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您曾兩次擔任中華省的省會長，首先是在位於臺灣的中華省，後來在位於香港的中國使徒工作中心。現在您在美國領導兩個友誼中心。請問您是如何開始的？
    朱：我自從於一九八五年的安息年之後，遂住在加州的聖荷西，我在此結識了一群在矽谷電子工業區工作的中國天主教教友，他們都是專業人員。我們開始時是一個研習小組，先從主題式來探討，例如教育、經濟、政治，以及在中共的教會事務等等。我們逐漸感覺到，除了瞭解與討論之外，亦須採取某些行動，於是這小組派我去位於柏克萊的加州大學探討成立友誼中心的可行性。
    在那時約有三百位來自中共的留學生與學者在柏克萊進行研究，他們大部分主修科學與技術。我們預感到這批知識份子在中國的革新與現代化方面將是具決定性的參與者，他們在物質、心理與精神上亦有許多需要。我們認為透過友誼中心，將可提供他們資訊、款待和其他基本的需要。我們希望激發一些在理性、信仰、科學和宗教方面的問題。我們從一開始就感覺到，在這些學者心中存有對真理、意義、成就與幸福等某種深切的渴望。

達：“知識份子”這名詞在亞洲具有特殊意義。就知識份子為一階層而言，其力量與弱點何在？
    朱：我採用“知識份子”這名詞是為描述一個人發展了一種獨特的人格與視野。這包括獨立思考的能力、社會批判的能力和投身的深度意識。就儒家傳統來說，一位知識份子最好的一面，在於著重仁愛與正義，甚至可為此犧牲生命。他所主要關切的是“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這是其力量，同時也是其弱點。
    這對國家的熱忱和對人民的愛心曾造就了一代偉人和英雄，他們將個人私益完全置之於公益之後。如果國家的領袖是有智慧、誠實與無私的，則結果會非常好。如果這些領袖不正直、沒有智慧、甚至專橫，則其弱點就呈現出來了。
    此外，知識份子的人性尊嚴與自由並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或結構性的支援，然而這些人格保障為作獨立思考和社會批判都是絕對必要的。這種保障會鼓勵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有更進一步的投身。若沒有這層保障，在過去那盲目的投身，造成的是奴役，而不是真正地為百姓服務。在獨裁統治下，知識份子常是首批的犧牲者。
    這裡有一個最近的例子。C教授在自己的兒子于天安門事件被殺之後，發表他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未來深度的關切。他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裡，並沒有傳統意識中所講的那種知識份子，他們只是靠腦力掙飯吃的勞工。他們並不能反應人類深度的意識，亦無法代表社會的良心。很自然地，他們未能形成一股社會批判的力量。”
他悲歎地說：“我們不能否認，在中國的共產主義的確成功地損害並控制了中國人的靈魂。這種文化使百姓變成了機器人：成為沒有個人渴望或感覺，思考或甚至語言的存有物。他們按照外在那奴役並矮化其人格的體制生活。如果他們膽敢依循自己的良心或進行任何獨立思考，就會大難臨頭。這是今日中國知識份子最大的不幸。”
當提到他被殺的兒子時，他說：“我怎麼能相信人民軍隊真的用真槍實彈射進我兒子的心臟！”他借用Holocaust Museum （屠殺博物館）的獻詞，說：“如果我們忘記這暴力的行為，這表示我們許可類似的屠殺再度重演。我永不許可我自己忘了它。”

   達：您所遇到的中國學者中，在有關信仰方面的困難何在？
    朱：有些困難是外在的，有些則是內在的。由於受到知識氛圍的影響，許多中國學者視信仰為迷信，不足費心，更別提去嚴肅探討了。在宗教信仰中視神為超然的存有，這為他們而言是不科學的。這些學者們大都在完全物質主義和無神論的氛圍中成長，雖然最近幾年情況稍有改變。
    正如同一位中國科學家向一位耶穌會士的科學家說：“我實在不完全僅為何像您這樣的一個尋求領悟的人，並且在事實上亦透過理性和邏輯在控制世界，卻能同時是一位有信仰並向神祈禱的人。”

    達：您在與中國學者討論時，如何提到信仰與理性呢？
    朱：最重要的是要指出，信仰絕非是不理性，它更是最合乎理性的，甚至有時候還超越理性。學者們一般有兩個階段的發現：即發現信仰是合乎理性的，接著是相信的義務。在擁抱基督信仰時，一個學者必須像個孩子一般，以信賴、信任、信靠和自我降服的方式投靠到他母親懷裡。
 

   達：這對凡事要求證明、查考、仔細預測、衡量、對任何一丁點的真理也得它能重覆出現才接受的科學家而言，想必是困難重重。
朱：的確，這非常困難。然而，如果這位科學家真實地面對自己，他會想起來並記得，在起初他也曾像個孩子一般投入科學母親的懷抱，“無條件地接受”許多科學的預設與假設。在幾何學，我們相信兩條平行線永遠不會相交，（或它們是在無限時才相交。）這種說法是不能以經驗來證明的。在天文學、一般的相對論、量子力學和生物學中亦有許多其他的例子。
    這些“信仰”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它們屬科學性的假設；雖未經過科學的證明，或只是從其中推論，但它們都具科學性。為了要能相信，學者們需要慢慢擁有一種開放、接納的態度，有廣闊的胸襟與真實的謙遜。
   

達：為這些學老介要踏入信仰的領域，需經過那些通道？
    朱：從我的經驗中發現，對人類精神存有—一即靈魂—一的接納是所有人性尊嚴、人權、人的價值與自由的基礎。這是踏進信仰之門的起步。靈魂的非物質性、精神性以及它不死的特性，帶給人一種希望與尊嚴。
    在這旅程中另一重要指標是接受神的存在，神的本質就是存在：我是自我者（我就是我）。一方面，在宇宙的各種變遷與脆弱的人性中有一種平衡；另一方面，則是對真、善、美、聖的一種基本抉擇。這會導引一個人邁向無限與永恆。這種張力會激發一種經驗，即“迫切渴望為此而生活”的經驗。
    為熟悉宇宙銀河浩瀚與極細微分子量學之DNA的科學家而言，若沒有一位超然的智慧存有，若這一切事實只是隨意偶發的安排，這是不可能的。
這探索的過程漫長而辛苦。學者們通常較容易受到其他學者在信仰與生活見證的影響，遠勝於文字和理論。一位中國科學家曾提到：”我非常敬仰那些在明末清初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他們帶來基督信仰，亦同時把科學帶到中國。”
  

  達：學者們對祈禱和禮儀感興趣嗎？這似乎與他們的思想方式格格不入。
    朱：當學者們通過前述所謂的“信仰之門”之後，信仰為他們已不只是可相信的，亦是“我必須去相信”。在此成長的階段中，神對這個人變得如此真實，如同這個人自身的存在一般。可能更甚於此。神與意識和良心相連，神是可以藉著交談和祈禱與神接觸。
    當一位學者真誠並謙遜地面對生命意義的問題時，宗教性的皈依遂可能發生。他深度思考生活、年齡、疾病和死亡，並開始說：“是的，我真的相信。”這對每一個人和對每一個人過去的經驗都獨一無二的。
    成為一名基督徒，同時仍是一名真正的中國人，這為許多知識份子而言，是一個兩難並試圖解決的問題。在他們精神探索的過程中，他們需要找到聆聽並瞭解其焦慮的同伴。他們發現吳經熊博士的話非常振奮人心：
        “我常想自己像是一位來自中國的賢士，在童貞聖母
    懷裡的聖嬰面前獻上儒家的黃金（象徵倫理德行與服
    務），道家的沒藥（象徵精神上的捨棄），以及佛家的乳
    香（象徵默觀與慈悲的精神）。一旦經只神聖的手碰觸，
    其中一切的虛假將受到淨化，一切的其實將被提升到超性
    的價值中。”（Beyond East and West）
   

 達：透過您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未來，您有何領悟？
朱：我可以指出至少四個極關鍵性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建立自我尊嚴與個人性的價值。一般的中國百姓，知識份子尤甚，都曾長期遭受到外來的壓迫與殖民侵略的痛苦。這種貶抑的結果自然而然地造成百姓缺乏自我尊嚴與價值的意識。我曾遇到有些人在低於他們的人面前感到優越。而這些同樣的人在面對優於他們者前面則感到自卑。如何對自我價值有一種平衡的意識，是中國百姓和知識份子要面對的課題。
    其次，我們碰到心靈合一的問題。孫逸仙博士在民國建立之始，即描述這國家有如“一盤散沙”，意指這民族是非常地分散。如何成為一個真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國家？我們如何不經由從上強加上一致命令的獨裁政權而獲致上述成果，這是中國和中國百姓要面對的另一課題。
    第三，是如何從強人政治過渡到以憲法和法律為主導的政治。中國自古以來常依循“新皇帝，新朝代”的法則。當一位老的統治者被新人取代時，遂有一套新的法規強加在百姓身上。老百姓必須常仰統治者的鼻息過活，他的地位遠在法律之上。中國必須面對這問題，即如何建立真正按憲法施政的政府。
    第四個問題是如何有效地並結構性地支援基本人權、自由與尊嚴。只要一黨體制存在，個人的人權就會常遭受到侵犯。這為有獨立思考。宣稱有批判權力並進行社會改革的知識份子而言，更是如此。
    五年前，整個世界的眼光集聚在天安門廣場上。年輕學子與老教授都勇氣可佳地表達他們自己，但最後都以悲劇收場。他們學到很困難的一課：一個人在面對暴力之前，不能沒有保護。“一個人不能對著坦克丟雞蛋”。從這觀點，在他們準備冒險之前，先該尋求結構性與社會性的保護。沒有這真正的保護，他們的冒險無異於集體自殺。

達：如果有一群像似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的人去到中國，他們能同樣地發生重要影響嗎？
    朱：是的！他們必須有能力精確地分析目前的情況，並據此答覆其需要。重要的是對中國的百姓，尤其是對在此成長階段的知識份子的深度感受和內在動機有一種同理心的瞭解。我們稍加具體地說明。
    在他們心中有一種空虛和無力感，一切都無效，一切都失敗了，連毛澤東主義和社會主義，科學和技術亦然。人們渴望尋求一種更深的和超性的東西。
    他們心中亦有一種罪惡感，對知識份子在過去所犯的錯誤感到內疚。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知識份子曾協助國家的政治改革。後來他們懊悔地發現，他們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幫助了獨裁者帶領整個國家走向專治體制的不歸路。他們曾是此邪惡政權的共謀者。
    此外，他們內在還有一種分裂的人格。如果知識份子誠實的話，他們必須承認他們自己的虛偽。在此經濟發展的時代，不少人渴望與群眾一起尋求物質性的目標，但是他們的形象都是清純的，好似未受此實用哲學的沾染。然而他們無能為力抗拒為更有經濟回饋的東西而放棄教職的誘惑。他們覺得好似偽君子，其思考、感覺。渴望和行動是完全分裂的。
    儘管他們為過去感到內疚，對現在感到空虛，對未來感到分裂，他們仍有一分深深的使命意識。他們關切“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的需要、憂慮與希望”，並渴望做一些什麼。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的緒言，在我所遇到的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心中引起真實的回響：“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這廣闊的胸襟給教會—— Mater et Magistra ——帶來極大的希望，教會亦會在這些學者和知識份子中找到好的子女與門徒。

[譯自National Jesuit News White Paper: China, Dec94 / Jan. 95, pp.1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