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羅馬天主教在每年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以八天的時間，為基督徒的合一祈禱。直到一九五九年，這八天祈禱的一般概念是希望誓反教徒能夠「返回」唯一的真教會，以及結束東正教的分裂。就在那同樣的數十年中，誓反教信友們越來越投入所謂的「大公運動」中。世界教會議會的發展，本國及世界性誓反教教會團體的成長，以及教會的合併等，這一切都表達出尋求合一的導向，而羅馬天主教則保持疏遠的態度。在歐洲許多天主教的研究中心注意到了這些發展，但一般來說，天主教會只是觀察和祈禱，卻並未加入誓反教教會的交談與祈禱。就在此時，出現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宣佈召開大公會議。（譯註：一月二十五日正是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最後一日，也是聖保祿歸化慶日。）
在那一天，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佈他盼望召開「整個教會的大公會議」，他說這將「不僅為了基督徒的神益和喜悅」，而且渴望「邀請分離的教會團體，再一次尋求那在世界各地的人所一直期盼的合一」。他的意思是要求誓反教與東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們，一起坐下來討論如何克服他們的分離。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如此直接，在舉行這樣的會議之前，應先完成許多準備工作。事實顯示，教宗在這方面採取了許多令人注目的步驟。他要求誓反教和東正教都派出觀察員；他安排他們坐在聖伯鐸大殿中，與樞機們相對的座位上；他成立「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為這些觀察員服務，並給予此秘書處和大會委員會相同之地位。他選擇了一位聖經學者，奧斯定貝亞樞機（Augustin Cardinal Bea）任此秘書處的首任秘書長。
就如教宗在他第一封通諭（Ad Petri Cathedram , 1959年6月29頒佈）所說明的，天主教會首先應自我更新。在革新工作的第一部分中，就是在禮儀革新中，有一事實很快令人清楚看到，主教們心中懷有對基督徒合一的極大希望；在大會討論中，他們一再強調禮儀革新對教宗所謂的「我們分離的弟兄們」，能有什麼意義。在大會第一會期中所討論的下一個主題「啟示的來源」，就是因為樞機們和主教們指出，原有的提案不能鼓勵我們和非天主教徒的交談，而遭退回完全重寫。
此後，許多有關基督徒合一的文件，紛紛出現在與會神長的眼前。東方教會委員會曾提出一有關合一的草案；神學委員會提議在教會憲章中，加入專論誓反教的一章；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草擬了一般的大公原則。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的大會上，以2068票對36票，決定上述一些材料都應由以貝亞樞機為首的秘書處，作進一步研究而撰寫成大公主義法令。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大公會議的第一和第二會期之間逝世（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但他生前已看過了初版的大公主義法令。他於四月二十二日下令寄給全世界參與大公會議的神長們，要求他們研究並提出建議。教宗若望的繼位者保祿六世，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了大公會議第二期會議，在他的演說中，論及許多有關大公主義的事。同樣的聖神一直在工作，有一股強大力量在推行此運動，大會很快地便開始討論大公主義法令的草案。
正如盧昂（Rouen）的總主教，代表此秘書處對大會所做的說明，使天主教人士對大公主義之本質、態度以及天主聖意有更好的了解是必須的；由於其重要性，以致大公會議不能沈默不言而予以通過。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大會的神長們討論此文件。文件共有五章，前三章包含大公主義的原則與實施，以及和誓反教、東正教的關係，第四章論與猶太人的關係，第五章論宗教自由。十一月廿一日，當主席團詢問大會是否願接受前三章做為討論之基礎時，遂進行一次意義重大的投票，結果是1970票贊成，而僅80票反對。（關於另外兩章的撰寫經過，請參閱「教會對非基督宗教之態度宣言」及「信仰自由宣言」的簡介）
一九六四年，在大公會議第三會期中，此法令再次修正。秘書處研究了一千多個修改之建議，所做的修正得到絕大多數的贊同，各章都被一一表決通過，僅剩下對整個法令之通過尚未做最後表決。在表決的前一天，教宗保祿六世對此文件作了十九處修正，教宗的這個舉動激怒了許多主教以及非天主教的觀察員，因為教宗的修改提出的太遲，以致於無法再進行討論或表決。第二天，十一月廿日，大會表決包含對教宗所做的修改的整個文件，結果是2054票贊成，64票反對。在十一月廿一日，最後的隆重表決中，只有11人反對此法令，於是教宗頒佈了這個法令，羅馬天主教會遂完全涉入大公運動之中。
梵二的各項法令中的許多章節和字句，都值得重視。因此，我們真正可以說整個大公主義法令是值得受重視的。在此法令中，重點放在邁向基督的「旅途」教會，而不是「返回」羅馬天主教會的運動。在此法令中，大公會議超越了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會的觀念，而深信耶穌在聖神內，越過了有形可見的天主教會的界線，也在不同的教會及團體中工作。大公會議肯定一切受洗的基督信徒，都是真正獲得重生，並是我們真實的兄弟，而天主利用他們的崇拜來聖化並拯救他們。
大會誓反教觀察員之一的庫爾曼博士（Dr. Oscar Cullmann）曾正確的論及此法令說：「這遠超過打開一扇門，而是開闢了一塊新土地。從未有過一個天主教的文件，以此種方式來論及非天主教的基督徒。」在許多其他的事情之中，承認有罪也是值得重視的一點；大公會議說，基督徒之間的分離是雙方的罪的結果。（第1號和第3號）
大公會議以這種悔改的精神展開行動：所有的人都有義務為重建合一而祈禱和工作，所有的人皆按他們的能力蒙召進行交談，也都按他們的能力而蒙召在祈禱及社會行動上共同努力。這不僅只是一些文字和計劃，而是一個行動的召叫。最重要的一點，我們要銘刻於心的，便是：內心的改變。
面對展現於眼前令人屏息的景象，一些天主教人士可能會採取未經思考的決策，以回應大公會議的召叫。一封關於此法令的牧函，其中一段話值得摘錄於此：「在這不斷增加溝通的時刻裡，人們可能會有忘記我們的不同之處的誘惑，疏忽教義和權威的問題，而僅僅是如同朋友般的相聚在一起。兩個世代以前，當大公運動在誓反教和聖公會各教會之間展開時，就有許多人建議真理問題並不重要。在那些日子中採用的口號是教義導致分離，而服務促成合一。從那時候起，一方面是由於東正教加入大公運動，這樣的聲音在我們分離的弟兄中已逐漸減弱了。今日，誓反教、聖公會、路德會的基督徒們都瞭解，以這樣的實用主義之觀點來促成基督徒合一，終將導致混亂。」（「大公主義和天主教真理」，安大略（Ontario）天主教主教會議牧函，1965年9月1日）。大公會議的大公主義法令提出同樣的警告。這是具有希望和樂觀的事實，但大公會議也是實際的，它提醒我們輕率並無助於達成合一，反而有害。
有人很恰當的說大公主義法令並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充滿希望和許諾的開始。禮儀憲章以達成採用本地語言運動而著稱，但它卻是一個開始而非結束。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以建立宣道運動而著稱，同樣這也是一個開始而非結束。大公主義法令表明羅馬天主教會完全的投入了大公運動。明顯地，藉著此法令，許多事業已完成；然而，那些尚待完成的工作更值得注意。

Walter M. Abbott, S. J.
如果Gustave Weigel S. J.能活到大公會議的結束，他將被邀請為此法令撰寫簡介和詮釋。他曾為大公主義的發展辛勞工作了許久。他應邀到大會中和說英語的誓反教以及東正教的觀察員們一起工作。他向他們提供所有的一切，而他們皆作證說他還有許多東西可以提供。在大公會議的第二和第三會期之間，他辛勤的與基督徒以及猶太人交談，一如在大會期間。有一天，在早晨交談之後，而正在準備午後交談時，他與世長辭了。謹將此註解獻給他，以茲紀念。

（譯者為輔大宗教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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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回應  

                                             
Samuel McCrea Cavert
孫效智  譯

除非一切的標記都反對下列說法，否則，大公主義法令可以說是刻劃出教會團體彼此關係的一個新時代開端，一個真正稱得上大公的新紀元。雖然大公主義運動，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已在羅馬天主教之外，有了五十年的發展。但是，沒有天主教的參與，它總是有所欠缺。大公會議的召開，在人們心中喚起了希望——公教會會在態度上有所改變。現在這些希望已經實現，且遠遠地超越了一切想像。
新時代的美好希望，在法令提到非天主教基督徒時，所用的新穎方式中，特別凸顯出來。任何閱讀法令的人，無不對於其中一些特點，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它對於公教會以外弟兄，所表現出的尊重；以及用心了解對方立場，並公正的闡述它等等。再如，法令中沒有獨斷地堅持分離弟兄應該回歸羅馬，以作為合一的唯一途徑。取而代之的，文件主張回歸基督。從分離弟兄的立場來看，此一新的方向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並且富於各種開創性的發展契機。
如果將大公主義法令，與一九二八年的Mortalium Animos通諭，及聖座一九四八年的訓誥Monitum 互相比對，法令的意義會更鮮活的顯露出來。後兩份文件代表一種隔絕與疏離，它關閉了公教會與非公教基督徒之間，任何有效的交談。今日，交談的大門則已然敞開。
法令承認，在非公教的團體中，也能孕育出「真正的基督資產」。這一點實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此外，當法令承認，他們「在得救的奧蹟中，並非毫無意義及價值」（3號）；以及，天主在他們身上的恩寵化工，總能「使人更完善地接近基督和教會的奧蹟」（4號），那麼，大公性的交談，便提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文件中提到，聖神也在羅馬教會以外的「教會團體」工作。這樣的說法，不同於以往。在以往，公教會把非公教的基督徒，只當作一個個的個人，而忽視他們的團體生活與結構。
另外一個具前瞻性的重點是，強調：為大公主義的發展而言，「更新與改革的工作」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分離弟兄們特別滿意讀到這樣一段話：「基督號召旅途中的教會繼續不斷的革新」（6號）。這段話的精神與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則，若合符節。梵二承認它，必定會帶來更多的彼此了解。
法令中，與前面所說密切相連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坦白的表明，基督宗教的分裂，「雙方的人都有錯」。文件對於共同悔改與彼此寬恕的需要，有所肯定（7號）。此肯定會促進教會團體間，發展出一種新的關係氛圍。這氛圍不同於以往，在以往，公教會與分離弟兄對話時，充滿了剛愎自是的批判、辯論。
文件提到「關於聖經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公教會與分離弟兄的看法，彼此有所不同（21號），這一點提醒我們，有關啟示根源的爭論，還沒有獲得解決。不過文件對於聖經的強調，以及其中所暗含的視聖經在傳統中佔核心地位的假設，都縮短了公教徒與分離弟兄之間觀點的差異，此外，聖經研究應不受信理因素所左右，對於這一點，公教會表達出她真實的關切，也是另一個值得感謝的地方。
文件中決定「在某些情況下」，「不單許可…而且該鼓勵…」公教徒與「分離的弟兄聯合祈禱」（8號）。這項決定可能是具有最深遠影響者。即使聯合祈禱必須「在特殊情況下」施行，而且必須受本地主教的節制，但吾人仍能期待，這會使得將來的交談，能在深刻的靈修層面進行，而不致過份的理性化、知識化。聯合祈禱常會是地方社區中，教會團體之間，新關係的最直接表達。同時也是這關係的最好見證。令人歡呼喜悅的是，教宗保祿六世於大會閉幕前一週，在羅馬與基督教和東正教的弟兄，一起參與一項為合一而舉行的祈禱儀式。教宗此舉，為聯合祈禱，樹立了一個典範。
文件嘉許「全體基督徒之間的合作」，並指出在面對現代社會的眾多問題時，這合作「應該加強和發揚光大」（12號）。這樣的看法也受到熱烈的歡迎。而且，有具體的證據顯示出：這種看法已經化為行動。吾人能夠很合理的期盼，當大家一起從事於基督召喚我們雙方的事工時，人們將更深的體認到我們在祂內原為一體。如此，我們便有了一個較好的準備，來共同面對在教義方面，使彼此分裂的那些差異。依此，基督教普世教協與聖座共同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是令人振奮的事。此小組的目標一方面是研究在共同關心的事務上，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就彼此的差異，進行交談。藉著這樣的媒介，再加上一些地方性的措施，例如美國的基督教本國協會與公教主教團的大公事務委員會，所已經進行的合作。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大公主義法令將會以穩定的成長步伐，落實於具體的現實世界中。
雖然文件清楚地敦促公教會致力於合一運動的交談與行動，然而法令也極具智慧地警告一種「偽裝的妥協主義」（11號）。法令很正確地肯定，這樣的主義「最不容於大公主義精神」。當我們真正願意努力，以別人的立場來看事情時，我們很容易會為了和諧共融，而使得彼此的差異模糊不清。然而，為達到豐碩成果的真實交談，坦誠與尊重都是不可或缺的。
依此，我認為，法令並沒有真正調和它的大公主義外觀，與羅馬公教會是唯一真教會的預設。這個預設在「基督的公教會是救恩的總匯，唯有藉此教會，能獲得一切充沛的救恩方法」這句話中，表露無遺（3號）。與此預設相連的另一預設是怕多祿的首席權，以及他對整個教會的管轄權。這些預設似乎表示，羅馬公教會對於大公主義的理解，仍無所改變地以羅馬為中心。果真如此，則就那些以大公主義為原則——除了基督之外，沒有別的中心——的教會來說，羅馬公教會能與它們建立多深的大公關係呢？
解決此一課題的另一方法是，去探討，當文件以「教會團體」（ecclesial communities），指稱分離弟兄的團體時，包含了怎樣的涵義。從一方面來說，這似乎暗示了傳統公教立場的某種修正。至少，它承認分離弟兄的團體生活，有某種的教會現實性。但在另一方面，把非公教團體稱為教會時，文件所表現出來的猶疑，很明顯地表示「教會」（church）與「教會團體」之間，有所不同。這不同是什麼？公教會對於在她之外的教會現實性，承認到什麼樣的地步，這些態度都是公教會需要進一步向分離弟兄們闡明的。
無論在未來，有關教會論的合一交談會有怎樣的發展，我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羅馬公教會與非公教會之間，能夠在基督徒的合作中，一起生活與工作。為了這樣一個美好的遠景，我們——分離弟兄與公教徒一起——都應該感謝梵二的大公主義法令。
法令是否能夠落實的考驗，會在現今地方性團體中，所發生的情況中見到。正是在這些團體內，法令的圓滿意義，要被人們加以探索與發掘。值此關鍵時刻，所需要做的最重要工作是，每一個基督的教會，都按照法令所建議的，開始在交談與具體的合作事工上，有所進展。從歷史中承繼而來的分離與猜疑，並不是容易克服的。不過，為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梵二是一個挑戰，它敦促人們走上一條更為美善的道路。

（譯者為輔大宗教研究所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