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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論集
(1989)p507-516
   

傾聽與奧秘
二十世紀西方基督教神學一瞥    

 

劉小楓

 



俄國的老托爾斯泰曾毫不含糊地認為:「即使我們從來沒有聽到它被解釋過,或者試圖自己去解釋它,在我們心中都有一種對基督教根本教義的內在的深刻信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同一位父親的孩子,是的,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不論我們在何處居住,不論我們操著何種語言,我們都是兄弟,只服從於我們共同的父親在我們心中植下的愛的律令。」老托爾斯泰的這話顯然不是只對俄國人而言,而是對居住在這個地球上的所有人而言。
基督教的精神價值從一開始就與民族主義絕然對立,這也是基督教與古猶太教的重要區別之一。由此,上帝與人的關係成為此世的真理和價值的基本關聯域,這意味著,此世的真理和價值應從上帝與人的關係來衡量,而非依據民族、地理或歷史與人的關係來衡量。人首先應該傾聽的是上帝的話,而非從民族、地理或歷史中發生的聲音。就此而言,上帝為何於一千九百多年前降身於納匝肋的耶穌身上,純然是一奧秘,是一神聖的事件之發生,它與民族、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毫不相干。換言之,耶穌基督乃穿透民族、地理和歷史的神人,他把一個永恆的奧秘——人性與神性的奧秘擺在所有人面前,從此,每個人作為人,首先面對這一奧秘,並就自己生命的終極問題詢問這一奧秘。不同民族,居住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人,向這一奧秘敞開還是封閉自身,傾聽還是拒絕上帝通過基督十字架受難傳出的話,只能是每一個人在生存論上作出的抉擇,而不能是以民族、地理或歷史為依據的經驗論上的抉擇。
這一問題筆者絕非隨意提出,它顯然關涉到基督宗教的精神價值與中國人的生存信念問題。於此華土,人們長期耳聞如此說法: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上帝是外來之神,洋教(方可等同於邪教)與中國的國情和傳統不合;即便基督宗教的精神價值不可比擬,中國也沒有它植根的土壤;至於認為進入基督宗教的信仰,就是出賣國格人格的說法,我們也並不少見多怪。總而言之,在不少人看來,中國人首先應正視的是民族、地理和歷史文化的傳統和習慣,而非關涉人本身的至高真理。的確,有一條無形地制約著中國人的至今不衰的傳統律令:要做中國人,而不要做人。
中國人與作為社會形態的基督教之關係問題,是社會學的問題,中國人與人的神聖奧秘的關係問題,是人類學的問題。前者涉及人的歷史社會經驗域,後者則涉及人的價值生命的本體論域,簡言之:中國是中國人的前提,抑或人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前提,乃為一人類學之問題。
近代以來,人的問題成為西方思想關注的中心,中世紀的「神本中心世界」轉換成現代的所謂「人本中心世界」,然而,上帝與人的關係依然為透視終極真理的基本景觀,只是,著眼點由神移到了人的身上。引人注意的是,基督教神學本身對促成這一轉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宗教改革導致的向信仰之主體意義的推進。如莫爾特曼所言:「近代以來的基督宗教人本中心化和主體化了,不是上帝,而是對上帝的意識;不是基督的歷史,而是信仰者的歷史性;不是客觀的信仰,而是主觀的信仰成了中心。」隨著哲學人類學的誕生和發展,基督教神學與人類學的結合,亦成為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的一大特色:新教神學(布魯納、潘倫伯格)和天主教神學(拉納、巴爾特哈薩)無不把目光投向作為主體之人。當今中國日趨深化的人學思考,能否從這種神學人類學中學得一點什麼呢?


在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的人類學趨向中,拉納的神學人類學的地位顯得尤為突出。這不僅因為,拉納的神學人類學極富特色,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性的創見,而且因為,作為天主教神學家,拉納的神學有顯著而又廣泛的建樹,在戰後天主教神學的發展中起著重要角色,影響深遠,威望很高,並探得羅馬賞識。換言之,拉納是一位相當正統的天主教神學家,在絲毫不變賣基督教神學的傳統教義的前提下,拉納推進了天主教神學,為二十世紀神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神學的人學思考則不過是其豐富的神學思想的基本構架,而恰是這一點使拉納神學又與二十世紀的人的問題水乳交融。據稱,傳統信理與現代境遇的矛盾,在拉納神學中得到了富有成果的解決。
卡爾•拉納(Karl Rahner一九O四--一九八四)出生在德國西南部弗萊堡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中學畢業後,拉納進入天主教耶穌會的學堂念書,以後又被送去弗萊堡大學學習哲學,最初,他只是想成為一名哲學史教師和普通基督徒,沒有想到自己竟成為戰後天主教神學思想泰斗,被譽為「神學原子物理學家」。
就拉納的家世而言,我們自然很容易認為,拉納之所以信奉天主教,成為神學家,完全是其家庭和傳統的影響。幸而拉納自己對此早有答覆,似乎他早已預知中國人會如此誤解他。在談及自己的信仰時,拉納明確提出:信仰,就其真實意義而言,乃是個人的決斷、靈魂轉向的力量,這是人面對自身的存在奧秘作出的決斷和轉向,而非依據家庭習俗、社會條件或歷史傳統作出的決斷和轉向。「人們肯定要有理由以一種方式轉向,這種方式與人們依其行事的法則不相干。誰要是沒有這樣的理由而轉向,就會恆久地安於自己存在的因襲處境,安於自己精神人品的一時形成。」但這一信仰(靈魂轉向)的理由只能來自人已經生活過、駐足過的根處,來自於存在的原初信賴饋贈的開端。換言之,信仰乃是一個人在生存論上的決斷。顯然,拉納之信奉天主教,並非是在因襲家庭傳統和社會傳統。拉納表示,作為一位天主教徒,他只是暫時還沒有找到能促使他放棄這一信仰的存在論上的理由。
藉此,拉納澄清了宗教傳統與個人信仰的關係。在拉納看來,即便是人處身於傳統遺留下來的信仰之中,也必須把這種信仰轉化為個人本己的決斷和本真的信仰。
如果傳統將高貴和神聖贈給了某人,如果傳統敞開了無限的遠景,如果傳統帶著一個絕對的、永恆的呼喚與某人相遇,那麼,僅僅把傳統作為不加反省的經驗來對待,不帶一點反感和懷疑去簡單地繼承,並不意味著這一傳統的根據言之成理和經得起反省,並不意味著這一傳統的理由在批判的良心和詢問的理性面前就真實可靠。
無法否認,拉納的信仰與盲信是不相干的,他自己也承認曾受過許多對自己信仰的反駁和懷疑。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拉納並不把傳統信仰作為自己個人信仰的必然理由,一切都取決於個人的發問,而這發問即是人的存在本身。相比之下,我們當今那些以種種心理學、文化學、人類學為口實,把儒家傳統強硬加給國人的思想家們的作法,就顯得多少有些拙劣了。


按照拉納的見解,基督教教義儘管複雜,但卻源於一個最簡單、最一般的道理:奧秘永遠是奧秘。這一奧秘就是無限的、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上帝。然而,這一神聖的奧秘卻與人自身的奧秘相關聯。從人類學的角度說,人乃是一無限的虛空,乃是一有限的奧秘——有限存在的終有一死的奧秘。當人對作為奧秘的自身發問時,人也就是在對無限的神聖的奧秘發問,在這一發問中,人將聆聽到一種來自神聖奧秘的聲音。神聖的奧秘和人的奧秘在此發問過程中,疊合為一個奧秘。
顯然,拉納把發問描述為人的生存之基本本體論狀態。當對人的存在論分析深入到盡頭,人們發現的只是呈現為奧秘的虛空,它直接引起人的存在的終極體驗,使人的精神晦暗、厭倦、絕望的體驗。然而,恰恰是這一終極體驗,對拉納看來,成了信仰基督教的理由,因為,只有在基督教那裡,處於存在的終極體驗中的人才聽聆到一種慈恩般的、獲救的、照亮人之此在的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拉納對作為神聖奧秘的上帝的詢問,是從對作為有限奧秘的人之此在的追問入手的,這頗類似於海德格對作為整體之存在意義的詢問,從作為有限個體的此在的追問入手。在他們兩人那裡,發問都是一個基本本體論的規定。作為有限個別的此在就是發問本身,而存在之整體意義或神聖的無限奧秘,就在這發問中作為應答出現。
《世界中的精神》是拉納的博士論文,它不是一部神學論著,而是一部討論托馬斯•阿奎那和康德的知識論的哲學專著,但它的結論則引向了天主教神學。拉納力圖表明:人在面臨世界和自身的奧秘時的不斷發問這一活動本身,已證明人有一個超越時空、趨向於絕對實在的目標。人是一個會發問的存在,當人問這是什麼或這是為什麼時,發問所指向的實際上是作為整體的存在和人自身的存在。如果進一步追問發問的存在本身,人們就會發現,在人的發問活動背後,伸展著一個無限的、絕對的視域。因而,發問活動本身使人成為世界中的精神性的存在,此一性質為人能聽到上帝的傳言提供了可能性和條件。
由此,發問與否成為人之為人的前提,如果人不發問,就只能是聰明動物而已。拉納後來一再強調,人不應對無限的發問漠然置之。逃離到日常奔忙的貧庸中去,只表明人在逃避發問,逃避自己的本真存在,因為人自己即是這發問本身。一旦人把那默默無言但卻包羅萬象的有關自己之存在的問題,作為生命問題向自己提出來,不逃避這一問題,而是呼喊這一問題本身,同它傾談,向它敞開自己,進而把它當作無限之愛的奧秘來接受,那麼,人也就被作為神聖奧秘的上帝接受了。


發問的本體論規定表明,人本身即是一個奧秘,發問呈現為一超越性的活動,因而,人之奧秘亦為不斷超越自身走向上帝的奧秘。然而,上帝作為神聖的奧秘絕非被動地、靜止地呆在冥冥之中,讓人去摸索。基督教的上帝是主動傾近人的上帝,是以無限的愛的方式並帶著愛的無限慈恩自我傳達的上帝。這種自我傳達歷史具體地發生在耶穌基督的生、死、復活的神性事件之中,基督的生、死、復活就是上帝自我傳達、自己讓自己與世界和人為伍的方式。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表明,神聖奧秘作為自行饋贈的位臨,在絕對的自我傳達中,把自己傳達給了處身於有限的空虛經驗之中的人之精神。
然而,作為發問之超越性存在的人,能認出耶穌基督即是上帝的自我傳達嗎?人在無限的發問中,能聽懂上帝的奧秘之言嗎?儘管基督參與了我們的此在,使人分享神聖奧秘有了可能,但人要能聽懂上帝的傳言,還要取決於人傾聽奧秘的條件。
對這一條件的研究和闡述,構成了拉納富有特色的先驗神學。換言之,拉納神學批判地循著德國古典先驗哲學的思路,重新探討上帝對人之主體的自我傳達這一基督教思想中的傳統主題。因此,先驗神學的課題就是,闡明信仰主體認識任何信仰真理之對象的先驗條件。當人之主體在發問中傾聽到上帝的傳言——這一點為人類的歷史所證實,這就表明作為主體的人的認知結構中,對神聖傳言有一個先驗的把握或日前領悟。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問世後,一直被視為對天主教傳統神學的衝擊,因為,康德對純粹理性的批判直接危及證明上帝的傳統方式,以致於康德的理性批判,一度被認作具有新教神學意義。不過,本世紀以來,康德的理性批判逐漸為天主教神學家所正視和採納,拉納作為天主教神學家,在這一方面做得較為徹底一些而已。
拉納首先贊同海德格對康德的批評:康衙的認知範疇只能在客觀知識的認識論域中運用,而無法應用於對人的存在本身的認識域,如要認識人的存在本身,就需要另一截然不同的先驗範疇,即生存結構的基本本體論範疇。拉納以為,正是從這一先驗範疇可以究明人傾聽神聖傳言的能力。
拉納進一步提出,實際上,康德的先驗哲學是未完成的先驗論,因為,康德事實上承認人有超驗認知的本然衝動(《實踐理性批判》),只是,從自然理性之路進入超驗就是悖謬。但是,如果我們並不把自然理性視作進達超驗之路,而是把它視為人之主體傾聽神聖傳言的可能性條件,那麼,自然神學的探求就並未失效。天主教神學並非認定,人單靠理智就可得到上帝的知識,而是說,人的理智的超驗要求本身(康德視為背反)表明,人作為理智之主體有獲悉上帝消息的可能性。
作為主體之人能傾聽神聖之言的先驗可能性條件究竟是什麼呢?拉納著重闡明了兩項先驗規定:其一,人的理智判斷本身隱含著普遍的一般的存在,儘管人的理智永遠只能指向個別的、有限的存在物,但一切知識都得在以「是」(Being)來表達的存在整體之背景中發生,可見,人的理智本性先驗地擁有趨向普遍存在的超越性可能;其二,就人之存在本體論範疇來看,人之本質存在乃是一個先驗的敞開結構,亦即人之自我敞開是人的先驗本質。所謂自我敞開也就是人之自我超越,就是人之走向自己的不可規定性,從有限存在走向無限存在,發問活動本身即這自我敞開、自我超越的體現,這自我敞開的存在結構,也就是人轉向並傾聽神聖奧秘的先驗內在可能性。所以,拉納在其名著《神聖之言的傾聽者》一書中,從神學人類學角度,把人描述為先天就能聽懂上帝傳言的此在。人之自我敞開的先驗性與上帝之自我傳達的啟示性同契,上帝對人的慈恩般的自行饋贈,與人的先驗內在的自我超越剛好吻合。


先驗神學在廣泛的神學論域中的展開,將會富有什麼成效呢?最為顯著的成效就是,拉納以此得以克服傳統教義的信仰與對救贖事實的信仰在現代人心智中的衝突,得以克服教會的教派的限制,對我們來說,則是得以克服基督教信仰與民族、地理和歷史文化因素的矛盾。
按照拉納的先驗神學,人的存在的先驗構架中,先天地具有基督的理念,否則人不會把耶穌認作基督,也不會相信他。基督身上啟示的奧秘就是人創造性地超越自身的奧秘,只要人從最高處來盼望,同時自由地揭開自己的本質,那麼,基督的理念就會從人本身出現。先驗地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基督理念,成為基督教神學的根基或前提。這種從下而上的基督學在拉納來說,就是「超越的人類學」,它剛好與從上而下的基督學——上帝降身為人相遇,相遇之處即是耶穌基督的生、死、復活。基督作為神人,只能理解為人的本質向上帝的無限性徹底敞開自己,只能理解為上帝自我傳達的慈恩般的賜福。因此耶穌基督就是一個會聚點,即人之為無限追問和神聖奧秘之為無限的絕對答案的會聚點。拉納說:除了這位聖經的耶穌之外,哪裡還有如此穿透歷史之人,哪裡還有以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來提出要求的人,哪裡還有以自己的生、死、復活來給予千百萬人以勇氣和摯愛的人呢?
拉納的神學主張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依然有很大的隔膜。我們會問:「我們何曾在自己的文化歷史中聽過耶穌基督之名?我們何曾感領過作為神聖奧秘的上帝自我傳達的聖言呢?」
不過,在拉納的先驗神學人類學看來,當歷史具體的人達到了自己的本質,或其真實的本質已趨完成的人,就是基督徒,而他自己是否知道這一點並無關緊要;同樣,如果人能最充分地理解自己,他也就能理解上帝的可能的自我傳達,而不管他是否知道上帝之名。這就是拉納神學中著名的「匿名基督教」和「匿名基督徒」的說法。
按照拉納的見解,基督教的普遍要求乃是:做基督徒即明確地做人,真實地做人就是匿名地做基督徒,因為,人在其自我超越的經驗中,總是已經經驗到神聖慈恩的要求;明確的基督教啟示體現為對慈恩般的啟示的反思陳述,它實際上就是人在其本質深處已經未加反思地經驗到的啟示。進一步說,神聖的傳言不僅信仰神聖之人能聽到,不信仰神聖之人,未曾信仰過神聖之人,也能聽到。只要有生活的勇氣、正直、信賴和摯愛,人們就能在日常生活的奧秘中體驗到神聖之言,甚至當人在生活中經驗到絕望和懷疑時,人也已未知地經驗到上帝。
由此來看,人的超越性或基督性能以不同的方式,在種種名稱之下表現出來。但是,匿名的基督徒與明確的基督徒依然有差異。作為被詢問者,匿名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就尚未在反省中明確把握到信仰,尚未在明確的懺悔中成為基督徒,尚未使基督教中處處都充溢過並會充溢著的真理和愛進入自身,成為自己,終極性的東西尚處於完成的中途。
但無論如何,基督帶來的信息乃是普遍的消息,它只杜絕人的有限性中的自我封閉,只杜絕人不相信自己是finitum capax infiniti(具有無限之有限)。老托爾斯泰的那段話是否與中國人不相干呢?神聖奧秘的自行饋贈和基督的生死復活傳來的福音,是否與中國人的人性不相干呢?這顯然只有問我們自己。

 

(作者為深圳大學世界文學比較學教授)

 

註:《神聖之言的傾聽者》,〔德〕卡爾•拉納著,已收入《學術文庫》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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