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利瑪竇科學活動的宗教目的
利瑪竇於一五八三年抵達中國廣東肇慶，一六一Ｏ年卒於北京。在長達二十八年的歲月裡，利氏不僅傳播西方天主教，同時也傳播西方的科學技術，從而揭開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嶄新的一頁。正如法國著名史學家伯希和（Pierre Pelliot）先生所說：「沒有任何接觸比這種接觸更為重要，這不是馬可波羅來華的那種交往，這亦不是珠江三角洲上第一支葡萄牙船隊。真正的接觸是思想、精神與心靈的接觸。它就是抵達明朝的利瑪竇與耶穌會士們以及天主模糊不清的信息。」李約瑟也指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紀耶穌會傳教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為他們既充滿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54.
利瑪竇與耶穌會士的來華，是近代中國科學史、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著一次新的更大規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始。而科學與宗教同時輸入則是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顯著特點。
1.科學與宗教，孰輕孰重？
怎樣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先驅人物——利瑪竇？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重要問題。既不能因為利瑪竇在中國製造了多種多樣的天文儀器，多次繪製世界地圖，傳授幾何學等，而把利瑪竇僅僅看成一個對中國科學發展做出貢獻的西方科學家。也不能因為利瑪竇在中國刻《天主實義》等，進行過種種宗教活動，而把利瑪竇僅看成遠道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事實上，利瑪竇傳播天主教與傳播科學技術的活動始終是緊密結合的。因此，評價利瑪竇應從以下兩點出發。
第一，利瑪竇的主觀目的主要是傳播天主教，傳播科學是一個次要目的，是為達到其主要目的手段。客觀上，由於利瑪竇當時在羅馬學院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使得他對長期寄居的中國，在科學上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第二，從利瑪竇所處的時代看，傳播天主教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官方對此還存有戒心；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對於西方科學的需要卻十分迫切。因此，利氏可以公開傳播科學知識，而傳播天主教則需處處小心。正因為如此，利瑪竇在其製作的天文儀器上，地圖解說裡，《幾何原本》序中，刻上或印上天主的聖名、天主教教規，使科學傳播與宗教傳播相互溶合、交叉傳播。這種科學與宗教相互溶合、交叉傳播的策略獲得了成效，這也說明傳播科學與傳播宗教並不矛盾。
利瑪竇始終把傳播天主教作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這一點在他的書信集中隨處可見。如在一五九七年的信中，利氏道：「來信說有人願意看到更多的人歸化的消息，神父，您知道，我和我的同伴日夜所想念的，無非就是這件事。我們離鄉背井，如今住在這裡，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飯菜，住中國房子，說中國語言，無非也就是為了這件事……」55.在一六Ｏ九年二月十五日的信中，利氏又說：「神父，您知道，請求中國皇帝恩准自由傳教之事，就是我日夜所思所念，也可以說，是我多年希望能夠得到的。只可惜中國的政情與其他國家不同，不但神父您，連那些已到中國而未到北京的傳教士，都不易明瞭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多難，不但不易達到，而且連去求的可能也沒有。」56.
儘管利瑪竇處在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開荒年代」，儘管自由傳教十分困難，他對於天主教傳播的前景仍抱有樂觀態度。同一封信中，他列舉了持樂觀態度的八條理由：
「第一，……但我們卻日漸受人重視，教友的數字與品質也有增無減……
第二，在這個帝國中有許多富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科學與哲理，而在中國最受人推崇與追求的便是這些學問。因此似乎不難皈依中國士大夫信仰天主，因為我們的信仰合情合理，容易明白。如果士大夫們相信我們，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
第三，在這裡用書籍傳教是最方便的方法，因為書籍可以在任何地方暢行無阻。這裡很多人皆可看書，很多事皆可由書籍傳授，講話便沒有那樣方便，這是我們的多年經驗之談。目前我們的教會已因四、五種印刷的書籍而傳開了（按指《天主實義》、《交友論》、《二十五言》與《畸人十篇》等）。在此之前因無教會書籍，只有用語言和其他方法傳教……假使可能的話，把我們宗教有關的一切皆筆之於書，那麼聖教會只要一些指點與訓誨便可因而自傳了，尤其在沒有神父的地方。
第四，中國人一般而言，天質聰慧，他們的書籍、語言、衣冠及朝廷龐大的組織，整個東方無不對之景仰倍至。因此，如果我們能給他們教授科學，不但可以使他們成為專家，而且因此也能使他們接受我們的宗教，他們自然會感激所受的大恩……雖然迄今我只不過教授他們一點數學與宇宙學，但已使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有學問的人多次對我說，他們原在暗中摸索，是我們給他們指點了迷津；這僅指我教他們的有關數學的自然科學；假使我教他們更深奧的學科，如物理、形上學、神學與超性學的話，不知他們會用何種話表示他們的謝意了。
第五，中國人也傾向於事天修身，也許有人持相反的意見，不過這是我經過仔細觀察所得的結論。中國人自古就遵天理，且比我們歐洲人守的更完善。
第六，中國教友更容易保存信仰，因為這裡安康太平，有時一百多年也不會有戰亂……
第七，我們迄今和中國士大夫們交往謹小慎微，他們異口同聲地稱譽我們為學者、聖賢……現在我們中間已有許多品行端正、對神學有研究的神父，大家更勉力學習深奧的中國學問，因為只知道我們自己的學問，而不通曉中國人的學問是毫無用處，於事無補的。
第八，我切願藉書籍之助傳播聖教……藉我所撰寫的書籍，稱讚儒家學說而駁斥另兩家宗教的思想（指佛教、道教），但並非直接攻擊，只是他們的思想和我們的教義相衝突時，才加以駁斥……同時我也設法聯絡其他知識分子，採取同一步伐，駁斥儒、釋、道三派。本世紀有不遵循傳統的士大夫提倡新奇的思想，我也不客氣地加以駁斥，因此使不少現代學人信仰了天主，成為好教友，他們時常告解，領聖體，且盡可能還為神聖信仰作宣傳。」57.
利瑪竇強調，為傳播天主教，不但要通曉西方的學問（可傳播的學問），也要通曉中國人的學問，從而知道怎樣向中國人輸入西方的學問。正因為如此，早期的利瑪竇就十分重視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經籍，努力了解中國社會，順應中國社會，以求得天主教義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統一，藉以培植天主教在中國植根的土壤。
值得指出的是，利瑪竇對於佛、道兩教的認識僅限於他對尋常佛、道教徒的了解，沒有悟透「佛」、「道」內含的深奧道理，因而誤認為「佛」、「道」兩教俱為封建迷信（不排除普通佛、道教徒的確是迷信），加之受與他來往的士大夫們對佛、道消極態度的影響，故利瑪竇對佛、道兩教的批駁多有偏頗。
利瑪竇是怎樣把傳教溶合在傳播科學的活動中呢？一五九六年他製作石刻日晷送給南昌的建安王，並在這個日晷上刻有兩句勸言：「一，由於其機械、格式與其顯示的種種時間等，這一切如無太陽皆失效用，因此我聲明，只有良好的法律與勸言，假如沒有天主給予我們良好的、有效的法律，那一切也都枉然。另一句勸言：基於歲月如梭，已往者已不能追回，未來者也不在我們手中，所以奉勸大家要珍惜現在的時日，多行善，勿做無益之事。」58.（按這裡引的是譯文，原文應是文言文。）他自己也說：「這樣利用石片也能宣揚天主的真理。」59.
利瑪竇在其繪製的世界地圖中寫道：「此歐羅巴有三十餘國，皆用前王政法，一切異端不從，而獨崇天主上帝之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興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專治兵戎。土產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汁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無不知曉。俗敦實，重五倫。物匯甚豐，君臣康富。日時與外國相通，客商遊遍天下……歐羅巴者……不信輪回而極信天堂地獄之說。古國人多去家修行，即巨家資，棄而不顧。男人三十以外乃娶，無二室者，百姓如此，君公亦如此。有三十餘國，各國主統之，另有教主，其教主不娶；即國王尊師之……」60.
一六Ｏ七年《幾何原本》出版。利瑪竇於次年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道：「……我曾給您寫信，內容就是這位紳士（徐光啟）和我一起把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譯成中文，此舉不但把科學介紹給大明帝國，提供中國人一種有用的工具，而且也使中國人更敬重我們的宗教。」61.
為了達到其自由傳教的目的，利瑪竇朝思暮想有一日能見到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
一六Ｏ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利瑪竇在呈獻給萬曆皇帝的奏疏中寫道：
「臣先於本國，忝於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制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尚蒙皇上不棄疏微，命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然而不敢必也。」62.隨疏呈獻的貢品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像一幅，珍珠鑲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兩座，《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
利瑪竇在奏疏中，想「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的正是有關天文、數學知識。其目的是想見到「至尊」——皇帝。同樣，他把《萬國圖誌》（即歐洲第一版銅板印製的世界地圖，列入貢品，也是希望萬曆皇帝閱讀此圖，進而召他至御前，討論有關世界的問題。
這一點，在利瑪竇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也曾提及，信中道：「今年（一六Ｏ八年）初，我曾把大張《世界地圖》呈獻給中國皇帝。皇帝非常高興，希望能多有幾張（大約十二張，為掛在不同宮殿中）。可惜原版不在京師，其他的版已破損不能用了。於是我被召見皇宮，吩咐我要多印幾份。太監們聽說原版不在北京，非常害怕，恐怕皇帝不信。於是我向他們建議，如給我一段時日，至少一個月，我可以繪一張更完美的地圖。於是太監們把我的意見回稟皇帝，皇帝不願我花錢又費心，便命工匠在宮中照我呈獻的地圖刻板，不久便印了不少張，很多殿中都掛起了我繪的『世界地圖』。這對我們傳教士十分有利，因為在此地圖中有不少耶穌之名，皇帝也知道很清楚，還有本會的徽章，上為耶穌聖名的簡子。不少大儒寫有序言，盛讚我們與我們所有的一切，當然皇帝與皇子們都可以看到……希望皇帝或皇子看到我們刻印在上面的有關教會的道理，我們歐洲的風土人情。巴不得皇帝有一天想見我們，追問我們教會的事才好。」63.
遺憾的是，萬曆皇帝一直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歐洲生產的精巧大鐘上，世界地圖僅作為稀有字畫之類東西而被掛在宮殿內，並且那時的萬曆皇帝除宮中之人，已不見外人。故利瑪竇直至逝世也未見到皇帝。
2.利瑪竇傳教思想的影響
利瑪竇從不否認他的宗教目的，科學僅是他和知識分子接觸的媒介。利用這一媒介，利氏在中國結交了許多著名學者，學術傳教相當成功。那麼，利氏的追隨者們——明末士大夫階層中的天主教徒們是否因為利氏的學術而信教呢？他們又是怎樣對待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呢？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稻葉君山在《清朝全史》書中寫道：「明未天主教之徒之所以信教，是感於西人卓越的科學思想，而非絕對信仰他們的宗教。」64.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徐光啟輩因要研究西人的科學而奉教。」65.黃節《徐光啟傳》認為：「徐光啟信奉天主教的意圖，是陽尊其教，而陰取其象數之學為己用。」66.一九八二年在徐光啟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上，關於徐光啟的科學觀與宗教觀的主流看法也是認為徐光啟入教的動機是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
本文認為上述觀點有失偏頗。僅從徐光啟、李之藻的入教過程就可以得出，他們並非是因為要研究西學而入教。
徐光啟，松江府上海縣人，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舉人。萬曆二十三年，徐光啟與西方傳教士在詔州初次接觸。那時他「屢試不中，又夫愛母，單身在外省教書，且當壯年氣盛的年齡，心中怎能不憂憂若有所失呢？下了館，常獨步閒游。一次，他走到護城河西的一座泰西教士的住宅外。他早已聽到人家說泰西教士利瑪竇，便敲門進訪，在中堂見到牆上供著的天主畫像，神氣栩栩如生，不覺肅然起敬，跪地敬禮。一位泰西教士出現，名叫郭仰風（居靜）。利瑪竇那時已往南昌。談話後，光啟感到泰西教士有中國君子之風，他便有心想研究教士所傳之道。」67.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ＯＯ年），徐光啟赴北京應試，途經南京，為拜訪其老師焦竑，偶然認識了利瑪竇。儘管利瑪竇當時四十八歲，比徐光啟大十一歲，但兩人卻一見如故。「這僅是一次短暫的相會，因為保祿正匆匆趕回家去，當時他可能只獲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萬物的根本原理。」68.
萬曆三十一年（一六Ｏ三年），徐光啟因事返回南京，並拜會了羅如望神父。「他進屋時在聖母像前禮拜，而且在首次聽到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後，馬上就決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天晚，他一直安靜地思索著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條文。他把基督教教義的一份綱要，還有利瑪竇神父教義問答的一個抄本帶回家去……通宵讀它們，第二天回去之前，他已經記住了整本的教義綱要。他請羅如望神父儘可能地給他解釋某幾段，因為他必須在年底以前趕回家，而他想要在動身前領洗。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嚴肅地對待此事，神父要他來接受教誨，每週一天，每天一次，他對此回答說：不止是一次，我要一天兩次……他在動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69.
此時，徐光啟和利瑪竇的交往尚不深，也沒有開始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只是看過利瑪竇繪製的地圖。從上述徐光啟入教過程可見，徐光啟入天主教在先，研究西學在後。
那麼，李立藻又是怎樣信教的呢？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生於嘉靖四十五年，萬曆二十二年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萬曆二十九年他在北京初次拜見利瑪竇，詢問有關「山海輿地圖」問題。此後，李之藻經常向利瑪竇請教天文、數學問題。除此之外，他還經常和利瑪竇討論天主教教義，誠心誠意信奉天主教。無奈，教規中不容娶妾，李之藻又不願休妾，因此利瑪竇遲遲不肯為他授洗。儘管如此，李之藻仍十分熱心於天主教的傳播事業。正如利瑪竇所言：「這位友人（李之藻），雖然由於某種障礙而未入教，但是他如今在自己的家鄉，印刷我們的書籍，稱頌我們，讚揚我們的學術、我們的宗教，他希望我們的聖教在他的家鄉傳揚。因此他如今把在北京印的天主教實義，又在家鄉再版。」70.
一個偶然因素促使李之藻下決心休妾、領洗、皈依天主教。「萬曆三十八年二月（陰曆），之藻忽患病，京邸無眷屬，瑪竇躬為調護，親切如家人。及病篤，自忖必死，立遺言，請利瑪竇主之。瑪竇慰藉備至；之藻幡然，參徹於生死之際，遂受洗禮……」71.
誠然，李之藻與利瑪竇最初交往是緣於西方科技，並且此後有關科技交往活動也很多，但由上述入教過程可知，李之藻入天主教也不是為了研究西方科學。
然而，徐光啟、李之藻究竟因何而入教呢？我認為徐光啟、李之藻信奉天主教是因為深信天主教教義與早期儒家思想相吻合，深信天主教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當然，對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對利瑪竇等人的高尚品德、偉大人格的欽佩也是徐光啟、李之藻入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利瑪竇熟讀中國經書，發現孔子的話很有理性。並且設法從先秦典籍中找出「上帝」、「天帝」等字眼，將其比附為天主教的天主。如在《天主實義》中所說：「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為天地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周頌曰：『執兢武王，無兢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積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後。』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為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72.
利瑪竇這種藉儒傳教，並盡可能尊重中國的傳統和習俗的方針深受廣大知識分子的歡迎。如徐光啟、李之藻等。
徐光啟在《泰西水法》序中道：「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始至也，人人共嘆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于士大夫也。其談道也，以踐形盡性，欽若上帝為宗，所教戒者，人人可共由。余嘗謂其教必可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谷，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73.
這裡，徐光啟不僅高度評價了利瑪竇等傳教士及其所傳宗教，而且認為天主教與儒家思想統一。

李之藻進一步論述道：
「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禮之教，故其為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于小心昭事大旨，乃為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天獄，拘者未信，要于福善禍淫，儒者恆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圓諸編，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于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異匪懈，則世所謂，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74.
徐光啟、李之藻不但看到天主教與儒學相通，而且也從利瑪竇等傳教士的身上感受到天主教的犧牲、寬恕、平等、博愛精神。
在駁斥沈對天主教的攻擊時，徐啟光說：
「臣累年以來，因與考究講求，知此諸臣最真確……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以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身救心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功夫，以遷善改惡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一切戒訓規條，悉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于由衷故也。」75.
李之藻在《畸人十篇》序中贊道：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沈沙狂颶，與夫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菑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殆不肖以為異人也。睹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復徐叩之，其持議崇正辟邪，居恆乎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旁及象緯輿地，旁及勾股算術。有中國先儒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純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問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后識其至人也。」76.
不容置疑，徐光啟、李之藻不但仰慕利氏等傳教士所傳播的天主，也敬仰他們的學問、人品。
光啟在《幾何原本》序文中寫道：
「顧惟先生（利瑪竇）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無疑。而余乃亟傳其小者，趨欲先而易信，使人繹其文，想見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學，可信不疑，大概如是」77.
這裡不難看出，徐光啟不僅自稱是利瑪竇的學生，而且聲稱自己僅傳了利氏「格物窮理」之小學問，並且想以此小學問去助利氏傳的大學問——「修身事天」。
光啟與利瑪竇合作，先後翻譯、編寫《幾何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
同樣，李之藻經常向利瑪竇請教有關天文、數學等問題，根據利瑪竇講授的筆記，編寫了《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圓容較義》、《同文算指》等書。在為上述譯著所寫的序中，徐光啟、李之藻多次讚美恩師的學識。
除論述天主教與儒學根本相通之外，利瑪竇還論證天主教於國家太平也是大有好處的。他在一六Ｏ九年致巴范濟神父的信中說：「利用良好讀物與推理，對讀書人逐漸介紹我們的教義，讓中國人知道，天主教的道理不但對中國無害，對中國政府還大有幫助，它為帝國締造和平……現在對這裡沒有天主教已能長期享有太平，那麼如果天主教能在這裡廣揚，未來的日子不是要太平萬世了嗎？天主教過去也曾多次化戰亂不睦為祥和啊！」78.
正因為受到利瑪竇這種思想的影響，徐光啟十分欣賞歐洲的「天主世界」。他在「辨學章疏」中贊道：
「蓋彼西洋鄰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天主教），千數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關，其久安長治如此……」79.
對於徐光啟來說，天主教不僅能實現其信仰上的追求，而且也有助於他實現自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因此，徐光啟在第一次聽了天主教教義之後，便決定信奉天主教了。

結束語
利瑪竇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為西學東漸、東學西漸譜下了不朽的詩篇。
利瑪竇在中國開闢了一條學術傳教的道路。他及其後的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傳入中國的天主教和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都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反響。士大夫中，徐光啟、李之藻等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科學知識，而且也接受了傳教士傳來的宗教信仰；李贄、方以智、梅文鼎等僅接受西方科學知識，排斥與之同來的天主教；楊光先等則一概排斥。至於萬曆、崇貞、順治、康熙諸帝，基本上是抱著取長補短的態度，利用西方來華人才，吸收西方科學知識，同時適當允許傳教士的正常教務活動。
通過對利瑪竇科學、宗教活動的同時研究，不難看出，在利瑪竇入華後的二十八年生涯中，他始終奉行傳教第一，傳播科學為輔的政策，並且相當成功。
在研究耶穌會士時，不僅要弄清耶穌會士生活的中國舞台和他們受教育的歐洲背景，他們與葡萄牙殖民者間的關係，而且要弄清耶穌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以及耶穌會內部和天主教內部關於利瑪竇傳教方式的分歧和鬥爭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對這一複雜的歷史現象作出較為合理的評價。此外，有必要對我國四十年有關利瑪竇等明清耶穌會士的研究作一反思，實事求是地評價過去的研究成果。對於一些錯誤觀念要堅決撥亂反正，還其歷史真面目。
誠然，利瑪竇傳入中國的西方先進科學受到了不少明末士大夫的歡迎和接受，但這些人的科學知識和治學態度均不足以從事西學的流傳推廣工作。並且，李之藻、徐光啟等士大夫的努力也是十分有限。部分士大夫們的進步的人文精神、大同理想在一個封閉社會裡基本上不起作用。事實上，士大夫階層一直受到傳統文化的束縛，古老地理知識的制約，因此，他們不能夠正確地判斷中國處在十六、十七世紀世界歷史大變動裡的位置。當歐洲人從中西文化交流中吸取經驗知識時，大多數中國人不是迷醉在「泱泱大國」的夢境裡，就是毫無理性地排斥、拒絕西方的科學。這種保守的心態顯然不適於立即接受近代西方的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