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去年當筆者往菲律賓參加一個會議時，會上有一位修女說：「我們在菲律賓從事『社會分析』已有廿多年歷史。大部分天主教大學、修院、修會、神職人員，都無不或多或少嘗試為菲律賓這個國家的社會病痛找出社會性的根源。這一切最後導致了可歌可泣的人民力量的崛起與勝利，使獨裁的馬可仕政權倒台。但數年過去了，菲律賓仍是依然故我，社會的痼疾，不過是由一種不治之症，轉變為另一種不治之症而已。也許，我們得從文化因素著手，來一個徹底的『文化分析』，以找出潛藏在我們民族血液中的病毒……」
同樣的問題，我們也必須問問自己。
將近一個世紀了，中國由龍旗變為五色旗，由五色旗變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最後變為五星旗。在這期間，中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一次的革命都血流成河，但每一次的改朝換代，所得的結果彼此間卻總是非常酷似。好像一棵樹的年輪，大是大了些，不過仍是老樣子。一九四九年被視為是站起來了的人民，其人權到了四十二年後的今天，仍不過是以「吃飽權」為重點！
我沒有貶低中國近代多次革命價值的含意，我只是認為，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果實，與魯迅所謂「血沃中原」這樣的巨大犧牲實在是不太相稱。
究竟使近代中國改革舉步維艱的因素是什麼呢？讓我們在文化方面作一初步的思考。

二、中國文化的特徵及優點
我熱愛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我常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因此，我絕不會主張主全盤西化，或認為中國文化一無是處。在下面我雖然將狠批中國文化的缺點，但我仍認為中國文化有許多優點，而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上能長久佔著領先地位，這證明了中國文化確實有其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偉大處。
唐端正先生曾在他的一篇〈也談儒學與現代化〉的文章中，指出儒家承擔了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知識與智慧，而加以發展的責任，其中的六經更涉及了人生的各方面，是美好人生的基礎。他說：「易經以潔淨精微的哲理為教，詩經以溫柔敦厚的文學為教，書經以疏通知遠的歷史嘉言為教，禮經以恭儉莊敬的行為規範為教，樂經以廣博易良的性情陶冶為教，春秋以寓微言大義（辨是非、別善惡）的歷史事件為教。」大家若能依此而行，確實便是個安和樂利、爭端不起的大同世界。
今日研究中國文化的人，無不承認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足夠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對宇宙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有獨到的領悟和見解。中國文化強調內心的修養和反省，重視意志的訓練和人格的修養，千百年來凝聚了父母、兄弟、鄰里間牢不可破的倫常關係。中國文化又有豐富的人文精神和完整的倫理系統，有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獨到智慧，能夠以藝術心境化解痛苦，藉人生藝術化而表現為詩畫之美，以人際感通而達致天地人的融和。
說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也不為過。如果以詩為例，中國公元前四世紀的大詩人屈原，便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詩人。以詩的數量來說，單單唐代便有全唐詩九百卷，詩人二千二，作品五萬首！十六世紀的英國莎士比亞共寫了三十多個劇本，而比他早生三百多年的中國劇作家關漢卿，卻寫了藝術價值同樣高的劇本六十多個。七至九世紀的盛唐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罕有的太平盛世。
我在拙著《現代公民》（光啟1986）一書中，曾有三章談到中國文化的特點，及中國文化的批判與繼承。我在書中形容中國文化為「鄉土文化」，有牢牢地釘在大地之上，與在這地上長起來的結下不解之緣，和持久不變的特質；有「大陸特性」，即具備「仁者樂山」的靜的、深沉的、執著的特質；是一個「月亮的民族」，講究周而復始的循環、順天應人、樂天知命、接受限制、穩步成長；在「匱乏經濟」中卻能發展出一套安貧樂道的人生哲學。中國文化好古又崇古；以倫理為本位；以安定和諧為鵠的；以修齊治平為次序；以修身為本；強調一種「向裡用力」、反求諸己的人生態度。還有就是中國社會沒有次級團體，由家而國，中間缺乏真正的「社區」或「社群」的生活經驗。而且沒有組織完備的、獨立於人間勢力控制之外的超越的宗教。（其他有關中國文化特點請參考徐錦堯著《現代公民》P.69—103）
上述的文化特質，是農業社會的，和密封的、不與外界接觸的社會的基石，它可以慢慢發展成為世外桃源式的，以親情與人情為核心的溫情社會。也許人類社會本該如此！但這種文化在一個開放的、工業化的、多元化的，和世界其他文化頻密接觸的社會中，便顯得不夠有活力、創造力、彈性和衝勁了。這也許便是今日中國仍然落後的原因。

三、當前中國社會改革的困局
中國近代確實出現過很多有心改革的仁人志士。他們費盡心力，或奔走，或吶喊，或以鐵筆寫蒼生，或以槍桿攪革命，無非想喚醒國人，邁向一個富強的中國。康有為、章太炎、李大釗、秋瑾、魯迅、胡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劉賓雁、鄧小平……你可以列舉更多的名字，提出更多的事例。但康有為被砍了頭，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蔣介石和他的繼位者仍是侷促於中國邊陲的一個小省分，毛澤東和秦王、漢武一樣都「俱往矣」，「小平中興」變得風雨飄搖。而中國仍是老樣子！
其實，近代中國有過多次徹底蛻變和更新的機會，包括新思想和全民民主的黃金機會。可惜的是，這些機會在條件不太成熟時誕生，而且又抓得不緊，於是機會稍縱即逝，中國又再依然故我。
令人遺憾的例子，比比皆是。
蔣先生在台北要求人民直言，〈自由中國半月刊〉便出了個「祝壽專號」，接著的卻是一場圍剿和一場逮捕；毛先生在北京要求人民百花齊放，許多人慷慨陳詞，為國進言，結果是更大的圍剿和逮捕，製造了中共史上著名的「陽謀」。海峽兩岸的人於是變得十分沉默。周恩來死後的四五運動，鄧小平的開放，北京之春，民主牆，胡耀邦的開放，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中所提倡的理想主義、政治激情、批判精神和自我抉擇，「河觴」現象中的自我反省，以至八九民運的愛國熱情，這一切本來都可以為中國掀起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和全民的啟蒙運動，為中國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為廿一世紀的中國奠下萬年不拔之基。但這一切都隨著大陸官方的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策而被壓下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更幾乎把中國的自由思想連根拔起。當國家發動其統治機器，要以行政手段去干預不同的思想，又把思想等同於政治而視不同思想為「反黨」、「反革命」時，又有誰有能力繼續思想下去呢？
其實，連我們數十年來朝思暮想的「民主」，亦曾經在大陸出現過。自一九四九至五四年間，在大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雖是毛澤東，但擔任副主席的六個人中，卻有三位是非共產黨員，即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其他部長、省長、縣長、鄉長、局長、大學校長，甚至軍事機關要員，更有不少是由非共產黨人士出任的，而且有職有權！當時的政府由於把橫行霸道的土豪劣紳打擊得相當徹底，又掃蕩了娼妓、賭窟和煙館等藏污納垢之所，老百姓自然感到政府處處為人民，而人民的確亦能揚眉吐氣，充滿了強烈的要在國家內當家作主的精神，因而很多人主動的響應政府的號召，合力去洗滌舊社會的污穢，建設新社會的面貌。許多人這時真的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可惜好景不常，自一九五四年起，中國便悄然由民主蛻化為「黨主」，在中央政府中，上述非共產黨員的副主席，都一律成了有名無實的人大或政協委員，全國上上下下的領導，都落到黨委書記的手中，地方上的非共產黨員幹部，也一律成了有職無權的閒員了。
這種黨天下的局面，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代，更異化而為封建專制，整整十年間，侵蝕了中國多年來大部分改革的成果。它起初是由紅衛兵拍板決定一切，最後卻是由林彪、四人幫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這時的專政，已到了極為荒謬和荒唐的地步。「第一把手」不單在政治上操生殺大權，連農民播種的時間和方式，例如何時播種，播什麼種，何時插秧，插秧的間隔距離多少，每束秧有多少條，都要由「第一把手」決定。而毛語錄則成了一切生產、比賽、救命、好運等等的靈符。
小平中興以後，國家欣欣向榮，前途一片好景，連反了一輩子共的台灣同胞回國以後，都驚嘆於中國面貌的巨大變化。但曾幾何時，六四的槍聲卻一夕間驚破了中國人多年的好夢。
究竟中國是否著了什麼魔，或受過什麼詛咒，又或者上天給我們中華民族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磨鍊還未完未了，以致每次革命總是功敗垂成呢？又或者，在我古老而優良的文化中，真的有點什麼是阻擋著我們前進的？

四、中國文化對現代化的障礙
1.不求變革的超穩定體系
孫隆基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曾形容中國在整個歷史發展過中，都呈現出一種「超穩定體系」的形態。他形容西方文化是動態的、具有目的意向的，不斷求變和不斷超越的，能將「不斷改進」的意向注入社會活動中，導致了他們敢於向海洋和太空不斷的征服和擴展。相反地，中國文化則有靜態的目的意向性，在個人則追求「安身」與「安心」，在社會追求「天下太平」和「安定團結」，致力維持平穩與不變。魯凡之先生在其《論中國——神州巨變》一書中，亦承認某種相對的「靜態」確是中國文化結構由古迄今的一種主導形態，即使要改革，也只能是「維新」式的「靜態」主導下的「小動態」。因為不想動，所以一「動」便「亂」，而不能導致進步與超越。所以中國歷來的戰爭、革命都只是「動亂」而已，動亂過後，一切都會回復舊觀。
梁漱溟先生曾稱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的早熟」，可惜這早熟的種子卻是播在一個「遲熟」的社會土壤中，而這遲熟的社會土壤是傳統的、不願動的，甚至抗拒變動的。因此兩者便產生了極大的矛盾。無數歷史事例證明了，早熟的文化沒有結出豐碩的果實，遲熟的土壤往往成了早熟的種子欣欣向榮的障礙。於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就是，當舊體系脫離時代的需求而瀕臨解體之際，新體系在舊社會中又難產，因而讓保守勢力有喘息和反擊的機會。在這情況下，一切改革與維新，都只能在妥協中求取生存的空間，在新舊思想的衝突中求取均衡和緩進。
這種文化形態只適合在一個密封的社會中生存和發展，但在這個「第二波」、「第三波」的時代中，一切都瞬息萬變時，便顯得十分落後和缺乏生機了。
2.渴望被打救的黎民與絕對的國家權力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在農村。真的，中國有八成的人口在農村，他們是國家的富源，也是包袱。他們是什麼樣的一群人呢？是一群渴望被打救的黎民。其實，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有這種性格。
當人們在民不聊生的環境下痛苦呻吟時，他們便會渴望有一個好的黨、一個好的領袖去打救他們。革命成功了，黨和領袖為了報答群眾的支持，例必會勵精圖治，使國家重現生機。於是人民對黨、對領袖便在感恩之餘，而產生崇敬、信任，甚至迷信。白樺先生形容這種人為「植物人」，他們——包括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在內——全都放棄對自己命運的思考，認為只要有陽光、雨露，就能茁壯成長；而太陽是就領袖，雨露就是黨的恩澤。即使遇到不解的事，也只能自責，因為領袖和黨都必須是，也只能是聖潔、偉大和無私的。如果西諺所謂「權力腐朽，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朽」是對的話，那麼，在中國泥土上的權力，面對這種甘心委身而任由擺佈的人民，又那得不徹底地腐朽呢？
更糟的一點是，中國人還有使權力「倫理化」的傾向，即以倫理價值、以道德觀點去看待權力，以保證統治者和在上者有無限的威權，這威權甚至可以統懾人的良心，使人深信抗衡權威本身就是不敬和不道德的行為，是大逆不道的；因為「逆」就是「不道」！
在權力倫理化的背景中，中國出現過無數為君、國擔憂的英雄，如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岳飛……你可以舉出無數可歌可泣的名字，他們中不少人甚至是為了昏庸愚昧的國君而犧牲的。他們的情操無可懷疑，他們的忠貞也可以照耀史冊，但他們卻實實在在地是鞏固了統治者的權力。
這種文化造就了國家的超級霸權，也只有在這種超級霸權下，一個人，或一小撮人，才可以面對數以億計的人，如臂使指。
中國人也許要努力學習的，是如何去重視普通的人，所有的和每一個平平凡凡的人，而不單是享有權力的統治者。
3.缺乏主體意識的文化
韋伯（M. Weber）認為，用西方的觀點看中國，可以說中國人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人格。劉再復先生在他的〈論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對國民性的反思〉一文中，也認為中國人只有「主奴根性」，他或者是主人，或者是奴隸，但沒有個性、主體性，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真正意義的「人」；他形容這是中國人普遍具有的「國民劣根性」。
孫隆基也認為，中國人只有在社會關係中才有自己的位置，他的存在、他的價值，只能由四周的人來下定義。他是全部社會角色的總和，他是父親、丈夫、醫生、朋友、兒子、黨員……但他不是「人」。如果將這些社會關係都抽空了，他這個「人」就會被蒸發掉；他再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了。
中國人要和「大家」一樣，要找一群人去認同，因此對於自由思想者，對於獨立特行者，都會投以奇異的目光，甚至予以打擊，或者至少要與他們劃清界線。
中國人不單這樣看自己，就是別人或者社會也是這樣看他。例如，中國歷來（包括現在！）在政治上或刑事上，都多次是以家族為單位，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古時的誅九族固然駭人聽聞，今日大陸所謂一人反革命，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屬」，而親戚則成了「反革命親屬」的現象也相當普遍。這種現象推而廣之，則蛻變為「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甚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
西方人所謂存在，是源於拉丁文的Existere，它和Exit（出去）有關。意思是，人只有在從一切社會角色撤出之後，才能思考自己「是」什麼；當他不必再披上「責任」的外衣時，他才能看到自己的「存在」。
當中國人強調團結、共融、責任、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甚至追求天人合一時，他其實在削弱了自己的主體意識，使人我不分、物我不分。你可以說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假如人人都沒有個性，沒有獨特的地方，這個團體便只是一個由千百個同樣的東西所組合而成的無機體，團體也不過是「一個人」以許多倍數的放大，沒有多元性，也缺乏豐富性，不能互相衝擊、互相啟發，也就不會有突破和進步。又當「社群」成了不可侵犯的「神」，而「名份」成了牢牢地束縛著人的「名教」之後，個體就更只能蟄伏在社群中，乖乖地按自己的名份去行事，以免行差踏錯——也不必進取和創新了。
有人說，中國人永遠不敢站在最前面，也永遠不願站在最末後，他只要站在當中，和最多的人在一起。於是十億人和十萬人的分別其實也不會相差太大。

五、中國文化的更新與中國的出路
1.引進現代化的杜會文化因素
中國現代化道路漫長，要做的東西千頭萬緒，但顯然的，在四個現代化外，還必須加上政治與社會文化的現代化，使政治與經濟改革配套。在消極方面，除反貪污、取締「官倒」、禁止幹部經商等等必要措施之外，在積極方面則要重新肯定和發揚中國文化本有的許多優點，如人文精神、倫理道德、藝術氣質、重仁重心與重生活的傾向、反求諸己的忠恕之道、重視人我與物我的和諧、對共融合一的追求等等。但必須賦以現代精神，使中國本有的人文精神與倫理本位能陶成獨立的人格、尊重個體的發展，使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成為「人道的社會主義」和「民主的社會主義」，使市場經濟不單「向錢看」，而應成為「市場社會主義」，顧及財富的合理分配。此外，還要由西方引進系統的政治學、經濟學和法治學；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事事以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2.重視反思和「照鏡」
巴金先生曾倡議建立「文革展覽館」，以資鑑戒，好讓文革式的荒唐，永遠絕跡於中國的史冊。其實，我看還應擴大這個展覽館，把中國古往今來的黨爭、個人崇拜、一切領袖都有的皇帝夢、自相殘殺的恐怖、暴政下的人性懦弱、厚利下的人性貪婪和無恥……一一擺在國人的眼前，甚至加入如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書中所描寫的一切怪現象，使中國人在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之餘，亦可為自己的蒙昧而警惕。就好像基督徒一方面要為自己是神的肖像而感恩，又應為自己是從泥土而來，有其卑鄙而齷齪的一面而應不斷悔改一樣。許多人批評儒家文化總是強調人有無限向上的潛能，卻對人性的陰暗面總是認識不足。其實一個敢於「照鏡」的民族，才是一個有前途的民族。「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如果中國人不肯、或不敢反思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那裡，又怎能知道未來的方向呢？
3.建立「公民杜會」、發展杜區生活
魯凡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的危機與契機》一書中，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需要多元化的經濟基礎，民主精神的國民教育，國際開放的信息流通，保障民權的健全法制，民族精神與世界精神的結合。
柏楊先生也認為，西方民主國家所有的「個人——社區——國家」的三級模式，在中國則變為「個人——家庭——國家」，不但缺了「社區」，個人也不是指一個獨立發展的人格。中國一向的家族模式，往往成為一個壓制團體，即對外壓制其他小家族，對內壓制個人的個性發展。相反地，「社區」卻可以培養人的共存共榮、互助互信、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守法重諾的生活習慣，民主、法治、公義、人權、自由等，亦可以在左右鄰里間開始，使大家為了同一的目的，彼此守望相助。這樣，社區就是一個民主的訓練學校，民主精神就在社區內陶成。
4.推動民主教育
我們都希望有政治的民主。但政治民主只有在成熟的社會民主土壤中才可發芽生長、成熟茁壯。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家庭和學校的教育中，不民主的成分，俯拾即是。我們很快以權威代替啟發，以服從代替創造力，以過多的規條窒息活潑，以自己的價值觀代替全部真理，以思想統一代替反省與質疑，以權威的見解當作全體的共識，以一言堂代替開放的討論，以權力代替說理，以保密代替知情權，以自以為是代替民主，以懲罰代替尊重，以禁制代替容忍，以教條代替獨立思考，以餵養式的關懷代替個體真正的選擇……。總之，我們的家是以父母為中心，學校是以老師為中心，一切的社會機構，都無不是以權威、老闆為中心。在這樣的土壤中，又怎能萌發有主體意識而又能獨立思考、勇於作決定和承擔後果的「民主人」的幼苗呢？
其實民主首先是一種信念，這信念源於人具體的生活經驗。他在成長的過程中，經驗到自己的獨特性，感受到自己被尊重，知道自己雖不比統治者聰明，亦不比他們愚笨；他一方面肯定自己，又能接受團體，他知道社會不能沒有自己，自己亦不能沒有社會，這完全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係。這種共同生活，互相依存的經驗，必須滲透家庭、學校、社會，然後才能化為政治的現實。
在這方面，中國要走的路還遠得很。

六、基督徒的回應
1.發揮基督宗教對民主的貢獻
我在拙著《現代公民》P.84中，曾指出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更正教）是歐洲民主的催生者，（雖然基督教本身也有不少不民主的地方！）因為它具有下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因素：
*主張在天父面前人人平等，為民主奠下最重要的根基。
*基督的博愛觀念打破了個人的自私自利，和家庭那種對內厚而對外薄的集體自私；使民主政體能脫離家族利益的控制。
*對神的忠貞，容易養成個人的潔身自愛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對天主的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鑒臨的信念，亦使人能不敢自欺，和更自覺於培養及保持人格的完整。這些都是民主社會必先具備的道德條件。
*教會經常能以超國家和超世俗的身分，成為國家、王侯、貴族等集團的監察者和仲裁者，間接使日後出現的民主制度更趨於合理和完美，也為民主制度中的「制衡」模式樹立了典範。
*教會每週必有的肅穆崇拜，秩序井然的禮儀，在講道中有關倫理生活的提示，和教徒對教規嚴格的遵守，及由教會組織的各種濟貧或服務大眾的活動等等，剛好都有培養民主社會中公民意識的副作用，使信徒習慣於尊重公共典禮、謹守公共秩序，養成遵守法律（教規）的習慣，和對大眾的利益有基本的關懷。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活動都是經年累月、世世代代地每星期都發生的事。教會於是無形中成為一間超國家性（即籠罩整個歐洲）的公民意識訓練學校。歐洲能產生民主體制，教會可說是一個極重要的催生者。
當然，上述的一切不會自動地發生，基督徒必須有意識地活出民主的精神，在自己的教會團體生活中，使內在的民主因素獲得充分的發揮，然後才能為中國帶來民生的希望。
2.校正信仰的焦點和方向
基督徒在中國是一個少數，我們必須被完全接納去加入建設中國社會的行列。為了被接納，心須先除去別人對我們的疑慮，尤其要徹底抹去在歷史上基督教是隨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而「進入」中國的陰影。
因此，我們必須把基督教向中國人民呈現出是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盡力使信仰與生活結合，宗教與社會結合，聖經與文化結合。信徒就是那些扎根信仰、認同教會、投身社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胸襟廣闊、視野全面的人，並要突出信仰的理性和合理的層面，使人人感覺到，耶穌給人帶來的，確實是一種更豐盛的人生，能救贖肉身與靈魂，有助於人從罪惡及從不義的制度下全面的解放，兼顧現世和來世。信徒在努力建設現世天國的同時，又會注目永恆的天國，使不致為現世的挫折和支離破碎的生命所難倒和擊潰。因為信徒已擁有復活的遠景，可以在基督內，滿懷信心，去與死亡的勢力，作持久的鬥爭；以沉濁污垢之身，掙扎向清涼光明的境地。
基督的信徒，確實是建設國家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3.無私地投入建設國家的行列
基督徒必須表現出自己的社會參與，並非為了自身的私利。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曾公開聲明，教會毫無現世的野心。它呼籲信徒參與政治，因為信友不獨是天國的子民，也是此世的國民，如果信友忽略此世的任務，便是忽略其愛主愛人的任務（教會在現代世界憲章第43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八一年途經馬尼拉時，曾向中國人民說：「如果各位在生活上服膺基督的信德，並堅守中國特有的道德傳統，各位必定成為傑出的、名副其實的華人基督徒，使普世教會大受其惠……我深信貴國每一位天主教徒一定會為中國的建設作出貢獻，因為真正而虔誠的基督徒，也一定是良好的公民。基督的福音並不是某一群人，或某一民族所專有……所以同時兼具『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國人』的身分，並無矛盾。」
在中國，基督徒必須有愛國的情懷，有豐富的民族感，對中國人民有真摯的關懷，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認識。
無私的建設也要求教會對當地人民有足夠的敏感。印度天主教會曾發現，他們的事工，例如辦學、辦醫院等工作，從來是只顧自己的發展，而不理會當地其他辦同樣事業的非基督徒的感受。雙方各自平行發展的結果，是天主教以其龐大的人力物力，最後打垮了當地人民所辦的學校和醫院。從這個角度看來，天主教所做的對大眾雖是好事，但對某些人來說卻是威脅，而且亦難免有只顧建立自己的勢力與「王國」的嫌疑。
4.教會首先要邁向合一
如果基督教會（包括天主教和更正教），在中國加起來仍是少數，分開來更是少數，即使團結起來，要向十一億人傳福音，仍是遠遠的不夠；我們是絕對付不起分裂代價的。何況，教會的分裂，本來就是一種福音精神的反見證，因為我們不能一方面宣講教會是愛的教會，而教會內的人卻彼此政擊。這不但大大削弱了福音的可信性，也消耗了教會向外傳福音的精力。
這裡我對基督教朋友們有一個不情之請，就是有關吳主光所著的一本名為《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分別》的小冊子的問題。這本書幾乎是許多基督教朋友送給天主教朋友的見面「禮物」。該書的內容對天主教極盡攻擊和歪曲的能事，不少基督教牧者亦不贊同此書的內容，但此書卻幾乎在任何基督教書局都公開發售。希望有心於兩教合一的人士，能正視這個現象。
合一的路十分漫長，但合作的事工卻隨時可以展開，今天在這裡的活動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我們珍惜合一的努力，是為了天國，也是為了中國！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中國月之「基督徒如何愛國」研討會）
（按：一九九一年五月，香港公教教研究中心和其他廿一個基督教團體合辦了一個一連三個週五晚上，名為「基督徒如何愛國」的研討會，以紀念六四事件兩週年。講者包括有大學講師及教會牧者。本文為六篇講詞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