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九期 一九九一年 35-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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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他豐富的牧民經驗，對民主的發展和與教會的關係作反省；他認為天主教會並非一個絕對民主的團體，但卻擁有很多的民主因素，足以給其他團體一個時代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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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菲律賓，見到了「人民的力量」冒升。1989年的最後幾個月﹒在東歐，發生了類似的現象。在香港，1991這一年，就民主來說，說是獨持的一年，是十分真實的。我們已經舉行了區議會、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的選舉。九月將臨高潮，各地區的議會將直選立法局的議員，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現在應該是反省民主的適當時機了。
「民主」一詞並非出自英語。它是由兩個希臘詞組合而成，就是「民眾－治理」。雅典這個城市小國，實行一種民主的政治；所有的市民定時舉行集會，共同商討治理城市的公共事務，接著以全民投票來加以表決。這個方法行得通，因為雅典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城市。亞里斯多德在《論政治》一書中，帶著一些譏諷的口吻，評論這種治國的方式說：「籌備節日的宴會，許多人一起動手，當然要比一個人獨力操作來得好；判斷筵席的優劣，賓客的集體意見，總要比廚司的個人看法來得強。」但是，雅典這種初期的民主模式，我們不應把它奉為民主政治的典型。雅典是實行奴隸制的，而奴隸沒有投票選舉的權利。人類的社會是漸漸進步的，民主也是如此。雅典那種民主模式，在一個複雜而廣大的國家裡，很難行得通。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指出幾個里程碑，如：英國的大憲章；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林肯總統「人民所有、人民治理、人民利益」的名言。毫無疑問，這些都是走向民主的一大步伐：然而，他們所標榜的民主，仍不是圓滿的，因為只有那些擁有物業的人士才有投票選舉的權利。1948年，通過了劃時代的「國際人權法案」。這法案的第21條堅決地肯定：「人民的意志應該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意志，應該通過真實不欺的公平普選，定期性地表達出來。」
但是民主始終成長不息。我們不能假定，民選的議院和議會代表表達了最終的民主理想。絕對不！民主的前景常在不斷地伸展。至今、我們已經有了工會、商會、學生會、堂區議會，以及各式各樣的民間組織。但是，近幾年來又出現了所謂「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這個名詞，饒有意義，可以說是「民主」 另一個直截了當的譯名。當人們有意採用另一個名稱取代「民主」的當兒，「人民的力量」來得十分自然，又極其符合人們的心願。也許人們早就感到，「民主」一詞，輕易地掛在口頭，隨便地穿插在字裡行間，已經成了陳腔濫調，再也不能表達萬古常新的內涵了。
民主必然地成長，不斷地進展；這裡，容我指出一個成長和進展的特殊園地。在香港這一個世界的角落裡，民主有時被認為是西方的進口品，是西方社會價值的反映。這種說法確有部份的真理。因此，我們有一個義不容辭的任務，就是使人們看到民主也能夠具有亞洲的特色，表達亞洲的價值，切合亞洲的實況。
實行民主也有先決的要求：
一、要求獲得賴以生存的基本需要：如果一個人沒有適當的容身之所，沒有足夠的日用之糧，怎麼能夠還有心情關心「一人一票」的問題？
二、要求獲得作為公民的必要教育：他的言行舉止基本上應是合乎情理的，就是應知道尊重他人的權利，也曉得如何管制自己。
三、要求對自由有必要的堅定信念：不論是對個人的自由，或是對團體的自由，都有堅決的信念。可能並非所有的人都同意這一點。即使像柏拉圖那樣偉大的哲學家，有一次曾說，如果給予人民太多由自，他們的一舉一動，就像「節日慶典中的鄉愚」。
四、要求對民主制度有合理的態度：民主制度並不等於十全十美的政制。一如所有的制度，都存有內在的缺點和危機；有時候，政治的運作，拖泥帶水；政策的實施，欠缺效力。然而，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其他的政制都一個一個破產崩潰，只有民主制度存留下來，這是很有意思的。
去年6月，我旅經加拿大，一個來自香港的華僑團體要求我給他們談論民主。在一開始我就問，他們是否認為教會是一個民主的組織。這個問題帶來一陣狂笑。我相信其他地區的許多信徒會有同樣的反應。教會看來不像是個高度民主的組織。應當承認，從某些角度來看，教會在本質上，是不可能講民主的。一個現成的例子：我們信仰啟示的真理。所謂啟示的真理，就是天主親自顯示給我們的真理。這樣的真理，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也能夠更詳盡地發揮，然而卻不能因大來的意見而更改；即使大眾的意見是如何地一致，如何地普遍，也不能更改。但是，在另一方面，教會的確也留下許多民主的史蹟。譬如，為了彌補猶達斯的遺缺，瑪弟亞宗徒當選的整個過程，看來是十分民主的（宗 1：15－２６）。這裡，容我講述聖安博（St﹒Ambrose）主教當選的故事。前任的主教逝世之後，民眾聚集在聖堂裡，商議推選繼承者的事宜。他們發生了歧見，相持不下：他們大聲爭吵，噪聲傳出堂外：安博是當地一名維護公共秩序的官員，聽到了噪聲，進聖堂去看個究竟，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回答說：「我們在揀選一位主教，但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接著大家靜了下來：這時，一個孩童指著安博說：「你是我們的主教！」立刻，一呼百應，掌聲雷動，表達了一致的同意。那時，安博還是一個慕道者，尚未領受洗禮；於是，就在很短的時間內，他領了聖洗，接著被祝聖為主教。安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聖人，也是教會的偉大聖師。無疑地，整個過程是天主聖神的傑作，然而是一次道地的民主化操作，實在令我們驚奇佩服！
此外，在初期教會冊封聖賢的程序中，有所謂「民眾的呼聲」（Vox Populi）這一現象。一位聖善的信徒死了，沒有堂區司鐸或教區主教的任何誘導或鼓勵，教民自動自發地敬禮他，如同敬禮一位聖人；人們去拜謁他的墓地、祈求他、請他代禱……如果這種行動不只是一時的狂熱，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歷久不衰，到了成熟的時機，教會就接受教民的公意，認同這位來人尊敬的人物為聖教會的聖賢。這就是教會接受了「民眾的呼聲」。
上面我們談到啟示的真理。有不少啟示的真理曾由教宗隆重地欽定為當信的教義。教宗欽定一端道理為當信的教義，並不是輕舉妄動的。請看事前所經歷的過程：第一步，教宗致函全球的主教，要求查明各地的教民是否相信該端道理。如果得到的結果，教宗認為滿意，下一步，便是叫他的神學家起草表達該真理的信條。最後一步，才是向全球教會隆重地宣佈，信條所表達的道理為全球教民當信的真理。我們就以聖母升天的信條作為例子：在1870至1940七十年間，許多主教、司鐸、會士、以及八百萬教民上書教宗，正式要求欽定聖母升天為當信的教義。1946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向全球的主教發出一個問卷，問卷中的兩個問題是：「你是否認為『聖母肉身升天』這端道理，能夠被欽定為當信的教義？你是否和你的聖職人員、你的教民站在一起，希望把這端道理欽定為當信的教義？」（1）問卷的答覆是肯定的，亦幾乎是一致的。於是就在1950年的11月，教宗以十分隆重的儀式，欽定了「聖母肉身升天」為當信的教義。由此看來，即使是在欽定教義的過程中，「民眾的呼聲」也有其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教會生活的某些場合中，這一份民主的遺產不幸被忽略或遺忘了。事情的操作能夠抓得很緊，權威的運用可以非常任性。神長和上司看起來很像公司的「老闆」。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我故鄉的堂區裡，堂區主任司鐸，為了增添堂區內的建築物，向教民發出籌款的呼籲。在堂區內，有一批處理財務的能手，慷慨地獻身，甘為堂區效勞。堂區主任很高興地歡迎他們，並和他們愉快地攜手合作，直到有一天，他們要求知道堂區的財務收支。頓時，所有的歡迎和合作到此為止。這裡，有另一則逸事，當然是杜造的，據說有一個年輕的修女，某日清晨，打開修院的大門，拿取當日的報紙：送報的是鄰近雜貨店裡的一名僱員，想和修女攀談幾句，於是開腔說：「嗨，小修女！今天的天氣不錯罷！你說是不是？」豈知修女回答說：「是嗎？先要問過院長姆姆才知道！」
現在，容我一提梵二的教導。梵二很強調交談和對話、共負責任、分享和參與。梵一曾以漫長的篇幅，暢談了天主的子民。梵二又加以補充和發揮：在《教會憲章》中，論及主教時說：「由於主的規定，聖伯多祿及其他宗徒們組成一個宗徒團，基於同等的理由，繼承伯多祿的羅馬教宗和繼承宗徒們的主教們，彼此也聯結在一起。」（No﹒ 22）；在《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論及勞工時也說：「工人應親身或通過其自由選舉的代表，積極參加企業管理的工作。」（No﹒ 68）所謂企業的管理工作，是指那些有關工人及其子女未來命運的決策工作。同一憲章也談了國民參政的問題，並提醒他們應該認清選舉的權利和履行投票的責任（No﹒ 75）。
梵二對教會生活的影響非常巨大。今日，主教團、司鐸議會、堂區議會……到處可見；未經廣泛的諮詢之前，不作最後的決定，已是很普遍的做法。一位修會的長上曾對我說，在梵二之後，身為長上，注定了要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也表示，廣泛的諮詢造就了更愉快的團體。
1971年，教宗保祿六世發表了「八十週年」牧函，談論現代人的嚮往說：「嚮往平等和嚮往分享，實是表達人性尊嚴和自由的兩種形式。」（2）他又指出，現代人需要「更切實地分擔責任，更圓滿地參與決策」；現代人也需要設計和創造「更適合時代的民主模式。」（3）設計和創造新的民主模式！這是多麼強力的邀請和鼓勵！
教會贊同交談，又鼓勵我們以民主的風度待人接物，為什麼？容我們舉出兩個理由：一、今日，我們對人性的尊嚴有了更高度的醒覺；事前不先諮詢而遽然作出決定，無異是踐踏他人的尊嚴，殘暴地虐待他人的情緒和感受。相反，徵求意見，是提升他人的尊嚴，增強他人的自尊，促進他人人格的成長。二、我們致力識別時代的徵兆，又強調實現現代人的願望，因為天主通過這些徵兆和願望向我們說話。今日的時代微兆，今日的普遍願望，乃是在社會生活中，更積極的參與和更全面地分享。
去年10月，胡樞機發佈了一封牧函，討論199l年的選舉（4）。他要求香港的天主教徒作選民登記，屆時投下選票，並考慮參加競選。他又說，堂區和教區的機構應該致力在這一個領域裡，陶育教會的子民。該年年底，香港教會開始150週年的慶典，特制定了一篇禱文。其中一句就是：「祈求天主幫助我們在香港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社會」。
容我們再次一提，政府於1987年 5月所公佈的綠皮書，是一份論及代議政制的文件。那年 7月，主教發出了一封公函，鄭重要求天主教徒仔細閱讀，並勇於發表個人的意見（5）。為了響應主教的呼籲，一位堂區的主任司鐸向他的教民半開玩笑地說，今後修和聖事的補贖將以綠皮書為歸依：一個小罪，閱讀一章綠皮書；一個大罪，閱讀全部綠皮書。主任司鐸的這番講話，是否導致領受修和聖事的人數減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知道，這一年夏季的某天，明報整張首頁版位，刊登了一則由差不多八百名天主教徒簽署的聯合聲明，提出兩項要求：一、全部立法局議員最後應由直選產生；二、1988年就開始直選一定數目的立法局議員。同年的 9月，教區的正義和平委員會更要求立法局全面地民主化；該委員會又表示這全面民主化的過程應於10年內逐步完成，並畫出了詳細的藍圖。
教會積極地投入政治的天地，還是在最近才見到的現象，連我們天主教內的一些人士，也感到不勝驚訝。但是我們應該記得，天主教會是入世的教會，她臨於世界的核心，與世界的命運息息相關。梵二說：「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No﹒1）所以，如果我們決心做個名符其實的基督從，就不能避免某一程度的政治參與。在此，容我們提醒大家，「政治」一如「民主」，原是希臘名詞，意義很簡單，解為「市民的關心」，根本是清澈而無害的。另一方面，應該承認，政治參與能滲入危險的因素；而有些狂熱的參政份子曾犯上嚴重的錯誤，也是必需接受的事實。然而，可能有危險和擔心犯錯誤絕對不是避開參政的理由。此外，我們更必須強調，應加強政治的陶育，使政治的投身得以更深入地了解，更正確地按受，以及更全面地溶入基督徒團體的生活。
現在，讀我們觀察教會的內部生活。我個人的看法，教會實行民主，已達到相當顯著的程度。一個現成的例子：現在，我們都熟悉胡樞機的「邁向光輝的十年」。這文件始於一個 20人的小組，有男有女，有聖職人員，也有在俗信徒；小組的主席是一位在俗人士；他們合力起草了一份諮詢問卷；1985年5月開始，這份問卷就在教區內流傳；之後，一直到10月，教區的各階層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小組將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合，然後寫成報告， 附上小組自己的建議，呈交給樞機。最後，於1989年五月，公佈了這份牧函。另一個比較近期的例子，是「終身執事」手冊的訂製。該手冊已在教區的基層團體中流傳，並受到廣泛討論，希望本年年底能得到具體的結論。還有其他許多民主化行動的例子，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舉。
論到堂區議會，新的聖教法典有點令人失望。法典第537條規定：「每一個堂區應該設立經濟委員會……」，語氣很清楚。但是，前一條法典，語氣卻非常婉轉：「如果教區主教在徵詢司鐸諮議會的意見後，認為適宜時，每一堂區可成立牧靈委員會……牧靈委員會衹享有諮詢權。」未來的修訂版，這些規條希望能夠有所改善。在香港，幾乎每一個堂區有堂區議會。把這些議會的結構形態、選舉方式、行動目標、以及權力主體加以分析之後，能夠發現很多東西。這些發現很能令人聯想起香港的某些工會；這些工會，在名義上代表了工人，但是，在實際上，通過一些微妙的管道，受著廠主和老闆的控制和支配。有關這點，我願意給讀者分享本人的兩個經驗：
第一個經驗是一個破天荒的嘗試。這嘗試是由教會神長事前批准了的。在我服務多年的堂區裡，我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該會擁有最高的決策權力，對最後的決定，主任司鐸不能加以否決。在制定政策的層面上，主任司鐸一如其他委員，可以投下他的一票。在開始，我們議定這是實驗性的嘗試，為期一年。在一年結束之後，我們感到可以轉為永久性的組織，我們就這樣決定了。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委員會仍面臨一些危機，受到微妙的操縱。為杜絕這類危機，會員必須成熟，主任司鐸亦應該認清自己權力的傾向，謹防作出可能的微妙影響。他必須決心駕馭這些傾向和慾望，並能夠樂意聆聽他人，不但只用耳朵來聽，更應用頭腦、用心神來聽。
第二個經驗是彌撒時間表的修訂。人們覺得主日彌撒的時間有修改的必要。於是在某主日，我們向教友講述了目前的處境。我們給他們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反省、商討和祈禱，並定下了在下一個主日舉行全民投票，同時又講明了這不是諮議性的，而是決定性的投票。投票的結果，雖然贊成修改的佔了大多數，不贊成的卻也不少。這是一次道地和十足的民主行動。團體顯得非常成熟，對於有關公眾的事務，團員都能作出積極的參與。當我再次回顧這次事件的時候，發覺決定的過程，比決定的本身，更富意義，這是令我不勝驚奇的。
在教會中，促進民主最有效的通道莫過於「基基團」（BCC－Basic Christian Communities）或小型的信仰團體。「邁向光輝的十年」已要求教區同仁致力於這一個最富挑戰性的目標和理想。牧函強調了「集體領導」的價值和輸入「民主因素」的必要（6）。接著，牧函頗詳細地描繪了心目中的基基團：它應該是「自治、自養、自傳」的團體（7）；它甚至應該能夠「自我提供牧職人員」。只有在這樣的團體產生之後，我們才能夠談到「民眾的教會」、「民眾的神學」、「民眾的禮儀」和「民眾的靈修」。到了這時，「民眾的聲音」（Vox Populi）才能夠再次響徹雲霄，清晰可聞。這樣的教會才是十足民主的教會，同時仍是完整正統的教會。借用拉丁美洲著名神學家索夫里諾（Sobrino）的說法，我們有了一個「再造的教會」。
本文暢談了民主的發展：理論方面的發展，實踐方面的發展。我們也見到民主在教會的發展情況。我們堅信，歷史的主宰在人類的歷史中誘導運作：推動它、組織它、塑造它，使正義、仁愛與和平的王國逐漸建樹起來。不過，大功告成的日子似乎還是很遙遠，我們或許只能夠看到最初的嘗試步伐。
教會贊同平等的對話和民主的處事方式，為了什麼？為了敬重人性的尊嚴，為了回應時代的徵兆，為了實現現代人的嚮往。雖然，就教會的本質而言，我們不能說，她是一個絕對民主的團體。但是，我們也看到她擁有許多民主的因素。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維護教會的正統特色，一方面卻要忠於聖神的引導，盡量發揮符合教會特色的民主活力，達到極致。
我們的教會，對其他的團體來說，也是一個時代微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式，我們待人接物的態度，為本港其他階層的廣大團體，應該是一個衝擊，使他們認清和體會民主的意義和價值。讀我們掌握所有的機會，明智地、謹慎地，尤其要勇敢地邁向未來。最後，讀我們積極行動，促使真正民主終究實現；而真正的民主，不只是一種以民意為主的政治制度，而更是一種內心態度與生活方式。
1 The Catholic Catechism, John A. Hindon, S.J., Ch.5-Blessed Virgin Mary-Assumption into Heaven.
2 Octogesimo Adveniens:Ch. 2, Fundamental Aspirations and Currents of Ideas, No. 22.
3 同上： Ch.3，Christians Face to Face with these New Problems，N0﹒ 47-Sharing in responsibility﹒
4 公教報，199O年10月 19日：「胡樞機致教友書」，論1991年直選。
5 公教報，1987年7月3日。
6 「邁向光輝的十年」，p﹒6。
7 同上，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