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鳴遠神父在天津的宣講，轟動了天津各界，造成了大眾接受福音的良好環境。但是雷神父想，聽眾縱然每次有數千人，比起芸芸眾生來還是不多。他認為，要使中國人大量地，而且每天都有接觸天主教思想的機會，沒有比辦一份日報更有效了。他作事的原則是：只要事情為天主有光榮，為教會有益，能引多人向善，信仰耶穌，他就不顧一切困難，立刻付諸實行。對於辦一份天主教日報的決定，就這樣成為事實。

一、益世報的籌備及出版
「益世報」外文譯音為 I Che Pao；英文名稱為Social Welfare。
雷神父辦日報的計畫向當時創「大公報」的英歛之商議，得到他的讚助，並參加籌劃的工作。
先說經費。雷神父於一九一三曾返歐洲半年，在那裡募得一筆款項，又向朋友們徵款，總數不到四萬元，就開始發行這份日報。一九三一年，擴充報館，招集股東，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企業方式來經營。筆者猶記，「益世報」的股金徵集到保定教區的鄉下，教民可用一元做一小股。正因為股份的關係，後來有野心的人掌握到大批股份，就妄想霸佔「益世報」。這是後話，留待後敘。
嚴格地說，「益世報」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相當謹慎，股東只限於中國天主教信友，股票轉讓，須經公司同意。依照章程設立了董監事會，將原有報社設施，折合為股金，由雷神父成為大股東，並由雷神父做董事長，為此，實際上雷神父仍握有報館的最高權力。
「益世報」辦得起來，經理的人選是重要的因素。雷神父委任劉守榮為總經理，杜竹萱為副經理。劉守榮字俊卿，河北省薊縣人。信天主教，當雷神父至天津傳教時，響應了雷神父號召教友傳教的呼喚。他曾在雷神父創辦的師範學院任教。他忠實地追隨雷神父，舉凡雷神父在天津所發起的事業和活動，從籌畫到實行，他無不參與。例如：組織「救國宣傳會」，創辦「公教進行會」，以及出版「廣益錄」，以後改為「益世主日報」，劉守榮都是雷神父的得力助手。因此在創辦「益世報」時，劉守榮獲得雷神父最大的器重，就被委任為總經理。他任總經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逝世，共二十年之久。
「益世報」館址，雷神父主張不要如其他報社設在外國租界，而要設在租界外，以免國人誤會「益世報」是受外國支配的報紙。最初的館址設在天津南市榮業大街，兩年後遷至東門外小洋貨街。十年後，即在一九二四年，為了避免奉系軍閥的干擾，遷進意大利租界。從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停刊，未再變更館址。
當「益世報」一切籌備就緒後，擇定於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國慶日出版。雷神父為使這份報紙一鳴驚人，想出一個宣傳絕招。在出版前一週，他叫人在人人看得到的地方豎立起一塊大木牌，上面寫著六個紅色大字：「雙十節將如何？」大家看到這塊廣告，很感驚懼不安，以為要發生什麼大事。天津警察局局長知道後，親自來問雷神父究竟有什麼事？因為謠言可怕。雷神父笑一笑答說：「不會傷害人的。」雙十節到了，廣告牌上的字也改為：「益世報出版了﹗」
這份日報一出版，不但驚動了天津教內外人士，全國各地也都紛紛讚揚，各教區賀函附帶著捐款源源而來，例如耶穌會省會長捐獻五百現洋，光主教捐助兩百現洋，以助「益世報」發展。
天津「益世報」一開始就力爭上游，比起已存在的日報，它以消息準確，言論獨立見長。尤其重要的，在報內闢宗教副刊，雷神父用中文寫文章，每天向一萬數千讀者傳教。同時設有信箱，答覆各種問題，呼籲注意中國人的道德傳統。因此，大眾公認益世報是天主教的報紙，天主教是維謢道德的宗教。
天津「益世報」創刊後一年，經濟相當鞏固，雷神父建議，由天津撥一筆款，讓副經理杜竹萱到北平創「北平益世報」。不過，兩地的日報，雖屬一個報系，但在業務和宣傳政策上都各自為政，完全獨立，後未有過隸屬關係。下面報導即專談「天津益世報」。

二、益世報的經營
天津「益世報」創辦才一年，老西開事件事生了。這事件的重點是法國駐天津領事強佔中國土地，擴展法國租界。中國輿論當然反對，民間成立「保護國土協會」，大聲疾呼，嚴正抗議。「益世報」刊出一封致法國領事的信，要求領事放棄他的主張。領事向當時的天津杜主教責問，為什麼天主教報紙攻擊他？杜主教遂禁止「益世報」再刊這一類的言論，同時命令雷神父離開天津。於此，天津教會當局再不支持益世報1.。
雷神父自一九一七年三月充軍到南方，一九二Ｏ年調到歐洲，直到一九二七年二月重返中國，一共十年之久，這期間「益世報」在風雨飄搖中。一方面它不但得不到天津教會當局的支援，而且受到種種限制，雷神父不得不請託好友湯作霖盡力轉寰，同時上書教廷，請教廷下達指令，准許「益世報」繼續發行。另一方面，中國政治情形在北方相當紊亂，軍閥割據，奉軍進關後，對「益世報」橫加壓力，逮捕總經理劉守榮，報紙陷入不景氣。後來奉軍失敗，劉經理獲得自由，再度謀求發展。
如所週知，這時期是中國新文化凸顯的時代。「益世報」創刊才四年，即於一九一九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報紙都較民國初年有了改進，新聞工作者知識水準及處理出版業的方式都已提高。劉經理為迎合這個時代，振興天津「益世報」，必須設法培植新人。正好他有一位同鄉劉豁軒在南開大學畢業，是一位青年俊秀，遂聘他做益世報總編輯。
劉豁軒任總編輯後，首先加強北平、上海、南京和東北各地的外勤記者的陣容。同時鑑於國內和國外的政局變化多端，民眾普遍注意國事，為滿足民眾的需求，社論有導引的效力。因此，社論在日報的地位非常重要。總經理與總編輯研討之後，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後聘任顏旨微、董郁青、于復嶺、傅立漁、景耀月、茹春浦、顧石君、毛壯侯等任社論主筆。這些人只留下姓名，他們寫了什麼社論，有些什麼影響，就無法稽考了。
雷鳴遠神父已於一九二七年再度來華，常住保定南百餘華里的安國縣城，離天津很遠，而且受到修會上司的限制，無北京會院上司的准許，不得離開安國教區。雷神父雖然依舊任「益世報」董事和監督之職，但是鞭長莫及，無法照應。雖然如此，他對「益世報」發展非常關心，當他知道社論主筆的重要性後，立刻寫信給劉總經理，盡力在全國各地物色適當人選，不惜重金聘任。劉總經理決定以月薪五百元，並供給專用汽車的優厚條件聘請羅隆基做社論主筆。羅氏原是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教授並主編新月雜誌，為新月派主角之一2.。羅氏受聘後，辭去上海各職務，欣然到天津「益世報」任職。劉總經理守榮、劉豁軒總編輯聯合與羅隆基商議決定：「益世報」以抗日救國為方針來編報和寫社論。這樣一來大受華北民眾的歡迎，於是銷路大增。
但也給「益世報」帶來了麻煩，曾受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省的恫嚇，亦曾遭到天津市某方面的警告，最嚴重的一次是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始被迫停刊三個月3.。羅隆基離職後，改聘社論主筆多人，如錢端升、朱枕薪；於專任人選缺乏時，曾延聘數位北京清華大學的教授輪流撰述國際問題和學術性的專論。
「益世報」的重振威力，與其說是用人得法，毋寧說是生財有道。因為財力不足，當然聘不到優秀人才撰稿或承擔各種職務，因此報紙就編輯不好。報紙編輯不好，就沒有銷路，沒有銷路，就接不到廣告。辦報的人無不承認，報紙的銷路和廣告費是報紙收入的兩個重要財源。所以在這兩項財源枯竭的時候，需要另有生財之道，才能解決基本問題。
如本文在「益世報」的籌備一節曾提及，一九三一年成立了益世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振興該報的生財之道。這項的籌款辦法，是由總經理劉守榮和雷神父詳加研究後製訂的。這次增加了八萬元的資金，給報館增加了經營力量，在經濟方面獲得了不小的紓解。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益世報」銷售日增，而報館的幾部印刷機都是平版機，印刷太慢，在印量最多的時候，往往拖到中午才印完當天的報，這樣早報成了晚報，喪失閱報人的興趣。為了加速報紙的銷路，劉經理由天津德商禮和洋行在德國訂製一部輪轉印刷機，價格一萬三千美金，合當時中國錢五萬元，報館當時只能出三萬元，其他兩萬元以訂購機械的合同作抵押，向天津開灤煤礦商借。
一九三四年劉守榮總經理逝世，繼任人選為劉豁軒。至一九三六年，劉豁軒患病，辭去總經理職。雷神父以董事長名義委李渡三繼任總經理。就職時，當眾告訴他：一、「益世報」是天主教報紙，永久是天主教的言論機關；二、「益世報」是獨立的報紙，以維護正義、主持公道、愛護國家為原則，不得與任何政治勢力發生關係；三、館中人事，勿任用私人，大家通力合作，和衷共濟。
但李某任事後，完全不顧神父的叮囑：任用私人，接受他山西同鄉軍閥的津貼。雷神父告誡後，他口頭答應，暗中則進行吞併報館的計劃。他暗地把雷神父的股票出售給閻印封，而閻為教外人，持有「益世」股票既已違章，而且變本加厲，私下取消雷神父的董事長的資格，由自己充任，由李渡三邀請住進報館，強行佔領，以董事長名義主持一切。
雷神父得知這種情形，無法再容忍，於六月二日，帶領二、三位修士和幾個身高力強的教友，擁護著他委任的總經理升寶堂，乘夜間進入報館，將李閻二人驅逐於報館外，並將擬好的啟事，刊於當日「益日報」顯著的位置，由董事長雷鳴遠具名開革李渡三的總經理職務，並委升寶堂為總經理，館務照常進行，報紙按日發行。
對雷神父的勇毅行動，各地教友皆加支援，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發表談話，鄭重聲明「益世報」為天主教報紙，雷鳴遠為該報董事長，他人不得侵犯。然而李渡三則在各處登報，謬曲事實，並且具狀向法院起訴。雷神父受傳，親自到法庭應訊。「益世報」刊出雷神父應訊情形說：「他身著灰袍黑披肩，手執聖經，向法官侃侃而談。」
升寶堂是雷神父為歐洲留學生服務時受洗的教友，原在北平晨報任經理，對新聞事業既有經驗也感興趣。他接任「益世報」總經理，雷神父深慶得人。他正要著手整頓「益世報」的經濟和人事各問題，日軍發動了七七事變，不久日軍進佔天津。升總經理決定天津「益世報」繼續發行，作為鼓勵全國軍民抗戰的最前線的報紙，每日一張。報紙每日清晨一上街，便被民眾搶購傳閱。這樣維持了半個月，直至升寶堂被日軍綁架殺害，於八月中旬停刊。
抗戰期間，雷神父主張「益世報」在後方恢復出版，於一九三八年與于斌總主教議妥，在雲南昆明復刊，雷神父仍然是董事長。復刊後兩年，雷神父逝世於重慶（一九四Ｏ年六月二十四日），而昆明發行的「益世報」也宣告停刊。
「益世報」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後，立刻由劉益之在天津復刊，延聘劉豁軒為總編輯，辦得相當出色，後於一九四九年元月停刊。因已出於本文範圍，不在此敘述4.。
國民政府遷台後，據聞劉豁軒和劉益之於一九四九年或五十年先後來過台灣，考察實際環境，擬在台發行「益世報」，可惜尚未著手，二人悄然離台他往。倒是在五十年代，「益世報」在香港問世了，但僅是曇花一現，即告停刊。

三、益世報對社會的重大影響
天津「益世報」發刊之時，正值北方成立國會，設政治會議，開約法會議，起草所謂天壇憲法5.。有人倡議憲法中列入以孔教為國教的條文。當時雷神父即與益世報經理主動聯合上海的馬相伯、北京的英歛之，共同邀請佛、道、回等各宗教，組成團體，發表反對宣言，並進北京，向北方政府請願，爭取宗教信仰自由。這種主張與宗教聯合行動，不但在中國為首創，即使在世界各國也該列為先驅之舉。正是這股力量阻止了把「儒教為國教」列入天壇憲法中，也可說為中國未來憲法爭取信仰自由的先聲。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對信仰自由的態度，直到一九六五年梵二大公會議才在「信仰自由宣言」中，作了明確的表示。
天津「益世報」於一九一五年發刊，正值袁世凱稱帝。本報首先發難，不顧停刊危險，堅決反對帝制。同時對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件要求，嚴加批評，認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無理要求，痛斥袁世凱承認此要求為喪權辱國之行為。
一九一九年北京各校學生發起「五四運動」，「益世報」總經理請當時「益世報」主筆徐謙（季龍）發表評論。徐遂以佐治筆名，撰寫若干有關「五四運動」的社論。「五四運動」原為愛國運動，「益世報」秉承雷神父的主張：中國天主教在愛國和救國的事上絕不後人，遇到有表現救國的機會，決然加以支持。至論後來此運動被人利用，不能歸罪於原始贊成此運動的人6.。
中國文化界自「五四」以後，多方發展，形成了許多派別，跟著有各類型的雜誌出現，作為發表各種主張的園地。而且在日報上面，紛紛闢副刊，往往副刊編輯在不違背日報立場的前提下，選揀符合他理念的文章。
「益世報」在這個時期闢了各種副刊，或將已有的副刊加強陣容。例如哲學、文學、經濟、國際、婦女、體育等。這些副刊的主持人和寫作人，都是平津文化和教育界的知名之士。如文學副刊最初的主編是梁實秋，梁先生是「新月派」的一份子，這個副刊就繼承了「新月派」反魯迅的傳統。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必然能記憶，當時新月派人物活躍的情形。其中的胡適、徐志摩和梁實秋等人為該派的健將。還有本文前一節曾提「益世報」的主筆羅隆基就本日報新職前，是「新月」雜誌的主編。足證「新月派」人物與「益世報」的關聯，也可知「益世報」對當代文化界的影響了。
此外，「益世報」創辦了「社會服務版」，希圖從另一個方向擴充日報對社會的影響。這個版面在中國報界是首創，也正符合辦益世報的目的。此服務版確實給社會做了許多事，主要的是給群眾提供一般知識，推廣群眾教育，並辦理救濟事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進軍瀋陽，相繼佔據東三省。這就是中日戰爭史上的「九一八」事變。這時「益世報」認為國難當頭，主張武裝抗日。而雷神父一面告訴「益世報」宣傳抗日救國，另一面他答應河北省政府的邀請，親身前往會晤國聯調查團長李頓，（此團是因中國向國際聯盟控訴日人侵略而派來調查的），向他報告日本侵略東北的真相。他在受到遣使會上司禁令後，發動國籍主教集體意見書，由十六位中國主教簽署，送到調查團，同時刊於「益世報」。文內有：如果一個國家衊視國際公約，以武力侵略他國，而不受公約國有效的遏止，則人類和平建築在國聯的希望就算垮台，而國際聯盟就成為幻影了。
國聯對日本僅加以譴責，卻拿不出驅逐日軍的辦法。「益世報」為了貫徹抗日的主張，在新聞方面，盡量披露全國各地的抗日新聞，同時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陰謀和日軍的殘暴行為。茲摘錄一段「益世報」抗日報導：
「最突出的如每日連載的〈滿蒙憂患史〉，全文刊載令人髮指的〈田中奏章〉、〈滿蒙權益擁護秘密會議紀錄〉等。比較系統地報導東北淪陷後的情況，如〈盜治下的瀋陽〉、〈鐵蹄下的長春〉。在東北淪陷後很長時間內，天津「益世報」還有東北特派員在東北進行秘採訪，因而能向全國讀者報導日寇在東北橫行的第一手消息。……同時報紙以半版的篇幅特闢〈抗日輿論〉欄，逐日刊載人民群眾的抗日愛國言論。甚至〈報尾巴〉、〈語林〉欄在馬彥祥、吳雲心的主編下，也以嘻笑怒罵的短文宣傳抗日的思想。」7.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野心無饜，進攻熱河，攻打長城，引起我二十九軍的抗戰。這時雷神父基於愛國心，想出兩個從軍救國的方案：一是成立一支教友軍隊，他做隨營司鐸；一是組織救護隊，他隨隊到前線救護傷兵。他將這兩個方案提出，向上海的馬相伯請教，馬老建議他組織救護隊並加以鼓勵。雷神父在後援會會長朱子橋贊同之下，很快招集了二十名耀漢會的小兄弟和二百四十位教友，在北平設「救護隊留平辦事處」。隨即開赴長城前線，展開救護工作。
首先報導這項消息的，當然是天津「益世報」。報社特別派了記者，採訪救護隊的消息，在報導中特別強調這志願的救護隊是天主教愛國救國的表現。例如雷神父在遵化有人為他拍電影，請他講幾句話，他說：「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抗戰要抗到底。」又如雷神父與他的修士和一批救護隊擔架著上百的傷兵，穿過北京城的街道，途經宗座代表公署，安童儀代辦在門前觀看，鼓著掌說：「太好了！這真是愛德的表現，這是護教最有力的方式。」類似這樣的文字，「益世報」有聞必錄。這裡要補充說明，人們怎麼知道救護隊由天主教組成的呢？因為雷神父和耀漢會的修士皆穿著會衣，易於辨認。外教人看了這種表現，對「天主教不愛國」的成見，自然就消除了。
除以上的影響外，當然還有很多事情，經由「益世報」的刊載而影響社會。以下再提出幾件天主教的重大措施，由「益世報」公佈宣傳才昭告國人，使國人對教會有更清楚的認識，因此更尊重教會。
一九二二年比約十二世繼位教宗，這位教宗為中國做了幾件大事，被人譽為「中國教宗」。第一件事是在教宗繼位的那一件，便委派剛恆毅主教（以後升為樞機）來中國，做宗座代表。這個消息首先由「益世報」公佈，同時說明教廷派代表來中國，對中國政府和中國教會的意義。以後剛主教的行蹤，及主持的重大事項皆隨時報導。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宗比約十二世親自在羅馬首次祝聖六位中國主教。這種種情形皆由雷神父親自撰稿，寄至「益世報」發表，成為獨家新聞。這件大事震撼世界，尤其在中國教會開啟一個新紀元，是雷鳴遠主張「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實現。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教廷領先承認中華民國，教宗比約十二世首先致電中國政府道賀。這件事為中國教會非常有益，「益世報」曾大書特書的報導。
一九二九年六月國民政府舉行國父孫中山安葬禮於南京。這時的中國教會皆矚目教廷代表剛恆毅主教的行動，看他是否前往參禮，是否向孫總理遺體行敬禮。因為教廷在結束中國天主教禮儀之爭時，明文禁止向亡者遺體行敬禮。這次剛主教照歐洲禮俗向孫總理遺體行三鞠躬禮。「益世報」將剛主教參加安葬孫總理的過程，做了詳細的報導。
這一節的項目是述說「益世報」對社會的重大影響，但也涉及到宗教的宣傳，因此也可視為下一節的項目。

四、益世報的宗教宣傳
天津「益世報」創刊的目的就是要宣傳天主教，因此在創刊之初，就大量刊登有關天主教的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在教會內找到能寫文章的人非常困難，外國神父大多數只能說中國話，能讀一點中國書已經算不錯了，能以中文寫文章的人，則絕無僅有矣。中國神父所受國文教育相當貧乏，偶然在天主教內的月刊或週刊發表文章的人也不多，更不用說在日報上向全國宣傳教義了。所以「益世報」在宣傳天主教上所遭遇的最大難題，就是找到寫宗教性文章的人。
在初創的兩年，雷神父在天津，每天要為「益世報」寫文章，尤其是答覆各界人士提出的有關天主教的問題。無可諱言，雷神父的中文文章並不是那樣通順，他經常雇請專人，修改他的文章。
據作者推測，雷神父很可能把他過去寫的幾本書陸續在「益世報」上發表，例如在一九一Ｏ在法政學堂任教授出版的《社會學講義》。再如他宣講天主教教義的講稿，以典雅通順的古文寫成書，名為《純真宗教學》等，很可能在「益世報」上連載過。
在雷神父離開天津時，關於「益世報」的信箱，報社仍然寄給他，要他答覆。在上司有禁令時，他為了服從，就不親自寫，他把教會的主張告訴人，請人撰寫，發表時也不寫他的名字。待他去了歐洲，信箱是無法主持了，他仍然不斷寫一些短文寄到「益世報」發表。他在歐洲時，不斷向教會當局申請回中國，其中一個理由是：請准許他回天津監督「益世報」，並在這日報上做宗教宣傳。
這裡補述一件事。當雷神父一九二Ｏ年，就是充軍到歐洲的那一年十二月，他晉謁教宗本篤十五世。那時中國北方平津一帶鬧大水災，教宗捐贈了十萬里拉救災，親手交雷神父處理，雷神父立刻匯給天津文主教。這消息在天津「益世報」上刊出，中國人對教宗的關懷非常感激。
雷神父一九二七年再度來中國後，對「益世報」宣傳天主教的功能，發揮了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益世報」曾特派記者到雷神父傳教的安國教區，把他的新理想描寫得淋漓盡致。請看下面的寫實：
「雷決定到農村去，他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很苦，要復興中國，定要先建設中國農村。要做好農村建設工作，必須具備有『福音主義』的人。他又說，聖方濟標榜『赤貧主義』，犧牲一切享受，領導他的同志奔走四方，不畏艱苦，黑暗的歐洲漸漸復興，他們有很大的功勞。雷鳴遠想做亞洲的聖方濟，來復興中國和亞洲。因此他到中國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國教區重新展開了傳教工作。他到安國後，首先組織了一個『耀漢兄弟會』，會址名『真福院』。他以『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綱領訓練他的耀漢兄弟會會員。……他們過著極艱苦的生活，長年茹素、冬天不生火，藉日光取暖，睡木板，以磚頭為枕，出門除自行車外，一律是步行。每天只睡六小時，其餘時間是學習和勞動。食堂內還貼有『不工作者沒有飯吃』的標語。」8.
我們摘錄了這篇報導，一則它就是一篇好的宗教宣傳，二則為說明給「益世報」的宗教宣傳提供資料的處所何在。這處所從一九二八年起，就設在雷神父在安國所創立的耀漢兄弟會的真福院了。
「益世報」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由雷神父指示，在第六版以全版約五分之一的篇幅，闢「公教叢談」欄。由安國真福院主編。每天刊兩千字的宣傳天主教基本教義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是雷神父自己寫的，如〈天主是誰〉、〈天主教存在的理徵〉、〈天地間之秩序證明天主之實有〉等。這一欄持續一年多停刊。
一九三Ｏ年另闢「真道正言」欄，逐日刊登教會出版的《真道正言》一書，是專門破除迷信，引人皈依真宗教的書。該書從算命、占卦、土地公、觀音，以至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等等，一共有八十三個題目，這些題目，有的要登幾天才登完。總之，直到把全書都登完，這一欄才停刊。
從連載已出版的書籍推測，目的很可能是有系統地破除各種迷信，以天主教代替中國社會上的各種迷信。但是何嘗不是因為稿件缺乏，以書補缺呢？
為此，雷神父與當時教會聞人商議，如何使日報在宣傳教義上發揮更積極的效能。結果，議定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在「益世報」第十版，以四分之一的版面闢「宗教與文化」欄，雷神父親筆題字，寫「宗教與文化」做為刊頭。這一欄由上海徐家匯樂善堂馬相伯的學生徐景賢主編。重點是介紹幾位天主教人士，在歷史上對中國科學發展所做的貢獻。例如介紹利瑪竇、徐光啟、馮應京、南懷仁等。撰稿人都是那時中國教會的名作家，如馬相伯、陸徵祥、陳援庵、徐宗澤，以及主編徐景賢等人。藉這個欄，使許多國內文人認識天主教是重視科學和推動文化建設的，而排除了天主教是反科學的誤解。
「宗教與文化」欄自一九三四年起，改由全國公教進行會編輯，每星期出版一次，每期刊登論文，但每月最後一期則刊天主教消息：內有羅馬聖座的，世界各地的，全中國性的各種與天主教有關的消息。這個週刊一直能維持到一九三七年天津被日本佔領，「益世報」停刊。
勝利後，「益世報」在天津復刊，仍恢復「宗教與文化」專欄，在台灣的主教、神父、教友必然有人讀過這個專欄，甚至有不少天主教作家在上面發表過文章呢！
關於雷鳴遠神與天津「益世報」，筆者雖然寫了一萬字，但是仍然感覺材料缺乏，無法做詳盡的報導。據說台灣某機構保存全部「益世報」，如果有人肯花一年半載的時間去整理，作一番研究工作，必然有豐碩的收穫，足夠寫幾十萬字的專書。這能成為事實嗎？在未成為事實前，拙文則聊勝於無了。

註釋

1. 關於「老西開事件」的詳細經過，請參閱趙雅博著《雷鳴遠神父傳》210頁至224頁，1990年三版，耀漢小兄弟會發行。
2. 「新月派」是指五四後，一群有共同理想的文化人的籠統稱呼。他們出版《新月》雜誌，還搞了一家「新月」書店，作為表達思想的園地。
3. 參羅隆基《天津益世報概述》，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
4. 關於《抗戰勝利後的天津益世報》，請參閱韓幄奇的報導。該文刊於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刊，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
5. 「天壇憲法」草擬於一九一四年，並於五月公佈，稱新約法。但直至次年，即「益世報」創刊之年，尚有新意見醞釀，後於一九二三年曹錕任北平政府總統時，頒佈實施之新憲法，即此天壇憲法。後因曹錕失敗，該憲法遂成為歷史遺跡，無人過問。
6. 五四運動的起因是：歐戰和會開幕於巴黎凡爾賽宮，我國政府派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為全權代表出席會議。五月四日因山東問題，德國對我提出無理要求，北京各校學生遊行示威，表示抗議，隨之全國以罷工罷市作後援，我國代表對德國和約拒絕簽字。
7. 見注三，《天津益世報概述》143頁。
8. 同上1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