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十六期 一九九三年二月 6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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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解與心理治療」一文，是節錄三位香港大學研究生的報告。作者分別從天主教及心理學的立場看告解聖事，繼而比較告解與心理治療，最後提出對培訓未來司鐸及心理輔導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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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和心理學各以狐疑的目光彼此相望，由來已久。要把這種心態根除，談何容易。不過，近年來的發展，已喜見對話的端倪。為了信友的需要，牧靈的輔導應時興起，教會見到，神學佐以心理學，能夠給信友提供更妥善的照料。心理學也輕敲宗教傳統寶庫的大門，甚至闖入法定神聖禮儀的領域。告解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一件聖事，有明確規定的禮儀。這些禮儀顯示出某種積極的功效，把它們視為某種形式的心理治療，亦無不可，因為它們一如其他的心理治療，具有一定的治療價值。本文旨在一探告解聖事的神學和心理學的層面，企圖有更進一步的發現。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希望能夠找出心理治療和告解聖事兩者之間的共同特徵，以期給傷痛苦惱的心靈，增強治療的功效。
究竟，何謂告解聖事？告解聖事也叫做懺悔聖事，或修和聖事，是天主教會的七件聖事之一。對此，天主教的教導很清楚明確：「懺悔聖事是領洗之後所犯重罪獲得赦免的慣常方法。(1)不過，有些信友的悟解不無偏差，他們只注重外在的宗教儀式，忽略了內在的生活革新，以為這些儀式具有魔術般的神奇力量，好似一紙可以換取赦免罪過的證券。然而根據天主教的教導，這些儀式本身是一種邀請，邀請罪人回頭改過，重返天主的正道。此教導現在一如已往，從未稍有更改。教會也承認，基督原可以不在聖事之內，凌駕聖事之上，分施聖愛的救恩，赦免人們的罪過；但是實際上，他以典型的實例，亦以明確的言語宣告了，「他願意採用這珍貴的聖事，作為傳達和分施救恩的有效方法和正常途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司鐸是聖事的主禮者，他以教會的名義，並嚴格地依照法定的條件，施行由教會明文規定的聖事。所有的基督信徒，包括司鐸在內，都蒙召作為彼此間修和，以及與世界修和的記號和聖事(天主教會專用的意義)。
經年累月的重覆，足以使人的行為僵化，修和能夠成為形如一個布施寬恕的外在儀式。然而，告解聖事，或修和聖事，不論從宗教的觀點來看，或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有其治療的功能。只須閱讀一些有關的文章書籍，即可獲得證實。
坦認自己的罪過，且撇開天主教的聖事不論，本身就有一種疏導和治療的功能，對此，西方的土著，遠在外來的西歐移民涉足之前，早已有所知聞。人類學者雷蒙˙帕雷斯(Ramon Parres)在分析當地的文化、信仰、象徵、以及多方面的文明之後，發現(1979年)中美洲的納瓦脫(Nahuatl)部族經已有告明的習慣。在治療的過程中，醫生會命令病情嚴重的患者坦認自己的罪過，甚至會積極地搜索患者的心靈，深入最隱秘的角落。這裡必須強調，這個部族不相信地獄的存在。
在被判入獄的囚犯中，因領受告解、聖體聖事而產生「再生」經驗的事實，並不少見。至於這類經驗只是暫時性的，或是長期性的，主要在於他們的看法。如果他們不以為艱苦的生涯從此就會魔術似地消失，這時，我們可以放心肯定，他們的「再生」的經驗是長期性的。西爾弗曼(Silverman)和奧格爾斯比(Oglesby)兩位學者發現(1983年)：坦認個人的過錯，在這經驗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有關聽告司鐸在告解聖事中的角色，在過去已存有兩極化的傾向。一種傾向是，聽告司鐸在告解聖事中的位置應嚴格地局限於聖事的範圍之內，對心理的層面，他應該小心地保持距離；一言一行，應堅守官方的身份，絕不用私人的名義；與告罪者的交往，慎勿牽涉個人的情緒和感受，為使告解聖事的運作盡可能地成為基督的行為，不容任何人的做作所取代；為達到這個目的，聽告司鐸應鼓勵懺悔者在告罪時，一如直接向基督本人訴說自己的罪過，而非向另一個人作自我披露。因此，在告解時，倫理的教導、靈修的輔導、精神的指引是不受鼓勵的，因為這些都不屬於告解聖事的核心。告解聖事的要點是宣告主的聖言，為使懺悔者覺悟到天主愛他／她，天主在給他／她說話，並邀請他／她在聖事中隨從他。此外，在告解聖事中，可靠和有效的引導談何容易！因為司鐸對懺悔者的實況不容易有充分的認識。
另一種傾向正巧相反，聽告司鐸應做的，正是要以朋友的身份，施行告解聖事；在與懺悔者交往的時候，應傾入他的情緒，顯示他的溫良慈善，以贏得對方的好感。不錯，司鐸聽告解，是在施行一件聖事，是在分施天主的恩寵。然而聖事的施行者是一個有肉血的人，是一個有生命的工具，是由他直接接觸懺悔者，後者也是一個人。有時候，懺悔者期望能夠見到，司鐸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良師，是一個足以信賴的朋友。於是，在分施天主奧蹟的行動中，不能不牽涉到許多因素，其中不少是純粹屬於人性方面的。因此，告解聖事，首先是一件聖事(賦給聖寵的記號)，然而在此聖事中，人性的因素，要比在其他聖事中，佔著更多更重要的位置。
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告解，能夠發現什麼？告解和心理學實然不用互相排斥。依照容格(Jung)(托德Todd, 1985年)的看法，宗教信仰乃屬人的天性，人一旦失足犯罪，就需要向授有赦罪權力者坦認自己的過錯，以獲得罪過的赦免。容格亦提出告解的治療功效，自許多個世紀以來，早已為人所知；他更認為，沒有告解，在倫理的領域裡，罪人勢必淪為淒涼的孤島。容格對告解的看法，無異是彌補心理學與宗教之間缺口的橋樑。以往的事實莫不在在指證，堅強活潑的信仰，對一個為各種困擾所擊傷的心靈，具有積極的治療價值。因此，基督的信仰理應受到推薦，更在治療的過程中可接納採用，而不是視若無睹，甚或加以排斥和攻擊。
1987年，在法國里昂，法語醫學心理學社舉行第30次對話。討論的題目包括下列各點：罪人向聽告司鐸告明自己的罪過，病人向心理醫師傾訴個人的處境，兩者之間平行的現象；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罪過和告解，以及從心理治療的角度看神操。時至今日，在祖傳天主教的國家裡，心理學者已有足夠的才智，知道怎樣從宗教的行為中，尋求治療的功能。
美國心理分析家埃里克森(Erikson)的「八階段」點出了應該達成的任務。里希特(Richter, 1986年)建議對懺悔和告明作一次新的透視，因為，為回顧個人的一生，達成自我的整合，懺悔和告解應是符合心理學的方法。布林克(Brink, 1985年)認為，在一個人的後半生，為維護或恢復精神的健康，宗教扮演著重要和積極的角色。一共有七個維護和恢復精神健康的途徑，被提出來討論，告明和赦罪，幾乎佔了第一位。
牧靈心理學也嘗試在告解與心理治療之間，尋求兩者的親和性。梅多(Meadow, 1989年)曾把依納爵神操的四週與容格所倡導的心理治療一一比較。他發現神操的四週，與容格的治療四步，有近似之處。它們就是：自白、解釋、陶育、蛻變。這裡的自白顯然未必一定是告解聖事中的告罪，雖然也不一定排除。無論如何，接受個人的弱點，承認自己的過錯，是自白的要點。
有些學者倡議，心理治療和告解之所以雷同，因為兩者均以消除罪感和改善心態為目標。告解更富禮儀的形式，而心理治療較重客觀的事實。若以真我為目標，作全面性的人格重建，心理治療應是一個更有效的重建過程。有人指出，告解和心理治療若攜手並肩、共同行動，為重整一個人的生活，遠比獨斷獨行，定能作出更有價值的貢獻。
司鐸在告解聖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理醫生在心理治療時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方面均很相似。他們應該善於悟解人意，大量包容接納，多方支持鼓勵。他們能夠耐心聆聽懺悔者／求診者的傾訴，給予及時的指導，協助對方提高自覺的意識，袪除成長的障礙，充實自身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相異之處。首先，聽告司鐸和心理醫生對當事人的行為都須作出判斷，但判斷的性質互有不同。首先，前者的判斷是裁判性的，而後者的判斷是非裁判性的。在告解聖事中，聽告司鐸一如教會的法官，以教會的名義發言行事。他的價值判斷是絕對的，因為是以天主的教訓為基礎。他沒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因為當事者的行為，在基督的教導之下，是非分明。至於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心理醫生的判斷是非裁判性的。他當然有個人的價值觀，然而不能用作為判斷求診者行為的標準，因為求診者的價值觀，因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相異，而有所不同。
其次，聽告司鐸、心理醫生對當事人的罪感，能各有不同的看法。在聽告司鐸，懺悔者的罪感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是悔改和修和的動力。一個人要是沒有罪感，他／她就不會承認自己的罪過，也不會去辦告解，結果，體驗不到天主的聖愛和慈悲。對心理醫生來說，在治療的過程中，求診者未必心懷罪感；如果有的話，有時反能成為個人成長的阻礙。再說，在告解聖事中，懺悔者的心目很清楚，他／她知道自己的問題在何處，也曉得自己犯了什麼過錯；在心理治療時，大多數的當事人，至少在最初幾次會診時，會感到迷惘困擾，不曉得問題究竟出在何處。
再者，在告解聖事中，聽告司鐸給予指導，主要是因為他是個神學和靈修的熟手。在心理治療中，心理醫生給予指導或不給指導要看客觀的情形、問題的性質、以及求診者的性格而定。
最後，但並非無關緊要，告解是件聖事，是直屬宗教信仰的行為；而為心理治療，求診者能夠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也可能是個極其虔誠的信徒。
告解聖事或修和聖事，既然在許多方面有心理治療的功效，人們也許願意知道，在治療的過程中，聽告司鐸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一如托德解釋，容格認為司鐸所扮演的，是一個「赦罪大使」的角色。司鐸自教會領受了赦罪的權力，而教會的赦罪權力，則受自創立教會的耶穌基督。然而這受命奉派的赦罪大使，只是機械式地宣告罪過的獲赦嗎？只是罪過獲赦的外在標誌嗎？抑同時肩負著其他的使命。
既然心理學家，一如1987年參加里昂對話的學者，把告解和心理治療相提並論，我們就有理由假定，聽告司鐸與懺悔者之間的關係，類似心理醫生與求診者之間的關係。哈里森(Harrison, 1988年)分析但丁神曲的「煉獄」，將維爾吉爾(Virgil)帶領但丁神遊的引導與心理醫生協助求診者康復的治療，互相比較。司鐸既然作為天主寬恕罪人的橋樑，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心理醫生十分相似，在赦罪的過程中，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即使目前仍有不少司鐸繼續堅持，告解既為聖事，應讓天主的運作暢行無阻，不容外來的因素參雜其間，因而反對任何形式的指引輔導；但另有許多司鐸，尤其受到牧靈經驗的激勵，認為在告解聖事中，神的運作、人的行動，並無互相排斥之處，因而採取更積極、更主動的態度。話到這裡，一般信友，在告解聖事中，究竟期望聽告司鐸如何執行他的任務？而聽告司鐸本人，究竟希望自己應有怎樣的表現？這些便是我們在下面有意探討的課題。
本討論採用說明的方式，意在發掘心理治療與告解之間的共同因素，希望能夠有助於神學與心理學，在苦惱的心靈上，增強治療的功效。首先，我們集中於告解聖事，企圖發現那些是期待於聽告司鐸的適當態度，不論從聽告司鐸自身來說，或者從懺悔信友方面來說。此外，我們將探測懺悔者在領受告解聖事之前、之時、之後內心的感受、他們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以及那些感受和那些狀態的演變情況和相互的關係。最後，根據發現的資料、分析的結果，我們將作出若干假設，並引伸它們的含意。
根據本研究所得到的資料，在聽告司鐸身上，人們最希望見到的態度，包容接納佔首位，這是神職界和平信徒的共同看法。善解人意、和譪可親、真誠的友誼佔第二位，對此，神職界和平信徒的看法也一致。在這方面，神職界和平信徒看法的一致，確實引人注目。這些態度十分重要，是行使告解聖事的基本態度。本研究的這項發現，不但與比較告解聖事和心理治療的異同所得出的結論相吻合，更獲得前人研究的發現所支持，如：庫利和拉茹瓦(Cooley & LaJoy, 1980年)、洛爾(Lorr, 1965年)的研究發現，包容接納和善解人意關係十分密切，簡直是形影不離，並對心理治療產生正面和積極的功效。期待於聽告司鐸的另一心態，便是樂意提供幫助的舉止，而精神方面的幫助佔第一位；對此，神職界和平信徒的意見亦相同。然而究竟那一類的精神幫助更為重要，兩方卻各持不同的看法。平信徒更強調實際的幫助，而神職界更注重心理的幫助。
本研究發現以下各點：聽告司鐸友善接納的態度、樂意助人的舉止，信友一方預期的告解效果，兩者之間有著相互的關係；信友一方告解的動機，司鐸身上明顯的接納態度、助人舉止，兩者之間有著相互的關係；信友告解的動機，告解的預期效果，兩者之間有著相互的關係。現在，我們嘗試依據這些發現，作出一些假設，同時加以註釋。
第一個假設：告解聖事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實用方面所產生的效果，例如：與天主重歸和好的感覺、消除內心的罪感、擴展自我接受的幅度、刷新來日生活的取向等等，這些效果很可能是在施行聖事的過程中，聽告司鐸接納友善的態度和樂意助人的舉止產生的結果。不過，一如上面的發現所指出的，也能發生互為因果的情形。
第二個假設：這次告解動機的產生，可能是受到了上次告解的影響，就是說，在上次告解中，聽告司鐸接納友善的態度、樂意助人的舉止影響了他，促成了這次告解的動機。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聽告司鐸接納友好的態度，樂意助人的舉止，能夠使信友告解日見減少的情況，改善過來。不過，這裡我們也應該注意，聽告司鐸的友善態度和助人舉止是否為信友所覺察，也可能受到信友本人的動機所影響。
第三個假設：加強告解的動機，能夠導致告解產生更大、更積極的功效；反過來說，也是如此。這似乎是相當明顯的。在這幾對變化之間，雖然有著一定的關係，但是並不牽涉到關係的取向。若有第三個變化滲入，關係的取向，可能就會引起。不過，這是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上面那些相互的關連，為了解司鐸與信友之間的超然交往，及其重要性，不無幫助。在告解聖事中，司鐸越接納信友，信友越能接納自己。這是說，一個人自我接納的程度，就要看他／她受到接納的程度(Brammer, Shostrom and Abrego, 1989)。此外，在告解進行時，司鐸接納信友的程度越大，在告解結束後，信友罪感的意識越小。這也是說，司鐸的接納有助信友罪感的消失。
信友對未來生活所作出的新取向，可能是受到了聽告司鐸的影響。因為在告解中，司鐸通常對問題的看法，提供新的觀點，以協助信友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向與目標。不過，其他因素的滲入和影響也是可能的。
有時候，聽告司鐸的表現，並非符合信友的期待：聽告司鐸為透視問題所提供的觀點和分析，為化解困難所給予的指導和鼓勵，為促進革新所建議的取向和目標，多次並不符合信友的需要和期望。這分歧和距離，應能喚起聽告司鐸對自己的表現多加反省，作出更大的努力，以滿足信友的需要；同時亦能邀請修院當局，就信友的需要，加強司鐸的培育，使信友的牧者配備必要的學識和技能。
司鐸接受天主的召選，獻身為天主服務。自很久以來，他們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被稱呼為「神父」、「牧人」。但是，他們自知應該奉基督為楷模，隨著他，亦步亦趨，在天主前，在人們前，不斷地成長，一如聖經中所描寫的耶穌。聖保祿宗徒論耶穌說：「我們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受過試探的大司祭。」(2)信友並不苛求司鐸圓滿無缺，卻期望他們富有人情。他們去辦告解的時候，他們對聽告司鐸最基本的期待，便是友善接納的態度。如果他本人也有弱點，他就是個負傷的治療者。耶穌處理犯姦時被捉的婦人，是一個接納的典型例子。我們的研究顯示，信友去辦告解，是為了尋求罪過的赦免。他們需要確實知道，罪過已被赦免，自己也蒙受天主的接納。確知受到接納，懺悔者就能夠面對他／她的罪過缺失，一如求診者，在心理醫生的接納之下，始能夠面對個人的慘痛境況。這時，皈依的步伐開始邁出，也許終於成為事實。(3)如果聽告司鐸坦誠開放，在進行治療之際，也能兼收自我治療之功效，因為透過此宗教行為，他更看清愛的要素，更暸解愛的命令。(4)作為天主的司祭，不論是在施行告解聖事，或者是在從事其他工作，治療的角色，常伴隨著他的牧職。
修院裡修生的陶育，向來集中於聖經、哲學、神學和教會歷史的研究。近年來，許多司鐸發覺牧職的學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隨著心理學應用的日益普遍，同時也有不少神父與修會會士投入其間，牧靈輔導的課程漸見風行；但是，就香港社會來說，一般準司鐸在牧職神學方面的陶育，還落在時代之後。造成這局面的緣由，可能與英國在80年代所出現的情況雷同：教會對心理學懷有戒心，疑以為是一家無神的學問。(5)
下面是邁克爾•霍爾丁斯(Michael Holdings, 1984)所提供的建議：
……未來司鐸的陶育，應包括人行為科學的介紹，這是十分基本的。這介紹也應授給修會的會士，以及積極參與教會工作的平信徒……所有負責修院教育、編製陶育課程者應物色適當的教師。這些教師不但應有學者的頭腦，尚須具備草根階層的牧靈經驗。為訓練未來的牧靈良師，親身的牧靈參與是不能由傑出的才幹或慈善的心腸所取代的，因為牧職的對象，是一個有血肉、有情感的人。理想的導師不但應該擁有高等的神學學歷，尚該具備豐富的牧靈經驗，保持高度的牧靈警覺。課程的安排，除了聖經和神學之外，也應提供一塊施教的園地，給予優良的導師，就是那些在人的成長科學、行為科學、主流心理學和輔導科學等領域內，受過良好訓練旳教授。(6)
現代人生活的壓力是相當沉重的。要是司鐸對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能夠給信友提供更多方面的協助，為維護他們的心靈健康。歷史的回顧指出一件發人深思的事實，平信徒之間的互相告罪，在天主教會裡日漸下降，在基督教會裡反見活躍。他們奉行雅各伯宗徒的教訓，發現了彼此坦認己罪的意義和美妙。沃爾特•卡斯珀 (Walter Kasper)(7)曾建議，私下告解的運用寧可少一些，以便幾時運用時，能全面地受益。平信徒可以給予教導，為了他們個人的利益，舉行平信徒彼此告罪的儀式。
由同事，同輩，地位、身份、年齡相同的人所組成的自助心理治療團體，事實上乃導源於天主教的告解聖事。這些團體所做的，實際上就是坦認自己的過錯，再加上俗世的民主觀點、人文主義、透視人性的個人「心理邏輯」、以及自信的意識。(8)司鐸如有意在牧靈工作中，引用這種團體的告罪的儀式，他必須多少知道一些這儀式的治療價值。(9)
有時候，聽告司鐸必須知道自己給告罪者能夠提供的幫助不多，因為他／她的問題超越了告解聖事所能處理的範圍。足夠的訓練，就能夠幫助司鐸覺察到這個事實，同時趁機建議他／她去求見一位專業的心理醫師。沃爾森(Worthen, 1974年)認為，對天主教的信徒來說，告解與心理治療兩者雙管齊下，比兩者各司其事，為幫助一個人整頓他的生活，要有效得多了。
目前，在香港的天主教教徒，不下三十萬之數，再加上為數甚眾的基督教教徒。如果要司鐸和牧師的態度和舉止符合信友的期望，尤其是在告解聖事中能夠滿足告罪者的要求，修院裡年輕修生的陶育將負起巨大的重任，未來的司鐸和牧師應認識自己將擔任的角色，並作好妥善的準備。
在香港，從事心理治療的醫生顯然供不應求。但願心理學家知道利用其他的方法來維護求診者的精神健康。告解既然被證實具有治療的功能，求診者如有適當的宗教背景，大可以採用借助(威爾森 Wilson, 1974年)。臨床心理學家，不論他/她有無宗教信仰，或者信仰那個宗教，如果具備告解的知識，對求診的病人，甚至對他／她本人，均有莫大的幫助。心理學，神學並不是兩個勢不兩立、分道揚鑣的對頭，而是可以彼此整合、造福大眾的工作伴侶。
(1)Monika K. Hellwig, Sign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nversion - The Sacrament of Penance for Our Times, p. 133.
(2)致希伯來人書4:15。
(3)Anthony de Mello, The Song of the Bird, India: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1982, pp. 83-84.
(4)Ladislas Orsy, The Evolving Church and the Sacrament of Penance, New Jersey: Dimension Books, 1978, pp. 87-129.
(5)Frank Wright, The Pastoral Nature of Ministry, SCM Press Ltd., 1981.
(6)Michael Hollings, Go in peace, Enlgand: Mayhew McCrimmon Ltd., 1984, pp. 42-43.
(7)Walter Kasper, "Confession outside the Confessional", in Concilium Ecumenism, No. 3.
(8)Nathan Herwitz, "The Origins of the Peer Self-Help Psychotherapy Group Movement", Journal of the Applied Behavioural Sciences, 1976, vol. 12(3), pp. 283-294.
(9)Hobart Mowrer,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eurosis and the Small Group Movement", Education, 1976, vol. 97(1), pp. 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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