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筆者客居美國加州聖荷西市，為天主教團體在信仰和人格發展上做些服務工作，同時集合了大約十位同道、朋友，成立了「灣橋小組」，定期研究中國問題。我們廣泛地探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問題，也一起讀經祈禱，求上主指引。大約一年之後，有人問：「除了『座談』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這一問，提醒了筆者，於是花了近二個月的時間，對就讀柏克萊加州大學，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學人的情形，作了初步的研究及瞭解。
以下是四年來，筆者以個人觀點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疑慮和憂患所得的淺識，及所作的省思。

什麼是知識分子？
丁偉博士在一九八五年五月號香港《明報月刊》〈醜陋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文中強調：「不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都有這麼一個共識：讀過書有知識的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那些擁有獨立人格，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對身處社會抱有濃厚的使命感，並因此而發展出一種社會批判精神的讀書人。」然而，丁博士也十分悲嘆地表示，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具有這種特質的人十分少見，尤其在發生政治風潮，時局動盪時，更是鳳毛麟角。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直只是一種理想，而少有人做得到。
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開放之後，美國已經發出五萬六千份簽證給中國的學生和學人，到美國求學進修。這些人中有很多已經完成學業及研究，返回大陸。一九八六年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中國學生和學者聯誼會的名單中即有二四一名，他們大多數是專攻理工及科技的。例如一九九Ｏ年名單的三Ｏ七位學生學者中，八一位為學者，其中十四位研究社會科學和文學，其餘為理工科技。二二一位研究生中，十八位念人文，廿八位念社會科學，其他攻讀理工。這些學者及學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最好的大學或研究機構，無論是男是女，他們回到大陸之後，能發揮的影響力是無法估計的。
在中國，他們是學術上的傑出之輩，甚至是專家。但來到美國之後，他們遇到語言、生活、文化等等調適的困難，一切都得從頭來。他們大多需要尊重及友誼的支持，有時也需要有人聆聽他們的心聲。因此，他們中有不少人問：「花這麼多時間、力氣，來調適心理及生活，代價是否太高了？」
在幾個月的適應之後，如果幸運的話，他們會遇到一位識才知心的指導教授，協助他們學得新知及發現新的研究方向。這時他們才能肯定：「為了求得更多更深的專業學術知能，為了希望未來能改善家人的生活，那麼現在離鄉背井，拋妻別子，忍受孤寂，是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的。」雖然他們中有些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只有四百美元，為省吃節用，連金門大橋也不捨得去參觀一下。一位學者自嘲且辛酸地說：「早期華人提供廉價的勞力，到美國修築鐵路；今日的華人則提供廉價的腦力，來提昇美國的科技。」
在突破了初期的障礙之後，他們開始思考其他的問題。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專攻科技研究的學生學人，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較先進的科技是否真能救中國？科技能不能使中國成為世界要員之一？」他們也問：「除了科技之外，西方世界就沒有其他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嗎？比如，理念價值和哲學思想。」
在過去，無論有無意識，他們一直試著讓自己定位在中性不倚的價值觀中、科學領域中。有更多的人問：「科技方面的專家是否可以永遠生活在環境變遷及干擾之外？」比較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異同，並不是經濟學家的專利。而那些研究經濟、社會科學的學者學生們，則更密切注意這兩種體制的優缺點。他們觀察、推測及思考在中國大陸的官僚作風、通貨膨脹、經濟危機。一些較同情共產黨的人也問：「所謂有中國特性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黨德是否可以改善？黨紀是否可以維持？」有一位學者說：「毛澤東在他頭腦還清醒時，對教師仍舊很尊重。他在實施裁減薪資時，並未裁減教師的，而他自己卻第一個接受低薪。」但是這位學者感到，現在知識分子的士氣已淪落到最低程度，而且和共產黨階層及特權人士相比，教授、老師的待遇是太差了，他們對生活的改善也多半不抱太大希望。
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北方，正在柏克萊進修工程學的教授，對即將回到母校教書感到沮喪。他回憶兩年以前，大多數的大學畢業高材生都期望到研究所繼續深造。但是現在只有少數有深造的意願，而且比較起來，程度也差了很多。他認為如果未來既沒有光明的前途，又沒有良好的報酬，那麼求取更高深的學問，又有何意義？負笈遠渡地到異國研究深造，然後回去教育既沒有學習興趣又缺乏動機的學生，有何價值？可是，他又很清楚地看到，除非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則國家將永遠落後，百姓也無可避免地永遠陷身於貧窮處境中。
去年六月之前，許多學者學生已準備回大陸貢獻所學，有的甚至已經找到理想的工作或職位。但是六四之後，只有少數人願意回去。一位完成學業的學生解釋說：「我們害怕因為參與民主運動而被判刑，也對過去曾經有過的學術自由氣氛的消失而感到失望。」有很多人對美國布希總統否決Pelosi議案感到失望，也有很多人害怕他們會成為政治運動的犧牲者。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司高克（Brent Scowcroft）去年七月秘密前往北京參加會議的舉動，也增加他們的恐懼。

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其他問題
這些學生學人也關心其他問題，譬如，許多人在議論中，十分關切現存於中國大陸的殘酷鎮壓手段下的中國百姓，有否自我價值肯定及自尊心的問題。在追求人類基本價值的學者中，方勵之是其中的翹楚。他在去年得到甘迺迪人權獎時，所發表的講演詞中說：「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多麼強烈地要求實現一個平等、理性、繁榮、發達的社會，就像全人類所有的人一樣。中國人所追求的進步和發展，同世界上各種膚色的人所追求的發展是一樣的。中國人並不外在於人類的普遍要求，同整個人類中的每個成員一樣，中國人同樣有著與生俱來的軀體和頭腦，同樣有著與生俱來的熱血和靈魂。因此，中國人，同整個人類中的每一個成員一樣，應當享有，能夠享有，也必須享有不可剝奪的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自由。」雖然六四事件使方勵之傷心難過地說：「我悲哀的根源是因為在我出生的這塊土地上，人類的尊嚴再一次地被踐踏蹂躪。」但他最後卻加上一句話：「要記住，在現今的恐懼氣氛中，最感到恐懼的也許就是剛剛殺過人的人了，我們可能恐懼今天，但絕不恐懼明天。相反的，那些殺人者，不但恐懼今天，更加恐懼明天。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對未來失去信念。」方氏的這番話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所認同的。因為如果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深刻的使命感，及對社會批判的態度是成為知識分子的條件的話，方勵之的所言所行是值得尊敬的。他對他的同胞和國家有這樣強烈的切膚之痛，雖然他提出的問題沒有得到回答，但是這些憂心的問題確實存在，而且被大家所關切。既然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有此共識，那麼或許可以開始放棄表現個人成就，而更深入地共同研討他們所關懷及渴望的事。他們可以開始提出一連串新的而且根本的問題，如：
「我們是怎樣的一個民族？」
「在宇宙間，我們能作些什麼？」
「我們有何用？我們的價值何在？」
「我們將往何處去？我們應往何處去？」
其實，他們當中已經有人開始獨立自主作些探索了，他們也表示需要伙伴或嚮導，他們不僅需要願意與他們一同工作的人，而且也需要願意和他們在一起同甘共苦的人，他們希望能分享共同的理想、目標、人生經驗，以及體驗焦慮、害怕、失落感和冒著被徹底改造的危險，他們也希望在這人生旅途中經驗到愉快、支持和勇氣。
去年（一九八九）十二月在台北舉行的一次討論宗教教育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國際會議上，孫志文神父（Fr. Arnold Sprenger）提到了一位中國大陸新嶄露頭角的年輕思想家及作家劉小楓所著的《拯救與逍遙》一書，書中談及中國與西方對道德標準和最極關懷的問題的看法。劉氏在書中指出，在評估和設立道德標準中，如果缺乏絕對的基礎，那麼，人類就要背上當仲裁的重負，個人就成了昨天、今天、明天之是與非、善與邪，及最後真理的唯一裁決人。孫志文神父把劉氏的觀點簡明扼要地概括如下：「在基督信仰中，受苦受難，受驚害怕，作惡犯邪，都通過耶穌基督、經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救贖之恩而得到寬恕、赦免以及超脫。然而，中國人卻把這些噬人肉體靈魂的事——最極關懷，由自己承擔起來。基督徒能對上主表達他們的愛，體驗到希望、喜樂、平安。而中國人絕大部分卻被侷限在自己內心掙扎交戰的世界中，獨自承受孤立無援，瀕臨絕望。另外，又由於對存在於形而上的無知，很輕易地演變成狂妄自大，並形成惟我獨尊的心態。」這種對人生表現出狂妄自大或徹底絕望的兩極化現象的人，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確是屢見不鮮的。
過去幾年，筆者與中國知識分子交往中，不但聆聽許多問題，也目睹他們內心深重的疑慮和憂患。其中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協助中國知識分子找回自我和重建自我。」筆者完全同意耶穌會會士劉家正神父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Santa Clara大學召開的中國問題會議中所言：「在我看來，中國最大的需要，不論現在或將來，是在建造中國人的新的自我的同時，重建自信心。有了這種自信心，中國就能擺脫背負歷史包袱，重新成為世界大家庭中的真正一員，他的步伐就不會被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和不安感所束縛住了。實際上，他的恐懼和不安都是夜郎自大或是妄自菲薄的一種表現。」

「輔友中心的」做法
基於這樣的理念及期盼，於是，「灣橋小組」建議設立「以仁輔友，以友輔仁」、和「成己達人」的輔友中心。這個主意得到奧克蘭市克敏士主教完全的支持與認可，並且得到耶穌會總會長神父、中華使徒團蘇樂康神父的同意，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輔友中心」在柏克萊大學附近正式成立。
輔友中心的設立是根據以下的大前提：
一、不論中國知識分子過去是幸或不幸，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年代，面對中國大陸的四化運動，這些懷有專長的人，將愈來愈受重用。為此及時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對身處社會抱有濃厚使命感，並發展出一種有骨氣，敢於批判社會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二、大陸目前雖然還擺脫不了「官僚主義」的作風，但走上「科技官僚」的路子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這也是亞洲四小龍過去四十年的經驗。因此這批即將主導中國未來的知識分子，必須在掌握知識的同時，擁有智慧，要看到「科技救國」的限度，要驅除本位主義的偏見。也就是說，在學習掌握領導本領和手段的同時，也學習做人的價值、做人的目標、做人的意義。
三、大多數到美國進修的中國學生學人，都強烈的渴望自己成為專家，並希望以身懷的絕技對衰敗落伍的中國有所貢獻。然而，人畢竟不是科技的附庸，做專家固然不可忽視，幫助他人「做人」，更不可掉以輕心。這種「做人」的專家更重於其他方面的專家。惟有「做成人」，人才可以活得像人。
四、人類經常受環境的限制而無法得到良好的發展。對中國人而言，家庭、宗族、習俗、貧窮、政治制度、社會風氣，更是層層緊箍著他的言行，僵化他的思想。如果說：「天主最引以為傲的是創造了生龍活虎、發揮己長的人」的話，那麼，中國人，尤其是即將步入歷史長河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活出自我的價值，實現自我的理想。」
五、從事團體組織的領導人都有這種經驗：要想領導改變一個死氣沈沈的團體，最有效的組織辦法就是，先進行一對一的交往，由一對一發展擴大為一個團體。只有置身在團體中，人們才能清醒地祈禱、反省，並採取行動。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需要學會這一招。
兩年來，輔友中心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學人提供了諸如住宿、迎送、心理等服務。就是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我們瞭解到了他們的一些困惑和憂慮，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他們的心態。輔友中心的願望就是，不僅要像在一個團體中那樣地關心這些學生學人，並且還要與他們一起探索人類的基本的問題，解答他們對終極關懷的問題。我們的財力和人力都有限，但是我們期望，這種做法會在北美和歐洲的大學院校引起連鎖反響。中國有一句成語說得好：「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中國人是要花更長的時間的。

王端敏譯自1990. 6. 9.〈America〉週刊：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s 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