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田樞機愛護聖召的歷史背景
田樞機自八歲起（一八九七年），由於父親在坡里莊天主堂教書，即開始接近天主教和神父，十二歲受洗入教，十五歲（一九Ｏ四年）入山東兗州修道院修道。他曾經歷了一九一二年在青島的癆病吐血，赴寧陽養病就醫；一九一五年世界第一次大戰，回姊家湯家樓養病；以及他晉鐸前，維院長告訴他，他的身體不適宜做傳教士等三次聖召危機，因此他對聖召看得特別寶貴。
正因如此，他對愛惜聖召的青年，特別對聖召發生危機的人，格外關心和同情。他在陽穀主教任內，接收了不少外地的這類修士，包括被其他修院開除的，或不能適應其他修院的修生或修士在內。也正因如此，他與修道生，不管是在陽穀、青島、北平，以及他後來一生，在公共場所或私下，都非常接近他們，解決他們各方面的問題。並由於他愛護神父的聖召，愛屋及烏，他也創立了「中華聖母會」，表示他對女青年聖召的愛護和關懷。
田樞機重視聖召，在他初期的觀念裡，除了聖召的神聖性及崇高性外，主要應是耶穌的話「莊稼多，工人少」，要給廣大的中國人傳教，要拯救億萬的中國同胞，應當有更多的神父投入工作及收割的行列。當時外來的傳教士多，中國神父太少，一定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外國傳教士由於語言、風俗、習慣及文化的隔閡，事倍功半，遠不如本地的中國人更方便，更能奏功，也應當是他的了解。此外，中國傳教初期，中國聖召之未被重視，尤其最使人痛心的是中國禮儀之爭。當時如有中國聖職人員加入，特別是有文化水準的中國聖職人員加入，歷史的發生一定會重寫或至少是另有一種面貌。因此他任樞機主教後，在北平總主教任內，把中國聖職人員的教育問題和中國三百年的禮儀之爭，看得同樣重要。這自然是他後期，長期經驗閱歷後的感想。
這篇論文，簡要地敘述一些田樞機在陽穀、青島主教任內，在北平總主教任內，大陸淪陷前後和流亡時期，以及他任台北署理總主教時，對修生及修士聖召所做的貢獻，並以一段誠懇的呼籲作結論。

貳、任陽穀區及青島教區主教時期（1932-1946）
一、陽穀教區時期：
以田神父救人心火的熱誠及傳教精神的不懈，他在做修士時，已勸化了自己的母親楊太夫人受洗信教，以及他做主教後，對修生聖召的愛護，可以想見他做神父時熱愛聖召，應屬當然的事。只可惜我們沒留下文獻可據。田耕莘做神父時，十幾年內換了十幾個地方，加上當時社會動盪不安；因之，我們只從田神父做主教代理，即從陽穀成立教區開始敘述。
一九三二年夏，田神父被派為陽穀地區主教代理。當年九月十五日，即到任不到一個月，他便向羅馬聖言會總會長寫信，要求給他派一位修道院院長。由於一時找不到人選，他遂於一九三三年，把他最得力的助手兼朋友李本良神父派為院長，在板里莊成立聖多瑪斯小修道院──實際為預科修道院，自小學三年級到五年級，後擴為自三年級到六年級。
當時修院開的課程和公立小學完全一樣，只是增開了宗教課，五年級和六年級又增開拉丁文。有時拉丁文沒人講授，田主教自己兼做拉丁文教師。小修生對主教的印象，除他的慈威並重外，使他們切記不忘的是：一、要熱心虔誠，特別是要恭敬聖母，天天唸玫瑰經；二、做中國人應當把中文學好，並要愛護自己祖國的文化。坡里莊的小修生吃的住的都很簡陋、粗糙，但鄉村來的孩子也不太關心這些，他們只知道要升神父。他們的生活及住宿在一九三六年教宗代表蔡寧（Archbishop Mario Zanin）視察後，才獲得些微改善。一九三七年在坡里莊小修道院共有修生七十名，在兗州讀中學及神學、哲學的有十九名。他每次到兗州或戴家莊（大修道院所在地）常和他的修士們談話。一九三七年他也給兗州的全體修生們講了三天的退省。一九四Ｏ年三月他被教宗碧岳十二世在羅馬祝聖為主教，回來經過兗州時，他把教宗囑咐他的話，講給為他開慶祝會的修士們聽，要他們認真讀書，注意自然科學。由於他出國只會講拉丁話，別的外國主教都會講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或德文等，所以他開始要求修士們要學一種外國語。
這期間他對兗州總修道院修生及修士們的聖召，做了一個很大貢獻，就是：一九三九年日本對美國宣佈開戰，美國對中國教會的經濟支援立刻中斷，山東各教區的經濟馬上變得十分吃緊。於是兗州教區作出決議：修院寒假提前放假一個月，而開學的日期又懸而未決。正當大家為此事惶惶不安時，田主教提出建議：如真不得已，可先裁減一些職員，或減低一些老師的薪水，修士的生活可過得再苦一點，應當使神哲學院繼續下去，小修道院也盡可能如此。因著他的建議，大修道院和小修道院都得以繼續下去1.。
一九四Ｏ年六月，傳信部批准了他在陽穀成立修女會的計劃。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中華聖母會」在朝城正式成立初學，修女們也得以參加他陽穀教區的傳教陣容。

二、任青島教區主教時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田主教被調升為青島主教。直到他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教宗任命為中國第一位樞機主教和北平的總主教，他在青島任期共約三年多。
這三年可說是中國八年抗戰最艱苦的階段。城內物資漸感缺乏，城外較遠的地區為共黨八路軍所控制。青島教區共有神父卅六位，不入會的中國神父僅有六人。他雖然體驗中國聖職人員的缺乏及重要性，但他能做的並不多。那時他向神父們常講的一句話是「賣房子，賣教堂，也不能關閉修道院」。那時在高密小修道院讀小學的修生共有四十人，唸中學及神哲學的則送到兗州去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共黨八路軍很快把山東各地的交通線割斷。田主教把十一名較大的修生送到北平去讀書，把其他五名較小的送到青島聖母昆仲會的中學去受教。

參、任北平教區總主教時期（1946-1948）
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一日，田主教在羅馬被碧岳十二世晉升為樞機。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四日，中國教會成立聖統制，他被任命為北平總主教。於六月廿日田樞機抵達北平就職。
北平是我國天主教開教最早的地方，也是教會的首善之區。當時北平五百萬人口中，教友即佔廿五萬，比上海的十四萬五千還超出許多。北平有大型教堂八十八所，小型教堂二千多間。除輔仁大學外，尚有高級和初級中學十六所，師範學校一所。神父三百多人，修女二百多位。
沒有一個教區像北平一樣有那麼多的中國神父，但他們經常抱怨，他們受的教育不足。基本上他們修過拉丁、法文，但對中文、自然科學有些忽略。有些人感覺他們既不屬中國文化，也不屬西方文化2.。因此剛到任後，田樞機就設法改善修道院的教育。為符合時代的要求，他把小修道院改為「耕莘中學」，派張潤波主教為校長；並令他把舊的課程改新，以符合公立學校的標準。他初到時小修生共八十名，到一九四八年已增至二百五十名。北平柵欄神學院共有修士七十九人，屬北平教區的十九人，來自其他教區的六十人。主教也成立「聖多瑪斯哲學院」，讓修哲學的修士在輔仁大學就讀，且三年可取得畢業證書。
他一再說：「聖職人員的教育問題，和三百年前的禮儀問題同樣重要。」他在羅馬就任樞機後，透過羅馬廣播電台向中國人民講話時，他也說過：「中國聖職人員不但數量不多，而且所受的教育也嫌不足。」因之他對修道院的教育十分重視。此外，對修生其他的問題他也極其關懷。每個修生都可去找他，他會聆聽他們的困難和報告。他也不時到修道院去察看，與修生們話家常。在與修生講話時，除學業外，他特別強調德育或神修的重要性。他說：「在期待別人之前，自己先得帶給別人溫暖。」他很注重自己的神修。所以他每天和他的神父一起晨禱，之後接著一起默想。他和神父們及民眾，每個月在聖堂守聖體一個小時，彌撒中他親自講道。他常告訴神父、修士、修女們說：「唸經不是耽誤工夫。」
當時正值戡亂末期，無數的難民及鄉下的神父逃到北平。除照顧他們的生活，給他們安置工作外，田樞機也為他們購買了許多書籍，供他們進修。當然有些不守規矩的神父也給他帶來心煩。例如：有些在語言學校學中文的神父，他們的衣著太自由，出門不戴白領。主教提醒或命令他們，他們卻公然抗拒。

肆、大陸陷共前後及流亡時期（1948∼1959年）
一、大陸陷共前後：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田樞機因心臟病和眼疾赴上海治療，自此他則未能再回到北平。除治病外，在上海他住在巨魯路的聖言會辦事處。一個月後，即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兗州失陷，又兩月後濟南也被共黨佔領。許多從山東及北方來的大修士及年輕神父逃至南方。田樞機飛香港，為他們找個能暫時收留的地方。他覺得如果他不負起這個責任，有誰能去做呢？當時教廷公使黎培理（Msgr. Antonio Riberi）不贊成教士逃亡，認為神父和修士都應當堅守崗位。田樞機則認為，年輕的神父及大修士應當盡可能的去香港或到海外繼續讀書。他們二者有意見的不同，是因為他們對中共的認識有異。黎公使認為中共只是愛國者及主張土地改革者，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徒；田樞機由於在陽穀及青島時對他們早有接觸，認定他們壓根兒是真正的共產黨徒且瘋狂地仇恨宗教。當時各地的教會也很混亂，各地的主教的看法和做法也不一致，甚至不知所從。但絕大多數的主教贊同田樞機的看法，因為他們多數親身受過共黨八路軍的迫害，也從許多逃亡的神父、修女、教友聽過共黨迫害教士、信徒的故事。所以聖誕節田樞機給教宗寫信說：「幾乎全中國的主教，都想把六百九十位神哲學修士和一些年輕的神父撤離中國。可惜教廷駐華公使不准，他甚至不准收留上海教區逃出來的傳教士，因此有人稱他是本地教區的劊子手！我曾多次請求他召集主教們和修會會長們會議，他卻不聽。他處理事情，儼然像全權掌管中國的教會……。」3.
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北平陷落，田樞機對自己離開自己的教區，也越發感覺不安。他除對自己未能返回北平遭受許多人的非難外，使六、七百位南逃的修士找到住所，能在香港或國外繼續讀書也困擾著他。
對拯救修士的政策，田樞機被視為解決問題的勝利者。因為由於他正確的認識和決策，數百名神哲學修士得以成功地完成學業，在台灣及海外給中國教會保留下復興的機運。

二、流亡時期：
一九五Ｏ年十月，他被邀赴羅馬參加欽定聖母肉身升天的大典。一九五一年二月他抵達美國，住在芝加哥市郊的台克尼（Techny）聖言會院，開始度他的流亡生活。
在台克尼時，他完全度一個會士的生活，不要求任特權。每天的宗教活動（早、晚課等）和進餐時間，都不要人等他。如果有人願意他在主日或瞻禮日主持大禮彌撒，或參加什麼會議，他總不拒絕。他特別照顧那些在芝加哥唸書的中國神父，和他們每個月做一天的避靜，有時也給他們講七天的退省，幫忙他們必要的生活費用。
當然他也一直關心中國大陸的教會，特別北平教區的一切。當他聽說北平的神父、教友被捕或愛國會成立時，他都非常難過和憂心。若有報紙攻擊或揭發他教區神父的不當，他都同情他們，為他們辯護。他曾留下一段出名的話：「臨陣脫逃的逃兵，為軍法所不容；臨難苟免，為正人君子所不為。今我逍遙法外，不能和我的神父們同苦同難，使教友成為無牧之羊，真是罪該萬死。羅馬聖座雖不定我的罪，但我的心中非常慚愧，巴不得一步跑到自己的教區，為信仰流血致命……。」4.這些話可以看出他痛苦的內心。他未能回到北平──他的牧所，是經過許多嘗試及許多困難原因所造成、人很難歸罪誰有過錯。

伍、任台北署理總主教時期（1959-1966）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八日，田樞機來台灣做了一次考察訪問。他除接受了政府、教會及民間的熱烈歡迎外，也訪問了台灣各教區的學校、建設及傳教情況。在他給羅馬的報告中，他說台灣一切都進步中，只是天主教在教育方面當薄弱，缺少中學和大學，尤其缺少一座總修道院，以培植有為的聖職人員。
一九五八年一月廿一日，他到維也納去參加真福福若瑟神父於一月廿八日舉行的五十週年逝世紀念。當時參加的有奧國聯邦總理拉柏（Julius Raab）。田樞機是典禮中唯一認識福若瑟神父的貴賓。他在集會上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他熱切地描寫傳教大師福若瑟神父的為人：他的純樸、服從的精神，他的謙遜、溫良的個性以及他服務、犧牲的熱誠等。最後他說：「我認識不少能幹的聖職人員，但無人能和福神父相比。他是一個聖人！……」5.
他已計劃要成立一個「中國流亡神學院」，並為這個計劃在德國等地做宣傳，實行募捐。當他於八月十三日為此事奔走時，在波昂附近發生了嚴重車禍，右臂骨折斷。但他仍參加了該年十月廿五日，在梵蒂岡所舉行的教宗選舉祕密會議，選出教宗若望廿三世。之後他又回到美國去療養。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廿日，教宗若望廿三世任命田樞機為台北教區署理總主教。在離開美國前，他呼籲那裡的中國神父隨他到台灣來工作。他說：「我們必須做好犧牲奉獻的準備，共同承擔民族的命運，為它奉獻出我們的生命，以求為『天主的國』爭取更多的信徒。儘管剛開始時，我們無法立即建造一些大教堂及舒適的教區住宅，但一個好的傳教士不會在乎這些，我們必須能放棄汽車及美食。沒有汽車，就騎腳踏車，假使連腳踏車也沒有，那訧走路吧！與別人共住一間簡樸的房子，應不算過分的苛求。一位傳教士唯有能抗拒一切邪惡的本質，不畏艱難，才能追隨基督，以他為榜樣……。」在路經羅馬謁見教宗，他再次提出在台北成立總修道院及輔大在台復校的事，教宗都欣然贊同。
一九六Ｏ年三月一日田樞機抵達台北。到任後，除擴建堂區的聖堂及神父住所外，他也立刻從事興建修道院及輔仁大學的計劃。
一九六Ｏ年四月十五日他召開了輔大復校籌備會。會上他被推為董事長，于斌總主教為校長。一九六一年三月廿日，聖若瑟小修道院新樓行奠基禮，同年十月十八日小修道院大樓落成。當年秋，輔大哲學研究所第一期招生。一九六三年秋，輔仁大學部正式上課。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聖多瑪斯總修道院行破土典禮，一九六五年修道院落成啟用。當一九六Ｏ年田樞機上任後，也在新店買了一塊土地，計劃為貧窮人醫療，建一所醫院，但醫院還未完成，他即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因患病辭職。退休於嘉義聖言會院。
他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四日逝世於嘉義聖瑪爾定醫院，完結他勤儉、辛勞和追求完美的一生。

陸、結論：聖召與台灣、大陸教會前途
七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聯合晚報上，黎大康先生寫了「天主啊！你的僕人在哪裡？」一篇文章6.，對台灣的神父聖召作呼籲。我覺得這篇文章的標題很醒目，我們都知道目前台灣共有神父約七百五十人，但絕大多數已邁入老年，年紀在六十歲以上。許多修會，會士的平均年齡已超過六十五歲，五十五歲以下的神父恐怕不及三分之一。目前台灣七個教區及一個監牧區，共有大修士不到六十人，小修生一百四十人。若以每年升十個神父的機率算，二十年後僅增加二百位新神父，但老人凋謝的速度，二十年恐怕要失掉三百至四百人。因之廿年內如沒有改善計劃，那時神父的數目應降到六百人左右。三十年後會更低。台灣的人口緩緩上升，而神父的數目卻急速下降。如何去照顧三十萬的教友？如何去維持我們的學校、堂區？如何去推動新的福傳工作或做新的突破？這都是我們要面臨的問題！
再看目前的大陸教會。經過了四十多年的中共迫害，我們大陸上的神父已由原來的五千四百人降到目前的一千多人。過去的十年，雖然比較開放，也有限度地准許培養修生，或開放修道院，並且也升了一、二百位新神父；但他們的年紀四分之三都在六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大概不超過二百人。
據一九八九年中共所作的統計，大陸上現有天主教徒三百四十萬人7.。（實際上可能加倍，即七、八百萬）這樣少的神父面對幅員廣闊和多量的教友，問題更多。並且以中共控制教會的政策和手段，只要中共統治一天，神父的數量絕不會大幅提高，反而會和台灣一樣，日趨下降。台灣的問題是難以找到聖召，大陸的問題則是有許多人願意修道，卻是困難重重，投靠無門。這是我們中國教會共同的不幸。
今逢田故樞機百歲紀念，想起他對修生聖召的熱心培植、關懷，不期然地敬佩他老人的先見之明。提醒我們熱切地、急促地拿出愛護、培植聖召的心願和行動──這是治標的方法。更治本的，我覺得是：我們該推動教友家庭多生子女，把目前的口號「兩個恰恰好」，改為「四個恰恰好」，這樣才有供應聖召的資本。此外，也要多培植修女聖召及訓練更多的熱心教友，多負起福傳及教會的業務。我們自然歡迎外來的傳教人士，但中國的教會中國人要去建立，是責無旁貸的。「天主啊，你的僕人在哪裡？」

最後我們希望，田樞機主教在天之靈，為中國教會及聖召代禱！

註釋

1. 方若翰著：田耕莘樞機傳，56頁
2. 同上，83頁
3. 同上，95頁
4. 善導周刊，1967年8月
5. 方著：田耕莘樞機傳，117-118頁
6. 聯合晚報、北台灣版、當代15版，1990年10月17日（星期三）
7. Asia Focus：19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