意義和國際間合作的重要性。六十年代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更是整個天主教會的分水嶺，它在教會內部決定性地樹立起一種與世界對話的新態度，當中《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通過更是一次全球教會的整體經驗，大大豐富了教會社會訓導的觀點和方法。其後的社會訓導都深受它影響，內容包括更多世界性問題，如發展的內涵、國際團結、人的新工作環境和自然環境的保護等。
社會訓導的核心主題
面對各地差異甚大的處境和複雜的問題，教會不期望提出一套普遍適用的具體解決方案，故社會訓導主要是為不同時代的人士，根據福音精神和教會傳統，結合神學反省，並以信眾在生活中實際的社會經驗為基礎，批判現實、提供合乎人性尊嚴觀點的社會行為準則。它不是一套僵化及一成不變的社會守則，而是透過與世界對話不斷受歷史驗證，以開放和關懷人類的態度，因應時代需要提出一些道德考慮和行動指引。3雖然社會訓導仍在不斷發展中，而且各文件針對的問題有異，但由於各文件有其延續性和發展脈絡，當中一些原則經常在各文件中出現，而且適用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以下嘗試列舉出這些社會訓導的核心主題，以瞭解社會訓導的主要內容。
1. 維護人性尊嚴及人權
每個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具有無限尊嚴和獨特價值，並具有理智及自由意志的本性，因而在本質上，每一個人都擁有直接源於人性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是具普遍性、不可侵犯和不能轉讓的，因此我們有責任維護人性尊嚴和人人平等的原則，以及捍護人權。自二十世紀中葉，世界對人權開始有一普遍共識，各地人權運動開始蓬勃，聯合國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多個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標誌著國際間對人權的共識和推動的成果。在教會內，教宗若望廿三在1963年頒布的《和平於世》通諭中，更臚列出一系列的人權，仿似一份天主教的人權憲章；而現任教宗亦曾舉揚聯合國在推動人權工作方面不遺餘力4，可見教會與其他團體和人士對人權有著近似的看法，但不同的是教會的人權觀源於上主創造人類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共融。
況且，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起，社會訓導更強調位格主義，即是對人的價值的重視，特別當人被龐大的架構如政府、商業機構威脅的時候；擁護位格主義者會從人的角度量度一切轉變，包括文化、科技及生產制度等；它喚醒人在強調物質生活之餘，更要重視精神和信仰生活。
2. 大眾公益和團結關懷
維護個人基本權利重要，但如果流於極端，可能只重權利而忽略了義務，特別是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因此社會訓導提出了「團結關懷」的原則。5事實上，人類不能離群獨處，天主造人不但使人互維關係，而且期望人建立密切的關係，休戚相關，願意與人分享所有，因為大家彼此連繫和彼此負責，故重視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和伙伴關係。正如當我們知道其他地方的人民遭逢不幸或受到無理對待時，會為他們感到不值，並希望以實際行動為他們做一點事，而不是漠不關心，或只作出感嘆和表示同情。基於此，我們有責任維護大眾公益，意謂所有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和制度最終是為個人和集體的權益得到保障，並推廣至整個社會，因此，社會成員要互相合作和分享，務求使每一位成員能實現其個人潛能和生命價值，這樣有助整個社會健康地發展。6
3. 財產的社會性
社會訓導確認私產權，好使人可自由地處置屬於他的財物，但私產權並非全無限制，財產的社會性提醒人，大地資源為所有人共享，故要惠及他人，特別是有需要幫助的人7；同時它促使所有財富的應用指向大眾公益，因此，不論個人或政府在作出經濟決定時，都應考慮貧窮人的需要。雖然訓導中沒有提出具體措施調節資源分配，但卻明確反對集體主義和極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此外，對於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發展，社會訓導強調凡以增加生產為宗旨的一切活動，都應以替人服務為目標，即消除不均和歧視，並解救人免於被奴役，使人人可以自行改進其物質生活。8而國與國之間應互相幫助，富庶國家應提供協助予貧窮國家發展。
4. 互補原則及政府的角色
為確保公益，財產得以合理分配，以及令貧窮者亦能過合乎尊嚴的生活和得以發展，政府有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但教會反對政府中央集權式的領導，控制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社會訓導提出互補原則，指出政府必須建立有利條件，將權力下放，鼓勵基層和民間組織參與，使每個人均有機會參與經濟活動及經濟決策，好能融入社會中。9但這不可作為政府推卸責任、不介入經濟活動的藉口。
5. 工作的意義及工人權利
1891年的《新事》通諭及1981年的《工作》通諭可說是兩份討論有關工作及工人權利最多的兩份通諭。當中指出人不但透過工作賺取生活所需和養活家人，而且是參與天主的創造，建設充滿愛和公義的社會，並從中實踐自己，因此工作絕不能只被看成為一件商品，或是龐大機器中的一粒小螺絲釘，這實在有損人性尊嚴。在《工作》通諭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勞工先於資本」的原則，指出人才是工作的主體，並需關注工人面對的具體工作條件和環境，包括合理工資和工作時間，而且工人有權組織工會，從而實踐集體談判權和參與社會經濟生活。
6. 優先關愛貧窮人
雖然教會是在1987年的《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才正式採用「優先關愛貧窮人」 這名詞，但關懷愛護窮人的精神卻自第一份社會訓導文件起貫穿所有社會訓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百年》通諭中清楚指出，貧窮人是基督最鍾愛的一群，而教會亦對他們不斷表示關懷。他認為《新事》通諭中的工人即貧窮人，而今天因著政治、經濟、社會的轉化過程所造成的不幸與當日無異。10教會關懷貧窮人不是要排斥其他階層的人，而是由於貧窮弱小者較無力保衛自己的權利，故要特別照顧和關心他們，使他們成為社會的積極參與者，從而令社會每一個人更能公平和諧地參與，並邀請中產和富有者反省自己的生活態度和方式。
7. 改變不公義的制度和人心
對近人的愛催迫我們要求社會公義，因為不正義的結構使人受壓迫不能獲解放，以至整個國家得不到發展，成為經濟勢力下的犧牲品，因此要使人得釋放，必須結合仁愛和正義，並透過行動實踐。11而不公義的罪惡結構往往來自個人的罪惡，常與人的選擇和具體行為有關連，人違反愛人的要求不但得罪天主，也傷害他人，更會將罪惡蔓延至整個社會，因此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針對罪惡結構。12可見改變人心，使人意識到結構性問題的存在和影響，以及改變有阻愛德的制度結構，即促使建立保障人權和促進人類發展的制度結構同樣重要。
8. 促進和平，消除軍備競賽
世界和平一直是大部份人的願望，但偏偏世界各地不斷發生戰爭和衝突。社會訓導明確譴責戰爭和屠殺，亦指出軍備競賽並非鞏固和平的穩妥途徑，所謂武力的平衡，亦非安全而真正的和平，反而它是人類最大的傷害，為貧窮者來說是最大的打擊。13與此同時，教會認為和平不只是不作戰，更不在於獨裁鎮壓，而是名副其實正義的偉業，即人權獲保障、人們互相信任、征服貧困、發揮道德和精神生活、肅清不義等，換句話說，和平在於恢復天主聖意中的秩序，使人奉行正義的原則。14
一百多年在滔滔歷史洪流中可能不算太長，但亦不算太短。在這百多年中，世界經歷了不少變化，而社會訓導正好標誌著教會對人類、對世界大事的關懷和回應。然而，教會對人對世界的關心不應止於文字上的表達，否則，寫得再好的社會訓導也只是一些文件，而不能在現實中實踐。
社會訓導能否轉化為具體行動，要視乎各地方教會的實踐，以及信眾對社會訓導的認識和投身。過去各地方教會的主教團曾因應本地情況，發表有關當地社會情況的牧函，例如美國主教團曾就和平問題及經濟正義問題分別於1983及1986年發表牧函；英國、澳洲、愛爾蘭及加拿大教會亦曾在選舉前或其他時間，就全國面對的問題諮詢教會內外人士的意見，然後發表牧函或聲明，提出分析和建議；由亞洲各地方教會組成的亞洲主教團協會則定期召開會議探討以亞洲處境為基礎的牧民回應。此外，世界各地亦設有正義和平委員會，將社會訓導化為行動，回應社會正義問題。
然而，整體而言，信眾對社會訓導的認識仍然不足，而投身社會正義的信徒和神職人員在教會中只是少數，不少教友甚至從未聽聞過社會訓導，或認為履行社會使命只是個別人士和團體的使命，而不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使命出現分工化的現象。信徒對社會訓導缺乏認知，主要是各階段的培育如主日學、慕道班、教友及司鐸的持續培育、信仰小團體以至一些長期的聖經和神學課程等未能配合。而即使這些培育課程已包含社會訓導的介紹，教友對此有一定認識，但他們未必意識到要在社會生活中實踐的重要性，或認為社會使命不是直接的傳福音使命。可見要令信徒真正實踐社會訓導，除了要加強認知層面的培育(包括社會訓導和社會分析)外，更要認識基督徒的社會關懷使命，以及透過靈修加強對追隨耶穌基督建設天國、使天國臨現大地的委身。
社會訓導面對的另一挑戰是要在中產教會中實踐。雖然優先關愛貧窮人是社會訓導的重要原則，而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亦是教會認同的人權，但不少地方教會的信徒都屬中產階層，他們或未能感受到備受剝削、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社群的人士之境況；又或在一些涉及個人利益的社會事件中認為教會應該中立，不應站在貧窮者一方；亦有一些人抗拒採用社會行動爭取被剝削者的權利。可見，在教會內廣泛推行落實社會訓導的確會遇到不少阻力，要令這些中產信徒放下利益，以體諒和包容態度關懷貧窮者的需要，需要轉化其意識和態度。
至於要使社會訓導在社會在世界發揮影響力亦絕不容易。社會訓導提出的都是重視人性尊嚴和人類團結包容的理想原則，與現實情況有甚大距離，要在講求市場價值、利益主導和物質主義等價值觀的世俗社會發揮道德力量實在談何容易。若教會與執政者及工商巨賈保持密切關係，可能因關係良好而得到一些特權和影響力，但亦可能失去獨立性和客觀地作出判斷；但若教會只超然地批評各社會現象而缺乏與有關人士交流對話，亦可能不被制定政策者吸納教會意見，可見教會要採取有效策略，在保持獨立性之餘，與各方面合作和對話，讓社會訓導在現實世界中發揮作用。
總結
社會訓導是教會因應時代需要，為教會內外人士提出的一些道德考慮和行動指引，但教會從沒有期望所提出的是一套方便和即時可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案，因為人類所面對的問題複雜，不是一套固定的社會守則可處理的。事實上，社會訓導的形成亦是一個互動過程，是教宗和主教們在聖經和教會傳統的啟迪下，結合神學反省，並匯聚信眾在生活中實際的社會經驗，對現實作分析和批判，提供合乎人性尊嚴觀點的社會行為準則，而信徒根據這些訓導再實踐和反省，以不斷豐富訓導的內容，使之更具啟發性和可行性，過程中教會亦願意與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攜手合作。它的實踐程度，見於信徒在面對良知和現實問題出現衝突時的抉擇和取捨，以及在人際相處、文化生活、家庭、社會等不同層面的應用。
耶穌基督對衪的追隨者既已發出愛的命令，使所有人彼此相愛，以及與天主共融，我們又可有感到這份愛催迫我們要求社會公義，決心以行動改變人心，使人意識到不義結構的存在，以及改變有阻愛德的制度結構，使人獲得釋放？我們又可以以什麼方式將社會訓導化為行動？這些都是值得每位基督徒反思的問題。
參考書籍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Carrier, Herve,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Revisited: A Guide for Study,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1991.
Kammer, Fred, Doing
Faith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Massaro, Thomas,
Living Justic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n Action,
Roets, Perry J.,
Pillar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s: A Brief Social Catechism,Lanham;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9.
Sirico, Robert
& Maciej Zieba (ed), The Social Agenda: A Collection of Magisterial Texts,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2000.
蕭毅漢著，李瑞平譯，《教會的基本社會訓導理論》，台北：華明出版社，2000。
1 詳情可參閱Thomas Massaro,
Living Justic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n Action,
2 Thomas Massaro, Living Justic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n Action,
3 Herve Carrier,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Revisited: A Guide for Study,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1991, 38-39.
4 197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聯合國大會致辭。
5 《工作》通諭8；《社會事務關懷》通諭38；《百年》通諭10。
6 《慈母與導師》通諭65。
7 《民族發展》通諭23；梵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69。
8 《民族發展》通諭34。
9 《四十周年》通諭79-80。
10 《百年》通諭11。
11 《世界中的正義》16。
12 《社會事務關懷》通諭36。
13 梵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81。
14 梵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8；《民族發展》通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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