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八九年底來美國後，因學英文之需認識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第一次見面他送我一本聖經，並說，這就是我的英文教科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聖經。不久，我便被聖經本身的內容所吸引。於是找朋友弄到一本中文譯本來讀。我之所以很快就對聖經發生濃厚興趣，並最後決定改學聖經和基督教神學，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我雖然在大陸接受了近三十年的唯物論和無神論教育，有時還真以為自己是無神論者，但我一直相信命運的存在。因為每當思考自己所經歷的和在周圍人身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時，常常使我感到有某種超然的無形的力量存在並發揮著作用。無神論或唯物論當然回答不了這一問題。我以為這是命運。但命運又是什麼呢？我不知道。接觸到聖經後，我才明白其實並不是什麼命運，而是至高的天主在安排和支配著一切。
第二，我很喜歡哲學，因為哲學能夠激發並幫助我們去思考有關人生、社會及宇宙的更深層面的問題。但哲學亦有它自身的局限。作為理性之最高形式，它能引導我們去探究現象界背後的無限的、永恆的、絕對的存在物。但這絕對之物到底是什麼呢？在哲學本身當中找不到答案。而基督教回答了這一問題。因此，從理性進展到信仰，從哲學轉入基督教神學，對我來說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
第三，更重要還在於，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六四」事件是一個徵兆，它標明了中共及整個共產陣營所強行的「社會主義」實踐已近末日，它終將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人們對它的最後一線希望已經破滅。同時，「六四」事件也告訴人們共產政權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荒謬的。它的偏狹的無神論，庸俗的唯物論，激進的社會革命論，尤其是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共產國家的經濟蕭條、政治專制、民族紛爭、道德衰退等等，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拋棄這一理論的時候到了。
但是，對於在「共產主義旗幟下」成長起來的幾代人來說，到哪裡去尋找新的精神寄托呢？傳統中國文化固然包含了許多寶貴的有價值的東西，有待挖掘和發揚光大；但它本身也存在某些致命性的弱點和欠缺。因此，僅僅靠「復興」傳統，很難提供一個能適應現代人和現代社會需要的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本。當代西方文化也同樣是優劣慘雜、利弊各半，不可全盤接受。
但一個重要事實是，西方文化在其核心處包含了一個普遍性的真理，它賦予西方文化以生生活力；在此基礎上當代進步的西方文明方得以建立。這個普遍真理就是「基督精神」，從本質上說，整個西方近現代的科技進步與政治民主正是在基督教的孕育中產生的。而基督教關於普遍的愛，以及在愛之基礎上的平等、正義、民主、律法等等，乃是中國文化所一直缺乏的。這一普遍的基督之愛應成為我們批判地取捨傳統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準則。
換言之，只有在對愛的上帝的信仰之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文化中優秀遺產的繼承和發揚，和對西方文化中其他有價值的因素的借取，才能真正構建一個適應並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既與整個人類文明合拍，又能為中國人所接受的精神體系。這無疑是一個艱巨而偉大的任務，它不僅僅意味著許許多多人對上帝的接受，而且意味著一種「文化的皈依」。在這一事業中，每一個中國的基督徒，特別是從事理論活動的基督徒，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都能作出自己特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