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史學中的新動向
蘇國怡著
馮天駿譯
神思 第四十一期 一九九九年五月 75-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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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蘇國怡神父一文首先問：教會史是神學抑或是歷史？作者由這問題開始，帶出探討和著述歷史的方法。他引證不同作者的論調，讓讀者看出教會史學中多元的動向；他亦承認現代教會史已不再由神職界學者所操縱，非神職界學者憑其著作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個現象使辯論活躍起來，對整個教會史學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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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神思》以「現代神學動向」為題。可能部份讀者會自然的發出個疑問：這跟教會史學有什麼相干？難道教會歷史也給劃入神學科目範疇裡去？
事實上，問題自數十年前開始，至今仍在爭持不下，研議的正是這樣的問題：教會歷史是否神學？疑問並非單純是屬於學術性的，因為這是一個影響進行探討和著述歷史的方法。德國史學家葉丁 (Hubert Jedin +1980)，以所著述的 《特倫多大公議會史》
(Geschichte das Konzils von
Trient, 1949-75)和所主編的十冊《教會史手冊》(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1962-69) 極為當代人所稱道，在不同的著述中，亦從《手冊》(Handbuch)
全集的序言裡，主張歷史是神學科目，因為它具備了「基督所建立而在時空中成長的教會」 作為對象。當它從神學上獲得其作對象，而對象又為信德所接受時便屬「神學科目」。葉氏
(Jedin) 因而引出「教會史只可以在『救恩史』的觀點下被了解，其最終意義也只可以讓信德所把持」。 不過，他無意否認教會史也是個屬歷史的科目，其方法主要是根據既定泉源，以實證歷史的考究去確立事實。因此，結論是教會史是「神學，同時也是史學」。
與上述持相反論調者亦有人在，其中以韋濤康思苗(Victor Conzemius) 及若瑟區伯力高 (Giuseppe Alberigo) 為首。後者強調的是：「教會史的對象並非救恩的計劃—這必然會牽涉到整個創世工程的全面性歷史，也不可能是那從信德觀點認為在教會內生活是天國提前兌現的論調……。教會史學可預期研究教會的範疇，是她在時間中那相繼而來的可見事跡；自泉源中尋找的是現象的內容，而非天主聖意的涵意……。在衡量時神學採取以啟示的紀錄作為出發點的，教會史沒法被視為神學科目。」
區氏 (Alberigo) 認為史學家的任務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教會史俗化」作為基礎。另一位史學家蒲勒 (E. Poulat)
甚至進一步的強調，不論是否教徒，一位史學家應澈底忘掉自己的深信。這是否是件不容易的事？
另一位享有盛名的史學家羅傑歐拔 (Roger Aubert)，在他的《站在宗教史前的信徒與非信徒史學家》( Historiens croyants et historiens incroyants devant l`histoire religieuse) 一書中引伸出個較中庸的爭辯點。明顯各處極端的兩個論據，均強調著教會複雜的本質不同的元素，這本質是超性的，卻又顯露在一群人的可察的生活中。 此外也必須注意一個事實，就從事研讀教會史本身事上也有互異的因素，一位正在接受司鐸培育的修生，與一位只在學術研究上作探討過去的學者便並不一致。因此，在著述教會史上便免不了有方法上的差異。
史學家的職責便是對過去設置疑問，憑藉潛意識中時下提示給他的疑問來進行分析。顯而易見，史學家環境與狀況對他下筆著述的歷史，和對教會理解的態度發生影響。倘若有不同的教會學，或對教會方面存在著不同的關心，結果便以不同的方法呈現在對象眼前，和左右歷史的著述。只要略為瀏覽一下歷史便會了然於胸了。
直至十五世紀仍以奧斯定(St. Augustine)的歷史觀作為主導，那是根據名著《天主之城》一書中的理論而來，書的內容是以啟示為中心的一個世界歷史觀。企圖幫助當代的人瞭解在蠻族入侵時，羅馬城悽慘滅亡的寓意，奧斯定披露人類史上關鍵的時刻，傳達出兩個城邦的誕生。其一是天主之城，從創世而來，超越且普世性，導向永恒並與天國匯合，那兒洋溢著天主之愛。 對立的是地上之城，自加音兇殺而建，限於塵世，是個只有「自私而侮慢天主」的地方。兩個城邦同屬疆界無盡，世代並存且對立。幾位門生不像奧斯定般洞微觀著，在無怠於攷古尋源中發展成了個「歷史神學」，讓他們以一種天主的裁判手段來審斷各事件，從而取得引人向善的教訓。這是個滲和著神學與倫理成份的歷史：主張天主的安排就是教會史原動力。
隨著文藝復興時期的來臨，批評輿論開始對奧斯定觀作出抗拒。十六世紀，由基督新教改革而來的宗教爭辯進行得如火如荼，各教派在歷史方面大力發揮批判，替各宗派的信理正統而辯護。這樣，我們自基督教處留下「瑪德堡(Magdeburgh)鬥士」的教會史(1560-74)，而從天主教方面獲得一集巴勞尼 (C. Baronius)《年鑑》(Annals) (1588-1607)。後者的是部嚴格的文件式作品，有意對含有強烈的辯論意味的基督教的史篇作出回應。 兩者都為當證明，在探討歷史上，不曉得把設想過去和宗派辯護分隔開來，以致把過去認定應作為當前正統與真確的論點來處理。
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各自推出更多教派觀點的改革歷史，全帶著明顯爭辯意味。這些宗教論戰給歷史學科提供一股新的推動力，還特別容許發報了不少難得一見的文件。至於十七及十八世紀，歷史洋溢著博學鴻才的氣質，仍少不了那一片爭辯的氣色。
十九世紀，若翰亞當梅勒 (Johann Adam
Moehler 1796-1838)、杜平根 (Tubingen) 學派及慕尼黑 (Munich) 學派重新把教會史推動到神學與史學上。發行了帶有基本上科學化重要的批判作品，如《德國歷史之泉源大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826-)，至今日已累積超過二百冊。 另一冊毋容異議的重要作品，具備著科學化、客觀、附文獻、大致擺脫了護教掛慮，就是柏斯圖L. Pastor
(+1928)著作的《教宗史》(Geschichte
der Paepste)，自從德國天主教會面對著爆發了「文化鬥爭(Kulturkampf)運動」，被迫取採自衛立場的成果。柏氏(Pastor)確實有意以自己的著述來跟基督教方蘭克
(L. von Ranke) 的《近四世紀的羅馬教宗》(Die roemischen Paepste in den lestzen vier Jahrhunderten)一書作抗衡。
隨著教宗良十三世和他的Saepenumero通諭，給予史學研究一個大鼓勵。教宗指出：「歷史不應有任何虛報，也不得隱蔽任何真相」。梵蒂岡檔案室公諸於各學者，未幾，科學性的學術團體便如雨後春荀般出現。沒多久，即有多種高度科學性的作品面世，例如杜徹尼 (L.
Duchesne+1922) 和白迪科 (P. Batiffol+1929) 兩人。大修院課程的更新歸功於教會史手稿的刊行，它原為修生所用，編寫態度嚴謹，跟基督教眾多且部份精彩的同類條文，堪與逐一比美。 這種演進的成果，分別可以從法人費斯
(A. Fliche) 及馬丁 (V. Martin) 兩人一系列龐大的史集 (意大利文版共計二十五冊)中，及在1951-1956年彪梅耶(K. Bihlmeyer) 與脫勒 (H. Tuechle) 出版的三(亦有刊印成四)冊手稿中看得到，後者為好幾代史學家共同合作的成果。作品須就歷史各層面經過嚴格的分析，且須內容可靠而明晰，接受彪脫氏 (Bihlmeyer-Tuechle) 此類課本培育的都屬年屆五十的一輩司鐸。慣為人所採用的還有駱斯 (J. Lortz)所著，名為《在自我意識發展中的教會史》(Geschichte der Kirche in Ideengeschichtlicher Betrachtung) (1962年德文二十一版)，作風剛好跟彪脫氏背道而馳，一方面紀錄下事件的主要資料，同時也花上大量工夫著眼於精神現象，在疑難的解答，和在主角身上。
直到本世紀中葉，教會史學工作實際仍陷足於宗派與爭辯的「八陣圖」中，以致不論著述的歷史審閱起來也算嚴謹，還是帶有建設和戰鬥成份的。史學仍然帶有貝拉明(R. Bellarmine) 觀，即是說教會仍處在戰爭狀態中，底子裡有著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教會觀，是個歸根結底仍偏向組織化的教會、以羅馬及教宗亦即神職人員為統治中心、追隨正統及多數路線、並以顯貴人物為主的史學。近數十年間，宗教社會學的影響、基督意識衰退的驅使、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影響、革新的意願、
還加上非宗教史學的新跡象等，把圖像改變了不少，把宗教歷史學從各教會的獨家經營中抽離，重新予以定位，讓它納回普通史中去，那原就隸屬於它的範圍，且兩者可說是相依為命。現在讓我們從編著的實例中作個了解。
1964《新教會史》(The
Christian Centuries) 面世，作品共分五冊，由一跨國集團同時譯為七國文字，向九國發行。懷著一個大抱負，尤以提供給修生作為各年神學課程的基本教材，以解答大公會議年代的敏感問題。計劃打六十年代初期開始構思，搜羅了各方提議，於大公會議後完成。歐拔(R. Aubert)
不但是該計劃的推介人，也是大部份有關同年代文章的作者，在序言中點出史學工作的新趨向，而這也正是革新教會史的動向。這些趨向也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有關教會學的成果：首先，教會就是旅途中天主的子民、就是聖神的宮殿、就是天主臨在和行動的原始標記。這觀點當然預期會帶來一項顛倒：教會史是以天主子民史列為優先，而非聖統制。應對信仰「祈禱之規範，信仰之規範 (lex
orandi lex credendi)」的表現過程作研究，而勿在法理上去斤斤計較；騰出空間來容納禮儀歷史、虔誠敬禮的歷史、和在信徒團體內閱讀天主聖言的地位等。因此，要從一個過去曾忽略的大公主義新觀點入手。此外，那個一向以歐洲為主，卻只局限於幾個小數國家
(喻為矩陣的維也納、布魯塞爾、加地斯、拿不勒斯)，作為中心的意識，似乎已面臨著把它擺脫的時刻。
構思不錯，可是要實現過來，只靠個奢望絕無法把史學家一下改變過來；企圖在短期間要把仍在孕育中的思維了然於胸，甚或把仍在分析階段的問題與探討一起，作成綜合與全面觀點報告，那是談何容易。
獲得的結果教人困惑：例如，雖然大公主義是整個計劃中最具特色的標題，卻並無給予多大關注。較為可取的是歐氏 (R. Aubert) 筆下的幾篇作品。可是事實上，英文版中途便停了刊 (預期五冊只刊印了三冊)，不過，意文版卻感到有其所需而加增刊了第六冊，作為補充文中的空缺。
1970年德文《教會大公主義歷史》(Oekumenische Kirchengeschichte) 初版面世，從過去的教會史中決然「向前邁出了可觀的一步，減少片面與派別性的立論」，避開了接連好幾個世紀遭受困擾的宗派疤痕。自行標榜「從若望廿三世召開、並整個梵二大公主義時期以來，在編寫歷史層面上堪稱為首個偉大的產品」。
這套歷史書由一組德籍天主教和基督教史學者，另兩位東方禮學者的支助下，整編為三冊面世。 讀者可以獲得一個嚴謹的資訊，它不但就有關各別教派所發生的事跡上，同時更就過去各大事件上各教派作出的不同註釋間下過一番參照工夫才作下結論。
計劃並非是時髦的產物，可作梵二後重新精心泡製屬感性的，甚至可視為教會學的作品：「意識到信徒的傳承、及形諸於外的教會表現在歷史上從來都無法單獨存在；相反、每分承傳需要不但在自己歷史內部被了解，在談及別的教派及承傳時也要被認同」。撇開分裂和對立，基督承傳互補的發現被表揚為「史學多產的一項勝利」，不但是大公主義運動的成果，而在歷史本身的方法上也是一項突破，逐漸更著重於全面性的歷史上去。連在這種情況中，策劃與成果也並非常常互相吻合。
在教會史手稿層面上，可以發現在新教會學一開始的編列文稿中，即使已抵達範圍的介點，還是嘗試插入，並無忽略基督教及東正教的資料。例如，康比(J. Comby)的作品，《如何閱讀教會歷史》(How
to read Church History)，共分兩冊，以法文 (1984-86) 面世，有歐洲主要語文譯本，亦有日文譯本。至於要作進一步深入探討，值得提供的是1979年狄路莫(J.Delumeau)出版的《基督徒新歷史》(Histoire vecue du peuple chretien)，標題已一目了然。書中章節並沒依教會史的慣有傳統時期方式劃分。部份作者的標題含有啟示意味，略舉如下：「信徒逝世：預像與集體生活」(P-A Fevrier)；「第六至十一世紀西歐民間之牧靈」(P. Riche)；「反改革之本堂神父及教友」
(A. Molinier)；「第十九世紀意大利之宗教生活」(P.
Stella)；「十六至十八世紀墨西哥中部民間宗教及殖民地社會」(
在此我們接觸到引向探討新觀點的的另一項因素。近七十年中，民史的觀點已逐漸從政治──軍事──經濟史上，轉移到社會史去，即是探討群眾的社會──經濟狀況 (食物、居所、服飾、雇傭、交通、健康……等)。同樣在教會史裡重點再不祗放在組織 (宗座、羅馬統制、主教等) 上，而是在天主子民的具體宗教生活上了。主張循這新線索作探討的是狄路加
(G. De Luca)，著有《敬禮史之意大利文檔》(Archivio italiano per la Storia della pieta)。在民史方面則自1929年至法人布洛克 (M. Bloch) 及費維爾 (L. Febvre)，和布特(F. Braudel)，編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年鑑》(Annales–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中的研究方法學。在法國 (稍後亦曾一度在別的國家) 指稱隨著這些《年鑑》的軌跡，引致起社會 ─ 宗教史的探討，因而對信徒的一切宗教行為，與任何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全作了嚴密的研究，以期在描述、數量、及比較等項上收集到的結果，使用了現代統計應用上的所謂「數據」方式。因而可看到科技與法則方面的因素，正在給研究教會史的工作，開創出新標題領域。在我們的情況中，別的行業得來的探討，諸如教會中某些人士的「意識史」或「心理史」，不無遭受影響。
數據方法自然弄得為數不少的學者坐立不安，因為人的宗教或精神領域，就其本身超卓不凡的品質特性，似乎是絕不相宜以數作為衡量。話雖如此，宗教生活的幾方面表現亦能以數來衡量，還無疑地有利於人的內在領域的見識。恰如一位作家杜伯朗 (A. Dupront) 所寫：在人類社會中透過統計學可以使「需求、態度、實踐、或意識實現擴大」。例如，根據這些法則去探討牧民探訪報告的內容，概括著整個牧民實況鉅細無遺的事項，從領聖體者的人數起，以至堂口的不動產及動產的清單，或是組織善會的賬冊，或過去中產階級的遺囑及遺贈物，屢屢都能精密地重組出教徒及團體的生活情況。新式的研究方法跟舊式傳統的一起來應用，能夠提供更全面性的歷史，因而獲得一個對過去較完全的認識。
當我們披示這些新法和史學工作時，不禁像葉丁(H. Jedin) 般的自問，若非漸次地從教會史過渡到另外一個有異於它的基督宗教史的科目去，那麼，不自覺地便重蹈覆轍：教會史是神學還是歷史？憑著例子，我們經已注意到教會史學已不再是由一群閉關自守的神職探索者所操縱，而是給非神職學者們憑爭取、憑權利攫搶過來，把它插入被稱為最低限度理想的「全面史」中去。我們發現跟威望顯赫的神職作家
(如葉丁H. Jedin) 一起的，同時也有聲名遠播的非神職界學者 (如區伯力高G.
Alberigo) 建基於敏銳性和不停地進行探討的多元化教會學上使人振奮的作品，都在進行著重編。直至這種情況延續下去，在如何編著教會史上，我們都會受到活躍辯論所鼓勵，而這種辯論只會對編史有利，不但讓它所想研究的對象逐漸明朗起來，還在提供著非常有趣的內容，只會增加我們信徒一族對過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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