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十四期 一九九二年八月 17-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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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了略述新舊約與教會對戰爭的看法外，特別提出基督徒的「正義戰爭論」與「和平主義論」的表面對立。作者認為兩者是可能協調的，大家都要對方的補足，因為無論那一方都不能宣稱自己是唯一的、圓滿的答案。讀者可從該文得到很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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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兩個國家級集團的武力衝突。戰爭的恐怖景像引起了人們對戰爭的劇烈爭論。在過去，戰爭曾一度被認為可以是合理的自衛工具，但是在今日，再也舉不出正義戰爭的充分理由，因為戰爭所造成的惡果，總是大大地超越了企圖撲滅的害處。
不論讀聖經史書，或者讀列國歷史，誰也不能否認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兩個民族間的戰爭引起更多的戰爭，因為戰爭一旦開始，就永遠不會停止，除非把敵對的民族徹底消滅。
正義戰爭的理由，不外是保衛正義與和平。但是，所謂正義之戰的權利，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陷阱，足以摧毀它所標榜的目標。今日，戰爭所採用的戰術，本身就已違反了正義戰爭所依據的原則，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認同為了保障正義，採用不義的方法，無異是允許為了建立正義的社會秩序，摧毀正義社會的基礎，這在倫理上是說不通的。正義戰爭論者說，危險固然存在，但並非不可避免，因為「在天主沒有不可能的事」。然而這理由不能令人折服，因為天主的智慧神妙莫測，無法作為人類抉擇的依據。
在正義戰爭中，保衛正義和維護和平這兩個目標，理論上，雖然無人加以分割；實際上，卻往往顧此而失彼。因為當災禍當頭，面臨威脅的時候，也許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得聽讓一些無辜的人死去，以挽救千千萬萬的生靈。
過去幾十年來動盪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慘痛的經驗，也許正是作一次徹底檢討的時候了。要不是尚未有更可以接受的選擇，要不是還懷著一線「快有一天就可解決」的希望，這種緊張的倫理矛盾，誰也難以忍受得了。上述的論調，不再是基督徒正統的寄望，既不能自圓其說，所依據的基礎，又引起嚴重的質疑。將整個問題，以新的透視，作更深入的探討，是急不容緩的了。
有關戰爭和暴力的言論，正義戰爭論者，和平主義者雖然針鋒相對，甚至連基本的原則也大相徑庭，但兩方均有獨到和可取之處，還值得我們討教。
正義戰爭論者，和平主義論者驅使我們進入矛盾的死角。談起理論，雙方都振振有詞，但如何實施，卻不知所措。他們的無能，並非由於缺乏社會和政治的學識，而是因為局限於倫理思考模式的井天。
本文的目標旨在指出，今日戰爭的危機牽涉到倫理意識的危機，並嘗試探討對此似非而是的困境，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在舊約時代，天主下令選民的領袖，如梅瑟、若蘇厄等人，運用武力，作為對付邪惡的方法。舊約的法律警告以民，背約將導致戰爭，而守約則報以繁榮(肋25:3-6)。這主題也屢為日後的先知所發揮。基督信徒必須承認，制止邪惡，懲教罪人，責罰惡行，乃是天主的意旨，這是誰也不敢否認的，雖然有些非基督徒和平主義論者持有不同的論調。
舊約視戰爭為合法的手段，為保障選民的利益，維護他們的信仰。雅威曾親自下令發動戰爭，攻擊敵人。以民為自己的性命和信仰而戰(加上2:29-41)。舊約又立法，釐定分配的正義和報復的正義。應注意，立法的基礎是愛，自愛出發，為每一個人主持公道，甚至為相對的一方著想。
因此，愛的法律總括了舊約的倫理：這是悲天憫人，惻隱同情的愛(此乃天主的特色，見詠85:7-13; 89:14; 103:6-8)；並由此愛，實踐正義，建立和平(這是耶肋米亞、米該亞、亞毛斯等先知所不斷強調的)。希伯來語「Shalom」一詞也表達這層意義，就是：不只沒有衝突，更指正義的和平。所謂正義的和平，就是享有生活的各種需要，而且相當富裕，足以使人歡欣踴躍；又此「和平」是不容受到剝奪的(分配正義)。
先知們都不斷地提醒各國官員和執政人士，應注意法律所強調的正義，就是為寡婦、孤兒、窮人、受壓迫者、為奴隸的主持公道，並給予應有的關懷。
了解整部舊約，應該兼顧聖經所標示的拯救和制裁。罪惡是這個「邪惡世代」的特色(迦1:4)。制裁(懲戒過錯)在天主的計劃中，可以視為失常的現象，先知依撒意亞稱制裁是天主的奇異事業(依28:21，這裡制裁是指選民受到異民的蹂躪)。
此外，拯救是天主的第一心願，而制裁並非天主的原意。面對著背命作惡的罪人，當悔改的機會一再錯過，當所有的警告統歸無效，天主才萬分勉強地使用制裁。因此，為了制裁，發動戰爭(如果允許的話)，必須符合天主採用制裁的步驟和原則。
發動聖戰所依據的原則，在聖經中是一貫的，就是報復的正義，這是聖經始終堅持的原則：「你對窮人的訴訟，不可歪曲他的正義。作偽的案件，你應戒避。」(出23:6-7)基本上，聖戰的觀念，是註釋整個舊約史書的基礎(肋26:6-8；撒下24章；編下14至16章)；而新約承繼了舊約的觀念，並加以徹底精神化，以維護天主選民的正義和聖善。
山中聖訓顯示了耶穌基督面對邪惡所持有的態度，也勾出了基督信徒對付邪惡應堅持的標準。耶穌教導的慈悲(瑪23:23)，顯然肯定了米該亞先知要求的履行正義和愛好慈善(米6:8)，以及亞毛斯先知加於提洛的譴責，因為它在戰爭中對以色列凶暴不仁(亞1:11)。至於「締造和平」更是舊約哀嘆天主預許的和平之國受到戰爭摧殘的回響。在山中聖訓中，耶穌把新法與舊法互作對比，有關「不可殺人」(瑪5:21)的章節，顯然強調了寬仁的和好，應取代血腥的報復。
山中聖訓也認同國家抗拒邪惡和懲戒違法者的職責。因此，一個健全的社會必定促進仁愛，而仁愛不但遵守報復的正義，也實踐分配的正義。這仁愛和仁愛所要求的兩種正義，充塞在聖經的字裡行間。
基督徒蒙召作為「和平的締造者」(瑪5:9)，與「和平的追求者」(伯前3:11)。然而「與眾人和睦相處」也有先決條件，就是：「如若可能」，以及「盡力之所能」(羅12:18)。要是一方不願意，導致和平共處成為不再可能，這時如何是好？基督教導的「締造和平」，是一件神聖的工程，絕對不是輕易的撫慰姑息。天主維護的和平，從來不是廉價的和平，而是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耶穌基督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和平的締造者」，為了促成天人之間的和好，交付了自己，被懸在十字架上，傾流了熱血(哥1:20)。作為基督的門徒，一方面，沒有拒絕寬恕的權利，另一方面，在對方還沒有表示悔意之前，不允輕易地給予過早的寬恕。耶穌曾明白指出：「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規勸他；他如果後悔了，你就得寬恕他。」(路17:3)寬恕他人，尋求他人的寬恕，兩者都不容易，都得付出代價。真正的基督徒，在締造和平的時候，應該同時顧及仁愛和正義，因此，免不了要感到痛苦。正義而無慈悲，失之於嚴峻，這是正義戰爭論的傾向；慈悲而無正義，失之於縱容，這是和平主義的偏差。
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12、13章，暢論「善」與「惡」，涉及下列各點：
1. 真誠的愛德和寬恕，不以惡還惡；
2. 對邪惡，深痛惡絕；
3. 不為惡所勝，應以善勝惡(以惡還惡，徒增邪惡，造成邪 惡連鎖反應)；
4. 合法的官長，代天行道，懲罰作惡的人(報復的正義)。
天主如何懲戒作惡的罪人？最後審判？是否必須等到那時？今時今日，天主對作惡的罪人，從來不作任何表示嗎？面對保祿的教導，基督徒在寬恕與懲戒之間，感到左右為難。我們可以這樣說：首先，教會與國家處理邪惡的職責，基本上各有自己的領域，雖然有時互相重疊；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分此兩種不同的職責，並非意味著雙重的倫理標準，因為耶穌基督同是教會與國家的主宰。其次，保祿並不把人的活動劃分為公私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好似在私的領域內，必須寬恕愛仇，而在公的領域裡，可以仇恨報復。最後，保祿所區分的是兩種不同的身份：就是私人的身份和公僕的身份。身為私人，寬恕愛仇，以善勝惡；身為公僕，奉公執法，懲戒邪惡。
有人認為，致羅馬人書強調公僕的懲戒，山中聖訓強調私人的寬恕。和平主義論者因此就說，我們必須捨棄公僕的懲戒，採取私人的寬恕，因為耶穌的教導優先，保祿的教導在後。其實，這論證是不正確的，因為致羅馬人書與瑪竇福音，並非在為私為公的身份上，互相對立。相反，兩者都教導基督信徒在待人接物中，不應以暴易暴，包括社會關係的層次在內；兩者均呼籲基督信徒揚棄以個人利益為重的自我中心意識，抗拒以牙還牙的俗世報復心態；兩者也號召基督信徒尊重與因循歷史的演進，了解用武的時代意義，就是武力曾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手段，雖然武力本身並不是促進和好，締造和平的工具。
耶穌基督的山中聖訓似乎不涉及政治權力與社會結構。依照雲格(Jung)的說法，耶穌的訊息應以個人的身份去了解。這是說，耶穌的宣講主要是在教導聽眾，以個人的身份如何去待人接物。一個單獨的人，或一個私人機構，當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神學家因而反省，基督的信仰對一個亂七八糟的社會，傳達了什麼訊息。在探討聖經對今日世界有何意義之前，我們必須先確定聖經的歷史背景，掌握聖經文字的原意。因為聖經作者以當時的言語，談論當時的事物。因此，聖經的文字和觀念，對我們來說，不是一目了然的。以這種方法來探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實是註釋保祿致羅馬人書的正確途徑。
如果把山中聖訓的個人倫理，生硬地應用於政府的官方職守(羅13)，勢必導致罪犯惡徒逍遙法外，得不到應受的制裁，這對分配的正義是十分不公道的。
舊約講論信徒參與軍事行動，要比新約多得多。對此，神學界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有關參與軍事行動這一點，新約與舊約相當不一致；其二，則認為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新約比舊約更傾向於不參與。門諾派教徒(Mennonite)的反戰主張主要是強調新約的若干教導，而羅馬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宗派的基督教徒，則隨從傳統的思想，認為舊約和新約的教導是一貫的，都強調持續不斷的皈依和懺悔。
傳統的神學思想一向主張國家有自衛和保障國民基本福利，也就是維護分配正義的權利，如果其他的方法不見功效，就可以訴諸武力。這一權利亦為梵二所肯定，《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說：「誠然，戰爭並未曾根絕。幾時有戰爭危機存在，而又沒有合法的國際組織擁有適當的權力，則使用一切屬於和平調解的方法之後，不得否認國家有合法的自衛權利。」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2年的和平文告中也一再予以肯定。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引用庇護十二世的文件時，特別強調了國家抗拒襲擊和侵犯基本人權的職責。根據這一職責，庇護十二世揚棄了所有戰爭均為不道德的說法，因此也給天主教信徒指出了正義戰爭的立場。如果國家有抗拒襲擊的責任，國民有謀求公益的義務，那麼禁止國民參與所有的戰事，是難能自圓其說的。庇護十二世有力地指出，信仰與理性，均要求基督信徒締造真正的和平，就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和平。政府有嚴責，使用有效的方法，保障國民的正義不受任何侵犯，如果必要的話，也允許訴諸武力。
在天主教的教導中，正義戰爭和不用暴力，內容固然截然分明，功用卻是相輔相成，就是同為公益服務。它們並非好似互相對峙的左右兩派，時而這派得勢上台，時而那派失寵下野。它們同是枕戈待命的臣僕，取決的唯一依據是，何時何者能夠作出有效的服務。兩者只有一個相同的信念，就是在維護基本人權的大前題下，保障正義，締造和平。
大會的主教們又說：「正義之戰的倫理，或有限度戰爭的倫理，有一個所有基督徒必須遵守的前題，就是：不可傷害我們的近人；處理有關人命的的事件，即使是一個人的生命，須小心翼翼，誠惶誠恐。」不用暴力是待人接物的原則，至於訴諸武力，則被視為例外的事件，其合法性每一次必須作個別的鑑定。這雖然是新的強調，但是一向是天主教傳統教導的核心，也是流行在教會內的普遍意識。
以上教會對戰爭的說法，可以說是靜態的觀點，就是還沒有顧及自身的社會角色。自1948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會議以來，「責任的社團」成了一句十分流行的用詞。人們強調教會應恢復本有的面目，忠於她的社會角色。這是說：身為一個社團，教會應為人類社團的典型。人類社團因了經濟和種族等差異而困擾不寧，教會應為容合差異、化解困擾、締造和平的模範。若非如此，教會向世界提供的和好之道，既非出自親身的體驗，難免流於高談和闊論，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教會對人類社會主要的任務，是重建健全的社會生活。這任務的執行，循兩個途徑：其一、藉著宣講聖言；其二、藉著信者團體的虔敬生活。虔誠敬主，是革新的泉源，教會的社團生活因之得以煥然一新。教會對建設新的人類社會，其重要性不止在作大聲疾呼的喉舌，更在做促進革新社會的工具。教會執行號召革新的任務是在於作社會的良知，做人類的僕人。為忠實有效地執行這一任務，她必須擁有足夠的經驗，為能辨別天主在何時、何地、並如何運用權力。天主在世界上運作，無時或息，而教會的任務是透視天主運作的條理。因此，教會的使命，不止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也不止牧放基督的羊群，教導他們避惡行善、修德成聖之道；她更有責任向執掌權力的當局，反映她分辨的結果，指出天主運作的軌跡。
值得注意的：自耶穌時代，直到今日，在天主教傳統裡，向來存有完全不用武力的意識。最初幾個世紀，在羅馬帝國時代，入伍從軍的基督信徒，始終佔著很少的比例。在教父著作中，找不到一位教父曾給基督信徒提供入伍從軍的神學論證。及至君士坦丁廢除禁教法制之後，天主教自受迫害者的小小團體，一躍而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信徒就開始在政府供職，出任社會的行政官員，於是基督徒入伍從軍也日益普遍。隨著社會的發展，開始訂制倫理的規範，劃定戰爭的合法界限，釐定基督信徒從事軍事活動的法則。這些法規原則，不斷加以改善修正，派生了今日的正義戰爭論。
正義戰爭論以自然神學和自然法為依據，也自古典思想中取得大量的觀念。自第四世紀以後，它左右著基督信徒對戰爭的看法。其中若干因素，更與聖經取得密切的掛鉤，例如：
1. 正義戰爭一詞與聖經制裁的觀念，前後一致。
2. 發動戰爭的權利強調正義與倫理的因素，符合聖經聖戰的意思。
3. 正義戰是就是聖經的自衛戰。
4. 正義戰爭對用武的工具有合理和不合理的看法，與聖經在實施制裁時強調無辜和有罪者的觀念，彼此呼應。
5. 正義戰爭主張用武必須有個適當的範圍，與天主給聖戰所採用的工具加以嚴格的限制，互相吻合。
正義戰爭的邏輯有這麼一個假定：不可殺人的誡命，在某些情況下，能夠與嚴重的職責，產生很不幸的衝突，例如，在遭受無情的襲擊時，保障無辜者的生命、維護基本的自由和人權；又例如，在頑劣的社會架構下，解救非人的貧窮困境、擺脫殘酷的政治迫害。有關戰爭和用武，一般分兩種權利，就是發動戰爭的權利(Jus ad bellum)和戰時用武的權利(Jus in bello)。論前者，必須確定在這不幸的衝突中，用武的理由是否超越不用武的原則。論後者，更必須釐定在戰事中合理的用武範圍。
對於正義戰爭的理論，奧斯定(Augustine)，多瑪斯˙阿奎諾(Thomas Aquinas)，方濟各˙蘇亞雷斯(Francisco Suarez)，保羅˙拉姆齊(Paul Ramsey)等神學家均曾加以發揮。有關戰爭的發動，用武的目的，以及作戰時的操守各方面，均在正義和愛德的要求下，加以小心和仔細的檢討，釐定了倫理的原則。只有滿全了下列條件，武力的衝突才可以稱之為正義的戰爭。試分述於下：
足夠的理由：就是在受到襲擊時，戰爭是唯一自衛的方法；又戰爭所造成的損害，不超越所保衛的利益。
合法的權力：由合法的政府正式宣戰。由合法的政府指揮作戰。
純正的意向：最後的目標，是恢復以正義為基礎的和平。
成功的希望：有相當的理由支持戰爭勝利的希望。預料中的損害不比現有的災難更大。
純正的意向：戒避仇恨報復的心理和行為。戒避對敵方人員虐待施暴，包括戰士、戰俘、醫護人員、非作戰人員。
適當的限度：軍事行動並非為了完全殲滅敵軍，而是為了阻其繼續或再次攻擊。戒避對非作戰的平民製造長期或短期的痛苦，如饑餓等。
固定的目標：武力與攻擊只針對作戰的敵軍，應戒避給環境造成長期的損害。
因此，當受到外來的襲擊，國家或聯邦的最高權益面臨被摧殘和蹂躪的危險，作戰用武應視為天賦的權利，甚至該列為自衛的義務。因此，正義的戰爭合乎倫理的原則：為自衛而戰。
正義戰爭的理論給信仰基督的統治者、國民和軍人提供了一個批判的原則；依據這個原則，戰爭可以視為合乎倫理的行動，雖然它能帶來嚴重的災害；這是說：戰爭未必一定邪惡，也有善的時刻。因此，正義戰爭論者不說戰爭是較小的惡，而說是較小的善，這與天主在亂世時代的奇異行動互相吻合。要在聖經中尋找正義戰爭的依據，只能在依法制裁邪惡的背景之下。結論是：軍事行動的每一個步伐，必須依法進行，因為唯有如此，制裁邪惡的戰爭，不論在觀念方面，或是在實施方面，才能確保不偏離正義之道。
在這方面，基督徒的正義戰爭論，就其所迫切關懷的目標而言，全無任何一種窮兵黷武主義的色彩，倒更富有基督徒和平主義的氣息。戰爭最高調的評價，也不過是以較小的災難，保衛最大的利益，在邪惡橫行的世代，被迫以戰爭來爭取和平，實是人類不幸的悲劇。
要是人的立法，與聖經的倫理原則背道而馳，基督徒的態度就是：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因此，誰主張聖經認同正義的戰爭，他就有參與下列各項工作的責任：諸如，制定戰爭的法律，促使軍事行動符合戰爭法的要求；使軍事決策者和作戰指揮者接受健全的培育；承認為了良心的理由，拒絕參戰的權利，如果在依據聖經的倫理，發現立法確非完善的話。
正義必勝，因為它是復活的能力，而非前因的後果。天主子民的忠於盟約，神聖事業的勝利完成，其間的關係，並非由前因產生後果，而是經苦架進入復活。耶穌基督對愛仇的天父忠心耿耿，奉獻了行動效力的祭祀，放棄了主宰歷史的權力，克盡了受遣來世的角色：「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耶穌基督自卑自謙，做了上主的僕人，順命服從至死，死在十字架上，正是實踐了上述的祭獻，就是不以行動的效力，使人類的歷史納入正軌。
依撒意亞45章開始的神諭，肯定了天主藉著耶穌基督人世間的挫折，主宰了人類的歷史。此神諭同時也指出了，耶穌基督的死亡，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這位甘願放棄主宰歷史的人子，固然是聖三的第二位，膺受著自永遠委任了使命的天主聖子，卻有一個血肉的人性：他家境清寒，生活樸實，是個風塵僕僕，勞頓疲乏的經師，來自加里肋亞，南下耶路撒冷，遭受族人的遺棄。
這裡，耶穌基督囑意放棄的，首要的，倒並不是暴力，更好說是執著與強迫。由此頑強，衍生了侵犯他人尊嚴的弊病。問題不在於在追求合法的目標時，不採用暴力的手段，更在乎當合法的目標無法以合法的通道達到時，甘願接受這一頓挫折，這種無怨無尤的逆來順受，本身便是參與受苦羔羊的逾越奧蹟，分享他的最後勝利。
要是耶穌的任務和教導不包括政治與社會的層面，「與基督共生」、「偕基督同死」的心態很可能不大健全。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宗徒所傳的耶穌在世任務，至少不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分離脫節，那末，基督徒逾越倫理的核心，顯然有著實實在在的、約束人心的、代價昂貴的社會幅度。也許，在教會初期，權威、暴力、民權等倫理問題，並不是人們操心的對象；然而，時至今日，它們都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誰也不能否認，再次發掘「職務」的倫理，或「權力」的倫理成了今日的首務之急。身為基督的信徒，再也不容忽視「上主僕人」的遺表，罔顧他的許諾和制裁。不錯，上主僕人的輪廓，不是沒有嚴重的負面影子。耶穌社會身份的形像，奉為社會倫理的楷模，向來不甚多見。然而，閱讀新約，字裡行間，足以作為社會倫理表率的言行，有跡可尋。現在，這些跡象已廣受注意，並有了新的註釋。
發動戰爭的目的是預防或制裁邪惡，但是它帶出的邪惡，遠比有意預防或制裁的邪惡，更大更多。
和平主義者，一如約德(Yoder)所主張的，認為身為基督的信徒，不應遁世離俗，反該挺身而出，作為時代的先知，本著良知，大聲疾呼，揭發社會的不義，喚起信者與非信者的醒覺，使能認出社會和政治革新的需要。約德更倡言，就社會倫理的層次，耶穌的言行，不但發人深思，更為現代人的楷模。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的看法也相同，認為不朋比為奸，與共襄善舉，同樣是倫理的責任。他視愛的威力是一種非暴力的行動，引發建設性的際遇，製造創新性的緊張，促使人們正對存在的矛盾和衝突。他也認為製造緊張必然是非暴力抗議行動的重要部份。這是說：這一行動旨在造成滿是危機的場合，無可避免的結果將是開啟和談的大門。
眾所愛好的聖方濟各禱詞，對和平主義者的主張，是一個很好的撮要。用這禱詞的祈禱者祈求天主賜他作為和平的工具，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種仁愛；在有殘害的地方，播種寬恕；在有絕望的地方，播種希望……當然不是機械式的工具，而是合情合理的自我交付，即是說，在深思熟慮之後，有意識的、心甘情願的完全獻身，毫無保留的絕對臣服。自此之後，一言一行無不隸屬於天主的權下，甚至把整個的自我完全交出，供他任意驅使。
今時今日，正義戰爭的論調，不論任何形式，都應該棄如敝帚了，因為就現代戰爭的慘狀，而談正義的戰爭，是毫無意義的。甚至也許可以說，所謂正義的戰爭，對基督的信仰，從未有過真正的意義。就倫理的基礎而言，和平主義者認為，正義戰爭論者的依據，不是聖經，而是外教學者的著作。
人世間的災禍莫大乎戰爭：在今日，實際上的確是如此，也許，事實上必然是如此；基督信徒締造和平的使命，並非在戰爭倫理的看法上，致力於彌補意見分歧的裂痕。為締造真正而持久的和平，他們的努力，應在乎促使敵對的兩方，在瀰漫著火葯氣味的時局中，透視衝突的根源，認清問題的死結，那就是正義與不義的交鋒，真理美善與錯謬邪惡的對峙；在找到衝突的根源之後，尋求兩方可接受的化解之道，以便駕御險惡的局勢。
目前，我們尚缺乏一套完滿的註釋聖經的技術，為能掏取聖經涉及現代問題的資料和訊息。
和平主義的基礎是耶穌基督的新法律，愛仇的新命令，以及全球人類分享作為天主子女的新生命。化敵為友，和平共處，是新人類的象徵，也是新天新地來臨的曙光。
天主藉耶穌的死亡與復活，顯示了充盈洋溢的大愛；這愛便是基督信徒締造和平與正義的楷模和動力。耶穌基督以逾越奧蹟所序幕的天國，是仁愛和正義的王國。在那裡，邪惡和暴力，將銷聲匿跡。在那裡，「仁愛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親。」(詠85:11)逾越奧蹟就其整體而言，才是基督信徒全面實現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和希望。因為只是淒涼的死亡，或只是光榮的復活，都不足表達基督徒信念的全部內涵。因此，除了體嚐耶穌基督的光榮復活之外，也必須一睹上主僕人的悲慘死亡，從中聽取不用暴力的訓誥。
人類的歷史，沒有一個時代沒有衝突和對峙，小至於個人，大至於國家，無時不受到催促，放棄暴力，化敵為友：這原是基督信仰的要素，基督仁愛的要求，也是基督信徒行動的目標。因為正義與和平的全面實現，本來是一件末世的事實。因此，主張和平不戰也好，主張正義戰爭也好，兩者都能夠合法地表達了基督信仰的一角。但是，兩者的主張，單獨來說，都見不得完整。不論那一方，誰也不能宣稱，有關和平正義的問題，自己的主張是唯一的、圓滿的正統解答。事實上，和平主義和正義戰爭論，都需要對方的補足。
財富資源極不公道的分配，給今日的世界造成了如此緊張的局面。放下武器，所放棄的，不是自衛，而是拋棄那無用的，很可能是，不道德的裝腔作勢。富強的國家侵略貧弱的國家，並不限於武力的攻擊，還能運用所謂的經濟侵略，就是以蔑視人性尊嚴、剝削經濟利潤、不顧基本人權的手段，窄取發展中國家，或落後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財富和資源。這是另一種模式的戰爭，在今日正在大行其道。富強的國家用這一種手段，從貧弱的國家獲取經濟的利潤，是否合乎倫理的原則，將是未來十年另一個重大的課題。
對棄用暴力的作法，和維護正義的責任，我們有什麼基本的目標？何者是首務之急？正義戰爭論者與和平主義論者所囑意的各有不同。兩者之間可有對話的餘地？這裡，有一個陷阱我們務必提高警覺，幸勿中計入彀，就是切勿把舊約與新約對立，不可將公義與寬恕相抗。因為，各以聖經的文字，針鋒相對，很難不扭曲整部聖經的訊息。因此，我們不該引用聖經的章節，作微妙的巧辯。因為，這種曲解聖經的做法，只能使基督信徒與政府官員，左右為難，彈動不得；更不能在黑暗的世代中，因環境的要求，作妥善的應變，以便採取有效的措施，遏止邪惡的猖狂，制裁膽大妄為、亡命走險的暴徒。
事實顯示，有一些欠妥的意識，不斷地重覆出現，因而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和平主義論者與正義戰爭論者，雖然均以正義的和平，作為最後的目標。但是，為抵達此目標所循的途徑，各有不同的主張，各有自己的取向。由於兩者倫理思考的模式不同，所得實際行動的結論自然相異。對同一件事，有意識的反對，有意識的認同，為同一個人，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
從痛恨邪惡，經懲戒罪惡，至以善勝惡，面對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如何取得協調與和諧。上面說過，或報復制裁邪惡，或容忍寬恕罪犯，要看當事者是誰。然而，既「不可為惡所勝，反應以善勝惡」(羅12:21)，同時又怎能「佩帶刀劍，懲罰作惡的人」(羅13:4)呢？今日，面對邪惡，天主的慈悲，天主的公義，能夠取得協調嗎？在十字架奧蹟的透視下，身為基督的信徒，面對人間的邪惡，不能持有以下的態度，就是：容忍邪惡而不加以制裁；或懲罰惡人，而不以善勝惡。
在戰爭中，要分離善與惡的因素，事實上沒有這個可能。善能夠是惡的另一面，因為惡也可以是一個場合，能從中衍生所尋求的善。聖奧斯定在《天主之城》一書中，曾描述盜賊集團也有他們的規法與義氣。這樣說來，黑幕重重的戰術，也不缺乏秩序與理性的因素。但是盜賊總歸是盜賊，戰爭究竟充滿著殺氣。我們不能單純地接受，然而也不可絕對地揚棄。和平主義者，只因了戰爭所呈示的猙獰面目，斬釘截鐵地譴責戰爭，而甘冒著失去某些美善的危險。
為了避免全面地揚棄戰爭，身為基督的信徒，應該嘗試肯定若干戰術，至少在某些場合下，在限定的範圍內，基本上並非邪惡，而是不善不惡。有些人則運用「情勢變遷的原則」來註釋戰爭的善惡，這是說，問題的內容尚欠明確，應保留按實際情況來審斷的餘地。
事實上，正義戰爭的倫理，不用武力的倫理，都反對用武力來解決紛爭。他們的理論基礎，均依據基督信徒的神學傳統；他們給基督徒為締造人間和平所需要的完整倫理觀，分別提供了有價值的觀點。因為兩者的倫理觀點有著相輔相成的功能，各使對方的觀點不致把真理扭曲。為偕同教會面對正義與和平的問題，我們同時需要兩者的觀點，因為，今時今日，天主的神國尚未全面實現。使這兩個觀點不致淪為針鋒相對，彼此排斥的關鍵，是兩者都反對運用武力解決紛爭的前題。這一堅定不移的立場，原是基督信仰有關戰爭倫理的傳統，不論為信徒個人，或是為政府官員，一向是持守不渝的準則。
正義戰爭論者的傾向，在強調抗拒與制裁邪惡的必要，卻不大注意聖經「以善勝惡」的教導。和平主義論者，正巧相反，他們的傾向，則集中於「以善勝惡」，卻忽略了聖經「懲罰惡人」的訓誥。聖經這兩處的教導與訓誥，在兩個觀點下可以協調嗎？自然是可以的。而協調的基礎，在於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在受衝突中求生存，並不是絕對的價值。兩者都承認，這價值有時是可以犧牲的。和平主義論者忠於建立天主和平神國的號召，正義戰爭論者則忠於維護神聖秩序的任務，兩者能夠終於來到一個痛苦的場合，就是在政治意識和基本人權上，短兵相接，以致本身生存的價值，必須置之不顧。在這生存價值的妥協下，基督信徒應能攜手合作，共同策劃和重建未來的世界，為能在新的秩序中，達成以善制惡的使命。
目前，制裁邪惡，歸化罪犯，必須同時進行。這樣，也同時顧到了「懲戒作惡的人」、「以善勝惡」的訓導。如此，兩者得以截長補短，結合正義與慈悲。在此情況下，基督信徒，是正義戰爭論者也好，是和平主義論者也好，至少都有機會體會照顧挫敗一方的必要，並致力於援助他們的善後工作。
最近，哈登˙威勒(Haddon Willer)發展了一套所謂的「寬恕政策」，其中有這麼一段：
寬恕在改革中是一個具有活力的觀念。它足以抗拒宿命的論調，避開其致命的陷阱。它接受邪惡、非法、不義的存在，但是以創造生機的態度，向錯謬的現實作出積極的反應。寬恕是一種接觸錯謬的方式，不是不計任何代價的苟安心態，也不是掃蕩罪惡的摧毀意識，而是在錯謬的啟發之下，發揮最積極的創新潛能，尋求更新未來世界的面貌。
要是這個觀念，普遍地為信者與非信者所接受，認同為思考與行動的原則，正義戰爭論與和平主義論之間的對峙局面，似乎終能得以化解；至於基督的信徒，不論以個人的身份，或者以公僕的資格，因兩極化的矛盾而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對他們來說，這個觀念，更無異是一線擺脫倫理的死結，導向康莊大道的曙光。
1. YODER John Howard, The Politics of Jesu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 HOLLENBACH David, Justice, Peace & Human Rights, New York, Crossroad 151-161, 162-177.
3. PESCHKE Henry C. SVD., Christian Ethics ( Vol II ), C. Goodlife Neale Alcester & Dublin 1981, 275-283.
4. BARCLAY Oliver R., Pacifism and War (various authors), Inter-Varsity Press 1984, 11-37, 165-225.
5. MURNION Philip J, Catholics and Nuclear War, A Commentary on Challenge of Peace, & the US Catholic Bishops' Pastoral letter o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rossroad, 90-182
6. STOTT John R.W., The Cross of Christ, London, Inter-Varsity Press, 2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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