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謀：

見證與對話的創作性渠道

丁松筠著

朱可達譯

神思　第四十二期　一九九九年八月　51-58頁

＊＊＊＊＊＊＊＊＊＊

摘要

丁松筠神父一文從一方面和讀者分大眾傳媒怎樣成為有效的福傳工具,即與窮苦人對話、與各宗教對話、與文化對話。作者憑其廿五年傳媒經驗指出一些有效利用傳媒作福傳的因素：教會廣泛地用大眾傳媒深入民眾，製作的節目必須回應民眾真正的需要，同時必須有清晰的基督徒價值觀。

＊＊＊＊＊＊＊＊＊＊

二十五年前，亦即是我晉升為耶穌會神父前一年，我被安排到台北的光啟視聽服務社工作。從那時起，我便一直從事電台、電視、電影、錄影帶和多媒體節目的製作。接受這份工作之前，甚至當我晉鐸之後，我都不覺得這是一種使徒性的工作。讀書時，我所修讀的是哲學和神學。由於我的長上知道我對音樂和演藝創作有興趣，再加上當時光啟需要人手的關係，我便接受了這份和我才能和興趣有關的差使。當時我想，這大概就是天主在我神修生活中的一個召叫吧。雖然這樣，對於我來說，怎樣使傳媒成為使徒性的工具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起初在光啟的日子��，我會時常走到電視錄影室，去看看那些大型電視攝影機的鏡頭。有時我會想，這麼細小的鏡頭怎樣可以像眼睛一樣，成為世界之窗呢？這些鏡頭或許能夠將我的信仰和使命化作影象，帶到台灣的每個角落，甚至乎更遠的地方。當我明白到傳媒的福傳，比在一所宏偉的聖堂講道更具影響力，我的內心感到強烈的鼓舞。通過電視的廣播，我所講的每句說話都變得更有力；而且，通過影音效果，天主的福音亦可以由一種生動活潑和深刻的方式宣揚開去。

當然，電視攝影也有它不足之處。傳媒是不具人格的媒體，它和觀眾之間缺乏現場的接觸，觀眾也不能直接回應。當我把困難告訴給長上時，他只是笑笑，告訴我要把傳媒變得更具人格。

這是一份知易而行難的工作。但二十五年之後，我開始確信攝錄鏡頭是天主所召選的工具，幫助我將天主的愛和聖言帶到台灣、中國、亞洲各地，甚至北美等地方。以下，我將會和大家分享有關傳媒怎樣成為有效福傳工具--與窮苦人對話、與各宗教對話、與文化的對話。

與窮苦人對話：殺戮戰場--

一部有關柬埔寨難民的紀錄片

我所參與製作的眾多紀錄影片當中，其中一部最成功的製作，就是描述在一九八五年泰國和柬埔寨邊界的難民。為了協助當時耶穌會難民服務(Jesuit Refugee Service)的工作，光啟派了攝影隊到達飽經戰禍的邊界，拍攝數以十萬柬埔寨難民逃亡越軍襲擊的情況。戰火砲擊每天都發生，當我們拍攝那些可愛的柬埔寨孩子正跳著傳統民族舞時，砲火仍然斷續發生。一個十七歲小孩的雙腳被地雷炸掉，他的尖叫聲和痛苦的臉孔也被攝入我們的鏡頭內。那��的難民營住著二萬三千個難民，我們將那��每個家庭旳生活都一一拍攝下來，當中包括華裔的難民家庭。我們也將這難民區被炸前後的情況都攝錄下來。在炮轟後，那��只剩下屍體，空置的木屋和殘破的教堂。那些逃亡的天主教難民所要求的第一樣東西並不是水、食物或棲身之所，而是彌撒。在紀錄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群穿著破爛衣服的難民，每一個都懷著莊嚴而虔敬的心參與在森林��所舉行的感恩聖祭。他們對主的信念和希望勇敢地唱出來。所有看過這紀錄片的觀眾都會難以忘記他們的見証。

我們拍攝這紀錄片的目的原本是希望台灣及其他各國能夠收容這些流離失所的難民，他們全都是四年內戰及與越南戰爭的生還者。我們的目標並未完全達到。事實上，在我們第一次嘗試將這紀錄片公諸於世時即遇到困難。那時電視台認為片��的片段太過恐佈和傷感，觀眾不會接受，而廣告商也不會支持。

後來，在天主的助佑下，情況得以改善。在一九八六年，Dr. Haing Ngor憑荷李活電影「殺戮戰場」贏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該片的發行人知道他是華裔越南人，於是邀請他到台灣參與宣傳工作。我們也藉此機會邀請他來光啟，欣賞我們所攝製的紀錄片。當他觀看這紀錄片時，他的雙眼不禁泛起淚光。我們邀請了些記者並為他作了一個訪問。這個訪問獲得傳謀大篇幅的報導。很快，這套紀錄片成為所有人想看的影片。我們將紀錄片分開五輯，安排在一個受歡迎的新聞雜誌節目中每星期播放。每一輯集中於訪問華裔難民。接著的一年，施予難民的捐款不斷送到明愛中心。數以萬計的捐款後來用作興建學校、難民營、購買食物、教學材料和衣服。

我知道傳媒具有深遠的影響力，但我從來未看過一個節目竟然可以如此正面和徹底地改變觀眾的態度。這套紀錄片不單讓觀眾可以見證到教會的工作和我們對這些難民的關注，更引發觀眾憐憫的心，給與他們渠道去表達他們的愛與關注。通過這紀錄片，觀眾和明愛聯繫起來。明愛很快將觀眾的慷慨捐助用作改善難民的生活。藉此，一個和貧困和受壓迫弟兄的對話就這樣建立起來。國與國之間的團結和互助精神亦不再是沒可能的事情了。

這套紀錄片製作成錄影帶，翻譯成幾種不同語言，隨著世界各地的行動團體的個別需要，這套紀錄片會經過修剪，然後分銷到世界各處。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這套片在台灣和國際性的電影節��贏得很多大獎。傳媒的廣泛報導亦吸引到更多的觀眾，它的影響力也變得更廣泛和深遠。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証明傳媒其實也可以成為基督徒作見證的工具，讓我們可以關心貧困的弱小弟兄。

與各宗教的對話：

合作推動多媒體環保運動

幾年前的某一天，我收到李濤的電話，他是台灣一個很受歡迎的清談電視節目主持人。最近，他每星期日的正午負責一個一小時的現場節目。在每個節目當中，將會邀請有兩個不同立場的講者參與討論。現場和電視機旁的觀眾可以向他們發問問題或者表達他們個人的意見。李濤邀請我和聖嚴法師作為其中一集的講者，聖嚴法師是一個很出名的佛教僧人，他曾經在一間日本大學取得高級學位，而且也是一個修襌靜坐的出名導師，由於他曾經對天主教教會懷著質疑的態度，所以當我被邀請時，也躊躇了片刻，最後還是接受了邀請。

李濤告訴我要穿著神職人員的服式，因為他希望我和聖嚴法師所穿的衣服帶給觀眾視覺上的對比。那時，我對聖嚴法師認識不深，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他，我害怕自己用了不恰當稱呼冒犯了他。為了準備這個節目，我沒有刻意去研讀佛學書籍，我唯一的準備就是靜坐冥想，在靜坐中，我所默想的就是以往曾經和僧人的會面。以往和僧人會面全都是很好的經驗，每一個相遇我都記得很清楚，大概也有十次吧，每一個對我來說都是那麼有意義的。我嘗試用一些有趣而扼要的方式將這些經歷在腦海內重新體驗一次。

當我進入錄影室時，我看到聖嚴法師已經被他的信徒圍繞著。我雙手合什，用佛教的禮儀方式向大師說了一聲：「阿彌陀佛」。大師也緊著回禮。我嘗試用親切友善的態度和他交談。在交談中，我感到他同樣有點兒緊張。後來，他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出現在電視台的現場節目��，所以感到有點緊張。他還感激我對他的安慰。

每當回答觀眾的問題時，我會嘗試做兩件事情。第一，就是禮貌地回應大師之前所談論過的事，或者補充其他意見。每次這樣做的時候，我都感覺到大師變得輕鬆起來，而且他還帶著感恩和友善的心看著我。我相信他能夠明白我的出發點，就是建立友善的對話，嘗試發掘大家的共通的地方，而不是互相爭辯對方的信仰。

第二樣事情，就是我會將我的故事以生動幽默的方式表達出來。有時，我知道我所講的故事未必可以直接回答觀眾的問題，但我的經驗告訴我這個並不太打緊。在電視��，最大的「罪行」就是令到觀眾感到悶場。如果你能夠控制到觀眾的情緒，令他們感到興趣和開心，你的答案是否切題已經不相干了。

好多神父和神職人員害怕在螢光幕出現，因為他們擔心會答「錯」問題。他們將傳媒訪問視為一種神學考試，甚至視作為正統信仰的測驗。其實，電視並不是一個只作舉行學術辯論的地方。觀眾只會記起被訪者的外貌和行為，其他詳細的內容已經不重要了。節目完了，我立刻走到大師面前。他也伸開雙手，熱情的將我的手捉著。觀眾最後看到的鏡頭，就是一個天主教神父和一個佛教僧人互相淺笑和擁抱的鏡頭。但這其實只是一個故事的開始。

聖嚴法師答應會來光啟探望我。以後，他來探訪我好幾次。每次見面都是一個豐富的經驗。後來他更邀請林清玄和我協助他參與全台的環境保護運動。林清玄是一個出名的作家，也是一名佛教徒。這次運動成功地證明了一個宗教團體怎樣在傳媒的效應下，總動龐大的資源，在數天內引起全台的回響。聖嚴法師出了一本名叫《心靈環保》的書，內容詳細敘述了法師對環境保護的看法，他認為社會的責任和行動都是沿自我們的內心。為了宣傳環保運動，法師曾經在台灣的主要報紙連續兩星期在頭版刊登廣告，在連續的九日��，報紙刊登了法師、林清玄和我分別所寫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從我們各人的立場怎樣看環保。每間七十一便利店都放置了籌款箱，宣傳這次環保運動。在第十天的宣傳活動��，警察廣播網絡在週日正午向全台播放一個兩小時的小組討論。這個小組包括我們三個和一個知名的電台女主持。幾年之後，台灣的市民都能夠記起「心靈環保」的口號，而且還記得這次運動是由天主教和佛教聯合舉辦的。

這類由宗教團體所辦的活動並不是時常舉行的。在天主教的文化��，我們會著重機構、演講、講道和授課，但不會依賴傳媒運動。如果主教會議能夠商討和其他宗教團體合作共同應付社會問題，每年舉辦十天的傳媒運動，一齊動用社會資源幫助解決問題，相信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力。支出方面也會相對減少，因為商業和其他機構都樂意提供贊助，藉此加強宣傳和改善公司的形象，教會亦可以表達對社會的關心，通過這些運動宣揚教會的價值觀。除此之外，更可以表達基督徒的友愛精神和開放態度。通過這類活動，教友有機會去發掘和一展他們的專業才能，為教會和社會出一分力。

與文化對話：價值觀的培育與衛星電視

第三個有關傳媒作為福傳工具的例子，就是衛星電視的傳送。這種福傳媒介能夠廣泛滲入普羅大眾的每天生活，甚至乎影響整個文化。

大約在十二年前，有兩位年輕的兄弟來到光啟。他們希望成立連鎖學校，教導中國學生學習英語。他們聯絡光啟，希望我們能夠協助製作一些學習英語的電視節目，然後錄成錄影帶作為教材，並且用作宣傳介紹學校之用。他們邀請我做該節目的主持。結果，我們真的一起合作，成功完成一個叫「傑瑞叔叔說美語」的節目(Uncle Jerry's English)。在這現場節目中，說中文的嘉賓要用英語，而外國人則要用中文。節目的內容佷豐富，包括短劇、唱歌和跳舞。很多學校現在仍然用這節目作教材，有線電視每天都有多次放映這節目。這類節目能夠迎合觀眾的需要，通過一種輕鬆的手法幫助觀眾掌握實用英語。由於節目性質不會隨著時間變得過時，只要重新包裝便重新發行和播放，所以觀看這節目的人數不斷增加，能夠深入滲透整個社會。

衛星電視台在十年前已經知道這節目能夠迎合中國大陸的需要。為此，他們製作了很多有關類似的節目，例如「五分鐘美語」(Five Minutes of English)、「傑瑞實用美語」等。每星期都會在黃金時段播放幾次。在衛星電視的鳳凰台播放下，這些節目大陸都有很高的收視率。

這和福傳工作有什麼直接關係呢？其中之一的關係，就是大陸的觀眾會發現原來傑瑞叔叔(Uncle Jerry)就是傑瑞神父(Fr. Jerry)。我們希望這能夠在觀眾眼中建立一個良好的教會印象。我們都知道在大陸，教育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但宗教仍然是比較敏感的問題。或者，通過作一種非正式的教育會是一個好的起點，在這背後，相信和福傳工作會有較深層的關係。

數年前，我閱讀了斐利耶(Paolo Friere)的書籍，名叫《受壓迫者的教學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斐利耶描述了一種制度，它能夠利用閱讀和寫字的訓練，幫助貧苦和被壓迫的人民了解他們的處境，明白什麼因素做成這局面和怎樣改善環境。在表面上，老師只是教導閱讀和寫字；但實際上，他們正幫助人類培育的工作。我相信電視正可以扮演這角色。一方面它可以提供非正式的教育給觀眾；另一方面，也可幫助培育觀眾的靈修和價值觀。

語言學習的節目會是一個很好的渠道，因為語言的運用牽涉生活每一個層面。所有傳媒製作背後都隱藏著某種價值體系。假如這體系是基督徒的價值觀，那麼這些節目便可實踐福傳的工作。

譬如，當一個英語電視節目要介紹一些生字如「樹」、「花」和「大自然」，它可以利用「假期」、「遠足」、「伐木」和「栽花」等例子作解釋。與此同時，它也可以藉著短劇、英語造句、唱歌等活動，宣揚基督徒的價值。通過生字的運用，如「環境」、「個人責任」、「資源的保護和享用」和「人類大家庭的團結」等，幫助培育觀眾的價值觀。這些節目甚至可以發問有關地球的來源，邀請觀眾反省生命的奧秘。

尊重他人、關心無助和殘疾的弟兄、開放、誠實、公義、平等、慷慨等，都是節目可以灌輸給觀眾的正確價值。當介紹西方的特別文化時，例如聖誕節、復活主日、聖經故事、歷史事件、習俗、民歌等，都是很好的機會，將基督的信仰帶給觀眾。

藉著這方式，無論是電視、收音廣播、互聯網絡、宣傳運動、書籍或雜誌的文章，我們的基督徒價值觀都能為我們的文化加上色彩。

有效地運用傳媒為福傳的工作

我相信有效地利用傳媒為福傳的工具，是有賴一些重要的因素。以下是從我二十五年的工作經驗所得的意見：

1. 教會可以廣泛運用傳媒工具，將訊息帶到群眾去。在基督徒團體��，通訊、報紙、錄影帶和視聽節目都是牧民工作的重要工具。但只有大眾傳媒（電視、收音廣播、書籍、雜誌、主要報章、互聯網絡、電影等）才能深入地滲入小團體，甚至乎影響整個國家和文化。如果沒有傳媒，我們的細小的亞洲教會又怎樣能應付全亞洲龐大的人口的需要？

2. 教會所製作的節目和所舉行的運動應該迎合人民的需要。我們應該運用具吸引力的手法去切合他們的需求。無論察覺與否，物質和消費的社會意識每天都影響我們的生活。如果電視節目缺乏娛樂性，並且充塞著沉悶而難明的專門術語，很快觀眾便選擇離開，而節目本身也失去它的效力。

3. 最後，我們的節目一定要有清晰的基督徒的價值觀，隨著時間，觀��的態度和行為也跟著改變。

千禧年的來臨，科技將會使傳媒變更普及，更加多的人有機會接觸到傳媒工具。在此，讓我們懇切祈求聖神，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夠好好運用這些神賜的工具，有效地將天主的訊息帶到中國、亞洲和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去。

＊＊＊　網頁製作：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