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九九Ｏ年，九月十一日，是田耕莘樞機主教百年冥誕。他去世距今已二十三年了，今天教內外人士對這位一代偉人恐所知不多，幸好在他老人家百年冥誕的一年，輔仁大學對已故第一位董事長舉行紀念大會，表示對樞機的懷念與追思。
田樞機一生並沒有留下著作或許多遺言可讓後人註釋、研討。他也許是遵從孔老夫子的遺訓：「述而不作」。也許他一生忙碌傳教，席不暇暖，無空坐下來寫作。更好說：田樞機主教不是位學者，他是傳教士，是位牧者，是位聖人，更是位中國聖人，他的一生遵從了儒家道德倫理，融合了基督奉獻、犧牲精神，所以才使人尊重和敬佩。現在我們分析他道德修養的依據：

一、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
中國文化起源於黃帝，經過夏、商、周三代踓已具備豐富的內容，但也弊端百出。到了春秋末年，王室衰微，諸候爭霸，上昏下僭，夷狄入侵，戰爭時起，社會秩序大亂。加上當時禮文過於繁複，使人無法適從，以致道德墜落，人心敗壞，爭權奪位，自私自利。孟子不由得痛心疾首的說：「世衰道微，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這就是當時的寫照。孔子生於斯時，親歷時代悲劇，自覺應負起挽救時代、重整道德的使命。所以他周遊列國，教訓弟子最重視道德。他講道德，在理論和實際方面都作了很周密的發揮，他常用一個「仁」字代表道德，也代表他的理想一個完美的人格，一切善行的本質，一切實功的基礎，所以在他的言論中，共一百餘次提到仁。
「仁」的發揮使人的行為也有了規範，以「克己復禮」來約束自己，行為不致越軌放蕩。「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篇）這是教人謹言慎行，成為一個彬彬有禮的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篇）
另一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篇）這都是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和仁德的表現。
孔門另一大師孟子特別強調「義」，他認為「義」是內在修養的根本，對己的工夫，善行的淵泉。仁是對人、對事的表現，所以說：「仁主人，義主我。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因此他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篇）
誠實發自內心，誠意與正心彼此相關，互不可分，是修身的根本。「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
孔門雖把所重視的德行細分而包羅萬象，如溫良恭儉讓、四維八德等，但孔子以「仁」、孟子以「義」概括，就可算礪行之道了。
1.儒家成為中國思想的正統
孔子所倡導的學說及他的倫理道德觀念，經過他弟子極力宣揚，終成為一派，號為儒家。因歷史的演變，歷代帝王的推崇，到了漢朝，皇帝更下召廢除百家，唯獨尊孔，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也就別無分店了。
所謂儒家思想，不同於希臘哲學家所追究的純理性、邏輯的哲學，而是倫理的，礪行的道德規範，所以一定要推出一些活生生的楷模，聖德超凡的人物，使人效法學習。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德大賢的人不少。儒家最推崇的要算黃帝，他是中國文化的鼻祖，開國的元勳。史記上說：「他順應天地的綱紀，陰陽的故常，死生的道理，和存亡的大限，種植百穀草木，德化及於鳥獸昆蟲，遍佈於日月……」（史記五帝本紀）可見黃帝不但武功高強，能夠消滅蚩尤，大戰其他敵人；也是聖德日隆，可參天地的聖人。
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更是儒家極力宣道的聖人，推崇得無微不至，從四書上可隨時看到讚嘆的話，如對堯、舜：「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大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孔子常把堯舜的善行提出來，當做人的模範，使人效法：「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斷天時，下襲水土。」（中庸）
有關大禹、文、武、周公，在孔子的「子曰」中也是經常提到。如「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論語）這樣看來，大禹真是位無可指摘的人了。
至於孔門第二位亞聖孟子，在他的著作裡，對前述的幾位先人所加上的讚美，更是不可枚舉：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何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離婁上）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下）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上）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之其非有也。」（盡心上）
舜之飯糗如莫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盡心下）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離婁下）
孔、孟二聖對先王們稱讚之言尚有多處，都可在四書上查到。這幾位大德、大賢的人，從他們的生活表現上，可以算得上是真有道德修養的人。比如帝舜，他的父親瞽叟瞎了眼睛，母親死後，瞽叟續了弦，生了象。舜每次都能有幸躲開。偶爾犯小過，也喜歡接受處罰，謹慎侍候父母，愛護弟弟，從不懈怠。父母不義，弟弟無禮，他也不抱怨，只是一心希望在父母身旁，盡孝道之心。（孟子萬章上）
有關大禹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離婁下），真可說為公而忘私，這種大無我的精神可說是現代公務員的榜樣。
儒家如此宣傳這些人物，表揚他們的道德，使中國的倫理規範開花結果，使儒家學說在中國的文化發展中，成為正統而能一貫道之。
2.尊賢重儒培養士的地位
孔夫子的目的是想改造社會敗壞風氣，提倡倫理道德糾正人心。要達到此理想，應從何著手呢？他抓到了要點，即從教育著手，培養出一批社會領袖，使他們成為領導人材，在人群中受人尊重，自然可收到效果。孔子教育人材的方法極為成功，弟子們都能秉持他的道來修己治人，而且把此道傳了下來，也把孔子始創的私人講學風氣推展開來，使社會上出現了一批受人尊重的人物─—士。現在來說，讀書人、知識分子，應是社會的俊傑，人間的精英。
按《說文解字》來講：「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以一十而成。孔子曰：推十合一。」士應該是能做事，人格完備的人，有賢德的人。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孟子盡心上)
「士、農、工、商」，古時把讀書人抬得很高，而士大夫的自尊心也絲毫不可受損，所以有「士可殺，不可辱」的概念，以保存自己高尚的人格。那像現在利用自己的學識、技能而做智慧型的犯罪，傷害人更大更多，出賣自己的人格尚不知恥。
知識分子應領導社會走向正途，以身作則，糾正頹風。士要有道德勇氣，肩負重大責任，所以曾子大聲疾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讀書明理的人不能只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今天的學者與「士」已大相逕庭，現在讀書求學，那有不為自己的謀生求職而找門路呢？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
我常想，中國文化自萌芽、發展到鼎盛燦爛時期，並沒有形成一個有堅強組織的宗教。反觀歐洲，宗教是社會發展的舵手，教理、規則、禮儀維護著道德秩序；神父、聖職人員訓誨著人民，使社會步入正軌。反觀我國社會幾千年來，人民仍感覺到道德的束縛力，而不是宗教的力量，把倫理道德的價值和意義，分析詮解得有條有理，也活理活現的應用到生活的層面上。這不能不歸功儒家所倡導的人倫道德，及士大夫們處心積慮的具體表現。他們的偉大人格感動了人群，發揮了領導作用。

二、天主教與儒家道德修養方法的比較
道德是不變的，萬古常新的，因為真理是不變的。若真理會變，就不會成為真理了。人主觀的心理會變，所應用的方法也會變，這就是倫理學家所分析的主觀道德與客觀道德，也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天理與良心」了。天理常存良心則是個人做事準則。
1.天主教的神修
我們所謂的「神修」或「靈修」，與儒家的「修身」，就本質來說，都叫人完成自己的人格，（《儒道思想與天主教》趙賓實著）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但在觀念上及方法上，有其不同之處，可以說明如下：
（1）神修的觀念：
我們講原罪道理，說人需要救恩或仰賴天主的恩寵。聖經上耶穌說：「你們離了我，什麼也不能做（若十五5）。」雖然神學家也強調人的自由，但正是這自由害了我們，正如聖保祿所說：「我所願意行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卻去做。」（羅七19）人處在這種矛盾中，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擺脫，只有靠天主的聖寵，即超性的力量，聖化本性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十二9）
（2）神修的方法與目的：
神修的最後目的是要人成聖自己，與天主結合，分享天主的生活，而獲超性生命，得救靈魂，永享天堂的福樂。在德行方面，最重要的，也是天主對人最高大的賞賜，是所謂的超性三德：
信德，是天主對人最大的恩賜，天主把自己啟示給人，使人認識祂，信德是信仰生活的根基，使人信賴與皈依。
望德，天主是信實的，祂的許諾必定實現。處在任何環境下，只要堅守望德，就可勝過一切，失望是最要不得的，也是對天主的不信賴和叛逆。
愛德，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人應該還愛，「天主就是愛」，神修最後的目的是與天主結合，也就是永浴在愛河裡，「愛永遠不會消失。」（格前十三8）
所以說，天主教的神修是指向天主的，也是由天主而來的。天主與人，人與天主直接交往，而人也是被動的，唯一的方法，人要祈禱，求賜更多的恩寵，好能克服阻止奔向天主的仇敵──也是人的仇敵，就是三仇：魔鬼、肉身、世俗。魔鬼是萬惡的根源，要堅決棄絕。肉身是內賊，也絕不能放鬆，所以要守齋，用苦鞭責打自己，以各種克苦壓服自己的私慾偏情。世俗更是邪惡的，一沾染上紅塵世俗，就難免於罪惡，應該避之如瘟疫，不願多與世俗人物交往。
雖然，天主教的誡命共有兩條：第一當愛天主在一切之上，第二當愛人如己。但不少人忽略了第二條，卻把愛人如愛己的「愛己」看成最重要的。
2.儒家的修身
（1）修身的意義：
儒家雖有天及神的觀念，畢竟不是宗教家，對神沒有進一步的深究和瞭解。因此孔子才感嘆的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儒家的人生觀，更注重實際做人。想挽救社會，使世界達到理想的大同，救人先成己。孔子說：「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關於此點，孟子與孔子有同樣的想法。孟子說：「有大人者，正己物正者也。」又說：「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由此也可知儒家注重修身的原因了（《儒道思想與天主教》220頁）。
（2）儒家修身的方法及目標
中國文化一開始，就依「天道」而行，如易經上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繫辭下）天道是永不變的，宇宙之本，萬物之始，生命之源，「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詩經大雅）人的一切行為應「法天依天而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這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天理」。這個「天理」推諸四海而皆準，人不能違背天理。孟子也說：「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所以使中國人有了信天命、順天命、畏天命的觀念。一個賢者君子更應有法天、效天、參天之美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象辭）
要瞭解「天」，或者說「天理」，必須要仔細觀察、研究萬物之道。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第一章即提出了基本的方法：即是「格物致知」。事物都有法則，萬物都有道理。「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二十章）不管大自然的「天」、神明的「天」，儒家都認為「必然」為「誠」。誠是最基本的美德，這種天的法則不是盲目的行動，而是天心仁厚的表現。因這愛心才使萬物生存，絕不錯誤，因此天心非常誠，乃謂天德（《天人論集》三頁）。
認識了天道之誠，我們人應該如大學所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大學第六章）
大學所提出的修身，基本在「法天」。「法天」的步驟是先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才能修身。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儒家的修身以人本位為出發點，是主動的、內在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都是人的內涵修養，先完成自己，健全自己，成為一個「完人」。
把自己健全好多，就可對外，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修身各階層的目的。儒家是注重倫理的，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人際關係，人與人如何相處，先從家庭開始，以父子、夫婦、家庭為基礎，再推而國家、君臣、長幼、朋友。大家能和諧相處，就可使世界大同。
中國文化是以人為本的文化，儒家更發揚人倫為道德根本；把三綱五常視為天經地義的倫常大道。人與人之間有不可擺脫的倫常關係，當然這種關係有親疏遠近的分別，各有各的名分，各有各的權利與義務，但不能更改，因此儒家稱為「綱常大道」（《儒家思想與天主教》272頁）。
在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三者最重要，沒有三倫，就沒人倫，所以稱為「三綱」。再加上兄弟、朋友稱為「五倫」。這是人與人之間非常重要而不可缺的，所以視之為「天下之達道」。
這種人際關係既是如此之密切，彼此之責任是如此之深厚，就有了倫理道德，儒家便叫做「五常」。為了實踐這種人倫五常，孔子主張三達德：智、仁、勇。孟子提出四達德：仁、義、禮、智，以至後來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是要發揮人的本性及對人的關係。這與天主教神修注重超性，專注直接與天主的關係不同。

三、田耕莘樞機主教的德行
一九四五年聖誕夜，教宗庇護十二宣佈田耕莘主教為樞機，不但震驚全國，也轟動世界。很多人馬上就知道，不是因他學識超眾，功勳出奇，而是因他富有使人欽佩的德行，才能躍登中國首位樞機。田樞機如何修練成如此使人驚嘆的德行呢？
1.田樞機受儒家深遠的影響
由前面所說，可知一位中國讀書人，沒有不受儒家影響的，田樞機因環境與時代的關係，受儒家影響更大。
（1）田樞機的故鄉：
田樞機生於山東陽穀縣張秋鎮，離孔子出生地曲阜，只有幾十公里，向南方有孟子的故鄉鄒縣，曾子的老家嘉祥也只有一條黃河之隔，全是聖賢的搖籃，儒家的發祥之地。黃河中源之地，歷代戰爭頻繁，兵連禍結，人民貧困，但大多百姓仍很自傲，認為山東乃聖人之地，正如猶太人自以為是亞巴郎的後裔而傲視人群。因此山東人的倫理觀念、家庭道德、純樸古風，保持得較為完整。
（2）田樞機的家世：
往日在山東鄉間，稱得上是詩書門第的人家，民眾都另眼看待，權威鄉里，受人尊重。田樞機的祖先在陽穀縣張秋鎮，雖非名門，也未得過厚祿功名，但總算詩書傳家，到樞機尊翁時代，家道衰落，田公開良只落得個秀才之名，在私塾教書，教人作詩、寫字，頗受鄉民愛戴。後來天主教聖言會傳教神父，在陽穀縣坡里莊買地建堂，成立學校，延聘開良公為教師。幼小的田耕莘隨父遷往坡里莊天主堂，那時父子二人皆非教友，還是完全的儒家傳統思想。
（3）所受儒家教育
田樞機既生長在傳統的儒家環境中，當然自幼受其薰陶。儒家的啟蒙教育是幼童一上學，就開始背誦百家姓，那是毫無解說的，只是背誦念歌，令人知道一些姓氏。中國是家族天下，宗親社會，認祖歸宗，知道祖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小孩認字開始，就需知道自己的姓氏，有不能忘祖忘本之意。
背會了百家姓，就要背三字經。三字經這本書，在中國流傳很久，但很難考究是那個朝代所創。三字經成了我國古代兒童讀物，因都是三字綴成，順嘴成溜，很易使人背得滾瓜爛熟。起始不易懂，等背熟了，老師再開講。經是不變的道理，三字經包括了儒家大道，人生哲理，歷史常識，包羅萬象。比如：
「人之初，性本善。」這第一句話，就令人有所思了。
「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這是多麼有意義的歷史故事。
「養不教，父子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
做人要各盡其職。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鼓勵人勤謹向學向善的道理。
由上所舉簡單幾句，就知道三字經對啟蒙教育的重要。難懂易背，等老師把內容故事說清楚後，帶給人的影響是很大的。連沒讀過書的鄉下人，也都知道這些大道理，這就是通識教育深入民心的緣故。
讀了三字經後，就要讀千字文了。這書是由四言古詩寫成，有二百五十句，共一千字，所以叫千字文，也是很早的一本書，相傳是南北朝梁武帝時寫成，它更廣闊，涵蓋了天文、地理、歷史、人生的各層面。比如：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
「女慕貞烈，男效才良，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大哉孔子，富也周公，竟充墳典，心翫中庸，習此往跡，千字文終。」這是千字文最後的話，儒家總是不忘歌誦孔子及周公的。
幼學瓊林這部書亦是私塾時代，十幾歲的小孩所必讀的。此書為清代西昌程允升先生所作，收錄經史子集，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時序、制度、人倫、文學、衣飾、飲食、衛生、修養，無所不包，也是我們今天的通識教育在啟蒙的教育中，很有益的一環。（《幼學白話句解》華聯出版社）。
田樞機幼年所受的教育，就是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見〈教友生活週刊〉，方豪神父撰〈田樞機主教傳〉）
田樞機當時大修院的課程，中文方面，是請私塾先生每星期教兩節四書或史記之類。儒家認為道德修養為學者的天職，田樞機就是在這種教育下，培養出來的一位儒者。
2.田樞機的宗教教育
田樞機雖生於儒家，並接受完整的儒家教育，但成長在天主教堂裡，又受洗入教，信仰生活昇華了儒家教育，使他的人格更完美、氣質修養更超凡。
（1）受洗入教：
田公六歲時，隨父遷往坡里莊天主堂，兩年後，即一八九八年，田公尊翁受洗入教。三年後，即一九Ｏ一年，那時他父親已逝世一年了，田公尚未受洗，他住在教堂，日夜學習道理，背誦經文，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德不凡的福若瑟神父。田樞機常說：「我從未見過一位比福若瑟神父更完美的人。」（福若瑟神父已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蒙教宗保祿六世列為真福）。
田公受聖神默化，接受道理，又被偉大傳教士的德表所感動，接受了洗禮，開始了他的信仰生活，這一步走得穩健，基礎打得堅固。
（2）入修道院：
田公十四歲，進入山東兗州修道院，那時的修道院是封閉的，保守刻板的。課程方面，小修院六年，等於現在初、高中，除每日拉丁語（為預備將來讀哲、神學），另有中文、歷史、地理、算術及教會道理、禮儀等。日程嚴格，生活規矩，有團體禮儀、念早晚課、公共默想祈禱及彌撒，過著軍隊化的紀律生活。
大修院的哲學神學，使知識更加開闊，使頭腦明辨是非、認識真偽。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與優劣，有了較徹底的瞭解。田公在修院時，雖然身體虛弱多病，但仍努力學習，使課業不致落後。在生活的層面上，即內在的靈修和信德的培養上，他比同期的修生獲得更大的體驗和長進，這是無可置疑的。
（3）進聖言會：
田公是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進會的，那是他聖神父後十一年。曾在山東的西、南各地區傳教，遊走四方，調換過大小堂區，任過副堂、本堂之職。年屆不惑時才決心加入聖言會。當初學生，再度進修，為田公來說，一定經過再三考慮，下了最大的決心，但也可以看出他想在靈修上更上一層樓。
做神父須經小修院、大修院，從前叫做「熬神父」；由此說法，可知個中滋味了。從前修生多，誰能經過修道路程，登上鐸品聖職，不說是鯉魚登龍門，至少經過多年煎熬，在學識及修養上也自覺佼佼，望重一方了。那時，聖神父後，除了年度的大避靜外，沒有什麼進修班或講習會。況且地區廣大，神父稀少，工作繁多，有的村鎮小教堂，數年看不到一位神父。雖然大家為主工作，但若忽略了自己的神修，可能如聖保祿所說的：「救了別人，而救不了自己。」
也許正因為如此，田神父才決心進修會，嘗試另一種神修，願達到更高的境界。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中庸十二章）
學無止境，德無止境，當時田耕莘神父正懷有更上一層樓的決心，才撇下暫時的牧靈工作，而入會潛心修行去了，這也正是他日後擔當重大責任的準備。
3.修身與神修融於一身的田樞機
正因為田公先受儒家的薰陶，再接受天主教的洗禮，他的道德修養已融合了中西，使修身與神修結合一體，成為一位完美的人。
（1）他的為人：
輔大故校長于斌樞機主教，在追悼田耕莘樞機大典上所說的一段話，可以使我們更瞭解田樞機的德範：「田公生長齊魯，幼讀詩書，受孔孟之薰陶頗多，儒家之作風感染殊深。而儒家之模範人物孔子是以溫良恭儉讓見稱，……田公是中國人，早年並未出國留學，西洋人生活方式沾染無多，故其溫良恭儉讓五德之表現，和他接觸的人，一見就知道他是孔子的同鄉，富有山東人的本色。」（見《田耕莘樞機主教傳》122頁）
于樞機主教極口讚頌田公的美德，以「溫良恭儉讓」來標榜他，這正是子貢對孔子的頌揚語（論語學而）。孔子以這五種美德行走列國，受人尊重。田樞機的和氣良善，以禮待人，自奉節儉，不與人爭的風度，頗受各國人士的仰慕。
所謂「溫」也，並非說是好好先生，因為孔子也說：「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田樞機的微笑常掛在臉上，但當他見到不合理或不規則的事，也是非常不客氣的，並不縱容不對的事或人。當我們尚為修生時，他老人家常查我們的賬目，如若發現有不應該買的東西，常加以呵責。那時曾想他只對我們小孩如此，後來才知道，他對同輩的神父們也是如此。陽穀教區剛成立時，田公陞為教區監牧，教區神父都是他的前後同學，不易應付，可是他仍本「溫而厲」的原則，見到不對，立即指正。筆者親眼看過，某位神父早上沒參加早禱和默想，起床後立即做彌撒，田公在更衣室加以阻止。其態度之嚴謹及平時待人之和善均使人折服。
同樣的讚詞，宋希尚先生也用在田耕莘樞機主教身上：「田公完全表現出一副溫良恭儉讓的儀表與風度，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真令人肅然起敬。」（《暢流雜誌》卅六卷一期）
任何人都願意和他聊天，他談笑自如，逸趣橫生，笑話連篇，使人樂而忘返。別看他老人說話慢聲慢氣，他記憶力特強，陳年往事，一籮筐一籮筐的搬弄不完。
田樞機生活儉樸是大家共知的，在陽穀時，一襲鄉下打扮，頭戴草笠，身穿長褲短褂，腳蹬破車，縱橫黃泥道上，飛奔疾馳。已故胡德夫副主教記載，他雖比田公年幼不少，但騎腳踏車時，仍追不上田公。（《田樞機傳》134頁）
他老人家飲食更為簡單，幾乎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他陞了樞機，在歐美所到之處，受人歡迎邀宴，美味佳肴，可大享朵頤，但他仍以為吃碗麵條，吃兩根油條是最舒服的事。在鄉下傳教，他常身帶兩個饅頭，或窩窩頭就充饑了。
已故駐教廷大使吳經熊先先對田樞機寫道：「……他不但愛人如己，簡直是愛人勝於自己。他對克己工夫，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對於享受，則躬自薄而厚待於人。對於虛榮名位等事，他視為身外之物，無動於衷。他的人生觀可以用數語來烘托，就是做修士像修士，做神父像神父，做主教像主教，做樞機像樞機。至於做人，則以肖似天父為最高目標。田公之可貴，不在乎他的種種名位，而在於他能自強不息地努力於做人的工夫。這是我們應當效法的。」（教友生活週刊）
的確，做人是儒家基本的倫理教育，我們希望做好教友、做好神父、做好修女、做好老師等，可是基本上做好人是先決條件，先學會做人，再說別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做人難，是要慢慢磨練而成的，要克制自己的偏激衝動，善與人溝通，正如中庸上所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十四章）
田樞機主教與任何等級的人都可相處，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溫暖親切。因為他真正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四種美德（論語子罕）。他不跋扈、不蠻橫、不強理，善隨人意，有捨己忘我的精神。
故宮博物院故院長蔣復璁爵士，在敬悼田故樞機主教的文中說：「田樞機表現了中國的傳統美德，就是中庸所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教友生活）同樣，宋希尚先生也讚揚田樞機說：「田公深深瞭解了中國傳統美德，就是中庸所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暢流雜語）
可見英雄所見皆同，凡是與田樞機接觸過，認識他的人，都可嗅到他聖德的芬芳。他沒有學位，學識也不高，但做起事來有條有理，一生謹慎仔細，真所謂「智者不惑」，能明辨事理，知所當然，有所為，有所守，察緩急，善進退。不論在陽穀教區做監牧，青島做主教，北京做樞機，台北做署理，都先後表現了他的領導的智慧。他能認清教會及社會的需要，對傳教最有效的事業做了不少貢獻，如在陽穀創立中華聖母修女會，協助堂區傳教工作，建立師範學校，培育領導人材，開辦修道院，打下中國神職基礎。在北平成立上智編譯館，提倡文化事業。在台北建設大小修道院及醫院等。他極力推展各種事業，以應時代的需要。
「仁者不憂」，「君子憂道不憂貧」。田公接掌的陽穀教區位於山東西部黃河兩岸，是很偏僻貧困的地方，不是旱災蟲災，使收穫落空，人民挨餓；就是黃河決口，洪水漫地，民不聊生。在如此艱苦情況之下，他本人以身作則，下鄉與教友生活在一起。到各處募捐，施放救濟、減輕他們的痛苦。「仁」按孔子給他弟子樊遲的答覆是「愛人」（論語顏淵）這正是耶穌教我們愛人的道理。不愛看得見的人，怎麼愛看不見的天主呢？「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一個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瑪廿五45）
田公一生克己，生活簡樸，不求享受，遇到貧苦人常盡力幫助，尤其對教區神父更親如弟兄，特別是有困難的神父，常設法幫助解決。對他親手所創立的中華聖母會更愛護備至，視如兒女。對待佣人也和藹可親，設想週到。如臨終前，對常年侍候他的楊必約先生已作了妥善安排，免得他去世後，楊某生活無著。
「勇者不懼」，田公自幼身體不甚健壯，因為多病，被院長趕出修院，幸蒙天主特別照顧，始能晉鐸。他能排除萬難，堅忍吃苦，完成聖召。晉鐸後，適逢歐戰，外籍神父傳教行動受困，一位年輕神父負起廣大地區的牧靈工作，真是備嘗艱辛，屢換堂區，席不暇煖，但他從無怨言，一身擔起。簡直是：「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論語泰伯）
山東兗州教區原屬德籍聖言會傳教區，傳信部應時局需要，計劃分出國籍教區，以黃河兩岸六縣為陽穀教區，這一教區地貧人多，沒有通暢要道，交通極為不便。十幾位神父都是沒留過洋的鄉下傳教士。在教區首長人選上，據說遭遇相當困難，誰也不敢擔此重任。田公沒有毛遂自薦，可是命令一來到他身上，他就勇敢的扛起來，負起創立教區的責任，不怕在經濟、人事上所遭遇的任何問題，是位「勇者不懼」的典範。
（2）對傳教工作的勤勞：
誰都知道田公不是學者，也非專家，他是道地的傳教士，一位牧人。他從副本堂、本堂傳教工作基層做起，從民間深入民間，並與傳教神父弟兄們共生活，共甘苦，一起工作。他腳踏實地，不好高鶩遠，正如中庸所說：「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中庸十五）
在陽穀教區時，他曾倡言：「有窩窩頭吃，就能傳教。」窩窩頭是由高梁、玉米等粗食製成的窮人食物，田公下鄉傳教與農人一起食用。陽穀教區成立時有兩萬多教友，不數年即增至六萬多，勝利後繼以內戰，傳教工作才告停頓。
陽穀地區地域狹小，又是初創，凡事都由田公親自操勞，如同家庭生活，也較為簡單。等他調至青島、北平，最後來到台北，那當然就不同了。不過他關心傳教事業的心仍如從前，從未減低。因為年齡、環境、健康等因素，他再不能如在陽穀騎車走遍鄉里，但他熾熱的傳教心火仍在燃燒。他在台北提倡「一人一友傳教運動」，遠在福傳大會之前就喊出這口號了。他興建文化事業、學校、修院等，願以文化傳教。如已故駐教廷大使吳經熊先生所述：「我們討論將來傳教方針時，徹底瞭解公教的道理，是和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同出一源，即天主的聖心。他說，我們要使同胞明白，基督的教義絕對不是西洋文明的一個附屬品。」（教友生活週刊）
教會所興辦的學校、醫院等，為國家社會付出很大人力財力，貢獻不小，造益良多，政府與百姓無不承認。但我教會負責人員也應注意不可忘了傳教的責任，而應將這些事業視為宣傳福音的工具和機會。否則把這些事業視同公家或其他私人機構，作為競爭的場所，那就得不償失了。
記得田樞機在世時，曾拉著某教會中學的校長說：「多照顧教友同學。」他一生心心掛念的就是教會和傳教工作。
（3）對天主的忠誠：
田公非出於教友家庭，其尊翁先進教，他十一歲時才受洗，又等了十四年他母親才皈依天主，其時先翁已逝世多年。信教後，田公培養了堅強的信德，對天主懷有虔誠的心。他雖自幼目睹拳匪之亂，教堂被摧殘，教友受迫害受侮辱，被污詬為二毛子，外籍神父被殺害或驅逐出境。這一切並未阻擋他歸向天主之心，反而更堅強他奉獻犧牲的心。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刀劍嗎？......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羅八35∼39）
正因這份對天主的忠誠之愛，田公才克服了一切困境，不論外在的、內心的、身體的、家庭的等等磨難，他真是一位活於天主，忠於教會的人。
田公聖神父後，經過十一年傳教工作，又進入聖言會，在神修的路上更上一層樓。已故駐教廷大使吳經熊先生說：「在我國天主教會中，最可做人群表率的，有兩個偉人，一為陸公徵祥，一為田公聘三。前者代表隱修，而後者代表顯修。所謂隱修，是指在修院裡過了一生，與世俗沒有來往，一心一意奉事天主，如期達到天人契合的境界，同時也為人群懇切祈禱，有暇還可從事著述，闡明聖道，以供人群的精神食糧，這是陸公所採取的途徑。所謂顯修是指一般神職班人士，在修院畢業後，就在教區中服務，與世俗人維持相當的聯絡，以便隨時傳道，且從事博施濟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於待人接物之際，在在能身體力行耶穌的仁愛。這就是田公所選擇的途徑。途徑雖有不同，而仁愛並無二致。這兩位大人物，是殊途而同歸的，對於愛主仁民，修己惠人，他們原是天主一心之所印。我們可以說，陸公是隱中有顯，而田公則顯中有隱。」（教友生活）
是的，吳大使的話不錯，田公雖身居高位，掌管教務，當然有時忙碌異常，或奔走國外，居無定所。但他仍能維持安靜的神態，謹守規律生活，早上的祈禱、默想無一日或缺。到任何地方，也盡可能住宿會院，以避免無謂的應酬和打擾。住進會院，他也如同一般會士，遵守當地會院所定之生活規則，按時飲食起居，絕不享受特權例外。（《田耕莘樞機主教傳》59頁）

結論
中國文化淵遠流長，倫理道德深入人心，天主教道理深奧無窮，神修途徑無微不至。若能相輔相佐，不只在理論上，可使神學本地化，禮儀中國化；在實踐上，天主教在中國也可能出現更豐富的成果。田耕莘樞機主教給我們開了先例，立了模範，他老人家兼備了天主教與儒家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