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友角度看亞洲主教會議
林純慧
神思 第四十期 一九九九年二月 50-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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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純慧女士以觀察員身份參與。她的文章提到大會確認教友傳教使命，並預期下一個千年可能成為「教友的時代」。提議包括加強教友信仰培育和靈修生活，打破「神職壟斷信仰培育」的局面，建立基層基督徒小團體以凝聚教友的力量，加強聖言生活等。她希望大會的聲明能有效地傳遞給基層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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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主教會議醞釀了三數年，終於在亞洲經歷動盪的時期召開，風雨飄搖，正當多少國家為經濟陷於困境而哀愁，又傳來種族戰爭、基督徒和華人受迫害，巴基斯坦的若望若瑟主教更憤慨以生命來抗議侵害基督徒及少數社群的權益。
亞洲教會就是活在這些環境中，這個「小羊群」如何向大多數非基督徒人民傳揚福音呢？教友能為福傳做到些什麼？這問題成為在為期一個月的亞洲主教會議的眾多議題的一項，與會的主教、教友和神職人員反覆討論，得出的結論是確認教友負有傳教使命，他們本身就是福傳者。對於教友在亞洲教會的角色，大會樂觀地預期下一個千年可能成為「教友的時代」，在閉會前的結語信息更指出「他們投身福傳，參與教會生活，積極熱心地參與基督徒小團體。」
教友是福傳者，談何容易，當教友處身於非基督徒的環境時，不敢公開表露基督徒身分者比比皆是，不懂聖經、教義的信眾也多得很，他們可以怎樣履行福傳者的責任呢？有些與會者尤其是觀察員都強調，加強教友的信仰培育和靈修生活是當務之急，需要打破「神職壟斷信仰培育」的局面。當然目前在不同的亞洲國家有不同需要，不能一概而論。
在幾位主教也就教友議題發言，多數針對牧民問題以及如何加強教友培育及改善靈修生活，正如菲律賓主教團教友委員會主席賴德明(Lagdameo)主教在會上談到教友在亞洲實況中的角色，提出教友是「共融的團體」，教友透過本身的崗位，在基督徒祇佔少數的亞洲傳揚福音，與其他宗教文化的人交談。另一位菲律賓卡理法(Claver)主教主張建立基層基督徒小團體可凝聚教友的力量，各類基督徒信仰更新組織也協助教友重燃信仰的心火，發揮「小羊群」的福傳精神。其他主教都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小團體是幫助信友的深化信仰生活。韓國的張益主教也促勤讀聖經，加強聖言生活。
大會花了很多時間探討教會與文化的關係，教會透過教友在亞洲多元文化和宗教的傳揚福音使命，使佔大部分非基督徒人口都能認識基督愛的訊息，並鼓勵教友負起與宗教和文化交談的責任，要把信仰植根於本土文化，使更多亞洲人認識這位生於亞洲土地的耶穌基督。賴德明主教認為，教友既生活在伊斯蘭教、印度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氛圍中，也是基督臨在的工具；教會一向透過教友的俗世性，參與世界的經濟、教育、科學、娛樂、通訊、政治。
然而，今天亞洲面對經濟困境危機、全球化、壓迫、邊緣化、極權統治，教會又如何使基督徒臨在社會？賴德明主教認為傳播福音必須在地方教會推展，教友必須維護無聲者和窮人，在他們中間福傳，並對亞洲的精神生活和對周遭事物敏銳，以揭示耶穌基督在亞洲多元文化土地上的面貌，逐漸把基督的價值灌輸到意識形態、法律及社會結構上。再者，在亞洲，不論在較先進或發展中國家，物質主義泛濫，精神生活逐漸被遺忘。大會有多位主教和觀察員強調靈修生活，返璞歸真，祇有精神生活才能逾越俗世沉淪，抗衡物慾主義和不斷摧毀生命的死亡文化，例如：自殺，戰爭等。來自馬來西亞的觀察員呼籲教友和神職人員都要回歸祈禱、默觀，與上主及他人修和為現今締結真正和平的方法。
教友培育和靈修生活以及教友在亞洲教會的福傳角色，取得大會重視，閉會的信息指出：「教友在教會的使命中負有重要的角色。許多徵兆顯示，聖神日益增加他們的重要性。即將來臨的千年可能被稱為教友的時代，他們投身福傳，參與教會生活，積極熱心地參與基督徒小團體。更新的計劃、教理講授及天主教教育機構在培育教友成為傳教士過程中有決定性的角色。為準備他們適應轉變的社會文化及政治經濟制度，我們必須讓他們得到全面的社會及倫理訓導知識。」
雖然眾多的牧民問題，如維護生命、家庭價值觀、青少年的信仰培育等都有觸及。不過，教友參與教會內任領導決策，卻沒有在結語中反映出來，而女性議題則側重於女性自強和兩性平等問題上，卻沒有談到參與教會決策的角色，筆者感到可惜。同時，在二百二十五位出席大會的參加者中，祇有二十位是教友，共八女十二男，都是被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大會，佔觀察員總數的一半，他們包括律師、大學大專教授、司法界、傳媒工作者、銀行家、教會援助機構主管、牧靈工作者、經濟學家、學生等；在十八人專家組，祇有高夏芳修女一位女性，其他全為神父；全部二百多人中，修女及女教友祇有十七人。其實，若大會可考慮把這個男女比例調整，增加教友在專家之列，更能使教會成為一個各方參與的教會，邁向更開明之路。事實上，若要對症下藥，教友、修女中，不乏對教會及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有研究的人，他／她們的參與，或許更能洞悉時代信號。
際此，在期待教宗蒞臨亞洲頒布宗座勸諭，筆者認為無論大會結論如何，發表聲明文章多少，若果不能有效的傳遞給基層教友和其他亞洲人民，其價值有商榷餘地。正如與會的一位斯里蘭卡觀察員律師向老闆請假一個月時，被質疑為何浪費時間於一些「缺乏生產力」的事情上。亞洲主教會議是否「有價值」，就要看其內容、結論和信息是否有效影響教內外的人，令他們產生共鳴和轉化，至少對會議有些迴響。誠然會議結束大半年以來，暫未見教會成員對會議內容有任何積極或廣泛回應，遑論其他宗教或文化傳統對此表態，寄望教會藉有效的教會傳媒把會議信息發放，引起信眾討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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