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神父、修女、修士、來賓及教授：
今天給我的題目，和前一個月得到的題目不同，兩者相似而不相合。這裡邊有一個小插曲，我曾兩次懇求，第一次跟出面主辦的人說：「我不能勝任，我丟人丟得起，但輔仁大學的名譽卻丟不起。」他說：「這不是我的事喔！這是校長的事情喔！」我說：「你既然是承辦，你就跟我們校長說一說吧！」他答應說：「好吧！」大概他也沒去跟校長說。過了差不多三個禮拜，我一看不行呀！便直接跟校長電話聯絡。他說：「別急，只有你知道田樞機在北平修院文化各方面的事情。」本來是教育的問題，現在改為修院教育，所以題目就小了。無論如何，既然承蒙輔仁大學不棄，只好把我所能知道、所能理會到的，向大家一一道來。
田耕莘樞機大家都很認識，他是一位標準的傳教士，他自己常說：「我是一個山東老漢，我是一個土神父，沒有鍍過金，沒有唸過學位，所以我就做點平常事。」
雖然是樞機，是首善之區北平總主教，他還是按照他的意思和原則做事。他既然是傳教士，傳教士做什麼呢？就是傳福音。福音為了什麼呢？為了救人靈魂。怎麼個救法呢？教人在世上活著像個人樣，然後歸到天父那裡去。
從前，至少我那個時候如此，信教就是信天主，守規矩，盡本份，然後升天堂，沒有提過別的。等到後來慢慢的，年歲大了，見的事情也多了，體會出來傳福音不只是教人救靈魂，像先前的老本要理問答：「你為什麼進教？」「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所說的那樣。如今我們知道這還不夠，你願救靈魂該當實行愛。什麼愛呢？愛天主，愛人。你若只愛天主不愛人，不見得能救靈魂。就算救了靈魂，你在天堂上也是敬陪末座，天堂上有分別，分得很清楚，可是雖然是分，雖然有高有低，有大有小，可是沒有嫉妒，每個人都很滿足。
好像聖多瑪斯說過一句話，人在世上認識天主愈清楚，升天堂以後他的福樂愈大，他光榮天主愈多。還是一樣，別人看著不會嫉妒，多的不會嫉妒，少的也不會嫉妒，每個人都是滿足的。那麼傳教是什麼呢？就是教人認識天主，認識比較清楚，並給別人傳福音。上午羅總主教說過：「天國近了。」天國臨近了，就是勸人認識天主。不只是讓人知道有「三位一體」，天主造天地，天主救人，耶穌降生，死在十字架上……，還要教導人怎樣更愛天主。
田樞機的主張就是按照教會的道理來做，不但傳教，而且還要往上傳，往好的傳，讓人愈發的認識天主，於是乎教育的問題來了。田樞機既然是本著這個精神做，而且我們也都知道，如同上午我們聽到有關雷鳴遠神父所說的話，要做就做，起而行別等著，別觀望，看好了就下手去做。
我們的田樞機就是這樣。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達北平，沒有三天，他就跟我們神父們說。我那時候正在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做第二副堂神父，很年輕喔！不是今天這樣的，那個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我，每次有田樞機談話，我常參加，好在年輕可以各處跑腿。
老樞機說老不老，那時才五十多歲，還不到六十。他就說：「現在傳教只管講個道理不夠，在知識方面也得充實，才能夠多傳教。」他說：「現在你們還年輕，為什麼不去唸書呢？」我毛遂自薦，田樞機也很幽默，他說：「你等一等，我有很多國外的獎學金，我給你留一個，不必在國內，到時候我送你出國，現在先辦事。」
他到北平後，沒有一個月，就把所有年輕一點的神父、升神父三年五年之內的全找來了。問我們：「願不願意唸書？願意唸書就派到司鐸書院去。」第一年去了五位，第二年又繼續去了幾位，前後到司鐸書院和輔仁大學唸書的有九位神父。
至於北平教區小修院，當時的修院院長于神父，是荷蘭人，他見情勢，知難而退就辭職了。正巧張潤波主教因為宣化那邊不安定，局勢太亂，就逃到北平。田樞機就請張潤波主教任修院院長，向他說：「修院這樣不行啊！得改制啊！」於是就開始準備。天主的安排，人們不知道啊！因為抗日勝利以後，北平市教育局局長是英千里先生，一位熱心教友，他的幹部、局長、科長、組長，都是青年會的教友：葉德祿、李保勳、趙文煜幾個人，我們都認識，所以修院改中學，不到一個月就批准了。
「北平修院」改制為「耕莘中學」，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裡。改制好了，但當時有很多事該做。一直到十月，學生們才把制服做出來，制服做好就像學生的樣子，所以才拍照。這相片在田耕莘樞機傳裡有，如果拿放大鏡看看上頭的字就知道，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事。
樞機主教不自私，凡是能教書的，他一聽到或別人介紹，他都接受。當時修士有多少呢？不到一百人，都是北平教區的。可是慢慢的，因了改制，又因為河北省很多教區的修道院地方很亂辦不下去，也就都來了。鼎盛的時期，即一九四八年初，一共有四百多個學生，單是教書的和輔導的神父就有十二、三位。現在衛道會的會長王永清神父，前幾年在越南去世的穆啟華耶穌會士，如今在台北還有李秀岩，新竹的張少伯，承德教區的神父也有，宣化教區的常達尼老現在是主教，也仍健在，還有瀋陽的一位楊神父。
至於學生，北起黑龍江，南至河北省，很多教區都有，還有青島的。樞機主教到青島後，就派了幾個修士到北平去唸書。我逃難到青島的時候，就碰見其中一位，他幫我買了雙皮鞋，我記得很清楚。樞機主教就是一說就辦，不等的。至於說樞機是否有專長辦修院教育呢？好在他不在了，我可以這麼說，他何能還不如我呢！但是那都沒有關係。開始、推動、做起來，這是他的事，繼續去做，按照規矩做，他監督，這就是成功。
並不是一個人什麼都得會才能夠做事，只要目標正確，方法對，用人恰適，繼續下去就是成功。我們的樞機主教對於教育問題，在這次輔仁大學研討會裡得有點註解引證──什麼時候他說過，那個時候他做過。他在剛做樞機主教的時候，從升神父到做主教……他到德國時，人不讓他進去，因為那邊大戰剛完不久，是盟軍佔領區。他從荷蘭轉到聖奧斯汀總院，在對修士談話的時候，他就曾說過：「為傳教為救靈魂，文化事業是很重要的。」
北平淪陷前，一九四八年冬天，從上海到北平，聖保羅號飛機相當有名，可惜只飛了一次，後來就不能再降落，那是另外的話題。老樞機在上海同耶穌會當局商量，也要搭這個飛機把修院的高三班的學生救出來。修院當局開會，規定誰可去，誰不必去，以及安排行程。我那時候是第一梯次的，帶了十個修士，從北平到上海，在上海安定好了，再來第二梯次。第二梯次到達之前，我們第一梯次的就到福州，從福州再到福寧，到牛主教帶領的那教區去繼續唸書。
計劃都做得很好，但是天主的意思沒有叫我們達成願望。可是樞機並不死心，等共產黨到了北平後，我是教區裡第一個出走的。當時李君武副主教說：「不用了，出去管什麼。」我說既然是當時許可我出去，沒給我收回成命，我還出去。他說：「你出去不出去我不管。」我說我自己想辦法，就這樣，我到了自由地區。以後跟樞機主教連絡，他也很惋惜，他說我們的計劃沒有成功，現在都被共黨佔據了，將來怎麼辦？我當時沒說什麼，因為我那時在青島，他在江門，等我快到上海的時候，他又到了香港。
在上海，我們起碼一個禮拜寫一兩封信，他還是惦念著，心裡頭很不放心。我向他建議：「我們可以請副主教來辦。」老樞機害怕，他說：「那不是給他們惹禍嗎？你寫信萬一被查出來，那整個不就全完了。」我給他保證說，我有特殊的方式……等等，他就把他的計劃說出：耕莘高三的，大學的大小修士出來，升神父不過十年的全可出來，到這邊給他們安排地方，安排一切。
於是我把信寫過去，他們也知道了，一個二個，三個五個的，就這麼出來了。出來的修士前後有二十三位、神父有十一位，一共三十四位。出來以後，再到香港。到香港的時候，各處找地方，各處打聽，可以說是費盡了心力。最後安排了二十三位修士，派到歐洲去的十八位，到美國去的二位，還有三位因為只差一年就升神父了，留在香港，升完神父就回去了。現在的北京教區修院院長賈西成神父，就是其中的一位。樞機主教把各處都安排好了，每年寫信，遇到機會能夠看，就去看一看。
如今再說繼續教育。升神父以後的，有人願意再深造得個學位，他不拒絕，他只是說：「哎呀！你可以嗎？你是那個料嗎？你唸得了嗎？」若是人說他想他能夠唸。那就：「好吧！」於是到魯汶、瑞士、羅馬，到各處的都有。到現在，樞機派出的這些人，得到學位的已有十四、五位，這就是他準備後來的修院教育。
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的樞機主教自己沒有學位，他自己也承認，但在普通修院教育裡，他嘗到了其中三昧，所以他做，他推動，他努力完成。
後來他到台北教區來，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來以前，在羅馬的時候（我那時候還在羅馬）他說：「我是傳教的主教，我先要立修院。為什麼呢？我得有神父幫我一起傳教。可是神父傳教的時候，不要感到壓力或顧慮。我也要立一座醫院。我立醫院為一般病人用，也為我們的神父用。神父傳教的時候，有病就到醫院來。病好了，簽個字，就可以走，什麼也不必問，教區完全負責。」
他說：「傳教人不要有後顧之憂。」所以他先立了若瑟小修院，然後再辦耕莘醫院。幾經波折知道的人不多。在一次又一次的計劃和藍圖後，終底於成，到醫院建成的時候，他已然在天堂上了。今天耕莘醫院有五百張病床，不算很大，但總是不錯的。加惠很多人以外，為台北教區而言，據我所知，每年為教區神父養病、住院等等，提供二三百萬新台幣的福利。神父們有病時不用傷腦筋，醫院都負責包辦。
至於成立大修院更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前後幾任院長還都在，第一任第三任現在都在場。至於輔仁大學，那是于斌主教之功，于斌樞機名不可沒，功不可沒。可是田樞機的推動，向聖座教宗的請求建議，也不在少數。教廷方面都答應了，只是校址方面不好解決，據我所知，前後經年累月的舉棋不定，這裡挑那裡選，這邊貴那邊交通不便。最後還是老山東樞機，好像有點霸道似的說：「就是這兒。」就是現在新莊這裡。好像那時候樞機有點過於獨斷獨行，但是要不是他那種山東人的倔勁兒，可能不知還要等到什麼時候。這是我們事後這麼說，也許不對，但是天主的意思在哪兒，我們不知道。反正現在大學成立了。
提到大學教育問題，上午羅總主教說，好像現在教育部不反對神父修女在大學裡工作，我也可以再報告一點：本月二十號，我參加內政部跟新聞局聯合舉辦的民眾團體座談會，談治安等問題。結束的時候，邵局長說了一句話，我聽了很安慰，他說：「現在治安這麼亂，人們開始想到了宗教的力量很好，能夠教人勸善改惡。我們如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用得著人家，就把人家抬出來。我們的教育到現在，從小學到大學，哪個課本上，哪個課程裡，提過宗教二個字呢？」他說：「這不是很大的矛盾嗎？我不是說該當提倡天主教、基督教或佛教，但是該當叫我們的國民有一個宗教的思想概念、認識，在受教育的時候給他們一個宗教思想才能有用。」
田樞機主教的主張就是：如果神父們能自己有點辦法，能管理學校或在學校有點任務，就像現在有不少個學校的校長教授都是神父，自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也是一種傳教的機會。雖然不必明說，但無形中為宗教，為我們傳教都有很大的幫助。
今天早晨我在唸日課的時候，看見有一句話，在座很多的神父們你們也都念過：「主啊！你有永生的話，我們何必再找他人呢？」就是說：依靠天主。樞機做事情就是這樣。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信仰問題，是宗教問題。提倡教育，教育的根本先從修士下手，然後神父，神父去傳教。他既然受過教育，就能在教育上提高人們的知識水準。人們若是認識天主更清楚，如同聖多瑪斯說的：將來在天上光榮天主就更多。
最後我們也希望能夠本著樞機的精神，不必求名，也不必說：「你們看我們做了什麼？」樞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樞機只是說：「做。」因為別的都不是光榮天主，別的可能都摻雜有其他的成分。他說：「我們做，我們好好的去做，我們努力的去做。」今天在各位賢達面前，只是把樞機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交代了一下，因為當時我在場，我看見了，我也聽他談過這些情節。
有時他的意見過激，說了不太適合的話，我還跟樞機主教拌嘴，老先生說：「你們這邊都有理，我沒理！」站起來走了。別人就說：「你怎麼跟樞機這麼說話？」我說：「因為他說的不大對。」雖然如此，老樞機有事時還是找我去做，好在年輕能夠跑腿。後來到羅馬，他經過的時候也是，每次見到總是提到他的計劃說：「我的目標是小修院、醫院、學校。」他說：「這是教區的三個目標。」在歐洲的時候他跟我說過，我回到台北的時候，他還跟我提及。事實上他把這三樣事情都做了，他把這些事情都提倡起來，所謂的「先知先覺」者，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