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廿九期 一九九六年五月 2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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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陳雄根先生的文章旨在說明，以文學的手法宣揚教理，每能加強宗教的感染力。中國優美的宗教作品，多半有極佳的文辭雕飾。聖經中不乏有文采的佳作，如聖詠及福音中之比喻等。最後作者呼籲有能力之士，應以不同的文學形式去傳福音，必能使福傳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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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殷商時代，知識掌握在巫祝手裏，國家的事，大如戰伐、祭祀、求雨、祈年、婚娶，小如卜問疾夢、田獵、出入吉凶等，都取決於占卜。記錄卜辭的，正就是負責卜問的巫師-- 貞人。卜辭的內容，不少與祭祀求神有關，如：
1. 庚寅卜，爭貞：我其祀于河？(《乙》2588)
2. 帝其 我？(《庫》1811)
或問祭於河，或問天帝是否降暵，內容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雖然卜辭內容談不上有文采，但不失為紀實之言。
《易經》是卜辭以後的重要文學資料，它的時代約在商末周初。《易經》的內容，大多是卜筮的文字，然與殷墟卜辭質木無文的內容比較，《易經》不乏富有哲理和有詩意的小品。如：
1.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用九》)
2.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首例以天體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的自然卦象，以言人事當取決於天，勉力自強，無有止息。例二雖是卜筮之辭，但它已是有韻之文，並將古代社會搶婚的情景活現出來。《易經》時代，文字已不徒然是如實紀事，而開始寓以哲理，並帶有
文采了。
由爻辭的演進，接著出現的宗教文學，有周初的《頌》詩。《詩大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樵《通志‧樂略》說：「宗廟之音曰頌。」這兩段話正說出頌詩的性質，是昭告神明一類的宗教作品，如《周頌‧思文》一篇
：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令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是周初郊祀后稷以配天的樂歌，將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作為讚揚的統一體。除《周頌》之外，《雅》也有類似的祭祀的詩篇，如《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篇中所言，不外乎是對上帝敬畏和對祖先的崇敬。可見文學發展之初，與宗教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戰國時代，南方文學特盛，代表著南方文學的，是以屈原為首的《楚辭》。《楚辭》保存著南方文化的特徵，其中之一是它有著濃厚的宗教情調。如《楚辭》的《九歌》，本是一組民間祠神的巫歌，經屈原的加工潤色，成為詞藻華麗，哀怨動人的祭曲。王
逸《楚辭章句‧九歌‧序》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諷諫
。
王逸認為屈原作《九歌》，意在寄託己之冤結，後世學者對此說法不一，但他說《九歌》敷陳事神之敬，這點是學者一致公認的。
《九歌》中祭祀的神祇，包括了東皇太一、雲神(雲中君)、日神(東君)、司命神(大、小司命)、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還有歌頌為國禦敵捐軀的亡魂(國殤)。《九歌》中有不少篇章具陳祭祀場面之盛，如《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唱。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本篇以莊重肅穆為基調，透過祭祀時服飾、陳設、祭品、歌舞等的描繪，反映出敬神之心，娛神之意。
《九歌》對所祀之神的形態也有細膩的描寫，如《雲中君》「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寫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窮無極。又如《少司命》中「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寫司命神來
去飄忽不定。又如寫山鬼的容貌服飾，則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山鬼》)不同的神祇，作者都有恰如其份的刻劃。
此外，《九歌》對神的眷戀之情，也寫得入木三分，如「思夫君(按：指雲中君)兮太息，極勞心兮癑癑」(《雲中君》)，「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按：指湘君)兮陫側」(《湘君》)，「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按：指湘夫人)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湘夫人》)等，對諸神的思慕情懷，都曲盡其意。
屈原將民間鄙俚的祭神歌曲，更定其詞，寫成一套「綺美以傷情」(見《文心雕龍‧辨騷篇》)，傳誦千古的詩篇。由此可見，優美的宗教作品，除了能動人以情外，文辭的雕飾是不可缺少的。
自漢以後，用文學手法表達的宗教作品，還是迭有所出。像漢的郊祠歌、魏晉的游仙文學、南朝的志怪小說、唐代的變文、明代神魔小說(如《西游記》)等。上述的作品，都以不同的文學題材來宣傳宗教思想，這裏限於篇幅，只好從略了。
以上舉了一些中國文學與宗教的例子，意在說明一點：以文學的手法去宣傳教理，每能加強宗教的感染力。孔子曾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文)。的確，沒有文采的作品，是較難打動人心的。試看看《舊約聖經》，對上主的讚語，寫得最美麗的，莫過於《聖詠集》，而其中第二十三篇「上主是善牧」一首，更是廣為傳誦：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實在一無所缺。
他使我臥在青綠的草場，
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
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
他為了自己名號的原由，
領我踏上正義的坦途。
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
我也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住。
你的牧杖和短棒，
是我的安慰舒暢。
在我對頭面前，你為我擺設了筵席；
在我的頭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
在我一生歲月裏，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
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裏，直至悠遠的時日。
達味在詩中先把上主喻為牧者，自己是一隻蒙福的羊兒，此下一連串設喻，寫自己在牧者眷顧下領受的福份：靈魂獲得甦醒，行正義之路，福杯滿溢，幸福永隨等。詩篇的歌詞雖幾經轉譯成中文，但我們依然領悟到詩歌寫得非常優美，非常動人。
新約四福音，主要記載耶穌童年事蹟、傳教及受難經過。耶穌所說的聖言，可謂字字珠璣；然而，我們在接受耶穌聖訓之餘，可曾從文學的角度看耶穌是如何宣講道理呢？試看瑪5:1-12所言的真福八端，便是以排比的句式來說明哪幾類人獲得真福。其次，耶穌又善於用對比的手法來說理。如祂勸諭世人不要過份憂慮物質的需求，便以天空的飛鳥不播種，不收穫；田間的百合花，不勞作，不紡織，天主尚且養活它們，何況是尊貴的人類！
透過言樣的對比，耶穌反覆強調世人不應為物慾而擔憂，而該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見瑪6:25-34)。以對比的手法敷陳道理，說服力自然大大加強。
和對比的手法相近，耶穌往往從正反兩方面立論，如瑪6:1-6談論施捨的精神，便用上這一手法。祂指出不可像假善人般唯恐別人不知道自己所作的善行，而該隱而不露，這樣才得到天父的賞報。這段教訓如此打動人心，與此種修辭手法不無關係。
耶穌最常運用的說理手法是比喻。瑪竇福音十三章連載耶穌所講的六個比喻，其中第一個比喻以撒出的種子，落不同土地上，有不同的成果，比喻不同的人接受福音道理後的反應，只有聽了話而了解的人，福音才能在他的心裏紮根，才能結出十倍、百倍的
果實。其他的比喻，在四大福音比比皆是，如惡園戶的比喻(谷12:1-12)，芥子與酵母的比喻(路13:18-21)，法利塞人和稅吏祈禱的比喻(路18:9-14)，葡萄樹的比喻(若15:1-11)等。正如瑪竇福音引述先知的話語：「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說出由創世以來的隱密事。」(見瑪12:35)耶穌大量使用比喻宣揚天國的道理，祂多取人們習見的事物設喻，既貼切，又傳神，故能深深打動信徒的心。此外，基督傳道的手法尚多，在此不一一縷述了。耶穌基督雖不是個文學家，但祂傳道所用的修辭技巧，卻是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要素。
由上可知，宗教與文學是有著密切關係。傳揚天國之道，當然要用美好的辭藻來修飾，使能傳之久遠。今天，我們可用什麼文學形式來頌主和宣揚福音呢？形式是多著的，如聖詠、詩歌、散文、戲劇，不一而足。然而，當中可有文采之作呢？恐怕便不多了
。箇中原因，本文不擬在此探究。可是，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傳揚基督教義，是每個教徒義不容辭的責任。教徒當就自己所長，循不同途徑，量力盡傳教的本份。教友之中，當不乏文采華茂之士，設若他們能騁其文思，以不同的文學形式來傳播福音，那
末傳播的路上必然異彩紛呈。至於如何鼓勵教友積極撰作，則是教會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