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 第九期 一九九一年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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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在梵二之前對正義的了解，太重法律的法道，而缺乏人際關係的角度。正義必須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公正的法律作基礎，才會有完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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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一般的定義是：「給予每人應得的權利」。如果這個「人」字不單指「個人」，也包括「團體」在內，這定義是相當圓滿的。
但是，如何界定這「應得的權利」呢？一個容易的答覆是，「制定公正的法律，並在團體裡加以推行」。這件事，說起來簡單容易，做起來卻要複雜困難得多。
容我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開始。人有一個以骨頭鑲成的架子，稱之為骨骼；一個活人的骨骼，四周包因著血肉。我們生活行動，需要骨骼，也需要血肉。一個團體的生存與運作，也需要兩件東西，就是「法律」和「人際關係」。一個健全的團體，需要有公正的法律，也需要有美好的人際關係。問題是：為建立一個健全的社團，何者佔首位？何者是基礎？是公正的法律（骨骼）呢，抑是美好的人際關係（血肉）？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裡，就有不同的答覆。在西歐和北美，重點似乎在公正的法律；在亞洲和非洲似乎在美好的人際關係，至少實際上是如此。問題並不是在捨此而取彼，而是在應該先從那一方面著手，先從那一方面開始。
就在梵二之前，西方的天主教知識份子已經注意到一種不平衡的現象，就是教會的倫理教學，過份強調遵守法律。對於這一偏差，我相信耶穌會士應負一部份責任。在十七世紀開始，羅馬額我略大學的耶穌會士，把倫理神學由教義神學中區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科目（道明會士並不如此）；他們又為這個科目，撰寫課本，前前後後，足足三個世紀。這些耶穌會士作者，把天主十誡作為倫理教學的基礎，同時又在課本中加插了很多根本不周倫理學範圍的東西，而只屬於聖教法典的教材。這樣，在西方教會中，人們的頭腦裡強調了一個觀念：法律是正義的基礎。
因此，在梵二之前，對於告解聖事，有些人受到焦慮多疑的困擾，有些人抱著咬文嚼字的態度，就不足為奇了。這無異是步伐倒退，重返舊約的時代，正是法利塞人死守法律文字的教條；今日仍有一些信徒懷有這種心態，幸而所佔的比例不大。現在，這件聖事改名為「修和」聖事，這是一個更適當的名稱。「修和」一詞使人明白這件聖事的真正意義，就是天主治療罪惡所造成的創傷：罪人與天主關係中的創傷、罪人與他人關係中的創傷，為使罪人與天主恢複和好，也使他們與主內的兄弟姊妹恢復和好。
我還記得，當我在西歐攻讀神學的時候，有位來自比利時的客座教授，耶穌會的會士德爾屈弗（Fr.Delcuve）神父，他給我們介紹了他們那裡的教理學院，和他們新近出版的「生命之光」（Lumen Vitae）雜誌。這所學院倡導一種新的要理教授法，而這本雜誌便是推行這教授法的工具。這套新的教授法放棄了天主十誡為倫理基礎的說法，而以天主與人之間的盟約關係取而代之。這一套新的教授法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大約四年之後，我東來香港，我的興趣又重燃起來。因為我接觸到中國的文化之後，就發現了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倫理的基礎不是成文的法律，而是五倫的關係，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關係。
在香港多年以後，我應邀去越南教了幾年倫理神學。在那裡，我遇見了另一位來自羅馬額我略大學的客座教授；他的名字叫愛德華﹒阿梅爾（Fr. Edouard Hamel, S.J.)，是位加拿大籍的耶穌會神父。他出版了好幾本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十言》（Les Dix Paroles）那一本 ；這本著作的內容，圍繞著天主的十誡。該書指出，聖經所記述的，並不只是十誡，而是傳授十誡的經過：首先，天主在山上給梅瑟面授「十言」；其次，梅瑟奉命下山把此「十言」帶給以色列人民。以色列人接受「十言」，表示他們願意與天主訂立盟約。記述的重點顯然是在訂立盟約，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天人關係，而不是在傳授「十言」，因為接受「十言」，只是表示了以色列人接受了天主的邀請，決意與天主立下誓盟，成為天主的子民。
因此，尤其富我們領受修和聖事的時候，我們最好提醒自己以下各點：在什麼背景下天主頒佈了十誡 ；盟約比十誡佔著更重要的地位；特別是不可把十誡自盟約所建立的天人關係中分割。
現在請讀者回到本文開頭所引用的比喻。正義以及所有的倫理道德，應該以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公正的成文法律作為雙重基礎，正如一個完整的人體，應由血肉和骨骼所組成。我們的問題不是在「取捨」其中之一，而是在「強調」前者或後者。在梵二之前，傳統的要理教授，很明顯的，重點幾乎完全放在遵守法律方面，講解天主十誡一點也不涉及盟約的背景。梵二 20年之後，在全球主教代表會議中，大部份與會的代表，都希望重新編輯一部「天主教教義和倫理的綱要」。這部新的要理對正義將有怎樣的講法呢？在最後一次會議中，就是在1990年10月25日那天，賴辛嘉樞機（Card. Ratzinger）向大會的主教代表們作了一次詳細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在廣泛地徵詢了全球各地教會的意見之後，要理初稿的第三部份，就是討論基督倫理的那部份，將依據一些原則加以修訂。在這些原則中，也包括了下面一點：這本要理「將更明確地說明，倫理的行動怎樣和『人際的共融』、人類的歷史，甚至和整個宇宙，有著密切的關係。它的結構，尤其在個人倫理部份，仍保持十誡的框架，但十誡的講解，則以『愛天主和愛近人兩條誡命來加以發揮和描寫。』」（Catholic International, No.3, p.114）
正義可以區分為若干種類；在不同的文化裡，所強調的某一類正義，也可能不同。西方的文化傳統，把正義區分為交換正義、分配正義、法律正義三類，同時強調了交換正義。交換正義規定私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雙方各給予對方應得權利。分配正義控制社團統治者對社團成員的關係，譬如一國的政府，應該依據分配正義的原則，公平地釐定國內不同階層的人士應繳的稅額。法律正義則界定社團內的個人，對自己的社團應負的職責。社會正義是今日十分流行的一個名詞，它究竟指什麼呢？最好的描寫可能是：分配正義加上法律正義。
至於亞洲的傳統，又有怎樣的講法呢？這裡，我記起了菲律賓的耶穌會士史學家，德拉﹒科斯塔神父（Horacio de la Costa, S.J.）為答覆這問題所寫下的文章。我相信這篇文章是應亞洲省會長會議之請而寫的。地說，在亞洲的傳統裡，正義首先是指分配正義，並不像在西方那樣，指交換正義，至少在菲律賓是如此，在別的亞洲國家，情況可能也相同。果真是這樣嗎？我認為在兩方面可找到一些肯定的證據：其一是中國社會的傳統體制，刻劃著由上而下的縱面結構：其二是強調團體的權利，甚於個人的權利。在西方的情況正巧相反，社會的體制是橫面的民主結構；同時又強調個人的人權，甚於團體的權利。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每一個地區，除了強調的對象有所不同之外，關心的焦點，也有很大的差別。當梵二進行之際，又於梵二結束之後，在各地主教有關正義的談話中，就可以見到這些明顯的差別。有三個重要的領域是備受關注的：一、戰爭與和平：在今日，是否有所謂「正義的戰爭」這麼一回事？（提出這一問題的，主要是來自英因和美國的主教）。二、不平等的財富分配：由此產生各種惡果，如：不人道的貧窮、營養不良、嬰孩天折 ；這些情況發生在許多國家裡，尤其在非洲、南美和亞洲：有的災難是由極嚴重的饑荒造成的。這一類今日世界的大災難，我們至今還沒有辦法加以消除嗎？三、應該作出什麼更多和更積極的行動，為按納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並促使其實現呢？
那些在梵二發言的主教，在大會結束之後，受到許多民間團體的有力支持，譬如國際特赦組織（由一個天主教徒所發起的人道組織）便是其中之一 。基督教世界聯會和天主教會也在國際的屆面上，攜手合作，同心協力，共謀促進世界的正義。這個名叫SODEPAX的國際性組織，不幸在一個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議案中發生歧見而告分裂；羅馬天主教會方面不能贊同基督教世界聯會的主張，就是提供金錢和武器給安哥拉（Angola）反抗政府的車隊。
以上面我所描寫的正義為基礎，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秩序，在今日的世界上，尚有多大希望？容我引用一個文件，作為本文的結語。這個文件是在梵二召開前 20年，由一群基督徒所草擬的，就是「世界人權宣言」；後來於 1948年12月10日，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中通過，而成為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今日世界建立正義的希望，主要在於這宣言是否能夠在全球各處，普遍地受到尊重而付諸實踐。
世界人權宣言，在亞洲年輕的一代中，所獲得的支持和擁護，是出人意表的。這情況在近十幾年來國際性或地方性的盛大集會中（如：伊朗的德黑蘭，日本的東京等），是十分明顯的。這豈不是亞洲的青少年對分配的不義，所作出的反應嗎？這裡，我們似乎見到，上面有關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描述，普遍地受到年輕一代的接受和認同，特殊文化傳統下的青少年也不例外。
為什麼這些權利應該給予每一個人，沒有任何例外呢？因為這是人的尊嚴所要求的。我們公開地支持世界人權宣言，就等於承認每一個人擁有宣言中所列舉的各項權利。
最後，容我指出，我們只有以基督徒的目光觀察人性的尊嚴，才能夠清楚地看到信仰與正義的關係。雖然所有的人，不論有信仰的，或者無信仰的，都能夠接受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這意味著承認人類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人性尊嚴；但是只有基督徒能夠在信仰的透視下，發現人在基督內蒙召作為天主大家庭中的一員，具有超驗的人性尊嚴。在這背景下，我們在上面對正義所下的定義：「給予每人應得的權利」，便有著更圓滿的意義和更豐富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