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新加坡，這次蒙趙雅博會長神父邀請，在雷鳴遠神父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做這個演講，感到十分榮幸和感激。
    我是天津人，原屬天津老西開本堂區，在讀小學中學時，也常在教堂輔祭。我的先祖父董郁青先生當年受雷鳴遠神父熱愛中國文化而感動，學習要理領洗入教，並且以後留在雷神父身邊，協助編輯《益世主日報》和《益世報》，並曾著有《新新外史全集》（1926年）等一些著作。
    我想這些也許是我被邀做這個講演的理由吧！
    大會主席及諸位來賓：
    在不同的時代，天主使不同的聖人智者輩出，完成代天行道的先知使命，發揮整風化俗的使徒精神。
    在近代的教會史，我們也看到比國兩位劃時代先知先覺大智大勇的人物。
    一位是賈爾定樞機（Card．Joseph Cardijn），他手創國際性職工青年會，尤其在提高在俗教友的地位，闡明在俗教友的使命及培育訓練職工青年上，有了決定性的貢獻。
    另一位便是雷鳴遠神父（Fr．Vincent Lebbe），他熱愛中國，中日抗戰時為愛中國而捐軀。在中國教會的歷史上他有更大的貢獻，創立了兩個全球性修會，兩個國藉性修會；尤其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上，他有了決定性的貢獻。據聞教宗本篤十五世＜夫至大至聖之任務＞通諭中，諸多論點采自雷鳴遠神父的函件。
    今天舉行雷鳴遠神父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特就雷鳴遠神父在「中國教會本地化」上的貢獻，向大家做一報告，以表緬懷敬仰雷神父之意。
    「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這是雷鳴遠神父的名言之一。
    前者是前提和原則，後者是實現和結論。當時中國國家深受列強不平等條約的壓榨；中國教會全國也無一位中國主教。（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四十九位在中國各地的主教中，只有二位「監牧」是中國人，一位是會議前五個月，另一位是會議前一個月匆匆任命的）。雷鳴遠神父有感而發的「中國歸中國人」，可從政治角度，也可以從教會角度加以解釋，但是由當時問題的產生和日後的發展，從教會角度來看似乎更恰當；「中國歸中國人」也可改為「中國教會歸中國人」的口號。
    雷鳴遠神父多麼希望中國教會是一個中國主教的聖統、中國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合，以便實現「中國人歸基督」的理想！

梵二文件的有關指示
    有關本地教會的建立以及本地教會與本地文化的溝通，在梵二文件中有很清晰的指示。
    有關推動本地聖職人員的問題，文件上說：「每當各種教友團體能從自己的成員中，有了主教級、司鐸級、執事級的救人的本地職員，為弟兄們服務，教會便在這些人群中奠下比較堅固的基礎，如此則新生的教會就逐漸以本有的聖職人員取得教區的組織。」（教會傳教工作法令16）
    至於使本地教會和本地文化溝通，文件上也說：「在每一個所謂大的社會文化區域內，發起神學的檢討，可以看出各民族的習俗、生活的意義，以及社會秩序，如何能夠和天主啟示的道德相協調。這樣就會找到在整個教友生活的範圍內，進行深度適應的道路。這樣作法，基督徒生活將會符合每一個文化的天賦特性，個別的傳統和各國的優點，在福音光照之下，將會被納入大公的統一中。新的地方教會，裝飾著自己的傳統，便要在教會的共融中，佔有自己的位置。」（教會傳教工作法令22）
    這種溝通和共融的進行，從傳教學的觀點稱為「結合（本國）文化」（Inculturation）或「結合（本地）處境」（Contextualization）。
    「結合文化」是指把基督的救贖事業具體地實現於某一特定的國家和民族，或實現於某一社會文化處境的一種特殊進程。這也稱為「本位化」，涉及宗教信仰與本地文化的融合，透過本地人的思想、喜好、情操、直覺，藉本地文化的精神反省，實行天主的啟示。
    從神學觀點來看，教會對每一個國家的文化中所含有的真理、美善和正義的因素都極其尊重，因為通過文化的形式和發展，各個國家都可實現天主上智的計劃，而「聖言的種子—一道」也蘊藏在各國的社會文化生活之中。
    「結合文化」就是天主降生成人的具體化。現實化，復活的基督降生於各民族、各時代的文化處境中。這也稱為「場合化」，使神學適應某一境況，如某社會狀況、政治狀況等的作法或過程。
    天主把自己完全地顯示給自己的子民時，就是通過降生成人的聖子耶穌，他是依照各個時代的特定的文化處境而顯現自己的。
    有關中國地方教會與中國文化的交流，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深感中國文化的優秀，在接見自由中國主教團主教及旅羅神父修女教友時，教宗指示說：「你們清楚瞭解，你們所要宣報的基督真理的物件，是在時空中存在的人民；你們身為中國的親愛子民，你們的任務是將信仰的訊息，譯成你們遠近的同胞所能瞭解的言詞。要知道如何把教會信仰和信仰的表達方式，與其周圍的文化相配合。這樣做，教會不但尊重其文化，而且從它汲取更好的因素。」（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八日）
    自由中國主教團九位主教去羅馬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述職時，教宗強調中國人是歸化中國人的自然   道者，信仰並不影響固有文化和忠於祖國。教宗說：「你們被召成為生命訊息的先驅。你們是以中國人身分擔任此職，而且你們發現接受信仰，絕對不意味要放棄你們的文化，更不是要你們減少對你們祖國的忠誠和服務。你們的體体有責任，有如前任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在全球共同為基督作證』。我加一句，就因為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是中國大家庭的天生的福音傳佈者。」（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
    這是最近二十幾年來教會最高當局對本地教會及中國教會的態度，但是這並不是雷鳴遠時代中國教會的情況。一九二六年教宗比約十一世祝聖六位中國主教以前，全中國連一位中國主教也沒有，中國教會當局反而還認為中國神父尚不到擔任主教職務的階段。
雷鳴遠神父的努力奮鬥「中國歸中國人」不但是雷鳴遠神父的口號，他也為推動建立中國本地教會努力奮鬥；他主張由本籍聖職人員作主人，才能奠定傳教區的教會基礎。
    他的努力受到許多傳教士，尤其同會會士神父的反對，他本人也受到排擠，由教區副主教被貶為堂區副理神父，從天津被調職到正定，到河北東南端的小村鎮，到不通曉當地語言的中國南方，最後被調離中國返回歐洲。
    雷神父熱愛中國，又熱心傳教，由他在中國多年傳教中遇到的成功和失敗、順利與艱難，深深感到為傳揚聖教擁有本地聖職的必要性。
    法國在中國享有的「保教權」是通過列強不平等修約得到的，這已使中國人對教會產生誤解與不滿，認為法國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就是法國。一些有名望的人曾說：進入天主教就等於受法國保護；在對外傳教工作上，這實在是一個污點，一天不除去，他們就一天不能信奉天主教。可惜，中國教會當局本身未曾注意到這種對傳教不利的情況。
傳信部將中國不同地區交托給不同國家的修會管理，他們努力傳福音，卻未費心也未曾去想如何培植本地聖職人員，更無心建立本地教會，以便將本地教會交還本地聖職管理。一切都是以自己的修會為主，將教區視為修會所有，而教區的主教、堂區的主任，也常由本國會士充任。
    傳信部對修會在傳教區成立本地教會，培植本地聖職的使命有所說明和指示，但修會當局卻不加重視，未曾醒覺建立本地教會的需要，依然抱持固有的態度的作風，我行我素；反而對肯倡導建立本地聖職的雷鳴遠神父加以無倩的排斥。
    更有些傳教士由於種族先見，認為中國人根本沒有資格升為主教，或認為中國聖職人員準備不夠，難以勝任主管教區。
    這些不贊成雷鳴遠神父「建立中國本地聖職」主張的傳教士，既已不贊成他的主張，再加上雷神父的堅持和大力推動，便引起他們對雷神父更大的反感，並施以更大的壓力，最後雷神父被調離天津，遠赴中國南方浙江省的嘉興、紹興。
    雷鳴遠神父于一九一七年由嘉興被調職到紹興之前，由教區趙主教（Msgr．Keynaud）手中收到一份「教區思想備忘錄」以後，在年退省中從寧波給趙主教寫了一封長達好幾十頁的長信，在這封信中將他對「中國歸中國人」的思想，扼要清晰地加以發揮，對T建立中國本地聖職」有詳細的陳述（信中也談到愛國主義、保教權、道袍、事業與組織）。
    雷鳴遠神父首先引證羅馬針對這個問題的指示，雖然雷神父談的不多，在信上他寫說：「剛才收到的備忘錄正好承認了『羅馬教廷已給我們指示了的』，而且數世紀以來不單單是指示（參閱教宗額我略十六世及教宗良十三世的文獻），備忘錄也證實天主上智就在這時候，以事實上不可抗拒的方式，向我們說話。由此觀之，結論沒有前提的寬大，準備優良及眾多本地聖職只是『現行』程式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點，而非唯一的一點。備忘錄的這個結論或其類似的結論，雖然再三提起關於中國及整個遠東的很多問題，但仍讓我們傳教區反羅馬的現象保持原狀。」（雷鳴遠神父書信集207面）
    其實，羅馬方面有關建立本地聖職的指示，不只限於教宗額我略十六世（1831—1846）及教宗良十三世（1878—1903）的近代文獻，遠於一六二二年在羅馬教廷成立傳信部，目的就是建立本地聖職，傳信部甫告成立，便於一六二六年建議晉升日本本地神父，
一六三O年建議晉升印度本地神父，一六五九年傳信部給遠東教會頒發的文件中，更明顯表示對於在傳教區祝聖本地主教的期望。
    在這封長信中雷鳴遠神父也提到由於事實的迫切，也應注意建立本地聖職問題。
    這是由於世界大戰的發生，歐洲不能派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在信中也只簡略談到此點，雷鳴遠神父寫說：「在承認『羅馬的目的及普遍規則』是創立本地教會以後，在證實『歐洲越來越不能供給必要傳教士的數目』以後，這就是說雖然羅馬沒有表明意見，而事實卻在說明，這力量有多麼大！備忘錄加上說：結論是我們應該準備盡可能又優良又眾多的本地聖職人員。『等天主上智來臨的時候，我們要做羅馬將指示給我們的事』。」（雷鳴遠神父書信集207面）
    根據北京教區傳教年鑒上的統計數位，我們也發覺到一九OO在全中國的外籍神父的數目是九百O四人，一九一0有一千四百O二人，一九二O年減為一千三百六十五人，一九二五年又升為一千七百七十六人。雷神父的信寫於一九一七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烽火連天，交通斷絕之際。
    究其實，雷鳴遠神父堅持中國本地聖職，最主要的理由並不是「羅馬的指示」，也不是「傳教士減少」，而是「只有本地聖職（神父、主教）才能瞭解、深入並歸化他本民族的靈魂」。
    請允許我引證雷鳴遠神父針對這點親筆寫的話：「所收的備忘錄中對成立完全國籍聖職，舉出了兩個切實的理由：羅馬的指示與事實的迫切……教會整個的歷史都給我們證明；只有本地聖職才能瞭解、深入並歸化他本民族的靈魂。在歐美沒有見過一個國家，是在外國傳教士管理之下而歸化的……」
    「由此而推論出的結論是傳教士應該培養本地聖職人員，先從較低的階層開始，然而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使能達成從這個民族中生出領袖與主教，如果在一個地方現在不開始如此，便永遠也不會開始。過去人們做的好或壞不必再管，過去的就算過去了。然而請您許可您這最小的孩子，以他最可憐而不堪當的心之深處，給您坦白陳述一切他對於今天之事的想法。」
    「由於將這樣重要的問題縮小了，儘管許多傳教士，經了許多世紀，犧牲出汗與流血，而並沒有獲得結果：僅僅形成了精神殖民地，而沒有依照宗徒們的榜樣，成為有生氣的教會。本地聖職，永遠是居於「輔佐」地位，在自己的本國；被看待如同外方人一樣。」
    「關於準備本地司鐸，我們只準備他們作輔理本堂。有人坦白地承認，這是他們惟一的目標，至少無限期地這樣拖延下去。我並不只是聽見一位主教如此說話，並且也不止一次……我們從沒有見任何地方，認真地朝向這個目標走，羅馬已多少次給我們指出並討論過。」（雷鳴遠神父書信集206—210面）
    在長信的結論中，雷神父又寫說：「人們最不願原諒我的，恐怕就是由於我以為，建立一個完全的本地聖職（主教在內）是我們的首要責任。由於教會的傳統、羅馬教廷的指示及事實上越來越清楚的呼聲，也由於我曾在我四周努力傳播這個概念，並表明，如果我能親吻第二位中國主教的權戒，我將含笑九泉。」
    這便是一位充滿傳教心火，又熱愛中國人民的一位傳教士寫出的心聲。
    一人的歸化或一民族的歸化，是基於天主的聖寵所致，但是歸化的心理過程仍需要對所歸向的宗教有一番欽佩敬仰之情，又怎能以入侵的洋教或保教權的壓力等的姿態出現呢。
    雷鳴遠神父是一位勇於行的人，偏重實際行動的人，他提的三個理由以支援「建立本地聖職」也都是從心理及社會，而非理論及神學的觀點作為出發點。
    趙主教是一位善良的主教，也十分同情雷鳴遠神父的處境，支援他的主張，但是對雷神父這封壯麗的信，只做了口頭上的回答：「我沒有工夫答覆你，如今當面答覆你，你說的都對都好。」卻沒有實行或推動雷神父信中所論各點。
    這封長信的副本，以後卻由雷鳴遠神父的好友湯作霖神父（Fr．Antoine Cotta）重寫成一份六十六面的備忘錄寄給羅馬傳信部，這也引起羅馬的注意，對日後雷神父被邀赴羅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於一九一六年天津老西開事件的發生，雷鳴遠神父和好友湯作霖神父曾分別向羅馬傳信部寫信報告有關「中國歸中國人」的事件，事後雷神父于一九一七年被調離天津遠赴紹興，天津教友發起向教廷直接申訴，而引起羅馬的注意。一九一九年傳信部派巴黎外方傳教會光主教（Msgr．de Guebriant）來華視察中國教務，主要任務是在調查中國聖職能否擔任主教，並且發出有關中國教務的問卷，令有關教友及中外神父答覆。
    一九二O年光主教結束了對中國教務的調查工作，雷鳴遠神父在一個與光主教談話的機會下，提出在中國為大學生及知識份子服務傳教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心願。光主教作一反建議，主張雷神父不是留在中國，而是返回歐洲專為中國留學生服務，所以在一九二0年四月，雷鳴遠神父與光主教從香港同船返回歐洲。
    這是雷鳴遠神父傳教生活的另一轉捩點，在歐洲居留期間，他不但為旅歐中國留學生提供不少服務，並且造出日後親赴羅馬覲見教宗及拜見傳信部長的機會，因而有機會當面陳述有關中國教務的種種，進而促成六位中國主教的祝聖。
    在比國，雷神父與比國邁謝樞機（Card．Mercier）談論中國教會的教務和面對的問題，尤其有關建立本地聖職的主張，得到樞機的贊同和鼓勵，並且由於樞機的支援和介紹，促成雷鳴遠神父羅馬之行。一九二0年十二月雷鳴遠神父受邀赴羅向教宗本篤十五世及傳信部長王勞松樞機（Card．Van Rosuum）陳述有關中國教務的報告。
    這種難得的機遇實在是天主對雷鳴遠神父一番苦痛奮鬥的酬報，使他又充滿了無上的希望和喜樂。
    雷神父曾給他的好友湯作霖神父寫信詳告這個喜訊及有關羅馬之行的一切。
    雷神父先描述十二月廿八日上午十時半單獨一人覲見教宗本篤十五世的經過，教宗先垂詢天津災民的情況，後談到天津教會的事件，後將話題轉到《夫至大》通諭時，雷神父感謝教宗發表這個通諭，也感激教宗對於自己所作的報告表示欣慰，教宗也表示教宗發表言論是按自己所有的職責；並且為本地聖職問題發表言論是教宗最熱望的意願。在談到在中國是否已有夠資格的聖職人員做主教的問題時，教宗甚至對雷神父已將一些神父的姓名提供給傳信部長加以贊許。臨別時教宗更捐出意幣十萬里拉交給雷鳴遠神父以救濟災民，教宗當時向雷神父說：「我本願多做些，但是我終於把我的一塊麵包與中國窮人分享。」
    雷鳴遠神父也在「羅馬之行」的信中描述十二月廿七日拜會教廷國務卿賈斯巴利樞機（Card．Gasparri）的經過，發現樞機和他們二人的見解完全一致，主張建立本地聖職及祝聖本地主教。
    至於雷鳴遠神父十二月二十一日拜見傳信部長王勞松樞機的經過，雷神父在信中描述的十分詳細生動。樞機向雷神父強調說：「這很明顯，該有中國主教，教會在中國應該如同其他地方的教會一樣。假如有人也這樣對待我們的國家，那我們仍然還是外教人（注：王勞松樞機是荷蘭人）……我很希望第一位或第一批中國主教都要超越平常人以上，並願他們給羅馬的主張提出一個很輝煌的論證，致使反對的人們只有閉口無言。以後我們可以增多中國主教，關於第一批以後的那些主教們，就不再這樣苛求了。」樞機也當場要他寫出幾位可被提名作主教的姓名。
    至於對雷神父的服從，樞機當時更說出一些感謝的話：「我從內心深處感謝你所做的這一切，感謝你所遭受的這些痛苦，感謝你那有信德的服從。就是這服從拯救了一切……我感謝你在服從的德行上曾有足夠的信德，使你屆於人下而無所懷疑；就人方面而言，你的服從似乎該招致一切禍害。但就在這裡卻有了天主的祝福，現在你也看見你信服天主上智的安排並沒有錯。」（雷鳴遠神父書信集279面）
    以後雷鳴遠神父又有幾次拜見王勞松樞機的機會，並且在雷神父的要求下，王勞松樞機在他的照片上簽名，加上日期，並寫上「致可敬雷萬桑神父：在一切容忍和英勇中，工作如基督的好兵」。
    是教宗本篤十五世召見了雷鳴遠神父，聽到了他的看法，教宗也告訴他必將任命中國主教。原來，正好在一年之前（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教宗已頒發《夫至大至聖之任務》通諭，呼籲各地傳教士培植本地聖職人員、本地主教、建立地方教會。教宗譴責一些傳教士「將自己的國家置於天國之上」，使人誤認所信仰的是傳教士的教，而天主教在傳教區反成了「洋教而非天主教」。
    教宗本篤十五世雖然告訴雷神父他必將任命中國主教，但是由於教宗的早逝，祝聖中國本地主教的理想卻是由教宗比約十一世所實現。他被選為教宗的六個月之後，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委任剛恆毅總主教（Msgr．CeIso Constntini）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一九二六年十月祝聖首任六位中國主教。
    雷鳴遠神父的理想終於實現，不但在羅馬公佈了幾百年來首批六位中國主教將由教宗親身在聖伯鐸大殿主持祝聖禮，而且雷鳴遠神父受邀到羅馬親身參與這個盛典。典禮中雷鳴遠神父喜極而泣，熱淚盈眶。
    一九二七年雷鳴遠神父更蒙新祝聖的孫德禎主教邀請，重返中國河北省安國教區傳教，滿全了雷鳴遠神父「我為中國而生，我為中國而死」的心願！
    為推動建立中國本地教會，雷鳴遠神父突破萬難，忍受了同會士的排擠，以文字說明自己的看法和理由（致趙主教的長信）以交談說明自己的見解和問題的嚴重（拜見教宗和傳信部長）。在他有生之日，不但看到理想的實現，而且分享理想實現的成果，正吻合中國成語所說的「苦盡甘來」
    在促進中國教會本地化的工作上，雷鳴遠神父努力中國主教的祝聖，華籍教區的成立，也注意到教會與中國文化的交流。
    雷鳴遠神父初到中國，便立志要好好讀中國書，說中國話，清楚地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一條心。雷神父也堅持努力到底，每日讀四書，每日練寫字，幾十年的工夫使他能寫一篇好中國文章，寫一筆好中國字，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雷鳴遠神父以完全投入之情進入中國文化。
    一九一二年雷神父在天津創刊《廣益錄》，這是中國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以後改為《益世主日報》。四年以後，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又創刊日報《益世報》，由於消息準確，言論獨立，以愛國愛教，愛主愛人為出發點；口服所談觸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種種方面，且有不少獨到之處。出刊不久，洛陽紙貴，大受讀者歡迎。

雷鳴遠神父創辦天津益世報的本旨是為宣講天主教教義，製造配合天主教精神的社會輿論。
    早期曾刊登過不少宣講天主教的文字。一九二八年起在第六版  的五分之一篇幅辟有「公教叢談」，由安國真福院主編，每日刊登二千字，其中有的是雷神父親手寫的文稿，如＜何謂天主，天主是誰？＞、＜天主教存在之理徵＞等。一九三O年在原版另辟「真道言」欄，轉載《真道正言》一書，共八十三題，目的要用天主來替代中國社會對鬼神的迷信。
    一九三三年又改在第十版全版辟「宗教與文化」專頁，由上海徐景賢主編，介紹天主教的歷史人物對中國科學文化發展的貢獻。撰稿人有馬相伯、陸徵祥、陳援庵、徐宗澤等，目的是用天主教對中國文化科學的貢獻來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
    可見雷鳴遠神父在幾十年以前就不忘今日大家所提倡利用大眾傳播媒介的「文化傳教」。
   為把福音打入社會，除文化活動以外，雷神父也不忘記「教友傳教」的使徒事業。在一九—一年正式成立天津公教進行會（初名傳信善會），不但在天津教區，不久紛紛成立許多支部，教友負起傳教的工作，而且這個組織很快的推廣到整個中國，有十七個教區也成立了同樣的組織，統一指揮，定名「中國公教進行會大同盟」（U．A．C．C．），一九一四年在天津召開了全國公教進行會首屆大會。
    針對教會禮儀中國化的理想，遠在一九一三年雷神父在比國魯汶參加禮儀周，便向禮儀運動領袖博敦神父（Fr．Baudouin）跨耀在中國聖堂教友以唱代念的中國祈禱方式，眾口一心頌揚天主。雷神父也表示如果彌撒主禮神父可用中文與教友在祭台前舉行彌撒聖祭時，共同向天主交談，該是多好的事。
    以後，雷鳴遠神父在他創立的耀漢小兄弟會便開始每日誦唱中文翻譯的神父用日課經，譜以額我略樂譜。
    針對中國藝術、中國式聖堂及中國式聖像等問題，雷鳴遠神父也深感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性，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也寫說：「自數世紀以來，天主教的信仰已傳入這美妙的國家，而這裡的天主教會還沒有在藝術學學理上，和公教藝術的領域中佔有地位，而只是抄襲歐洲作品，並且儘量與它完全一樣。有人常以為從歐洲購買一切就夠了。但是，中國藝術非常美，我的夢想就是使中國藝術經過教會的洗禮，而使中國的教會在自己國家藝術的境界內，有個基督化的美術。」（雷鳴遠神父書信集357面）
    由我們上面所敘述的各項事件，可以看到雷神父的理想和努力是多層面的，就如他在信中所說：「我本來的目標原是：日報、教友的組織，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領導階層的思想戰，增高本地聖職的水準……等等」。總而言之，這一切都是雷鳴遠神父願能通過「異途」以達「同歸」，共求「中國人歸基督」理想的實現。
最後的感言
    誠如雷鳴遠神父的高足趙雅博會長神父所說：「雷神父在中國的豐功偉業，實在是數之不盡，書之不竭的。然而在一切的豐功偉業中，最大的事件，最大的功勳，乃是他加速了中國教會改變面貌。也就是說：使中國教會的外國面貌改變成中國面貌。」
   「在今天看起來，人們認為彷佛不算什麼，可是如果我們能明瞭于中國傳教區，乃至於世界傳教區的當日情況，我們便不得不承認這一工作的艱苦，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工作的偉大。」（雷鳴遠神父傳262面）
    為準備這篇演講，我曾閱讀多本有關雷鳴遠神父的著作，尤其雷鳴遠神父的《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和趙雅博神父的《雷鳴遠神父傳》，引起我諸多感觸，我願在結束這篇演講時，將一些感想與大家分享，做為這篇演講的結論。
    遠在一六七四年一月道明會士羅文藻受教宗克來孟十世委任為第一位中國主教，中斷二百五十年之久，要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才有另一批六位中國主教的祝聖；這還是雷鳴遠神父和剛恆毅總主教的努力所致。
    原本希望這扇門在一九二六年既已打開，日後會有更多中國主教會受祝聖，可惜好景不常，中國教會本地化又被中斷。
    一九四六年四月教宗比約十二世成立中國教會聖統體制時，二十位總主教之中只有三位中國總主教（田耕莘、于斌、周濟世），一百十三位主教之中也只有二十一位中國主教。總數一百三十三位中國的總主教及主教之中只有二十四位總主教及主教是中國人，而當時全國的中國人神父卻共達二千三百四十八位之多！
    如果當年中國教會最高當局在一九二六年之後，繼續大力推動中國教會本地化，祝聖更多位中國主教，今日中國大陸教會的情況可能自有改觀，而不致於一九五七年七月產生中共政權下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以求獨立自主自辦脫離教宗的中國地方教會。
    任命中國主教的中斷或緩慢，為中國教會本地化實在是一大打擊！
    導致任命中國主教，使中國教會本地化進行遲緩的原因，是否由於外國傳教士（主教、神父）對中國修生、中國神父的不信任，認為中國人本質上或遺傳上根本不健全，不能擔當管理教區或堂區的職務，雷神父在致趙主教的信中已駁斥這種不合理的偏見，而且提出多位元他個人認識的真有學識有品德的神父呢！
    至於有人說中國聖職人員不成熟，沒準備好，雷鳴遠神父也辯答這個設難說：「什麼時候才算準備好呢？……唉，不要如此說！人不知道，但似乎該試一試。」如果假定現在的本地聖職人員實在程度低，全部不適於升任主教，那麼，這是何人之罪？主辦各地修院負責培育修生的傳教士，又怎能洗脫他們的疏忽失職呢？
    上海教區龔品梅主教和廣州鄧以明主教都是在教難之中，教會臨危的時刻，勇敢聽命接受主教的任命。請看他們在教難中的表現如何，還有許多位中國主教們，他們的壯烈忠誠、卓越智慧，又豈不是眾目所睹，令人欽佩，使我們深以為榮的嗎？
    另一原因是否來自修會的封閉作風？在中國的傳教修會來自不同的國家（根據一九三四年《聖教雜誌》，當時各地傳教士來自法意德比班美荷加愛奧十個國家），由傳信部托交給他們，傳信部原意是期望他們栽培本地聖職人員，建立本地教會。可惜不同國家的修會竟將所托的傳教區看為本國修會的殖民地（有如西方列強在中國若干大都市劃定所謂「租界地」，在教會內也形成一種修會地盤主義下的租界地），而遲遲不退讓教區給中國主教以達到中國教會本地化的目標。
    為避免日後這種現象的重演，雷鳴遠神父與鮑朗神父（Fr．Bolan）於一九二七年創立「輔助傳教會」（S．A．M．），嚴格規定自己的會友被派到任何傳教區以後，便完全歸屬所在的傳教區的地方教會，成為本地聖職人員之一，完全在本地主教權下服務，付出心血和力量。十年以後，在一九三七年雷鳴遠神父又與彭師雷小姐（Miss Poncelet）創立「鳴遠小姐服務團」（A．F．I．C. 原稱公教國際婦女輔助團），也根據同一原則及精神為傳教區本地主教服務。
    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諭，教宗比約十一世的帶頭作用，以及羅馬傳信部的文件指示，各教區當局本可分辨出天主的聖意而應採取正確的路線，卻多次又以個人或修會的私意壓蓋天主的聖意；雖熱心於傳教工作，卻又以「舍我其誰」的態度，不信任中國聖職人員的能力，也不信任天主會補足人力所缺，而未肯努力將中國的地方教會交還給中國人，實在可惜！
    在推動中國教會本地化的過程中，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曾與雷鳴遠神父數度相會，也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付出極大的心血和貢獻，功不可沒。這是我閱讀剛總主教的遺作《回憶錄》多冊中研究所得，可惜受今日講演的內容所限，在此未能加以發揮，十分抱歉。
    最後，讓我們感謝天主賜給我們中國教會一位剛恆而有毅力的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一位眼光遠大為主奮鬥的雷鳴遠神父。也求這二位在天之靈助佑我們正視我們的時代，如雷鳴遠神父所說：「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時代。走進我們的時代潮流，我們不是要反時代，而是要遵信仰而合理地締造我們的時代，引導我們的時代。」我們也身體力行，大力推進，在「中國歸中國人」實現後，再力求「中國人歸基督」的實現，以完成「現代中國的宗徒」雷鳴遠神父的口號和心願—一「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

多謝大家。

參考書目

雷鳴遠：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
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
曹立珊：春風十年（聖化月刊社）
剛恆毅：在中國耕耘（天主教主徒會）
顧裕祿：中國天主教的過去和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羅漁、吳雁：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輔仁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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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隆基：天津「益世報」及其創辦人雷鳴遠（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十二期：天津人民出版社）Chanoine L. Leclercq: Vie du Pere Lebbe (Casterman )
R. Laurentin: Chine et Christianisme (Desclee de Brouwer )
J.B. Wu Chung--Yuan: Le Pere Lebbe a la recherche de l'identite de l'Eglise de Chine (Chiayi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