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佛教研究所牽涉之範圍相當廣泛，對於基督徒而言，倒底我們應採取怎樣的立場與方法，來與佛教進行宗教交談？就宗教交談的目的而論，基督徒能以何種角度與態度來認識佛教、切入佛教研究的課程領域之中？這些是本文所關切的焦點。

二、研究佛教的動機與目的
從歷史上來看，雖然對於佛教的比較研究，在印度及中國，早已有人著手進行。但其研究本質，仍以佛教本位之主觀立場來從事，且大多屬於訓詁學的研究內涵與處理方式，探討的範圍也僅限於哲思性的信仰反省層面。然而，所謂「近代的佛教學」，卻是誕生於歐洲的學問，企圖以第三者的立場，藉由客觀的科學方法，來探討佛教。
近代的佛教學，為何會誕生於歐洲呢？按照聖嚴法師的說明，指出發生於法、英等國的佛學研究，多由基督宗教的傳教士所推動，其最初之動機「是為了傳播基督教，是先有主觀的宗教立場後，抱著指摘佛教弱點的願望，以顯示基督教之優秀性為目的。」1.慧吉祥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分析道，歐洲的佛教研究者，於十九世紀時，多為軍職人員或傳教士，「他們之所以研究佛教，其動機不出二種：一、因為他們研究的動機並不是真正為了真理或理解佛教，而是用來做殖民政策的一種工具；二、因為他們為了充實傳教的常識，不得不研究佛教，以便於傳教之用。」2.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了有效改變別人原有的宗教信仰，達成殖民政策的目標，確實興起了一股研究佛教的熱潮。後來雖然由於一些努力研究佛教原典的歐洲語文學者的更正，逐漸卻除了人們對佛教的偏見與誤解。但是，文化背景及人生體驗的重大差異，使得基督宗教與佛教之間的交談與互動，仍然充滿了挑戰性的變數。
既然，宗教殖民不是我們研究佛教應有的目的與動機。那麼，宗教交談當然也應該避免淪為宗教殖民的另一種型態的工具。如何才能避免呢？從L. Swidler那著名的交談十項規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宗教交談中，參與交談者應先能肯定自己的信仰，對自身的宗教傳統至少該存有最起碼的批判態度，並且也應嚐試以對方的觀點來體會對方的宗教信仰3.。除了知己知彼的工夫外，當然我們也需要對內在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常常保持批判、反省的警覺。宗教交談如果成了我們所鎖定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態度與動機，它必然地會相當程度地主導我們的研究方針與進路。在眾多的佛學研究方法中，我們又該何所依循呢？現有的佛教研究方法中，有任何與宗教交談有關且值得我們借鏡的方法嗎？

三、宗教交談與現存的佛學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必須先釐清「佛學研究方法」與「佛學方法」的不同。「佛學方法」是佛教在思想概念上把握人生真理的方法，以及在實踐生活上體現真理的方法。「佛學研究方法」則是「佛學方法」的方法，是對佛學成果進行理解性研究的方式4.。佛學研究方法通常可細分為：文獻學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學方法、考據學方法、實踐修行法及其他。而文獻學方法與哲學方法並重的研究方式，為許多學者贊同且採用的研究法。這些方法在我們宗教學研究所的佛教研究課程中，都可見其應用之實例。
這些研究方法雖有助於我們進行宗教交談的基本準備，但卻不是直接用以從事宗教交談的合宜題目與進路。因為這些研究法牽涉大量相當專門的佛學知識及原典語文能力。我們只能從大方向上掌握到若干基本概念（例如，佛教藝術概論、修持法入門、佛教譯經問題淺述、佛教宗派思想簡介等等）。當然，基本概念是最需具備的根基。若是我們能從這些基本概念得到拋磚引玉的效果，而深入追蹤某些要理，則此基本課程便可成為引導我們邁向宗教交談的一個準備工作。
至於在現存的佛學研究方法中，是否有任何與宗教交談有關，且值得我們借鏡或反省的方法？筆者發現，在哲學研究法中的所謂「京都學派」的方法及成果，頗值得一提。因為此學派將佛教哲學與西方宗教哲學拿來進行大量的比較研究。但是，京都學派的研究真的有助於宗教交談嗎？或者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加以檢討反省？

四、佛教京都學派與宗教交談
京都學派將佛教看作是一種宗教，欲透過宗教比較的方式來顯出佛教哲學的特色。主要是與西方的基督宗教之比較研究。其創始者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吸收了西方哲學的觀念，藉以全面性地研究佛教。  京都學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所謂「宗教會遇」（Encounter of World Religions）。他們將東西方不同的宗教教理，拿來比較，並將不同宗教立場的學者集合起來，進行宗教交談。
例如京都學派的久松真一即曾與西方的基督宗教神學家（M. Heidegger），P. Tillich, E. Brunner, R. Bultmann等赫赫有名的神學大師進行過宗教交談5.。這些交談並不盡理想，彼此都有若干誤解及成見。
但是，京都學派所謂的宗教會遇，和我們所追求的宗教交談，有許多本質上的差異。京都學派只注重在觀念層面的把握、不注重文獻學，對於西方宗教哲學的了解雖屬深刻，卻較主觀。強調大乘經的「涅槃」、龍樹的「空」觀，與禪的「無」觀，將這些融合在一起。京都學派由於太強調東方哲學及宗教的優越地位，且忽略了佛教之外的東方思想，因此，他們輕視儒家、誤解道家、貶低基督宗教。基本上，這已違反了宗教交談的本意。
然而，他們開放進行宗教會遇的做法，以及關心佛教的「時代意義」的研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們心目中的佛教，並非一種歷史的陳跡，而是一種生活化的宗教，一種能指引現代人類生命方向的宗教。這些態度與立場均有助於宗教交談的進行，也是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恆清法師在講授「佛教思想」課程時，曾提到佛教與基督宗教在「神義論」（Theodicy）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實際上，京都學派的阿部正雄（Abe Masao）即做過這一類的比較研究6.。〈法光〉雜誌二十六期也曾譯載過Abe Masao關於〈從基督教和佛教看罪惡的問題〉一文。
宗教比較研究自然不等於是宗教交談，只能算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為宗教交談不僅在於比較，也不僅滿足於「交談」本身的層面而已，更是為要透過交談達成彼此學習、互相豊富的「轉化」過程（Transformation）。Cobb在他那本《Beyond Dialogue》中，即主張基督宗教與佛教之間的交談，必須超越交談層面本身，而邁向互相轉化的大道上（Toward a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7.。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這要如何達成？對於宗教研究所的學生（基督宗教組）要如何透過有限的課程及淺顯的概論，來切入此主題呢？顯然地，教義上的比較不太容易找到合宜的交談題目，修行法門的類比也差異過大，如何找到宗教交談的焦點論題，成了一項難題。

五、佛教研究與宗教交談的主題範圍
佛教研究的範圍除了原典文獻、佛教歷史、佛教哲學，當然也包括佛教藝術（建築、美術、音樂……）、修持法、組織機構等等。換言之，佛教研究是全面性的探討。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去了解現今世界各國的佛教學者們，對於佛學的研究與應用，就可以發現佛學研討的範圍早已超出上述的傳統研究領域之外，而深入了人類生活中所共同遭遇到的現代問題之中。
我們從「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一九九Ｏ年）的研討主題：「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即充分表現出佛教界對「時代適應性」問題的重視。由聖嚴法師所籌備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正是以「佛教傳統與現代社會」為永久主題。聖嚴法師認為：「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以來，為了因應各古時代及不同環境的需求，經常主動或被動地從傳統走向現代。」8.我們從其第一屆會議的若干論文題目，即可見一斑。例如：Dr. David W. Cahppell〈佛教對宗教多元主義的反應〉Dr. John H. Crook〈佛教倫理與少數民族問題——拉達克的例子〉、Dr. Lewis Lancaster〈佛教與當代世界：都市社會行為的困難〉、Ven. Mettanando Bhikkhu〈佛教行醫的倫理觀〉、Dr. Sandra A. Wawrytko〈圓滿正覺之道——從道家與禪宗的觀點談婦女解放〉等等9.。
佛教研究與時代文化的關係，早在原始佛教時期即已有之。例如原始佛教主張眾生平等、不擇等級種姓、反對婆羅門教的神權專橫等，都頗能反映當時人民的心聲與需要，也是針對當時印度社會體制文化之弊病而發10.。因此，無論是原始佛教或近代佛教之發展，若無法與時代生活文化有一種互動的關係，則不但是違背了佛陀的根本思想，且必然會窒礙了佛教的進一步拓展。
當然，佛教之外的世界其他宗教，在研究與發展上，也都朝向與現代社會的實際問題相結合的方向來邁進。在這一點上，基督宗教也不例外。所以，既然我們在宗教教義或制度的比較上，無法完全排除宗教交談的傳統困難（這並不表示教義的比較研究沒有價值），倒不如將交談的主題範圍移至共同關心的若干實存問題上（例如，人類的倫理困境、生態危機、基本人權、犯罪的問題……）。不再以互相批判或教義比較的方式來交談，而是就本身宗教信仰的立場與觀點，針對各宗教共同面對的社會、文化、生態等具體生活情境中的主題，來進行宗教交談。如此的交談才有可能超越交談的本身，而朝向互相轉化、彼此豊富的境界來前進。

六、結語：邁向宗教交談的佛教研究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說，邁向宗教交談的佛教研究，是基督徒研究佛教的最佳途徑與態度。以我們宗研所的佛教研究課程來說，雖然都是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紹，但是，我們不妨注意其中有可能成為宗教交談的內容（例如「佛性思想」中對於人類善惡問題的看法、或是「業力論」與生態問題的關聯等等）。將來的佛教研究課程也可以請老師多談及與宗教交談相關的可能問題，或佛教學者的有關看法。這樣，可以使我們初學者更易觸及較廣的佛教研究之現代領域。另一可行方式，是將此類佛教概論課程移至宗教系課程裡，而在宗教研究所中，則進一步專注於與佛教進行宗教交談的應用課程（猶如法光佛研所即將舉辦的「各宗教的婦女觀」之交談）。
總之，此課程只是一個開端，它的延伸與發展，猶待每一位參與此課程的人不斷持續努力去達成。佛陀雖不立文字，但佛教卻能淵遠流長，靠的正是「交談」，在其中有傳承也有創新。我們今日的佛教研究也必須時時不忘佛陀那顆願與眾生交談的佛心。

附註：

• 聖嚴，〈近代的佛教學〉，於《現代世界的佛教學》（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民68年）。頁22∼24。
• 慧吉祥，〈歐人研究佛教之起源〉，於《現代世界的佛教學》。頁117以下。
• Cf. L. Swidler…[et al.], Death or dialogue? : from the age of monologue to the age of dialogue. (London : SCM Press, 1990), PP. 64-66。
• 參見，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72年），頁93以下。
• 參見，同上引，頁143以下。久松真一與田立克的交談。
• 同上引。頁397以下，〈基督教思想的「神之義」〉。
• John B. Cobb, Jr. Beyond Dialogue, (PhiIadelphia : Fortress Press 1982), PP. 29ff, 47ff。
• 參見，《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實錄》（台北市：東初出版社，民80）。頁79以下。
• 同上引。頁112、115、123、12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